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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5日，黄裳收笔，榆下寂寞，来燕榭不再有新作问世。
从早期作品，解放前新闻通讯集《关于美国兵》，到陆续而出的《锦帆集》《榆下说书》《新北京》；从戏剧杂论《旧戏新谈》到藏书故事《珠还记幸》……93载岁月悠悠，黄裳大半光阴在书中——写书，读书，藏书，品书，评书。手不释卷，笔耕不辍。2011年，黄裳92岁高龄在《收获》杂志开专栏“来燕榭书跋”，令人叹服。
在陌生人眼中，黄裳寡言，不事张扬。不论早年那个英俊疏朗、风流款款的青年，还是暮年温和敦厚，戴着眼镜抚摸书籍品鉴玩味的可爱老者，都隐藏纸背，多年只愿以文字示人。或许正如他谈及自己《旧戏新谈》一书时所说：“写时真能感到一种任情挥洒之乐。”这是他中意的状态，他的声音，只从纸上传来，深远绵长，悠悠回响。
意外从文路
从等身作品来看，黄裳似乎生而为文。历史学家吴晗在为其《旧戏新谈》作序时就曾说过：“想象中此公应该是读书人家的子弟，在大学里读外语系，年纪20多岁……同时又从报纸上作者另一篇文章，知道作者不但不是外语系出来的，甚至不是文学院，是学工程的。”
的确，黄裳工科出身。黄裳原名容鼎昌，生于1919年，祖籍山东。1940年，21岁的他遵从父亲心愿，报考交通大学电机系，“好完成他实业救国的宿愿。”过程并不理想，“五道数学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证出一道，而且还不是正规的解法”，但结果还很美好。因为他的国文和英文都很优异，时任交大主持人唐蔚芝老先生特别重视的是国文考分，数理方面却在其次。
从文是一条他自己此前也没有想过的路。为躲避战事，交大从上海迁至重庆，山城的烟雨迷蒙增加了少年的愁滋味，加之与周遭环境总觉得隔阂，索性被征调，为美军做随军翻译，“一年中间走遍了西南的几座名城，昆明、桂林、贵阳，最后到了印度。看熟了洋人的面孔，领略了中国军人的风貌，看惯了来自田间的中国小兵黄瘦的身影，接触了大后方苦痛挣扎着的人民生活。这时才发现在课堂里是绝无可能得到这样丰富的知识的。过去自己身上幼稚的感伤情怀，经不起现实的激荡，已经不复存在。感情一下子变粗了。”
这是黄裳看世界的开端。晚年时他曾感慨回忆当时心情：“年轻人自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被无情的现实撞得七零八落之后，剩下来的是按捺不住的激楚情怀。”回重庆上学后，为排遣寂寞，他将一路见闻付诸笔端。《关于美国兵》系列文章问世，初试牛刀，反响很好。
也是在重庆，凭着老师、巴金三哥李林的一张便条，黄裳拜见巴金。那是1942年，渝上冬天，湿冷阴郁，巴金不多言语，却十分热情，给举目无亲的黄裳以实实在在的帮助，还将他所写的旅行记事散文介绍给“旅行杂志”，使他得到在重庆的第一笔稿费。黄裳第一本书，是巴金为他编辑的，当时他随军辗转昆明、贵阳，甚至远赴印度，都曾在途中收到巴金的信，商量把他发表过的散文收集出版。1946年，黄裳处女作《锦帆集》，被收入中华书局“中华文艺丛刊”出版，巴金是编委。
黄裳曾数次回顾巴金帮他出书的细节：“这以后，就是编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的《锦帆集外》，他是出版社的总编辑。取回原稿一看，着实令我吃惊而脸红。那些零乱的底稿，一一都由他用红笔改定，连标点也不放过。从此我才懂得做编辑工作的责任与辛苦。当时他已是名作家，却肯埋头做这些‘小事’。想来从他身上受到的教育、影响又何只此一端。他是大作家，又是伟大的组织者，从他手中推荐了多少新人，为文坛添加了如许新生力量，这许多，都是在默默无言中完成的。”
两人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保持了半个世纪。在黄裳的记忆中，巴金没对他讲过什么理论，文学上的事情也讲得很简单、很少。印象最深刻的是收到巴金所在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新印成的每一本书，包括他自己的译作。慢慢地在一收一读中感受到新书印成的喜悦。“对这样一位在前面引路的前辈的帮助，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这种为文为人的品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黄裳。2005年10月，巴金逝世，黄裳悲伤中写下悼文《伤逝》，被称作怀念巴金最好的文章。文中写道：“没有他，我不会走上文坛。”
这种对文字的执著严谨，对后辈的提携关爱，对社会的持续关注，也直接影响了黄裳日后行文，为人，处世。
严谨待文字
1980年代中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善参与编纂鲁迅全集，并编辑周作人文集，做相关研究。黄裳对此也多有关注，陈子善便经常登门向黄裳老先生求教。“我跟他认识了三十年，以前经常向他请教书，我做周氏兄弟研究，他对此也多有关注。我年轻的时候，每个星期天去旧书摊买旧书，他就经常问我买了什么书。其实我买的书都太普通了，入不了他的法眼的。但是先生还是鼓励说，能买到这样的书很不错了。”陈子善缓缓地回忆黄裳当年与他谈书时的点点滴滴。
先生走远，温暖细节记忆犹新。
黄裳一生从事过很多职业，在外人眼中，他是“全才”。曾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的姜德明说：“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戏剧家……他也可能成为翻译家……他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却选择了新闻工作。”当年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一个记者朋友的黄裳，作为记者到当时重庆中共办事处做过采访，以特派员身份采访过梁漱溟、傅斯年、周作人。
他以文化人的资深与厚重做新闻。在《文汇报》期间，黄裳把一大批大文化人吸收进来，成为报纸的基本作者，其中就有郭沫若、茅盾、朱自清、冯至、周建人，王统照、李广田、吴晗、费孝通、俞平伯、叶圣陶、马叙伦、钱钟书、杨绛、巴金、靳以……他和同期柯灵、唐弢等人一起，为《文汇报》奠定了报格和品位。
不论做翻译，写戏剧，还是当记者；不论杂论，散文，还是题跋，“新鲜，泼辣，没有脂粉气，更为健康，敢想敢说，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始终是黄裳一直期许的散文风格，他本人，也为此孜孜不倦探索了一辈子。
在现代文学史中，关于黄裳并无长篇大论，甚至只有寥寥数语一带而过，他也并不以为意，他更看重读者口碑。1980年代中期，陈子善为黄裳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过一场学术研讨会，他问先生有什么要求，黄裳淡然答道：“很简单，除了专家学者，希望能和一些普通读者交流。” 在陈子善眼中，黄裳善待文字，他的作品禁得起推敲。1956年，《插图的故事》完成。书中，他用精妙的文字介绍了以明代刻本为主的古版画，间附清刻，除了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之外，还记录了一些当代社会风俗的面影，从民众的日常生活，到具体的名物，以至社会面貌，时代风习，无处不使人感到美。但后因黄裳被打成“右派”而未能出版。校样在老人家的抽屉里整整放了50年。200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海上文库”组稿，将这本《插图的故事》列为第一，黄裳拿出尘封整整50年的书稿，只字未改，付梓印刷，且一印再印，后又出了平装本，在文坛实属罕见。
钱钟书赞叹黄裳文笔极佳：“每于刊物中睹大作，病眼为明。”作家唐弢称誉黄裳“实在是一个文体家”。陈子善认为，黄裳的散文开创了一种文体。“我觉得他可以说是文体家了。无论是游记、读书笔记、写人、写题跋等等，他在散文的领域耕耘了那么多年，是个大家。”
真实过人生
很多人印象中的黄裳都是“少言寡语，文章锦绣”。陈子善则认为这话只说对一半。“老先生比较特别：他跟陌生人聊天时，一般不会主动讲话。很多第一次上门拜访他的人，比如说他的读者，或是记者，会发现聊了两三句之后，黄先生就不怎么说话了，没什么话可说，可能就会觉得黄先生沉默寡言。其实跟他熟了之后，就会发现他不是这样的。”
黄裳晚年时，陈子善每次上门拜访，黄裳都会问：“你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可以告诉我啊？”如果遇到感兴趣的话题，黄裳不仅不寡言，还很健谈。“他会让我给他介绍最近有什么好书，让我给他讲讲外面的事情。如果有哪些事情是他感兴趣的，他就会发表一些很精彩的看法，非常有趣。”
但是不论沉默不语还是津津乐道，“真”是黄裳一辈子恪守的做人原则。女儿容洁评价父亲：“这辈子一直很辛勤地工作，他很有理想，也很执著。他对我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勇气，把自己的心挖出来。写作是要担风险的，写作是一件良心事。”
黄裳在1958年就被打成“右派”，他在“文革”中的境遇可想而知。针对他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揭露其在一篇文章中有着恶毒的“影射”。那不过是一篇谈宋高宗的小文，引用了一首元人的诗，批评这个偏安的皇帝完全忘记了恢复中原。虽历经坎坷，黄裳后来却少抱怨，多反思。他曾诚恳谈道：“我时常想起自己在十年动乱中的经历，追溯思想变化的历程，总是感到了苦痛的耻辱。这并不是指外来的凌辱，那是不能选择，也无从躲避的，也不应由自己负责。我觉得痛苦的是在一段时期里没有能严肃认真地面对生活，失去了做一个正直公民的勇气。甚至还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份责任。这话听起来似乎狂妄而可笑，但事实总是事实。如果没有大量的精神境界像我一样的群众，那场大动乱是不会顺顺当当地发展到那样规模的。”
临文而敬，待人以诚，处世之真，一生未改。即便对待同窗好友、甚至师长，他也会在钦佩之余直述质疑。他曾撰文《喜汝昌九十》，其中谈道：“汝昌有许多重要论点，我是无条件地赞同与支持的。如对高鹗伪续的坚决排斥。这是有大量事实为根据的结论，无可怀疑”，但“他在新著中论‘菊花诗’中全面展开的论述，却觉得不免求之过深，难以全面接受了”。有人评他“到晚年，还常常和人辩论，宛若年轻斗士”，或许只为保持心中那份真吧。
陈子善介绍，晚年黄裳和外界的接触基本通过书。“他有很多读者、崇拜者，他们收藏黄先生的书。经常有人给黄先生寄书，请他签名。黄先生每次都很认真。”
读者“爱黄裳”，他爱散文。85岁高龄时，黄裳还在文章里写：“一直不记得自己的年纪，亦未尝以老人自居。近仍不时动笔。说些怪话，以之自娱。婆娑度日，不敢言老。仍不失少年凌厉之气，可以告慰于知人。”日复一日的读书写书中，黄裳致力于打破传统体裁限制的大散文格局，树立充满真性情的清新明丽风格，赋予文章以隽永韵味。
黄裳的书斋名为来燕榭，“榭”字作为文人室名很少见，江南意趣清晰可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临安春雨初霁》的诗句是其生前最爱，只为“寥寥十四字，写尽江南神韵”。这座上海陕西南路小巷深处的宅院，是黄裳生前居住了五十多年的地方。他闹中取静，洗去喧嚣，诗意而居，读书写作，品味书香，“寒士精神故纸中”。
责任编辑 董颖
从早期作品，解放前新闻通讯集《关于美国兵》，到陆续而出的《锦帆集》《榆下说书》《新北京》；从戏剧杂论《旧戏新谈》到藏书故事《珠还记幸》……93载岁月悠悠，黄裳大半光阴在书中——写书，读书，藏书，品书，评书。手不释卷，笔耕不辍。2011年，黄裳92岁高龄在《收获》杂志开专栏“来燕榭书跋”，令人叹服。
在陌生人眼中，黄裳寡言，不事张扬。不论早年那个英俊疏朗、风流款款的青年，还是暮年温和敦厚，戴着眼镜抚摸书籍品鉴玩味的可爱老者，都隐藏纸背，多年只愿以文字示人。或许正如他谈及自己《旧戏新谈》一书时所说：“写时真能感到一种任情挥洒之乐。”这是他中意的状态，他的声音，只从纸上传来，深远绵长，悠悠回响。
意外从文路
从等身作品来看，黄裳似乎生而为文。历史学家吴晗在为其《旧戏新谈》作序时就曾说过：“想象中此公应该是读书人家的子弟，在大学里读外语系，年纪20多岁……同时又从报纸上作者另一篇文章，知道作者不但不是外语系出来的，甚至不是文学院，是学工程的。”
的确，黄裳工科出身。黄裳原名容鼎昌，生于1919年，祖籍山东。1940年，21岁的他遵从父亲心愿，报考交通大学电机系，“好完成他实业救国的宿愿。”过程并不理想，“五道数学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证出一道，而且还不是正规的解法”，但结果还很美好。因为他的国文和英文都很优异，时任交大主持人唐蔚芝老先生特别重视的是国文考分，数理方面却在其次。
从文是一条他自己此前也没有想过的路。为躲避战事，交大从上海迁至重庆，山城的烟雨迷蒙增加了少年的愁滋味，加之与周遭环境总觉得隔阂，索性被征调，为美军做随军翻译，“一年中间走遍了西南的几座名城，昆明、桂林、贵阳，最后到了印度。看熟了洋人的面孔，领略了中国军人的风貌，看惯了来自田间的中国小兵黄瘦的身影，接触了大后方苦痛挣扎着的人民生活。这时才发现在课堂里是绝无可能得到这样丰富的知识的。过去自己身上幼稚的感伤情怀，经不起现实的激荡，已经不复存在。感情一下子变粗了。”
这是黄裳看世界的开端。晚年时他曾感慨回忆当时心情：“年轻人自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被无情的现实撞得七零八落之后，剩下来的是按捺不住的激楚情怀。”回重庆上学后，为排遣寂寞，他将一路见闻付诸笔端。《关于美国兵》系列文章问世，初试牛刀，反响很好。
也是在重庆，凭着老师、巴金三哥李林的一张便条，黄裳拜见巴金。那是1942年，渝上冬天，湿冷阴郁，巴金不多言语，却十分热情，给举目无亲的黄裳以实实在在的帮助，还将他所写的旅行记事散文介绍给“旅行杂志”，使他得到在重庆的第一笔稿费。黄裳第一本书，是巴金为他编辑的，当时他随军辗转昆明、贵阳，甚至远赴印度，都曾在途中收到巴金的信，商量把他发表过的散文收集出版。1946年，黄裳处女作《锦帆集》，被收入中华书局“中华文艺丛刊”出版，巴金是编委。
黄裳曾数次回顾巴金帮他出书的细节：“这以后，就是编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的《锦帆集外》，他是出版社的总编辑。取回原稿一看，着实令我吃惊而脸红。那些零乱的底稿，一一都由他用红笔改定，连标点也不放过。从此我才懂得做编辑工作的责任与辛苦。当时他已是名作家，却肯埋头做这些‘小事’。想来从他身上受到的教育、影响又何只此一端。他是大作家，又是伟大的组织者，从他手中推荐了多少新人，为文坛添加了如许新生力量，这许多，都是在默默无言中完成的。”
两人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保持了半个世纪。在黄裳的记忆中，巴金没对他讲过什么理论，文学上的事情也讲得很简单、很少。印象最深刻的是收到巴金所在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新印成的每一本书，包括他自己的译作。慢慢地在一收一读中感受到新书印成的喜悦。“对这样一位在前面引路的前辈的帮助，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这种为文为人的品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黄裳。2005年10月，巴金逝世，黄裳悲伤中写下悼文《伤逝》，被称作怀念巴金最好的文章。文中写道：“没有他，我不会走上文坛。”
这种对文字的执著严谨，对后辈的提携关爱，对社会的持续关注，也直接影响了黄裳日后行文，为人，处世。
严谨待文字
1980年代中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善参与编纂鲁迅全集，并编辑周作人文集，做相关研究。黄裳对此也多有关注，陈子善便经常登门向黄裳老先生求教。“我跟他认识了三十年，以前经常向他请教书，我做周氏兄弟研究，他对此也多有关注。我年轻的时候，每个星期天去旧书摊买旧书，他就经常问我买了什么书。其实我买的书都太普通了，入不了他的法眼的。但是先生还是鼓励说，能买到这样的书很不错了。”陈子善缓缓地回忆黄裳当年与他谈书时的点点滴滴。
先生走远，温暖细节记忆犹新。
黄裳一生从事过很多职业，在外人眼中，他是“全才”。曾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的姜德明说：“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戏剧家……他也可能成为翻译家……他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却选择了新闻工作。”当年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一个记者朋友的黄裳，作为记者到当时重庆中共办事处做过采访，以特派员身份采访过梁漱溟、傅斯年、周作人。
他以文化人的资深与厚重做新闻。在《文汇报》期间，黄裳把一大批大文化人吸收进来，成为报纸的基本作者，其中就有郭沫若、茅盾、朱自清、冯至、周建人，王统照、李广田、吴晗、费孝通、俞平伯、叶圣陶、马叙伦、钱钟书、杨绛、巴金、靳以……他和同期柯灵、唐弢等人一起，为《文汇报》奠定了报格和品位。
不论做翻译，写戏剧，还是当记者；不论杂论，散文，还是题跋，“新鲜，泼辣，没有脂粉气，更为健康，敢想敢说，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始终是黄裳一直期许的散文风格，他本人，也为此孜孜不倦探索了一辈子。
在现代文学史中，关于黄裳并无长篇大论，甚至只有寥寥数语一带而过，他也并不以为意，他更看重读者口碑。1980年代中期，陈子善为黄裳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过一场学术研讨会，他问先生有什么要求，黄裳淡然答道：“很简单，除了专家学者，希望能和一些普通读者交流。” 在陈子善眼中，黄裳善待文字，他的作品禁得起推敲。1956年，《插图的故事》完成。书中，他用精妙的文字介绍了以明代刻本为主的古版画，间附清刻，除了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之外，还记录了一些当代社会风俗的面影，从民众的日常生活，到具体的名物，以至社会面貌，时代风习，无处不使人感到美。但后因黄裳被打成“右派”而未能出版。校样在老人家的抽屉里整整放了50年。200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海上文库”组稿，将这本《插图的故事》列为第一，黄裳拿出尘封整整50年的书稿，只字未改，付梓印刷，且一印再印，后又出了平装本，在文坛实属罕见。
钱钟书赞叹黄裳文笔极佳：“每于刊物中睹大作，病眼为明。”作家唐弢称誉黄裳“实在是一个文体家”。陈子善认为，黄裳的散文开创了一种文体。“我觉得他可以说是文体家了。无论是游记、读书笔记、写人、写题跋等等，他在散文的领域耕耘了那么多年，是个大家。”
真实过人生
很多人印象中的黄裳都是“少言寡语，文章锦绣”。陈子善则认为这话只说对一半。“老先生比较特别：他跟陌生人聊天时，一般不会主动讲话。很多第一次上门拜访他的人，比如说他的读者，或是记者，会发现聊了两三句之后，黄先生就不怎么说话了，没什么话可说，可能就会觉得黄先生沉默寡言。其实跟他熟了之后，就会发现他不是这样的。”
黄裳晚年时，陈子善每次上门拜访，黄裳都会问：“你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可以告诉我啊？”如果遇到感兴趣的话题，黄裳不仅不寡言，还很健谈。“他会让我给他介绍最近有什么好书，让我给他讲讲外面的事情。如果有哪些事情是他感兴趣的，他就会发表一些很精彩的看法，非常有趣。”
但是不论沉默不语还是津津乐道，“真”是黄裳一辈子恪守的做人原则。女儿容洁评价父亲：“这辈子一直很辛勤地工作，他很有理想，也很执著。他对我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勇气，把自己的心挖出来。写作是要担风险的，写作是一件良心事。”
黄裳在1958年就被打成“右派”，他在“文革”中的境遇可想而知。针对他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揭露其在一篇文章中有着恶毒的“影射”。那不过是一篇谈宋高宗的小文，引用了一首元人的诗，批评这个偏安的皇帝完全忘记了恢复中原。虽历经坎坷，黄裳后来却少抱怨，多反思。他曾诚恳谈道：“我时常想起自己在十年动乱中的经历，追溯思想变化的历程，总是感到了苦痛的耻辱。这并不是指外来的凌辱，那是不能选择，也无从躲避的，也不应由自己负责。我觉得痛苦的是在一段时期里没有能严肃认真地面对生活，失去了做一个正直公民的勇气。甚至还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份责任。这话听起来似乎狂妄而可笑，但事实总是事实。如果没有大量的精神境界像我一样的群众，那场大动乱是不会顺顺当当地发展到那样规模的。”
临文而敬，待人以诚，处世之真，一生未改。即便对待同窗好友、甚至师长，他也会在钦佩之余直述质疑。他曾撰文《喜汝昌九十》，其中谈道：“汝昌有许多重要论点，我是无条件地赞同与支持的。如对高鹗伪续的坚决排斥。这是有大量事实为根据的结论，无可怀疑”，但“他在新著中论‘菊花诗’中全面展开的论述，却觉得不免求之过深，难以全面接受了”。有人评他“到晚年，还常常和人辩论，宛若年轻斗士”，或许只为保持心中那份真吧。
陈子善介绍，晚年黄裳和外界的接触基本通过书。“他有很多读者、崇拜者，他们收藏黄先生的书。经常有人给黄先生寄书，请他签名。黄先生每次都很认真。”
读者“爱黄裳”，他爱散文。85岁高龄时，黄裳还在文章里写：“一直不记得自己的年纪，亦未尝以老人自居。近仍不时动笔。说些怪话，以之自娱。婆娑度日，不敢言老。仍不失少年凌厉之气，可以告慰于知人。”日复一日的读书写书中，黄裳致力于打破传统体裁限制的大散文格局，树立充满真性情的清新明丽风格，赋予文章以隽永韵味。
黄裳的书斋名为来燕榭，“榭”字作为文人室名很少见，江南意趣清晰可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临安春雨初霁》的诗句是其生前最爱，只为“寥寥十四字，写尽江南神韵”。这座上海陕西南路小巷深处的宅院，是黄裳生前居住了五十多年的地方。他闹中取静，洗去喧嚣，诗意而居，读书写作，品味书香，“寒士精神故纸中”。
责任编辑 董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