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能做好？如果没完没了，再过3年、5年，交通事故还是频出，我们用生命、鲜血付出的代价，是不是惨痛了一点？如果这一届再看不到结果，我是没有脸再面对老百姓。”
“老百姓很多事情，通过一般渠道其实很难解决。像我们余国强代表，以人大代表身份提的建议，提了三次，推动也这么困难。我觉得是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政府部门在处理代表意见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一套合理的机制和一个切实可行的推动办法？”
“我来自上海机场。我们机场有很多标志标识，是国际标准，相当规范。我看了刚才余代表拍的照片，我觉得我们交通标识上确实不是很规范。”
“我们相信，确实这个问题做起来非常难，虽然局部是一个小小的标识，但是量多、面广，涉及到全市。然而这么难的事情，和我们人身安全、家庭幸福相比、和社会和谐相比，我想我们可能就会有克服这个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这是余国强、于广辉、顾鹏飞和胡继灵四位市人大代表在11月7日召开的“统一本市道路中心隔离带两头反光标识标准”代表建议督办会上的发言。他们所说的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
六年关注，三次建议
原来事情起源于余国强代表今年在市人代会上提交的“关于统一加强本市道路及近郊中心隔离带两头反光标识的标准建议”。这是他连续6年关注此事，第3次提出这方面的建议。此前，他曾在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和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分别提交过类似代表建议。
余国强说，上海的道路中心隔离带两头安全标识设置不规范不合理，特别到了晚上，由于没有反光标识，造成交通事故频发。“仅在吴中路水城路路口转弯处，我目睹的交通事故就有8起。”余代表做过调研，“除了欠缺反光标识外，隔离栏标识也不统一，有的装塑料管子、有的放骑马桩、有的用链条……”
在督办会上，余国强当场用PPT展示自己平时所拍摄的数百张隔离栏照片，形形色色的隔离装置由于缺乏醒目标识而被撞得面目全非。“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交通设施也代表了上海的形象问题！”余代表在现场还展示了他在英国、日本等国家所拍摄的隔离带标志标识照片。一张张统一标准、设置合理、干净整洁的标志标识照片，与刚才所看到的上海道路照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互动频繁，交锋热烈
代表几年来的呼吁，政府部门也有所行动。“近年来，黄浦区、徐汇区、静安区一些主要道路设了一些反光标识，起到了警示作用，也对降低交通事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市交通委副主任戴晓坚介绍。
会上，政府部门也列举了办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阻碍，对办理进程缓慢作了解释，归纳起来有四个原因：一是国家层面没有统一规定，二是职责划分不明晰，三是属地化管理导致各区实施进度不同，四是标准制定需要研究。
然而，针对这些原因，当场就有代表提出不同看法。胡继灵代表希望上海在标识方面也能走在全国前列，“小小的反光标识，涉及到全市交通安全，希望职能部门拿出一个‘时间表’，希望隔离栏反光标识也能成为上海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的‘闪光点’，甚至成为全国各个城市的一个学习样板”。
于广辉代表更是针对这些原因逐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刚才政府的同志讲到2013年机构改革，但是代表的意见是2011年就提出来了。如果大家提出的意见，都要经过一个这么复杂的流程，都开这么大一个会议解决，这个成本是不是有点太高了？交通委报告讲到试点，试点的结果是什么？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向我们代表或者公众反馈一下。再一个，从明年开始要开展道路设施标准研究，但是我们公安局也讲到已经完成标准制定，是不是可以直接借用？还有一个，虽然是属地化管理，但是我们市级单位主要是监管，监督监管的结果是什么？能不能有这样一些信息向代表或者是公众公开一下？”
代表们的这些想法得到了市人大方面的大力“点赞”。市人大城建环保委主任委员许德明说：“这么多年，这个事情确实要有一点急迫感。我的意思，赶快抓紧，先易后难，治标治本相结合，后面很大的措施可以一起上，但是先要把急的、老出事故的那几个路段先解决一下，然后再结合代表们提出的很好的建议，在全市层面看这个标识统一怎么弄。”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副主任郑海生接着说：“我感觉到关键是怎么迈开步子，不能还是我们认为如何如何，我们打算如何如何。人大代表是不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不是有相应的地位？要靠我们承办单位具体的、扎实的工作来体现。政府部门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宪行政、依法行政的要求，在一些具体的事例中对自己从严要求。”
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当场作了表态。戴晓坚说：“市交通委作为牵头部门，将会同市公安局，组织专家论证评估试点路段的反光标识使用效果，并征询市民意见，优化设施方案。同时还将对中央隔离设施的技术标准开展研究，将反光标识作为道路中央隔离设施内容之一纳入道路附属设施技术管理范畴。”
会议结束，督办还“未完待续”
在督办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达峰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重视代表建议及其办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要让代表发挥切实的作用。二要加强督办工作。督办工作本身也要不断完善，提高准确性和有效性。三要发扬务实的作风。代表提出建议要有事实依据、原因分析、具体对策。办理工作也需要充分发扬务实的作风。他强调，代表提出的建议，政府应该作为一个新的常态来对待，政府与代表之间应形成有序联系和良性互动，而不是每次都是“特事特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潮强调：“今年主任会议督办，我们提出‘主题督办’和‘单件督办’相结合，督办的题目都精心挑选，都是市民关心的大问题、上海城市大问题、社会关切的大问题。所以我们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同志，一定要从代表的背后看到群众的要求，从代表意见的背后要看到上海交通人出行的痛苦、悲剧和意愿。”“我认为代表建议的办理，不是办文，而是办事，是需要我们政府有关部门‘跳一跳’争取办到的。”“这个代表建议提了3次，不仅承办主体有更替，连办理的意见结果也是不断在变化，而且不是前进，是后退，先是‘正在解决’，后来变为‘解决采纳’，最后变成‘留作参考’。这不是持续推进的反馈，同时也不是形成合力的反馈，这种需要跨几个部门办理的，需要大家接力，最终形成合力，而不能脱力。”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看对人大最大的意见是办理代表建议办得不好、督办力度不够。”薛潮副主任指出，“今天我们这个会议是书面意见督办会，不是研究会。什么是督办？不能光开一次会就‘关起来’了，我建议今年年底由城建环保委安排一次，和市人大代表一起，到市交通委和相关道路现场去看一看，真正为代表建议办理打上一个勾。”这场代表建议督办会还“未完待续”……
“老百姓很多事情，通过一般渠道其实很难解决。像我们余国强代表，以人大代表身份提的建议，提了三次，推动也这么困难。我觉得是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政府部门在处理代表意见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一套合理的机制和一个切实可行的推动办法？”
“我来自上海机场。我们机场有很多标志标识，是国际标准，相当规范。我看了刚才余代表拍的照片，我觉得我们交通标识上确实不是很规范。”
“我们相信，确实这个问题做起来非常难，虽然局部是一个小小的标识，但是量多、面广，涉及到全市。然而这么难的事情，和我们人身安全、家庭幸福相比、和社会和谐相比，我想我们可能就会有克服这个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这是余国强、于广辉、顾鹏飞和胡继灵四位市人大代表在11月7日召开的“统一本市道路中心隔离带两头反光标识标准”代表建议督办会上的发言。他们所说的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
六年关注，三次建议
原来事情起源于余国强代表今年在市人代会上提交的“关于统一加强本市道路及近郊中心隔离带两头反光标识的标准建议”。这是他连续6年关注此事，第3次提出这方面的建议。此前，他曾在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和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分别提交过类似代表建议。
余国强说，上海的道路中心隔离带两头安全标识设置不规范不合理，特别到了晚上，由于没有反光标识，造成交通事故频发。“仅在吴中路水城路路口转弯处，我目睹的交通事故就有8起。”余代表做过调研，“除了欠缺反光标识外，隔离栏标识也不统一，有的装塑料管子、有的放骑马桩、有的用链条……”
在督办会上，余国强当场用PPT展示自己平时所拍摄的数百张隔离栏照片，形形色色的隔离装置由于缺乏醒目标识而被撞得面目全非。“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交通设施也代表了上海的形象问题！”余代表在现场还展示了他在英国、日本等国家所拍摄的隔离带标志标识照片。一张张统一标准、设置合理、干净整洁的标志标识照片，与刚才所看到的上海道路照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互动频繁，交锋热烈
代表几年来的呼吁，政府部门也有所行动。“近年来，黄浦区、徐汇区、静安区一些主要道路设了一些反光标识，起到了警示作用，也对降低交通事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市交通委副主任戴晓坚介绍。
会上，政府部门也列举了办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阻碍，对办理进程缓慢作了解释，归纳起来有四个原因：一是国家层面没有统一规定，二是职责划分不明晰，三是属地化管理导致各区实施进度不同，四是标准制定需要研究。
然而，针对这些原因，当场就有代表提出不同看法。胡继灵代表希望上海在标识方面也能走在全国前列，“小小的反光标识，涉及到全市交通安全，希望职能部门拿出一个‘时间表’，希望隔离栏反光标识也能成为上海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的‘闪光点’，甚至成为全国各个城市的一个学习样板”。
于广辉代表更是针对这些原因逐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刚才政府的同志讲到2013年机构改革，但是代表的意见是2011年就提出来了。如果大家提出的意见，都要经过一个这么复杂的流程，都开这么大一个会议解决，这个成本是不是有点太高了？交通委报告讲到试点，试点的结果是什么？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向我们代表或者公众反馈一下。再一个，从明年开始要开展道路设施标准研究，但是我们公安局也讲到已经完成标准制定，是不是可以直接借用？还有一个，虽然是属地化管理，但是我们市级单位主要是监管，监督监管的结果是什么？能不能有这样一些信息向代表或者是公众公开一下？”
代表们的这些想法得到了市人大方面的大力“点赞”。市人大城建环保委主任委员许德明说：“这么多年，这个事情确实要有一点急迫感。我的意思，赶快抓紧，先易后难，治标治本相结合，后面很大的措施可以一起上，但是先要把急的、老出事故的那几个路段先解决一下，然后再结合代表们提出的很好的建议，在全市层面看这个标识统一怎么弄。”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副主任郑海生接着说：“我感觉到关键是怎么迈开步子，不能还是我们认为如何如何，我们打算如何如何。人大代表是不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不是有相应的地位？要靠我们承办单位具体的、扎实的工作来体现。政府部门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宪行政、依法行政的要求，在一些具体的事例中对自己从严要求。”
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当场作了表态。戴晓坚说：“市交通委作为牵头部门，将会同市公安局，组织专家论证评估试点路段的反光标识使用效果，并征询市民意见，优化设施方案。同时还将对中央隔离设施的技术标准开展研究，将反光标识作为道路中央隔离设施内容之一纳入道路附属设施技术管理范畴。”
会议结束，督办还“未完待续”
在督办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达峰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重视代表建议及其办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要让代表发挥切实的作用。二要加强督办工作。督办工作本身也要不断完善，提高准确性和有效性。三要发扬务实的作风。代表提出建议要有事实依据、原因分析、具体对策。办理工作也需要充分发扬务实的作风。他强调，代表提出的建议，政府应该作为一个新的常态来对待，政府与代表之间应形成有序联系和良性互动，而不是每次都是“特事特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潮强调：“今年主任会议督办，我们提出‘主题督办’和‘单件督办’相结合，督办的题目都精心挑选，都是市民关心的大问题、上海城市大问题、社会关切的大问题。所以我们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同志，一定要从代表的背后看到群众的要求，从代表意见的背后要看到上海交通人出行的痛苦、悲剧和意愿。”“我认为代表建议的办理，不是办文，而是办事，是需要我们政府有关部门‘跳一跳’争取办到的。”“这个代表建议提了3次，不仅承办主体有更替，连办理的意见结果也是不断在变化，而且不是前进，是后退，先是‘正在解决’，后来变为‘解决采纳’，最后变成‘留作参考’。这不是持续推进的反馈，同时也不是形成合力的反馈，这种需要跨几个部门办理的，需要大家接力，最终形成合力，而不能脱力。”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看对人大最大的意见是办理代表建议办得不好、督办力度不够。”薛潮副主任指出，“今天我们这个会议是书面意见督办会，不是研究会。什么是督办？不能光开一次会就‘关起来’了，我建议今年年底由城建环保委安排一次，和市人大代表一起，到市交通委和相关道路现场去看一看，真正为代表建议办理打上一个勾。”这场代表建议督办会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