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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是鲁迅先生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驿站。
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停留的时间很短。他于1926年9月4日从海上到达厦门大学，1927年1月15日旋即离开了厦门大学，从海上前往广州中山大学。鲁迅先生停留在厦门大学的时间，仅仅130余天。但是在厦门大学校园里，鲁迅留下的印迹却是十分的深刻和丰富。来到厦大校园的人，稍微细心一点，便能强烈地感受到“大先生”在这所学校里的赫然存在。
在厦大的西门北隅，有个广场叫鲁迅广场。广场不大，充其量不过半个篮球场一般大小，实在够不上“广”。不过，在厦大校园里，对于这样的鲁迅广场，从来没有人提出质疑。谁都知道，这块场地的“广”与“不广”，其实都没有关系，都能让人接受。叫它“鲁迅广场”，只不过是表达了这所学校里的人们，对于曾经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的鲁迅先生的一种怀念和敬重。
在鲁迅广场的东北角，是可以见到“鲁迅”的。那位“大先生”坐在那里，端正岿然、稳如泰山、目光远视、脉脉含情、神态安详。那是一尊鲁迅先生的坐姿雕像。白色的花岗岩石雕，高约三米、宽一米左右。雕像一點不古旧，很新的成色。
离鲁迅广场不远，有一幢两层的旧派建筑，那就是当年的“集美楼”。“集美楼”的二层，是“鲁迅纪念馆”。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后期，从生物馆搬出来以后，就住在这座“集美楼”的二层楼上。
纪念馆里，用了大量的文字、图片，还有鲁迅遗留的书籍、文稿等实物，介绍了鲁迅的生平事迹。集美楼的二楼西头第二间，是鲁迅当年在厦大后来的居所。鲁迅离开厦门前往广州，正是从这间屋子里出发的。屋子里边，模仿当年的情形，陈列着鲁迅用过的几样简单的生活用具。一张窄小的木床、一方桌、一条凳。桌上摆有一只用来烧饭的酒精炉子，外加几只黑色的陶碗。地上放着一只木桶和一口木盆。如此而已。一间不大的屋子里，显得空空荡荡。门口拉了一道警戒线，告知游人免进。这位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当年在此的生活状况可见一斑了。
其实，在厦门大学的130多个日子，对于鲁迅的一生而言，却是一段十分特别的日子。甚至，可以说这段时光是鲁迅整个人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
1926年3月18日，北京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君”等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因参与游行请愿惨遭段祺瑞政府的残酷枪杀，这就是史上耸人听闻的“3·18”惨案！事出之后，鲁迅和林语堂等一批正直文人挺身而出，拿笔当刀枪，与段祺瑞政府针锋相对，短兵相接。鲁迅的散文名作《纪念刘和珍君》就写于那个时候。段祺瑞政府对于这批同情和声援学生的知名教授、文化名流非常恼火，视为心腹之患，不除不快，准备采取暴力行动。鲁迅和林语堂等一批正义人士，因此上了段祺瑞政府的通缉“黑名单”。为免遭腐败政府的毒手，林语堂反应迅速，先期离开北平，回到了家乡厦门，躲藏在一位林姓同学家里。这位同学的父亲，就是时任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通过这层关系，林语堂顺利地在厦门大学谋到了一个不错的职位。鲁迅一开始不想离开，后来也似乎觉得不离开北平不行了。恰好，就在鲁迅考虑去向哪里的时候，他收到了已到厦门大学任职的林语堂的邀请。鲁迅选择了离开北平，到厦门大学任教。
在几代人的心目中，鲁迅先生一直是一位“横眉冷对”的“斗士”形象，一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若说因为被逼和逃难鲁迅才离开北平来到厦门，这似乎不太符合人们印象中先生的性格。先生开始并不想离开北平，后来却又决意离开北平前往厦门，如此明显的变化，当中必有原委，一定存在着某个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因素。
估计鲁迅事先不会想到，厦大期间是他一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时段。这段时间，是鲁迅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期。短短的四个多月，鲁迅写下了17万多字的珍贵文字。《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以及《范爱农》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都是出自厦大时期。
尤其，一部标注着鲁迅和许广平爱情体温的书信集——《两地书》，一共164篇书信，其中就有83篇产生于厦大期间。读过《两地书》，方才明白，此时的鲁迅，这位45岁的“大先生”，他破了天荒，在厦门大学期间真正尝到了热恋的滋味。因为恋爱，他在世人面前显现了另外一个“鲁迅”的形象，那是一个充满了温暖情怀、拥有血肉之躯的别样的鲁迅。所以，在鲁迅这段时间的作品里，少了些刀光剑影，多了些温情的光芒，文字的色调由冷变暖。原来，爱情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爱情，不仅温暖了一个人，而且改造了一个人！
从《两地书》中可以看出，离开北平前，鲁迅与他的女学生许广平的感情急遽升温，几乎到了可以修成正果的时候了。他们觉得北平的环境很不适宜他俩“修成正果”，特别是鲁迅，在北平有许多他无法面对的问题。因此，他俩需要另外寻求一处合适的地方，让他们的爱情在那里开花结果。许广平是南方人，终究不适应干燥寒冷的北方，心中一直怀念温暖湿润的南方，她十分希望把鲁迅引领到南方来。去厦门大学之前，鲁迅心里有数，厦门大学只是他的一块跳板，他只是路过此处，不会在此久留，他离开北平后的目的地绝不是厦门。
鲁迅的原配夫人名叫朱安，是一个裹小脚、不识字的旧式女人。这段婚姻由鲁迅母亲做主，替儿子包办。当时鲁迅尚在日本留学，一封“母亲病危”的电报将鲁迅召回完婚。虽是心中不大愿意，作为孝子的鲁迅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
也许人们不会相信，这位一直竭力反对封建礼教的“大先生”，真的到了事关男女的问题上，他却是十分的严肃和认真。在认识许广平之前，鲁迅在生活中从未体验过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滋味。正如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言：“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觉得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我可以爱。”是许广平这个爱情的天使，把爱情的“懦夫”鲁迅带进了爱情的神圣殿堂。
离开北平去厦门之前，鲁迅和许广平有过一个“君子协定”。他俩相约，同时离开北平，一起到上海，然后许广平先回家乡广州，鲁迅去厦门工作两年。如果他俩真的有缘，且彼此不能割舍，两年后鲁迅再去广州，两人在广州会合。到了那时，他俩终将执子之手，共修白头之好。 因为心中有了念想，有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盼头，初到厦门大学，鲁迅的心情特别的愉快。一开始，鲁迅住在厦大生物馆的三楼上。在抵达厦大的当晚，鲁迅就给他的“广平兄”写信，十分兴奋地告诉他的“广平兄”：“此地背山面海，风景绝佳”，自己“暂住在一间很大的三层楼上，上下虽不便，眺望却佳”，“要静养倒好的”。初到厦门大学的鲁迅真是很可爱，有些小男人的情怀，曾经给许广平写过这样几句话：“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与许广平离别之后，鲁迅当然知道许广平担心什么，这些看似玩笑的表白，目的就是让许广平宽心。
可惜，初到厦门时那种甜蜜和愉快的心境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生对“广平兄”的“念想”越来越强烈，他巴望“君子约定”的“两年”时间快快过去，他想早一点去见他的“广平兄”。同时，在厦门大学，随着教务活动的真正实施，鲁迅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厦大内部的各种矛盾开始纷至沓来，呈现在他的面前，让他感到不快。尤其，后来学校让鲁迅让出生物馆三楼的住房，搬到集美楼的二楼，使得天性敏感的鲁迅认为这是理科对于文科的排挤和打击。由此，鲁迅对于自己在厦大的前景产生了悲观情绪，动摇了来之前自己定下的在此工作两年的打算，心中暗暗滋生的去意竟渐渐地明朗起来。只是考虑到尚在学期中间，若突然离去会影响学生课业。况且，说走就走，撂了挑子，对于引荐他来到厦大工作的林语堂也不好交代。鲁迅遂熬到了学期结束，在给时任校长林文庆先生留下了一纸辞呈之后，便急匆匆离开了厦门大学，登上了“苏州”号轮船，前往他心仪已久的广州中山大学。
那时，在大海的另外一角、在广州码头上，鲁迅朝思暮想的“广平兄”正在翘首以待，她已经恭候多时了。
关于鲁迅与厦门大学的聚散，一直有个疑问。假如没有许广平，鲁迅会不会应朋友之约离开北平来到厦门？到了厦门大学不久，鲁迅又会匆匆离开厦门前往广州吗？
绍兴不认“二先生”
绍兴，是一座去了还想去的城市。十多年前曾经去过一次。最近，又去了一趟。
前次去绍兴，完全是冲着那位“横眉冷对”的“大先生”去的。估计初次去绍兴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这样。这次去绍兴，却是因为这位戴着一副金边圆形眼镜、温文尔雅的“二先生”。好多年来，“二先生”一直笼罩在一团迷雾之中，很难让人看得真切。此去绍兴，希望觅得有关“二先生”的些许痕迹。
绍兴是鲁迅的故乡。所谓的“大先生”和“二先生”，是按照鲁迅的母亲鲁瑞的说法。老人家对自己的三个儿子周树人、周作人和周建人，习惯于依次称呼为大先生、二先生和小先生。此次寻访的二先生，也就是鲁迅的弟弟、排行老二的周作人了。绍兴，当然也是二先生周作人的故乡。这一点，似乎常常被人忽略了。
在绍兴城里，鲁迅的影子无处不在，随便走到哪里都有可能遇见“鲁迅”。街道有鲁迅路，广场有鲁迅文化广场，学校有鲁迅幼儿园、鲁迅小学、鲁迅中学。鲁迅本人若是现在回到故乡，随便往路边的哪一块公交站牌上一看，他都能瞧见自己的名字。那张素来严肃的面孔，一定会在突然间松弛下来。
周作人却不一样了。在绍兴，他享受不了这样的待遇。绍兴，似乎从来没有过周作人这么一个人。那天，在绍兴的大街小巷里使劲地转悠了整整一天，仔细地四下里寻找，也没有找到“周作人”的影子。最后，把希望寄托在周作人的故居里，以为在那里至少能够觅见周作人的童年趣事。可是，在绍兴只有鲁迅故居，却没有周作人故居。如今，绍兴城里东昌坊口那一带，在原先与周家有关的那片土地上建起的仿古建筑群，统称为鲁迅故里。所谓鲁迅故里，主要由三个板块组成，一块是鲁迅祖居，一块是鲁迅故居，还有一块就是人尽皆知的三味书屋。鲁迅祖居，自然也是周作人的祖居。鲁迅故居，何尝不是周作人的故居？三味书屋，是鲁迅启蒙的私塾，同样是周作人上学破蒙的地方。从鲁迅祖居里没有找到周作人早年的痕迹，在三味书屋里也没有觅到周作人摇头晃脑读书的身影，倒是找到了鲁迅刻在课桌上的那个大大的“早”字。不過，这次总算没有白跑，在鲁迅故居的一角，还是寻到了有关周作人的蛛丝马迹。
在鲁迅故居里，有一个小房间里陈列了周家“三人”的生平事迹。“三人”就是周家三兄弟，树人、作人，还有建人。房间里，三面墙上是“三人”的图文介绍，顺着墙壁摆放了“三人”的著作。
参观过程中，心里一直隐隐地有个疑问：周作人在故乡会不会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三人”生平事迹展室里，这个疑问很快得到了证实。先是询问了一个工作人员，在绍兴、在鲁迅故里，为什么难见周作人的踪影、仅在此处才有一鳞片爪？工作人员告诉说，绍兴是鲁迅的故乡，咱绍兴人只认鲁迅，不认周作人。接着追问，这是为什么呢？周作人同样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大名人呀？工作人员说，人跟人不一样，兄弟也不一样。周作人这个人的文章，倒是可以让后来人读一读学一学的，至于他的为人嘛，后来人就不必学了。
听了工作人员的这番话，现场几个人的目光立刻同时落到了墙上的一幅图片上。图片上是茅盾、郁达夫、老舍等十八位文化名人当年联合署名的《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由最近敌国报章所载，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具在，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
看完了这封公开信，还有什么疑问呢？一切都不言自明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这块把气节看得比生命更加重要的土地上，一个人，失去生命事小，失去气节麻烦可就大了。失节的人，从来都是为人所不齿。借用曾经某一段时间的一句流行语来说，人一旦失节，那可真是遗臭万年了。苟且偷生，生不如死。周作人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知道了还会这样？
关于周作人的失节，后来人众说纷纭，对失节的原因做出了种种分析和揣测。其中说得最多的是这样两个方面的因素。先是主观上的原因，周作人存在性格上的缺陷，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关于周作人的性格，鲁迅对他作过评价，只一个字即点到了他的死穴——“昏”。他的“昏”就是糊涂，看不清方向，分不清是非，拎不清轻重。然后，是客观上的原因，娶妻不慎，遇人不淑。古语说，妻贤夫祸少，妻恶夫不宁。周作人没有遇到贤妻。在民国，熟悉周作人的人都认为，他亏就亏在他娶回了那个日本女人羽太信子。这位羽太信子绝非世人心目中大多数的日本女人那样——那种轻言细语贤妻良母的形象。她恰好相反，属于典型的河东狮吼，稍一遇上不高兴的事，就立刻天崩地裂，当场倒地装死。或许，还不能说她全是装死，有些时候她躺在地上、口吐白沫，是真的昏死过去了。但不要多久她又会自己回头、苏醒过来，之后继续胡闹，直到达到目的为止，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夫妻关系极像那张太极图，阳刚与阴柔互补，有一方凸起，必有一方凹下，彼此磨合光滑，至严丝合缝，方拼成一个圆满。在周作人和羽太信子之间，周作人懂得他在什么时候应该“凹下”。周作人的这位日本夫人在民国年间可谓非常“有名”，人们对她的评价是四个字：歇斯底里。遇上了如此强悍的夫人，再加上自己的性格又有些懦弱，在许多事情上，周作人往往做不了自己的主。在民国名士的圈子里面，周作人的惧内可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了。对此，朋友们更多的表示理解和同情。当然，免不了也会有人看笑话。被人同情，甚至被看笑话，周作人全然不顾，只当没有那回事。他照样喝他的茶、看他的书、写他的文章、当他的教授。 大概基于以上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民国二十六年，侵华日军占领北平的时候，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没有随大流跟着众人离开北平南下避难，而是选择了留在北平。知道他要留守时，他的许多朋友都劝他顺势南下，周作人不为所动。那时，鲁迅已经离世，不再有人能够说服周作人。其实，就算鲁迅健在也无法说服周作人了，这一对兄弟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反目了。鲁迅曾经多次试图修复，都是徒劳无果，周作人根本不理睬。倘若鲁迅还在世，鲁迅一定会力劝周作人南下，周作人定会照样置之不理。甚至，周作人极有可能会跟鲁迅对着干，凭什么要你管？你让我离开北平，我偏要留在北平！周作人使得出这种小性子。或许，在前面使性子的人是周作人，在背后拿主意的人却有可能是他的夫人羽太信子。
周作人一直住在鲁迅购买的原本周氏一家老小共同居住的八道湾十一号，那是一座三进三出的宅院，很大。后来，兄、弟两家陆续搬离，就连他们的母亲鲁瑞老人家也随鲁迅搬了出去，此处留给了周作人一家居住，非常宽敞舒适。宽大的宅院里，除了周作人的妻儿，还有羽太信子的娘家兄妹。此外，羽太信子还雇请了七八个佣人。周作人在这里一直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他真的是一个油瓶倒了都不会扶起的人，他当然不肯离开这个安乐窝。丢下了自家的大房子，到外面去流浪，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里，那样的日子周作人一定无法面对，他不愿意让自己走到这一步。不过，不愿意的事情往往不能直接说成不愿意，还得有个能够说服人的理由。周作人找出了一个理由，说他家里的收藏品太多，根本无法转移带走，若将那些宝贝留在北平，无人看管，实在不放心，万一丢掉了就太可惜了。同时，师生都走了，校园空了，他留下来也好看守校产，可谓公私兼顾了。
这个所谓的理由当然不是真正的理由，它不过是一个并不高明的借口。周作人留下来了，那些藏品就不会丢失了？学校财产就安全了？只要被侵华日军看上的，莫说东西，就算是个大活人，他们还不是照样不由分说地拿了过去，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了！至于校产，不在于校园里有没有人，全在于侵华日军的兴趣了，兴趣来了，校园会在一把火中毁灭！再说了，大难当头，生死攸关，是性命重要还是家什重要？关于这个问题，傻瓜都能想得明白，周作人不会不明白。
周作人贪图舒适，不愿意吃苦，不愿意麻烦，还不是他留守北平的理由。他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不愿意离开北平，那才是真正的理由。周作人的不愿意，直接来自羽太信子的不愿意。按照鲁迅的说法，当时住在八道湾十一号宅院里的人，除了周作人，全是日本人。周作人家里住着一位来自日本的夫人，带着一帮由日本女人生育的儿女，还有一位来自日本的郎舅、一位来自日本的小姨子。在女主人羽太信子的心目中，她并不是身在异国他乡，她就生活在自己的国家。她的住房装修的是日本风格，她的饮食也保留着日本人的饮食习惯，衣着是和服。她还在家里备有日本国旗，一有风吹草动，羽太信子就把日本国旗悬挂在自家门口。仿佛那面日本国旗就是她的护身符，让她相信日本人不会为难她这个日本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长时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周作人被同化也是必然。再加上周作人又曾经在日本留学过，在感情深处他一直对日本存有亲近，他曾经说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周作人即使不把自己当成日本人，也肯定会把自己当成日本人的亲戚了。何况，他本来就是日本人的親戚啊！亲戚总不至于为难亲戚吧？决定留守北平时，周作人对日本人心存了这种幼稚的幻想。在当时，从民族气节上说，这无异于认贼作父啊！
正是这个幼稚的幻想害苦了周作人，让周作人“扑通”一下栽进了水坑里。民国二十八年，在八道湾十一号发生了一起莫名其妙的枪击案，周作人没有由来地挨了一颗子弹，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幸亏一粒纽扣替他挡了驾，才受了一点皮外轻伤。周作人思来想去，实在找不到自己挨枪子的理由，他便想到了这颗枪子是一种威胁、是警告，让他必须听话，否则就要了他的命。这颗子弹好像是周作人背后的一只小小推手，只是轻轻一推，周作人便落水了。在污泥浊水里，周作人被呛了个半死不算，还落得一身腥骚。随后，他默默无声，花了几十年时间，到死都没有洗干净。
毫无疑问，周作人的落水，当中有他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的一份大大的“功劳”。他落水以后，许多人便想起很久以前兄弟间失和那件事，且相信这一前一后相隔好久的两件事，很难说没有因果关系。实际上，当年周作人与鲁迅兄弟决裂，几乎就是他这位日本夫人羽太信子一手造成，“功劳”全是她的。
早在民国十二年，那是七月十九日早晨，周作人突然递给鲁迅一张纸条。纸条上写道：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鲁迅初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细看，周作人的文字欲言又止，似有某种难言之隐。言辞当中旁敲侧击，该是有所指向。鲁迅暗自思忖，觉着其中必有原委，喊周作人过来问话，须弄清其中的情况，以便消除误会。周作人却不理鲁迅，头也不回地径直走了。鲁迅这才明白，误会太深，根本消除不了，反目已成定局，“兄弟怡怡”的和美时光就此成为过去。
当日，鲁迅开始另灶吃饭，不再与周作人、羽太信子一家共席。随后，鲁迅即从八道湾十一号离开，带着妻子朱安以及母亲鲁瑞，搬到了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暂住。不久，为了安慰母亲，鲁迅不得不牺牲颜面向朋友张口借钱，在阜成门内西三条买下了一处不大的房子，夫妻俩带着母亲在此居住。
次年夏天，鲁迅回到八道湾十一号，想取走自己的藏书、器物，遭到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夫妇的辱骂。一场冲突很快由言语发展到肢体，周作人拿起一把一尺来高的狮形铜香炉，企图砸向鲁迅的头部，鲁迅亦随手抄起一个名叫陶瓦枕的古物，向周作人掷去。幸亏彼此双方躲闪得快，只伤着器物，没伤着人。此时，非但手足之情荡然无存，简直如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了。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一场，由向来的手足情深突然变成“骂詈殴打”，在旁人看来，实在难以置信。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对兄弟情断义绝、分道扬镳呢？后来的说法很多，但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清楚，甚至，就连当事人鲁迅和周作人本人也都语焉不详，说得不清，道得不明。他们的弟弟周建人也只能说出一个大概，仅仅对外表示他的二位兄长不和，不是政见不合，而是由于家庭琐事，属于那些清官难断的家务琐碎。
这件事的确让人很费解。八道湾十一号的房子原本是鲁迅出钱购买，且是鲁迅亲自操持改造装修。后来，鲁迅却不能在此居住，只得搬出去另住。好似候鸟筑巢，巢筑好了，季节就到了，候鸟又得飞走，辛辛苦苦筑好的巢，一拱手就让给了人家。
当初，周氏兄弟三个一大家子住到八道湾十一号的时候，不再如在绍兴那样，由鲁迅的母亲鲁瑞管家，也没有按照惯例交由长嫂鲁迅的妻子朱安来管家。这个大家庭的管家人变成了二先生的夫人羽太信子，她独掌了这一家子的财政大权。非但二先生的每月薪水全交给了夫人羽太信子，就连大先生的薪水也是如数交到了弟媳妇羽太信子的手里。这样一来，羽太信子手上每月有了六百大洋的进账，给了她挥霍肆意的便利。当时，这个家庭俨然旧派大户人家。鲁迅是这个家庭里的顶梁柱，按照旧时的叫法，他该是这个大户人家的“老爷”了。这位“老爷”怎么会突然从这个家里走出去呢？
再说，周作人真能够与鲁迅一刀两断？这兄弟俩可是打断骨头连着筋，隐含在生命里的血脉关系并不是想断就断得了啊！何况，鲁迅向来是一个孝悌之人，对上孝敬母亲对下悌顾弟弟。周作人就真的不记前情？
鲁迅的骨子里有一种很强烈的“长兄为父”的情愫，他一直十分关照他的两个弟弟，尤其对周作人关照得最多。当年，没有鲁迅的关照，周作人就不可能到日本留学。后来，没有鲁迅的关照，周作人也不会很快在北京大学谋取那一份斯文体面的工作。当然，年轻时代的周作人本身也是挺努力的，且很擅长做学问。鲁迅通过校长蔡元培的关系，让周作人进了北京大学任教。周作人也没有给鲁迅丢脸，进了北大，很快就写出了一部像模像样的《欧洲文学史》，让人刮目相看。
在亲戚朋友们眼里，周家三弟兄一直和睦相处，互帮互爱。大家根本不明白，这位大先生与二先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按照鲁迅文章里的说法，“想入非非”是国人的一大能耐，有些人一见到女人的头发，就能联想到女人雪白的肌肤。在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以后，不知道有多少人给鲁迅与他的弟媳妇羽太信子制造过那些没根没据的花边新闻。
其实，个中情况远没有外人“联想”的那么复杂。情况似乎很简单，就因为鲁迅曾经在周作人面前说了羽太信子的一些不是，他看不慣这个来自日本的弟媳妇大手大脚乱花钱的做派。毕竟，在羽太信子所花费的那些银两里面，有一部分可是鲁迅的心血啊！可惜，周作人这个人终究是“昏”的，竟把自己兄长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不惜出卖兄长来取悦夫人。他那位日本夫人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对于大伯兄的善意批评，她不可能照单收下。依照她的性格，她一定会对大伯兄鲁迅反戈一击。
自古以来，所谓好男不跟女斗，其实是因为男人往往斗不过女人。女人深知，在男女之间，男人最怕的事情是被女人栽赃、泼脏水。遇上这等事情，旁人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男人就是背上长满了嘴巴也说不清楚了，多说不如少说，说不如不说。说多了，只会越描越黑，洗都洗不清白。遇上这种事，多数男人只好自认倒霉，缄口不言，沉默是金。何况鲁迅面对的还是一家人的事，他能说什么呢？说来说去还不都是扬自家的丑，让世人看笑话！所以，鲁迅只好认栽，啥都不说了，从八道湾十一号搬了出去，惹不起，咱躲得起！
关于周作人和鲁迅兄弟失和的事，他们的母亲鲁瑞有她自己的看法。老人家眼看着兄弟反目，深知这是家门之大不幸，心中必然十分难过。自知局面已经无可挽回，老人家顺想不成便反着去想，认为这一对兄弟命中注定要分手，问题就出在他俩的名字上。想到这里，老人家好生后悔，自责至终。早在儿子小的时候，母亲怕体弱多病的儿子难以养大，曾经给这兄弟俩请了法师，摸过头顶，取过法名，意在让菩萨保佑儿子平安长大成人。鲁迅法名长庚，周作人法名启明。长庚和启明都是星宿之名，但不同时，也不同方。按照绍兴人的说法，一个是“黄昏肖”，一个是“五更肖”，这两颗星在天上是不能见面的。恰如《诗经·小雅》所言：“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一东一西，一早一晚，“两星永不相见”，这兄弟两人就是“不共戴天”的命。实在找不到理由的时候，这位朴实善良的母亲给她的两个同为大文豪的儿子找到的这条理由，也算是一条不是理由的理由了。反正，信不信由你，她老人家信了。
在鲁迅故里，从一块“德寿堂”的牌匾上，很容易就看出了这个家族的兴衰。应该说，鲁迅家族的鼎盛期是在他祖父的前半生。那时，鲁迅的祖父很荣耀，在朝廷为官。鲁迅十二岁那年，祖父因为牵涉考场行贿案，被光绪皇帝判了死刑。鲁迅的父亲为了救其父，将家里的祖产变卖殆尽。结果，鲁迅的祖父还是死在牢中。周家从此急速败落下来。当时，鲁迅的父亲本身患有肺病，突遇家庭变故，压力陡增，他的病情逐渐加重，后竟不治，死时才三十五岁。
祖父遭受不测，父亲因病早逝，家道遽然坠落，让鲁迅的性格过早地染上了抑郁的色彩。抑郁这东西挺伤人，伤心也伤肺。鲁迅如其父，后来也患有肺病，最终也是死于肺病，死时还不满五十六岁。鲁迅的生命之烛如此迅速燃尽，应该说与兄弟不和那件事多少还是有些关系的。兄弟决裂，对鲁迅的打击是巨大的，在鲁迅的心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手足亲情的温暖离他远去，鲁迅变得更加沉默寡言，饱尝了心灵深处的孤独，抑郁的色彩更深了几成。
周作人的晚年更是非常不堪。民国二十八年夏天，周作人下水，沦落为汉奸。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为卖国罪被民国法院判处死刑。1949年，周作人因民国政府垮台才被提前释放。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孤身一人在八道湾十一号猝死，终年八十三岁。
鲁迅为故乡争光。周作人落水，无疑给故乡绍兴的脸上抹了黑。除此之外，周作人还在无意间伤害过故乡人的感情。比如，周作人在文章里多次写到了他有好几处第二故乡，他的故乡绍兴人能喜欢这句话吗？周作人这话说得有些弱智，不是一个大牌教授该说的话。谁不喜欢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独一无二？故乡从来只有一处，何来第二故乡？更何况还有许多个第二故乡！
在周作人的故乡绍兴，人们对周作人的看法是，这人做学问、做文章还是做得很好的。可惜，他没有把人做好。按照他的母亲鲁老太太的话说，这似乎也是天意，老天爷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了。要不，他的名字怎么就偏偏叫“作人”呢？这个“作人”的名字不就是时刻都在提醒他，其他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人！
周作人可不是这么简单地认为。他说，他的名字是“大雅”之词，来自《诗经》：“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乡人绝不会去《诗经》里面寻找“作人”的来历，只会直接想到通俗明白的另外两个字：“做人”。反正，在故乡绍兴人的心目中，周作人这个人终究只会作文，不会做人。
绍兴不认周作人，周作人不该怨绍兴。
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停留的时间很短。他于1926年9月4日从海上到达厦门大学，1927年1月15日旋即离开了厦门大学，从海上前往广州中山大学。鲁迅先生停留在厦门大学的时间，仅仅130余天。但是在厦门大学校园里，鲁迅留下的印迹却是十分的深刻和丰富。来到厦大校园的人，稍微细心一点，便能强烈地感受到“大先生”在这所学校里的赫然存在。
在厦大的西门北隅，有个广场叫鲁迅广场。广场不大，充其量不过半个篮球场一般大小，实在够不上“广”。不过，在厦大校园里，对于这样的鲁迅广场，从来没有人提出质疑。谁都知道，这块场地的“广”与“不广”，其实都没有关系，都能让人接受。叫它“鲁迅广场”，只不过是表达了这所学校里的人们，对于曾经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的鲁迅先生的一种怀念和敬重。
在鲁迅广场的东北角，是可以见到“鲁迅”的。那位“大先生”坐在那里，端正岿然、稳如泰山、目光远视、脉脉含情、神态安详。那是一尊鲁迅先生的坐姿雕像。白色的花岗岩石雕，高约三米、宽一米左右。雕像一點不古旧，很新的成色。
离鲁迅广场不远，有一幢两层的旧派建筑，那就是当年的“集美楼”。“集美楼”的二层，是“鲁迅纪念馆”。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后期，从生物馆搬出来以后，就住在这座“集美楼”的二层楼上。
纪念馆里，用了大量的文字、图片，还有鲁迅遗留的书籍、文稿等实物，介绍了鲁迅的生平事迹。集美楼的二楼西头第二间，是鲁迅当年在厦大后来的居所。鲁迅离开厦门前往广州，正是从这间屋子里出发的。屋子里边，模仿当年的情形，陈列着鲁迅用过的几样简单的生活用具。一张窄小的木床、一方桌、一条凳。桌上摆有一只用来烧饭的酒精炉子，外加几只黑色的陶碗。地上放着一只木桶和一口木盆。如此而已。一间不大的屋子里，显得空空荡荡。门口拉了一道警戒线，告知游人免进。这位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当年在此的生活状况可见一斑了。
其实，在厦门大学的130多个日子，对于鲁迅的一生而言，却是一段十分特别的日子。甚至，可以说这段时光是鲁迅整个人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
1926年3月18日，北京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君”等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因参与游行请愿惨遭段祺瑞政府的残酷枪杀，这就是史上耸人听闻的“3·18”惨案！事出之后，鲁迅和林语堂等一批正直文人挺身而出，拿笔当刀枪，与段祺瑞政府针锋相对，短兵相接。鲁迅的散文名作《纪念刘和珍君》就写于那个时候。段祺瑞政府对于这批同情和声援学生的知名教授、文化名流非常恼火，视为心腹之患，不除不快，准备采取暴力行动。鲁迅和林语堂等一批正义人士，因此上了段祺瑞政府的通缉“黑名单”。为免遭腐败政府的毒手，林语堂反应迅速，先期离开北平，回到了家乡厦门，躲藏在一位林姓同学家里。这位同学的父亲，就是时任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通过这层关系，林语堂顺利地在厦门大学谋到了一个不错的职位。鲁迅一开始不想离开，后来也似乎觉得不离开北平不行了。恰好，就在鲁迅考虑去向哪里的时候，他收到了已到厦门大学任职的林语堂的邀请。鲁迅选择了离开北平，到厦门大学任教。
在几代人的心目中，鲁迅先生一直是一位“横眉冷对”的“斗士”形象，一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若说因为被逼和逃难鲁迅才离开北平来到厦门，这似乎不太符合人们印象中先生的性格。先生开始并不想离开北平，后来却又决意离开北平前往厦门，如此明显的变化，当中必有原委，一定存在着某个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因素。
估计鲁迅事先不会想到，厦大期间是他一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时段。这段时间，是鲁迅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期。短短的四个多月，鲁迅写下了17万多字的珍贵文字。《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以及《范爱农》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都是出自厦大时期。
尤其，一部标注着鲁迅和许广平爱情体温的书信集——《两地书》，一共164篇书信，其中就有83篇产生于厦大期间。读过《两地书》，方才明白，此时的鲁迅，这位45岁的“大先生”，他破了天荒，在厦门大学期间真正尝到了热恋的滋味。因为恋爱，他在世人面前显现了另外一个“鲁迅”的形象，那是一个充满了温暖情怀、拥有血肉之躯的别样的鲁迅。所以，在鲁迅这段时间的作品里，少了些刀光剑影，多了些温情的光芒，文字的色调由冷变暖。原来，爱情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爱情，不仅温暖了一个人，而且改造了一个人！
从《两地书》中可以看出，离开北平前，鲁迅与他的女学生许广平的感情急遽升温，几乎到了可以修成正果的时候了。他们觉得北平的环境很不适宜他俩“修成正果”，特别是鲁迅，在北平有许多他无法面对的问题。因此，他俩需要另外寻求一处合适的地方，让他们的爱情在那里开花结果。许广平是南方人，终究不适应干燥寒冷的北方，心中一直怀念温暖湿润的南方，她十分希望把鲁迅引领到南方来。去厦门大学之前，鲁迅心里有数，厦门大学只是他的一块跳板，他只是路过此处，不会在此久留，他离开北平后的目的地绝不是厦门。
鲁迅的原配夫人名叫朱安，是一个裹小脚、不识字的旧式女人。这段婚姻由鲁迅母亲做主，替儿子包办。当时鲁迅尚在日本留学，一封“母亲病危”的电报将鲁迅召回完婚。虽是心中不大愿意，作为孝子的鲁迅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
也许人们不会相信，这位一直竭力反对封建礼教的“大先生”，真的到了事关男女的问题上，他却是十分的严肃和认真。在认识许广平之前，鲁迅在生活中从未体验过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滋味。正如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言：“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觉得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我可以爱。”是许广平这个爱情的天使，把爱情的“懦夫”鲁迅带进了爱情的神圣殿堂。
离开北平去厦门之前，鲁迅和许广平有过一个“君子协定”。他俩相约，同时离开北平，一起到上海，然后许广平先回家乡广州，鲁迅去厦门工作两年。如果他俩真的有缘，且彼此不能割舍，两年后鲁迅再去广州，两人在广州会合。到了那时，他俩终将执子之手，共修白头之好。 因为心中有了念想，有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盼头，初到厦门大学，鲁迅的心情特别的愉快。一开始，鲁迅住在厦大生物馆的三楼上。在抵达厦大的当晚，鲁迅就给他的“广平兄”写信，十分兴奋地告诉他的“广平兄”：“此地背山面海，风景绝佳”，自己“暂住在一间很大的三层楼上，上下虽不便，眺望却佳”，“要静养倒好的”。初到厦门大学的鲁迅真是很可爱，有些小男人的情怀，曾经给许广平写过这样几句话：“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与许广平离别之后，鲁迅当然知道许广平担心什么，这些看似玩笑的表白，目的就是让许广平宽心。
可惜，初到厦门时那种甜蜜和愉快的心境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生对“广平兄”的“念想”越来越强烈，他巴望“君子约定”的“两年”时间快快过去，他想早一点去见他的“广平兄”。同时，在厦门大学，随着教务活动的真正实施，鲁迅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厦大内部的各种矛盾开始纷至沓来，呈现在他的面前，让他感到不快。尤其，后来学校让鲁迅让出生物馆三楼的住房，搬到集美楼的二楼，使得天性敏感的鲁迅认为这是理科对于文科的排挤和打击。由此，鲁迅对于自己在厦大的前景产生了悲观情绪，动摇了来之前自己定下的在此工作两年的打算，心中暗暗滋生的去意竟渐渐地明朗起来。只是考虑到尚在学期中间，若突然离去会影响学生课业。况且，说走就走，撂了挑子，对于引荐他来到厦大工作的林语堂也不好交代。鲁迅遂熬到了学期结束，在给时任校长林文庆先生留下了一纸辞呈之后，便急匆匆离开了厦门大学，登上了“苏州”号轮船，前往他心仪已久的广州中山大学。
那时，在大海的另外一角、在广州码头上，鲁迅朝思暮想的“广平兄”正在翘首以待，她已经恭候多时了。
关于鲁迅与厦门大学的聚散，一直有个疑问。假如没有许广平，鲁迅会不会应朋友之约离开北平来到厦门？到了厦门大学不久，鲁迅又会匆匆离开厦门前往广州吗？
绍兴不认“二先生”
绍兴，是一座去了还想去的城市。十多年前曾经去过一次。最近，又去了一趟。
前次去绍兴，完全是冲着那位“横眉冷对”的“大先生”去的。估计初次去绍兴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这样。这次去绍兴，却是因为这位戴着一副金边圆形眼镜、温文尔雅的“二先生”。好多年来，“二先生”一直笼罩在一团迷雾之中，很难让人看得真切。此去绍兴，希望觅得有关“二先生”的些许痕迹。
绍兴是鲁迅的故乡。所谓的“大先生”和“二先生”，是按照鲁迅的母亲鲁瑞的说法。老人家对自己的三个儿子周树人、周作人和周建人，习惯于依次称呼为大先生、二先生和小先生。此次寻访的二先生，也就是鲁迅的弟弟、排行老二的周作人了。绍兴，当然也是二先生周作人的故乡。这一点，似乎常常被人忽略了。
在绍兴城里，鲁迅的影子无处不在，随便走到哪里都有可能遇见“鲁迅”。街道有鲁迅路，广场有鲁迅文化广场，学校有鲁迅幼儿园、鲁迅小学、鲁迅中学。鲁迅本人若是现在回到故乡，随便往路边的哪一块公交站牌上一看，他都能瞧见自己的名字。那张素来严肃的面孔，一定会在突然间松弛下来。
周作人却不一样了。在绍兴，他享受不了这样的待遇。绍兴，似乎从来没有过周作人这么一个人。那天，在绍兴的大街小巷里使劲地转悠了整整一天，仔细地四下里寻找，也没有找到“周作人”的影子。最后，把希望寄托在周作人的故居里，以为在那里至少能够觅见周作人的童年趣事。可是，在绍兴只有鲁迅故居，却没有周作人故居。如今，绍兴城里东昌坊口那一带，在原先与周家有关的那片土地上建起的仿古建筑群，统称为鲁迅故里。所谓鲁迅故里，主要由三个板块组成，一块是鲁迅祖居，一块是鲁迅故居，还有一块就是人尽皆知的三味书屋。鲁迅祖居，自然也是周作人的祖居。鲁迅故居，何尝不是周作人的故居？三味书屋，是鲁迅启蒙的私塾，同样是周作人上学破蒙的地方。从鲁迅祖居里没有找到周作人早年的痕迹，在三味书屋里也没有觅到周作人摇头晃脑读书的身影，倒是找到了鲁迅刻在课桌上的那个大大的“早”字。不過，这次总算没有白跑，在鲁迅故居的一角，还是寻到了有关周作人的蛛丝马迹。
在鲁迅故居里，有一个小房间里陈列了周家“三人”的生平事迹。“三人”就是周家三兄弟，树人、作人，还有建人。房间里，三面墙上是“三人”的图文介绍，顺着墙壁摆放了“三人”的著作。
参观过程中，心里一直隐隐地有个疑问：周作人在故乡会不会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三人”生平事迹展室里，这个疑问很快得到了证实。先是询问了一个工作人员，在绍兴、在鲁迅故里，为什么难见周作人的踪影、仅在此处才有一鳞片爪？工作人员告诉说，绍兴是鲁迅的故乡，咱绍兴人只认鲁迅，不认周作人。接着追问，这是为什么呢？周作人同样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大名人呀？工作人员说，人跟人不一样，兄弟也不一样。周作人这个人的文章，倒是可以让后来人读一读学一学的，至于他的为人嘛，后来人就不必学了。
听了工作人员的这番话，现场几个人的目光立刻同时落到了墙上的一幅图片上。图片上是茅盾、郁达夫、老舍等十八位文化名人当年联合署名的《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由最近敌国报章所载，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具在，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
看完了这封公开信，还有什么疑问呢？一切都不言自明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这块把气节看得比生命更加重要的土地上，一个人，失去生命事小，失去气节麻烦可就大了。失节的人，从来都是为人所不齿。借用曾经某一段时间的一句流行语来说，人一旦失节，那可真是遗臭万年了。苟且偷生，生不如死。周作人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知道了还会这样？
关于周作人的失节，后来人众说纷纭，对失节的原因做出了种种分析和揣测。其中说得最多的是这样两个方面的因素。先是主观上的原因，周作人存在性格上的缺陷，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关于周作人的性格，鲁迅对他作过评价，只一个字即点到了他的死穴——“昏”。他的“昏”就是糊涂，看不清方向，分不清是非，拎不清轻重。然后，是客观上的原因，娶妻不慎，遇人不淑。古语说，妻贤夫祸少，妻恶夫不宁。周作人没有遇到贤妻。在民国，熟悉周作人的人都认为，他亏就亏在他娶回了那个日本女人羽太信子。这位羽太信子绝非世人心目中大多数的日本女人那样——那种轻言细语贤妻良母的形象。她恰好相反，属于典型的河东狮吼，稍一遇上不高兴的事，就立刻天崩地裂，当场倒地装死。或许，还不能说她全是装死，有些时候她躺在地上、口吐白沫，是真的昏死过去了。但不要多久她又会自己回头、苏醒过来，之后继续胡闹，直到达到目的为止，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夫妻关系极像那张太极图，阳刚与阴柔互补，有一方凸起，必有一方凹下，彼此磨合光滑，至严丝合缝，方拼成一个圆满。在周作人和羽太信子之间，周作人懂得他在什么时候应该“凹下”。周作人的这位日本夫人在民国年间可谓非常“有名”，人们对她的评价是四个字：歇斯底里。遇上了如此强悍的夫人，再加上自己的性格又有些懦弱，在许多事情上，周作人往往做不了自己的主。在民国名士的圈子里面，周作人的惧内可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了。对此，朋友们更多的表示理解和同情。当然，免不了也会有人看笑话。被人同情，甚至被看笑话，周作人全然不顾，只当没有那回事。他照样喝他的茶、看他的书、写他的文章、当他的教授。 大概基于以上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民国二十六年，侵华日军占领北平的时候，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没有随大流跟着众人离开北平南下避难，而是选择了留在北平。知道他要留守时，他的许多朋友都劝他顺势南下，周作人不为所动。那时，鲁迅已经离世，不再有人能够说服周作人。其实，就算鲁迅健在也无法说服周作人了，这一对兄弟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反目了。鲁迅曾经多次试图修复，都是徒劳无果，周作人根本不理睬。倘若鲁迅还在世，鲁迅一定会力劝周作人南下，周作人定会照样置之不理。甚至，周作人极有可能会跟鲁迅对着干，凭什么要你管？你让我离开北平，我偏要留在北平！周作人使得出这种小性子。或许，在前面使性子的人是周作人，在背后拿主意的人却有可能是他的夫人羽太信子。
周作人一直住在鲁迅购买的原本周氏一家老小共同居住的八道湾十一号，那是一座三进三出的宅院，很大。后来，兄、弟两家陆续搬离，就连他们的母亲鲁瑞老人家也随鲁迅搬了出去，此处留给了周作人一家居住，非常宽敞舒适。宽大的宅院里，除了周作人的妻儿，还有羽太信子的娘家兄妹。此外，羽太信子还雇请了七八个佣人。周作人在这里一直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他真的是一个油瓶倒了都不会扶起的人，他当然不肯离开这个安乐窝。丢下了自家的大房子，到外面去流浪，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里，那样的日子周作人一定无法面对，他不愿意让自己走到这一步。不过，不愿意的事情往往不能直接说成不愿意，还得有个能够说服人的理由。周作人找出了一个理由，说他家里的收藏品太多，根本无法转移带走，若将那些宝贝留在北平，无人看管，实在不放心，万一丢掉了就太可惜了。同时，师生都走了，校园空了，他留下来也好看守校产，可谓公私兼顾了。
这个所谓的理由当然不是真正的理由，它不过是一个并不高明的借口。周作人留下来了，那些藏品就不会丢失了？学校财产就安全了？只要被侵华日军看上的，莫说东西，就算是个大活人，他们还不是照样不由分说地拿了过去，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了！至于校产，不在于校园里有没有人，全在于侵华日军的兴趣了，兴趣来了，校园会在一把火中毁灭！再说了，大难当头，生死攸关，是性命重要还是家什重要？关于这个问题，傻瓜都能想得明白，周作人不会不明白。
周作人贪图舒适，不愿意吃苦，不愿意麻烦，还不是他留守北平的理由。他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不愿意离开北平，那才是真正的理由。周作人的不愿意，直接来自羽太信子的不愿意。按照鲁迅的说法，当时住在八道湾十一号宅院里的人，除了周作人，全是日本人。周作人家里住着一位来自日本的夫人，带着一帮由日本女人生育的儿女，还有一位来自日本的郎舅、一位来自日本的小姨子。在女主人羽太信子的心目中，她并不是身在异国他乡，她就生活在自己的国家。她的住房装修的是日本风格，她的饮食也保留着日本人的饮食习惯，衣着是和服。她还在家里备有日本国旗，一有风吹草动，羽太信子就把日本国旗悬挂在自家门口。仿佛那面日本国旗就是她的护身符，让她相信日本人不会为难她这个日本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长时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周作人被同化也是必然。再加上周作人又曾经在日本留学过，在感情深处他一直对日本存有亲近，他曾经说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周作人即使不把自己当成日本人，也肯定会把自己当成日本人的亲戚了。何况，他本来就是日本人的親戚啊！亲戚总不至于为难亲戚吧？决定留守北平时，周作人对日本人心存了这种幼稚的幻想。在当时，从民族气节上说，这无异于认贼作父啊！
正是这个幼稚的幻想害苦了周作人，让周作人“扑通”一下栽进了水坑里。民国二十八年，在八道湾十一号发生了一起莫名其妙的枪击案，周作人没有由来地挨了一颗子弹，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幸亏一粒纽扣替他挡了驾，才受了一点皮外轻伤。周作人思来想去，实在找不到自己挨枪子的理由，他便想到了这颗枪子是一种威胁、是警告，让他必须听话，否则就要了他的命。这颗子弹好像是周作人背后的一只小小推手，只是轻轻一推，周作人便落水了。在污泥浊水里，周作人被呛了个半死不算，还落得一身腥骚。随后，他默默无声，花了几十年时间，到死都没有洗干净。
毫无疑问，周作人的落水，当中有他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的一份大大的“功劳”。他落水以后，许多人便想起很久以前兄弟间失和那件事，且相信这一前一后相隔好久的两件事，很难说没有因果关系。实际上，当年周作人与鲁迅兄弟决裂，几乎就是他这位日本夫人羽太信子一手造成，“功劳”全是她的。
早在民国十二年，那是七月十九日早晨，周作人突然递给鲁迅一张纸条。纸条上写道：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鲁迅初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细看，周作人的文字欲言又止，似有某种难言之隐。言辞当中旁敲侧击，该是有所指向。鲁迅暗自思忖，觉着其中必有原委，喊周作人过来问话，须弄清其中的情况，以便消除误会。周作人却不理鲁迅，头也不回地径直走了。鲁迅这才明白，误会太深，根本消除不了，反目已成定局，“兄弟怡怡”的和美时光就此成为过去。
当日，鲁迅开始另灶吃饭，不再与周作人、羽太信子一家共席。随后，鲁迅即从八道湾十一号离开，带着妻子朱安以及母亲鲁瑞，搬到了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暂住。不久，为了安慰母亲，鲁迅不得不牺牲颜面向朋友张口借钱，在阜成门内西三条买下了一处不大的房子，夫妻俩带着母亲在此居住。
次年夏天，鲁迅回到八道湾十一号，想取走自己的藏书、器物，遭到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夫妇的辱骂。一场冲突很快由言语发展到肢体，周作人拿起一把一尺来高的狮形铜香炉，企图砸向鲁迅的头部，鲁迅亦随手抄起一个名叫陶瓦枕的古物，向周作人掷去。幸亏彼此双方躲闪得快，只伤着器物，没伤着人。此时，非但手足之情荡然无存，简直如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了。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一场，由向来的手足情深突然变成“骂詈殴打”，在旁人看来，实在难以置信。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对兄弟情断义绝、分道扬镳呢？后来的说法很多，但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清楚，甚至，就连当事人鲁迅和周作人本人也都语焉不详，说得不清，道得不明。他们的弟弟周建人也只能说出一个大概，仅仅对外表示他的二位兄长不和，不是政见不合，而是由于家庭琐事，属于那些清官难断的家务琐碎。
这件事的确让人很费解。八道湾十一号的房子原本是鲁迅出钱购买，且是鲁迅亲自操持改造装修。后来，鲁迅却不能在此居住，只得搬出去另住。好似候鸟筑巢，巢筑好了，季节就到了，候鸟又得飞走，辛辛苦苦筑好的巢，一拱手就让给了人家。
当初，周氏兄弟三个一大家子住到八道湾十一号的时候，不再如在绍兴那样，由鲁迅的母亲鲁瑞管家，也没有按照惯例交由长嫂鲁迅的妻子朱安来管家。这个大家庭的管家人变成了二先生的夫人羽太信子，她独掌了这一家子的财政大权。非但二先生的每月薪水全交给了夫人羽太信子，就连大先生的薪水也是如数交到了弟媳妇羽太信子的手里。这样一来，羽太信子手上每月有了六百大洋的进账，给了她挥霍肆意的便利。当时，这个家庭俨然旧派大户人家。鲁迅是这个家庭里的顶梁柱，按照旧时的叫法，他该是这个大户人家的“老爷”了。这位“老爷”怎么会突然从这个家里走出去呢？
再说，周作人真能够与鲁迅一刀两断？这兄弟俩可是打断骨头连着筋，隐含在生命里的血脉关系并不是想断就断得了啊！何况，鲁迅向来是一个孝悌之人，对上孝敬母亲对下悌顾弟弟。周作人就真的不记前情？
鲁迅的骨子里有一种很强烈的“长兄为父”的情愫，他一直十分关照他的两个弟弟，尤其对周作人关照得最多。当年，没有鲁迅的关照，周作人就不可能到日本留学。后来，没有鲁迅的关照，周作人也不会很快在北京大学谋取那一份斯文体面的工作。当然，年轻时代的周作人本身也是挺努力的，且很擅长做学问。鲁迅通过校长蔡元培的关系，让周作人进了北京大学任教。周作人也没有给鲁迅丢脸，进了北大，很快就写出了一部像模像样的《欧洲文学史》，让人刮目相看。
在亲戚朋友们眼里，周家三弟兄一直和睦相处，互帮互爱。大家根本不明白，这位大先生与二先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按照鲁迅文章里的说法，“想入非非”是国人的一大能耐，有些人一见到女人的头发，就能联想到女人雪白的肌肤。在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以后，不知道有多少人给鲁迅与他的弟媳妇羽太信子制造过那些没根没据的花边新闻。
其实，个中情况远没有外人“联想”的那么复杂。情况似乎很简单，就因为鲁迅曾经在周作人面前说了羽太信子的一些不是，他看不慣这个来自日本的弟媳妇大手大脚乱花钱的做派。毕竟，在羽太信子所花费的那些银两里面，有一部分可是鲁迅的心血啊！可惜，周作人这个人终究是“昏”的，竟把自己兄长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不惜出卖兄长来取悦夫人。他那位日本夫人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对于大伯兄的善意批评，她不可能照单收下。依照她的性格，她一定会对大伯兄鲁迅反戈一击。
自古以来，所谓好男不跟女斗，其实是因为男人往往斗不过女人。女人深知，在男女之间，男人最怕的事情是被女人栽赃、泼脏水。遇上这等事情，旁人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男人就是背上长满了嘴巴也说不清楚了，多说不如少说，说不如不说。说多了，只会越描越黑，洗都洗不清白。遇上这种事，多数男人只好自认倒霉，缄口不言，沉默是金。何况鲁迅面对的还是一家人的事，他能说什么呢？说来说去还不都是扬自家的丑，让世人看笑话！所以，鲁迅只好认栽，啥都不说了，从八道湾十一号搬了出去，惹不起，咱躲得起！
关于周作人和鲁迅兄弟失和的事，他们的母亲鲁瑞有她自己的看法。老人家眼看着兄弟反目，深知这是家门之大不幸，心中必然十分难过。自知局面已经无可挽回，老人家顺想不成便反着去想，认为这一对兄弟命中注定要分手，问题就出在他俩的名字上。想到这里，老人家好生后悔，自责至终。早在儿子小的时候，母亲怕体弱多病的儿子难以养大，曾经给这兄弟俩请了法师，摸过头顶，取过法名，意在让菩萨保佑儿子平安长大成人。鲁迅法名长庚，周作人法名启明。长庚和启明都是星宿之名，但不同时，也不同方。按照绍兴人的说法，一个是“黄昏肖”，一个是“五更肖”，这两颗星在天上是不能见面的。恰如《诗经·小雅》所言：“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一东一西，一早一晚，“两星永不相见”，这兄弟两人就是“不共戴天”的命。实在找不到理由的时候，这位朴实善良的母亲给她的两个同为大文豪的儿子找到的这条理由，也算是一条不是理由的理由了。反正，信不信由你，她老人家信了。
在鲁迅故里，从一块“德寿堂”的牌匾上，很容易就看出了这个家族的兴衰。应该说，鲁迅家族的鼎盛期是在他祖父的前半生。那时，鲁迅的祖父很荣耀，在朝廷为官。鲁迅十二岁那年，祖父因为牵涉考场行贿案，被光绪皇帝判了死刑。鲁迅的父亲为了救其父，将家里的祖产变卖殆尽。结果，鲁迅的祖父还是死在牢中。周家从此急速败落下来。当时，鲁迅的父亲本身患有肺病，突遇家庭变故，压力陡增，他的病情逐渐加重，后竟不治，死时才三十五岁。
祖父遭受不测，父亲因病早逝，家道遽然坠落，让鲁迅的性格过早地染上了抑郁的色彩。抑郁这东西挺伤人，伤心也伤肺。鲁迅如其父，后来也患有肺病，最终也是死于肺病，死时还不满五十六岁。鲁迅的生命之烛如此迅速燃尽，应该说与兄弟不和那件事多少还是有些关系的。兄弟决裂，对鲁迅的打击是巨大的，在鲁迅的心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手足亲情的温暖离他远去，鲁迅变得更加沉默寡言，饱尝了心灵深处的孤独，抑郁的色彩更深了几成。
周作人的晚年更是非常不堪。民国二十八年夏天，周作人下水，沦落为汉奸。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为卖国罪被民国法院判处死刑。1949年，周作人因民国政府垮台才被提前释放。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孤身一人在八道湾十一号猝死，终年八十三岁。
鲁迅为故乡争光。周作人落水，无疑给故乡绍兴的脸上抹了黑。除此之外，周作人还在无意间伤害过故乡人的感情。比如，周作人在文章里多次写到了他有好几处第二故乡，他的故乡绍兴人能喜欢这句话吗？周作人这话说得有些弱智，不是一个大牌教授该说的话。谁不喜欢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独一无二？故乡从来只有一处，何来第二故乡？更何况还有许多个第二故乡！
在周作人的故乡绍兴，人们对周作人的看法是，这人做学问、做文章还是做得很好的。可惜，他没有把人做好。按照他的母亲鲁老太太的话说，这似乎也是天意，老天爷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了。要不，他的名字怎么就偏偏叫“作人”呢？这个“作人”的名字不就是时刻都在提醒他，其他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人！
周作人可不是这么简单地认为。他说，他的名字是“大雅”之词，来自《诗经》：“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乡人绝不会去《诗经》里面寻找“作人”的来历，只会直接想到通俗明白的另外两个字：“做人”。反正，在故乡绍兴人的心目中，周作人这个人终究只会作文，不会做人。
绍兴不认周作人，周作人不该怨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