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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192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故被命名为“仰韶文化”，但仰韶文化的中心是陕西华山。仰韶文化以陕西华山为中心分布，东起山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在陕西关中、陕北一带。
仰韶文化是中國先民所创造的重要文化之一，仰韶文化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以华山为中心，分布于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河北、青海、湖北、山东等地。据传说，神农氏时代以后，黄帝、尧、舜相继起来，据《易·系辞传》记载，那时候的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弦木为弧，剡木为矢”。这些传说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大致有迹象可寻，因此可推想仰韶文化当是黄帝族的文化。
生活状况：氏族内部分工，私有制度萌芽
各遗址多发现石斧，即用来进行农业生产的一种工具，说明农业在当时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遗址多处于河谷里，土地肥沃，便于种植。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东西约560公尺，南北约800公尺，面积较大。遗址中有长方形土坑，四面有壁，像个小屋。许多小屋相互接连，形成一个村落。如果当时居民不是从事农业，不可能有这种相当巩固的定居生活。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农业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半坡遗址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说明了当时居民的生活情况。生产工具有石斧和骨锄，农作物有粟，是当时人们重要的食物。一陶罐粟在居室内被发现，一陶钵粟作为殉葬物放在墓葬里，足见当时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农业。
畜牧业也是重要的生产部门。仰韶遗址中有许多猪、马、牛的骨骼，其中猪骨最多。猪的大量饲养，说明当时居住地已相当安定。
手工业陶器、陶片发现得最多，西阴村遗址发现的多至数万片，制造技术和纹饰大多很精美。西阴村和大赉店（河南濬县）遗址都有发现纺轮，骨针、骨锥，足见当时纺织与缝纫已是一种普遍的手工业。石刀、石斧是各遗址常见的器物，有了这些工具，人们就可以进行多种生产。
弓箭是中石器时代后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的工具。有了弓箭，人们开始由狩猎生活过渡到原始畜牧业。仰韶文化各遗址多有石镞、骨镞，可见当时已普遍使用弓箭。
货物交换在甘肃各遗址的墓葬中都有发现，如磨制的玉片、玉瑗和海贝等。据推测，玉可能是从新疆来的，贝是从沿海地区来的。由此可以推想甘肃居民与沿海地区已经有了交换关系。列宁说：“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而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已经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在市场上的出卖是私有制的基础。”由于交换关系的继续发展，氏族内部逐渐分化了，而且开始有奴隶，也就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开始形成它的胚胎状态。半坡遗址有公共墓地，埋葬本氏族的死者。死者一般是仰身葬，带有殉葬物，主要是陶器等日常生活所用的器皿，也有些是装饰品。还有一些死者是俯身葬，都没有带殉葬物。这是死者身份不同的表示。春秋时晋国大夫子犯说，仰的人叫作“得天”，俯的人叫作“伏其罪”（《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俯身的人是罪人，奴隶是被看作罪人的。
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一般是美观的。发展到了属于铜器时代的辛店遗址的陶器，纹饰较为复杂，纹饰间还点缀着犬羊的图形，有的还涂有人形纹。
根据上述的生活状况，不难发现农业、畜牧业已经是重要的生产部门。陶器、武器和一般工具种类颇多，说明手工业也在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
经济文化发展状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仰韶村遗址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米，最厚达4米。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发现这里有四层文化层相叠压，自下而上是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由于以彩绘陶器为特征的文化现象首先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命名为“仰韶文化”，仰韶村遗址自此闻名中外。
1961年3月，国务院将仰韶文化遗址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中国和美、英、日等国的考古专家进行国际田野文物考察，在仰韶村附近的班村，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数十斤5000年前的小米，说明中国农业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
2005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彬县水北遗址进行发掘并取得重大考古收获。该遗址发掘出仰韶文化中期至晚期重要遗存，特别是所发现的大型房址，是迄今为止在陕西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仰韶文化房址。这些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文化谱系、聚落形态演变等将有较大的推进作用。彬县位于陕西省咸阳市西北部，属渭北旱塬塬梁沟壑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彬县境内就有先民生息。彬县炭店乡水北村南的泾河岸边，分布着一处史前大型聚落遗址，面积达十二万平方米。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于2005年6月至11月间对该遗址进行了选择性试掘和局部发掘，在面积为2400平方米的发掘中，共发掘出灰坑107个、房址4座、陶窑1座。遗迹中的房址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种。小型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址面积17.64平方米，房址内东南部有一瓢形灶，火塘后部有一火种罐；中型五边形半地穴式房址面积约35平方米，室内地面抹有一层较厚的草拌泥，地面经过轻微夯打；大型地面式房址平面形状为五边形，面积达190平方米。房内地面经过多层处理，下部为火烧土的红色硬面，上部为料礓石与沙土混合材料铺成，有较强的硬度。房内东南部有一灶坑，烟道部分用石板砌成，直通房外。墙基内侧墙面上发现有朱砂或者动物血所涂的紫红色彩绘。这种大型跨度的房址以往在关中地区较为罕见，充分显示了先民的智慧水平。遗址内还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其中陶片以红陶为最多，纹饰以线纹、绳纹为主。常见器类有铁轨式口沿罐、重唇口、平唇口或喇叭口尖底瓶，彩绘折沿盆、素面或彩陶钵、敛口瓮等。有关专家认为，水北遗址是泾水中游地区第一处大规模发掘的史前时期大型聚落遗址，其延续时间长，遗迹分布密集，房屋形制特殊且规模庞大，出土器物种类繁多等，较为罕见。它对于研究关中地区、泾水流域乃至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文化谱系、聚落形态演变规律等各层面的学术问题有较大的辅佐促进作用。 随着现代考古的不断发现，仰韶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逐步被人们认清，其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一，尤以陕西大部、河南西部、山西西南、甘肃陇东地区为多，涉及范围东至山东西部，南达江汉地区，西及甘肃、青海地区，北抵内蒙河套地区。
房屋建筑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房屋有一定的布局，周围有一条围沟，村落外有墓地和窑场。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多，后期以方形多间为多。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点燃过，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选址一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阶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有利于农业、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已发掘出近百处文化遗址中，出土文物均反映出较同一的文化特征。
至于仰韶文化的内部分类、时间上的分类及各个遗址之间的相互关系，学术界还有争论。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它基本是一个父系社会，早期的母系社会的论点只有比较少的人支持了。仰韶文化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母系氏族制度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聚落建筑的布局整齐有序。半坡聚落保存较完整，居住区在中心，外围绕一周大壕沟，沟外北部为墓葬区，东边设窑场。共揭露出40多座房屋遗迹，有一座大房子为公共活动的场所，其他几十座中小型房子面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布局。仰韶文化居民死后按一定的葬俗埋葬，多长方形土坑墓，墓中有陶器等随葬品，小孩实行瓮棺葬。盛行单人仰身的直肢葬，但合葬墓占一定比例。合葬的人数不等，多的达80人。葬制中实行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反映了以女性为中心的特点。聚落房子朝向中心广场的统一布局，则表明当时维系氏族团结的血缘纽带根深蒂固。
仰韶文化是由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而来的，社会经济比原始农业初期阶段有了较大的发展。各地氏族部落在河谷阶地上营建了大大小小的部落，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氏族成员主要从事农业生活，同时饲养猪、羊等家畜，兼营狩猎、采集和捕捞水中的鱼蚌。这一时期的原始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制陶业、石器制造和其他手工业技术在各种类型的氏族经济生产中普遍得到推广和传播，一些先进技术已影响到长江流域和东北、西南地区。仰韶文化的两千年发展，既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原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农业和家畜饲养
仰韶文化各个部落继承了前仰韶时期各种文化的传统生产方式，农业生产仍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粟的遗存在各重要遗址中经常发现，如西安半坡一座房子内的罐、瓮中都盛放着粟，另一座房子的小窖穴中也发现了粟壳遗存，特别是有一个窖穴中粟壳堆积达数斗之多。在重要遗址北首岭、泉护村、下孟村、王湾等，也都发现了或多或少的粟壳。在临潼的姜寨遗址还发现了另一种耐旱作物“黍”。靠近长江北岸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了稻谷痕迹。此外，在洛阳孙旗屯、郑州林山砦、淅川下集等遗址，也都发现了粮食遗迹。上述情况表明，仰韶文化范围内的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粮食作物品种不仅是一种粟。同时，人们还掌握了蔬菜种植技术，半坡遗址的一座房子内，一个陶罐里装满了已经炭化的白菜或芥菜之类的茶籽。
仰韶文化处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和土地轮休的耕作方式，生产水平仍比较低下。早期阶段可能有尖木棒等木质工具及石铲、石锄等挖掘土地。这时的石斧大多形体厚重，横断面呈椭圆形，适于砍伐林木以开垦荒地。收割农作物则用两侧有缺口的长方形石刀和陶刀。加工粮食使用石磨盘、石磨棒和木杵、石杵等。中晚期的庙底沟、大河村类型，出现了大量舌形或心形的石铲，磨制得比较平整光滑。在临汝大张村、郑州大河村等遗址，还出土一种大型、通体磨光的长条形石铲或有肩石铲。这一时期收割谷穗改用磨光的长方形石刀，有的还带穿孔。这些工具都比早期的半坡类型有所进步，生产效率也因此得到提高。
家畜饲养业比新石器时代早期也有一定进步，饲养的家畜有猪、狗和羊，马的骨头也有少量发现。鸡骨发现较多，可能已经驯化为家禽了。
采集和渔猎经济
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游各部落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当时的采集品中有榛子、栗子、松籽和朴树籽等，还有水中的螺蛳。其他如植物块根、鸟蛋、蜂蜜及昆虫等，也是采集的对象，这些与过去没有多大区别。
各氏族营地附近都有大小河流和比较宽阔的水域，水产十分丰富，利于捕捞活动。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石、陶制网坠和骨制鱼钩、鱼叉等工具，说明当时氏族先民的捕捞方法既有网捕，也有垂钓和投叉击刺。许多遗址的彩绘陶器上都有鱼网的描画。半坡类型的彩陶盆内及其他一些彩陶器皿上常有鱼网纹和鱼纹，显然是长期捕捞活动的真实写照。
狩猎主要是男子从事的活动，一般集体围猎较大和较凶猛的野兽。半坡遗址出土的猎获物骨骼较多，有斑鹿、水鹿、竹鼠、野兔、狸、貉、獾、羚羊等等，有的遗址还出土了一些飞禽的骨骼。狩猎所用的工具多種多样，最常见的是用骨、石、角磨制的箭头，有三角形、柳叶形、带翼和圆锥状等十多种不同的形式，都磨制得很锋利。还发现了较多石、角制的矛头和投掷用的石球。
从这些遗物可知，当时的狩猎方法包括射击、投掷和集体围打等几种，鹿是狩猎的主要对象。
手工业
仰韶文化的手工业经济与农业、畜牧业经济一样，主要从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活动，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已普遍存在，商品经济的萌芽还没有产生。
在各个部落里，氏族成员从事的生产劳动主要是以性别和年龄为分工的。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些专业性技术，开始由氏族内部长期从事、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成员掌握，这些专业分工尚不十分明确和规范。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制石、制骨、制革、纺织、编织等。
仰韶文化的农耕石器包括石斧、石铲、磨盘等，除此之外还有骨器。除农耕外，仰韶文化的人们显然还进行渔猎。在出土的文物中有骨制的鱼钩、鱼叉、箭头等。仰韶文化前期的陶器多是手制的，中期开始出现轮制的。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编织物印下来的纹路，由此可见仰韶文化有编织和织布的手工业。在发掘的动物骨头中，除猎取的野生动物外，还有大量狗和猪的骨骼，羊比较少。 对仰韶文化墓地的发掘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这一时期的认识，墓地的随葬品和下葬的方式为人们了解当时的生活方式、信仰、生活条件带来了许多启发。
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有较发达的农业，作物为栗和黍。饲养家畜主要是猪，并有狗。也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各种水器、甑、灶、鼎、碗、杯、盆、罐、瓮等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红色，多用手制法，用泥条盘成器形，然后将器壁拍平制造。红陶器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是仰韶文化的最明显特征，故也称“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制陶业发达，因其较好地掌握了选用陶土、造型、装饰等工序。制陶时多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用慢轮修整口沿，在器表装饰各种精美的纹饰。陶器种类有钵、盆、碗、细颈壶、小口尖底瓶、罐与粗陶瓮等。其彩陶器造型优美，表面用红彩或黑彩画出绚丽多彩的几何形图案和动物形花纹，其中，人面形纹、鱼纹、鹿纹、蛙纹与鸟纹等形象逼真生动。不少出土的彩陶器为艺术珍品，如水鸟啄鱼纹船形壶、人面纹彩陶盆、鱼蛙纹彩陶盆、鹳衔鱼纹彩陶缸等。陶塑艺术品也很精彩，有附饰在陶器上的各种动物塑像，如隼形饰、羊头器钮、鸟形盖把、人面头像、壁虎及鹰等，皆栩栩如生。
在半坡等地的彩陶钵口沿黑宽带纹上，还发现有50多种刻划符号，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在濮阳西水坡又发现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是中国迄今所知最完整的原始时代龙虎形象。
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这时的陶器是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次之。红陶分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两种，主要原料是粘土，有的也掺杂少量砂粒。在仰韶陶器中，细泥彩陶具有独特造型，表面呈红色，表里磨光，还有美丽的图案，是当时最闻名的。细泥陶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水平，具有一定代表性。西安市半坡村发掘的彩陶盘也是属于仰韶文化的产品。
制陶业
仰韶文化的制陶业比较发达，制陶技术最能代表当时的手工业经济发展的水平。从考古发现看，各部落都掌握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包括选用陶土、塑坯造型、烧制火候等一系列技术和绘画。不过，制坯还停留在手制阶段，不少小件器物仍采用直接捏塑的简易方法。仰韶文化中期以前，一般都采用泥条盘筑法制坯造型，后来出现了用慢轮修整口沿部分的技术。制陶的工匠能够在器物表面施加各种纹饰，有的用特制的模具拍打，有的用工具刻划，有的装饰主要是为了加固器体，有的则仅仅是为了美观。其中装饰作用最明显的是彩陶花纹。
仰韶文化各种类型遗址发现的彩陶花纹形式与风格互有区别，但也有它们的共同特点。早期以红地黑彩或紫彩为多，中期流行先涂绘白色或红色陶衣为地，再加绘黑色、棕色或红色的纹饰，有的黑彩还镶加白边，十分美丽。绘画所用的颜料、磨砚、研磨锤等工具，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遗址的营地、墓葬中都有发现。从彩陶图案纹饰的痕迹分析，当时绘画已经使用毛笔一类较软的工具。
各地的居住营地中，有专门烧制陶器的窑场和作坊。目前已发现仰韶文化各时期的陶窑上百座，构造分为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以横穴窑最为常见。横穴窑是较原始的一种陶窑，由火膛、火道、窑箅和窑室四部分组成。其特点是火膛、火道与窑室作横向排列，窑室在火膛后方并略倾斜向上，两者通过两条或更多的火道相连。窑室底部为窑箅，上有箅孔（即火眼），火苗经过火道和火眼进入窑室。横穴窑还可依其火道和箅孔的长短、形状而细分为四种形式。至于竖穴窑，主要特点是火膛位于窑室的下部，两者基本相垂直。如在偃师汤泉沟所见的一座典型的竖穴窑，火膛中还立木柱以支撑上部有 7个火眼的窑箅。
仰韶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泥质红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几种，也有一些泥质黑陶和夹砂灰陶器。半坡类型的陶器主要是夹砂陶罐、小口尖底瓶、钵和卷沿彩陶盆。器表多饰绳纹、线纹、锥刺纹、指甲纹和弦纹，彩绘图案是在钵的口沿外绘画一周紫色、红色宽带纹、盆的内外绘画人面、鱼、鹿、植物等象征性花纹和三角形、圆点组成的几何形图案。在圆底钵口沿的宽带纹上，发现有二十多种不同的刻划符号，可能是中国古代文字的渊源。庙底沟类型的陶器主要有曲腹碗、曲腹盆、小口尖底瓶、小口平底瓶、斜沿罐、釜、灶等，彩陶纹饰除象征性的蛙纹外，最富特征的是大量以圆点、曲线、涡纹、弧线、三角涡纹、方格纹组成的繁杂图案。西王村类型是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存，彩陶已很少，出现了一批形制较小的泥质红陶平沿盆。后冈类型的陶器以红顶碗、钵、圆底罐形鼎居多，彩绘纹饰流行成组的平行短线，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
大河村类型的仰韶文化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早期阶段的文化特点基本上与庙底沟类型一致，陶器种类与彩陶纹饰也大体相同，不过更多的彩陶施以淡黄或白色陶衣；这种类型的晚期文化堆积很典型，陶器主要有各式鼎、盆、钵、壶、瓮、罐、豆、甑、缸及大口尖底器，彩陶花纹有六角星纹、太阳纹、星月纹、网纹、“～”纹、“X”纹等等。大河村类型发展到最后阶段，有许多因素与相邻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湖北屈家岭文化相同或相似，表现出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同一趋势。
大司空村类型是在后岗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这时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降于次要地位，代表器型的直口圆唇折腹盆、敞口浅腹盆、斜腹或折腹钵、碗、罐等，刻划与拍印纹饰与仰韶文化其他类型一致，彩陶风格如纹样则较为特殊，在暗褐色地上施黑、红二种色彩，花纹为弧线三角、曲线、波浪等，断续构成带状图案，其间并缀以叶纹、S纹、同心圆纹、睫毛纹等。下王岗类型是仰韶文化早期阶段最南部的一个类型，分布于豫南唐河、白河流域和鄂北汉水中游一带，可能是裴李岗文化移民的后裔创造的一种古老文化。这种类型的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红陶为主，种类包括罐形锥足鼎、钵、罐、盆等，有些器物与半坡类型的极为近似，鼎与长颈壶与裴李岗文化有一定渊源。这种类型的晚期阶段陶器种类增加，彩陶也以红地黑花或灰衣红彩居多，纹饰有条带纹、三角纹、斜十字纹、叶纹、涡纹和方格纹。
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各种类型的制陶业，在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非常稳定。总的趋势是泥质红陶和彩绘陶器逐渐减少，灰陶、黑陶的比重越来越大，最终发展到以黑陶为主的龙山文化时期。
石器制造业
仰韶文化的石器制造业比较发达，早期打制的多使用直接打击法，制出的砍砸器和刮削器往往不加修整即行使用，比较粗糙。中期以后，磨制石器已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器形也有很大改进，数量大批增加。各类型遗址中出土的磨制石器，都是先打出初坯然后细致研磨成器的。与磨制相联系，切锯石材和穿孔的技术普遍使用，穿孔石斧在各遗址都有发现。穿孔主要使用钻穿，但往往先凿出浅窝再施钻，也有的是先磨出凹槽而后施钻的。穿孔石器是为了更好地装柄以制成复合工具，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仰韶文化价值：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时代
通过对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杨官寨遗址、临潼姜寨遗址、华县老官台遗址与泉护村遗址、河南陕县庙底沟与三里桥遗址、渑池仰韶村遗址、洛阳王湾遗址和孟津妯娌遗址等地的发掘，考古工作者进一步明确了仰韶文化时期的基本面貌。
仰韶时期的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拥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村落；原始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同時兼营畜牧、渔猎和采集；主要的生产工具是磨制石器；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此时反映人们意识形态的埋葬制度已经初步形成。
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第一次证实了中国在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从此开始把考古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到旧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帝喾等大部落真实的经济生活和文化活动，都可以以仰韶文化为依据来进行探讨。仰韶遗址的考古与发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不但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和文化，而且相当发达，使过去宣扬的“中华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
仰韶文化以黄河中游、华山为中心，分布广泛，东至山东、西至甘青、南到江汉平原，北达内蒙古草原，目前发现的遗址有5200余处。仰韶文化上下数千年，纵横几千里，在世界范围内来说也是罕见的。
（编辑 王琳琳）
仰韶文化是中國先民所创造的重要文化之一，仰韶文化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以华山为中心，分布于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河北、青海、湖北、山东等地。据传说，神农氏时代以后，黄帝、尧、舜相继起来，据《易·系辞传》记载，那时候的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弦木为弧，剡木为矢”。这些传说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大致有迹象可寻，因此可推想仰韶文化当是黄帝族的文化。
生活状况：氏族内部分工，私有制度萌芽
各遗址多发现石斧，即用来进行农业生产的一种工具，说明农业在当时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遗址多处于河谷里，土地肥沃，便于种植。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东西约560公尺，南北约800公尺，面积较大。遗址中有长方形土坑，四面有壁，像个小屋。许多小屋相互接连，形成一个村落。如果当时居民不是从事农业，不可能有这种相当巩固的定居生活。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农业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半坡遗址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说明了当时居民的生活情况。生产工具有石斧和骨锄，农作物有粟，是当时人们重要的食物。一陶罐粟在居室内被发现，一陶钵粟作为殉葬物放在墓葬里，足见当时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农业。
畜牧业也是重要的生产部门。仰韶遗址中有许多猪、马、牛的骨骼，其中猪骨最多。猪的大量饲养，说明当时居住地已相当安定。
手工业陶器、陶片发现得最多，西阴村遗址发现的多至数万片，制造技术和纹饰大多很精美。西阴村和大赉店（河南濬县）遗址都有发现纺轮，骨针、骨锥，足见当时纺织与缝纫已是一种普遍的手工业。石刀、石斧是各遗址常见的器物，有了这些工具，人们就可以进行多种生产。
弓箭是中石器时代后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的工具。有了弓箭，人们开始由狩猎生活过渡到原始畜牧业。仰韶文化各遗址多有石镞、骨镞，可见当时已普遍使用弓箭。
货物交换在甘肃各遗址的墓葬中都有发现，如磨制的玉片、玉瑗和海贝等。据推测，玉可能是从新疆来的，贝是从沿海地区来的。由此可以推想甘肃居民与沿海地区已经有了交换关系。列宁说：“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而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已经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在市场上的出卖是私有制的基础。”由于交换关系的继续发展，氏族内部逐渐分化了，而且开始有奴隶，也就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开始形成它的胚胎状态。半坡遗址有公共墓地，埋葬本氏族的死者。死者一般是仰身葬，带有殉葬物，主要是陶器等日常生活所用的器皿，也有些是装饰品。还有一些死者是俯身葬，都没有带殉葬物。这是死者身份不同的表示。春秋时晋国大夫子犯说，仰的人叫作“得天”，俯的人叫作“伏其罪”（《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俯身的人是罪人，奴隶是被看作罪人的。
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一般是美观的。发展到了属于铜器时代的辛店遗址的陶器，纹饰较为复杂，纹饰间还点缀着犬羊的图形，有的还涂有人形纹。
根据上述的生活状况，不难发现农业、畜牧业已经是重要的生产部门。陶器、武器和一般工具种类颇多，说明手工业也在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
经济文化发展状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仰韶村遗址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米，最厚达4米。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发现这里有四层文化层相叠压，自下而上是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由于以彩绘陶器为特征的文化现象首先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命名为“仰韶文化”，仰韶村遗址自此闻名中外。
1961年3月，国务院将仰韶文化遗址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中国和美、英、日等国的考古专家进行国际田野文物考察，在仰韶村附近的班村，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数十斤5000年前的小米，说明中国农业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
2005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彬县水北遗址进行发掘并取得重大考古收获。该遗址发掘出仰韶文化中期至晚期重要遗存，特别是所发现的大型房址，是迄今为止在陕西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仰韶文化房址。这些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文化谱系、聚落形态演变等将有较大的推进作用。彬县位于陕西省咸阳市西北部，属渭北旱塬塬梁沟壑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彬县境内就有先民生息。彬县炭店乡水北村南的泾河岸边，分布着一处史前大型聚落遗址，面积达十二万平方米。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于2005年6月至11月间对该遗址进行了选择性试掘和局部发掘，在面积为2400平方米的发掘中，共发掘出灰坑107个、房址4座、陶窑1座。遗迹中的房址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种。小型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址面积17.64平方米，房址内东南部有一瓢形灶，火塘后部有一火种罐；中型五边形半地穴式房址面积约35平方米，室内地面抹有一层较厚的草拌泥，地面经过轻微夯打；大型地面式房址平面形状为五边形，面积达190平方米。房内地面经过多层处理，下部为火烧土的红色硬面，上部为料礓石与沙土混合材料铺成，有较强的硬度。房内东南部有一灶坑，烟道部分用石板砌成，直通房外。墙基内侧墙面上发现有朱砂或者动物血所涂的紫红色彩绘。这种大型跨度的房址以往在关中地区较为罕见，充分显示了先民的智慧水平。遗址内还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其中陶片以红陶为最多，纹饰以线纹、绳纹为主。常见器类有铁轨式口沿罐、重唇口、平唇口或喇叭口尖底瓶，彩绘折沿盆、素面或彩陶钵、敛口瓮等。有关专家认为，水北遗址是泾水中游地区第一处大规模发掘的史前时期大型聚落遗址，其延续时间长，遗迹分布密集，房屋形制特殊且规模庞大，出土器物种类繁多等，较为罕见。它对于研究关中地区、泾水流域乃至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文化谱系、聚落形态演变规律等各层面的学术问题有较大的辅佐促进作用。 随着现代考古的不断发现，仰韶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逐步被人们认清，其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一，尤以陕西大部、河南西部、山西西南、甘肃陇东地区为多，涉及范围东至山东西部，南达江汉地区，西及甘肃、青海地区，北抵内蒙河套地区。
房屋建筑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房屋有一定的布局，周围有一条围沟，村落外有墓地和窑场。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多，后期以方形多间为多。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点燃过，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选址一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阶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有利于农业、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已发掘出近百处文化遗址中，出土文物均反映出较同一的文化特征。
至于仰韶文化的内部分类、时间上的分类及各个遗址之间的相互关系，学术界还有争论。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它基本是一个父系社会，早期的母系社会的论点只有比较少的人支持了。仰韶文化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母系氏族制度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聚落建筑的布局整齐有序。半坡聚落保存较完整，居住区在中心，外围绕一周大壕沟，沟外北部为墓葬区，东边设窑场。共揭露出40多座房屋遗迹，有一座大房子为公共活动的场所，其他几十座中小型房子面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布局。仰韶文化居民死后按一定的葬俗埋葬，多长方形土坑墓，墓中有陶器等随葬品，小孩实行瓮棺葬。盛行单人仰身的直肢葬，但合葬墓占一定比例。合葬的人数不等，多的达80人。葬制中实行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反映了以女性为中心的特点。聚落房子朝向中心广场的统一布局，则表明当时维系氏族团结的血缘纽带根深蒂固。
仰韶文化是由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而来的，社会经济比原始农业初期阶段有了较大的发展。各地氏族部落在河谷阶地上营建了大大小小的部落，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氏族成员主要从事农业生活，同时饲养猪、羊等家畜，兼营狩猎、采集和捕捞水中的鱼蚌。这一时期的原始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制陶业、石器制造和其他手工业技术在各种类型的氏族经济生产中普遍得到推广和传播，一些先进技术已影响到长江流域和东北、西南地区。仰韶文化的两千年发展，既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原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农业和家畜饲养
仰韶文化各个部落继承了前仰韶时期各种文化的传统生产方式，农业生产仍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粟的遗存在各重要遗址中经常发现，如西安半坡一座房子内的罐、瓮中都盛放着粟，另一座房子的小窖穴中也发现了粟壳遗存，特别是有一个窖穴中粟壳堆积达数斗之多。在重要遗址北首岭、泉护村、下孟村、王湾等，也都发现了或多或少的粟壳。在临潼的姜寨遗址还发现了另一种耐旱作物“黍”。靠近长江北岸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了稻谷痕迹。此外，在洛阳孙旗屯、郑州林山砦、淅川下集等遗址，也都发现了粮食遗迹。上述情况表明，仰韶文化范围内的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粮食作物品种不仅是一种粟。同时，人们还掌握了蔬菜种植技术，半坡遗址的一座房子内，一个陶罐里装满了已经炭化的白菜或芥菜之类的茶籽。
仰韶文化处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和土地轮休的耕作方式，生产水平仍比较低下。早期阶段可能有尖木棒等木质工具及石铲、石锄等挖掘土地。这时的石斧大多形体厚重，横断面呈椭圆形，适于砍伐林木以开垦荒地。收割农作物则用两侧有缺口的长方形石刀和陶刀。加工粮食使用石磨盘、石磨棒和木杵、石杵等。中晚期的庙底沟、大河村类型，出现了大量舌形或心形的石铲，磨制得比较平整光滑。在临汝大张村、郑州大河村等遗址，还出土一种大型、通体磨光的长条形石铲或有肩石铲。这一时期收割谷穗改用磨光的长方形石刀，有的还带穿孔。这些工具都比早期的半坡类型有所进步，生产效率也因此得到提高。
家畜饲养业比新石器时代早期也有一定进步，饲养的家畜有猪、狗和羊，马的骨头也有少量发现。鸡骨发现较多，可能已经驯化为家禽了。
采集和渔猎经济
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游各部落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当时的采集品中有榛子、栗子、松籽和朴树籽等，还有水中的螺蛳。其他如植物块根、鸟蛋、蜂蜜及昆虫等，也是采集的对象，这些与过去没有多大区别。
各氏族营地附近都有大小河流和比较宽阔的水域，水产十分丰富，利于捕捞活动。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石、陶制网坠和骨制鱼钩、鱼叉等工具，说明当时氏族先民的捕捞方法既有网捕，也有垂钓和投叉击刺。许多遗址的彩绘陶器上都有鱼网的描画。半坡类型的彩陶盆内及其他一些彩陶器皿上常有鱼网纹和鱼纹，显然是长期捕捞活动的真实写照。
狩猎主要是男子从事的活动，一般集体围猎较大和较凶猛的野兽。半坡遗址出土的猎获物骨骼较多，有斑鹿、水鹿、竹鼠、野兔、狸、貉、獾、羚羊等等，有的遗址还出土了一些飞禽的骨骼。狩猎所用的工具多種多样，最常见的是用骨、石、角磨制的箭头，有三角形、柳叶形、带翼和圆锥状等十多种不同的形式，都磨制得很锋利。还发现了较多石、角制的矛头和投掷用的石球。
从这些遗物可知，当时的狩猎方法包括射击、投掷和集体围打等几种，鹿是狩猎的主要对象。
手工业
仰韶文化的手工业经济与农业、畜牧业经济一样，主要从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活动，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已普遍存在，商品经济的萌芽还没有产生。
在各个部落里，氏族成员从事的生产劳动主要是以性别和年龄为分工的。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些专业性技术，开始由氏族内部长期从事、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成员掌握，这些专业分工尚不十分明确和规范。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制石、制骨、制革、纺织、编织等。
仰韶文化的农耕石器包括石斧、石铲、磨盘等，除此之外还有骨器。除农耕外，仰韶文化的人们显然还进行渔猎。在出土的文物中有骨制的鱼钩、鱼叉、箭头等。仰韶文化前期的陶器多是手制的，中期开始出现轮制的。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编织物印下来的纹路，由此可见仰韶文化有编织和织布的手工业。在发掘的动物骨头中，除猎取的野生动物外，还有大量狗和猪的骨骼，羊比较少。 对仰韶文化墓地的发掘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这一时期的认识，墓地的随葬品和下葬的方式为人们了解当时的生活方式、信仰、生活条件带来了许多启发。
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有较发达的农业，作物为栗和黍。饲养家畜主要是猪，并有狗。也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各种水器、甑、灶、鼎、碗、杯、盆、罐、瓮等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红色，多用手制法，用泥条盘成器形，然后将器壁拍平制造。红陶器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是仰韶文化的最明显特征，故也称“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制陶业发达，因其较好地掌握了选用陶土、造型、装饰等工序。制陶时多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用慢轮修整口沿，在器表装饰各种精美的纹饰。陶器种类有钵、盆、碗、细颈壶、小口尖底瓶、罐与粗陶瓮等。其彩陶器造型优美，表面用红彩或黑彩画出绚丽多彩的几何形图案和动物形花纹，其中，人面形纹、鱼纹、鹿纹、蛙纹与鸟纹等形象逼真生动。不少出土的彩陶器为艺术珍品，如水鸟啄鱼纹船形壶、人面纹彩陶盆、鱼蛙纹彩陶盆、鹳衔鱼纹彩陶缸等。陶塑艺术品也很精彩，有附饰在陶器上的各种动物塑像，如隼形饰、羊头器钮、鸟形盖把、人面头像、壁虎及鹰等，皆栩栩如生。
在半坡等地的彩陶钵口沿黑宽带纹上，还发现有50多种刻划符号，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在濮阳西水坡又发现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是中国迄今所知最完整的原始时代龙虎形象。
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这时的陶器是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次之。红陶分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两种，主要原料是粘土，有的也掺杂少量砂粒。在仰韶陶器中，细泥彩陶具有独特造型，表面呈红色，表里磨光，还有美丽的图案，是当时最闻名的。细泥陶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水平，具有一定代表性。西安市半坡村发掘的彩陶盘也是属于仰韶文化的产品。
制陶业
仰韶文化的制陶业比较发达，制陶技术最能代表当时的手工业经济发展的水平。从考古发现看，各部落都掌握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包括选用陶土、塑坯造型、烧制火候等一系列技术和绘画。不过，制坯还停留在手制阶段，不少小件器物仍采用直接捏塑的简易方法。仰韶文化中期以前，一般都采用泥条盘筑法制坯造型，后来出现了用慢轮修整口沿部分的技术。制陶的工匠能够在器物表面施加各种纹饰，有的用特制的模具拍打，有的用工具刻划，有的装饰主要是为了加固器体，有的则仅仅是为了美观。其中装饰作用最明显的是彩陶花纹。
仰韶文化各种类型遗址发现的彩陶花纹形式与风格互有区别，但也有它们的共同特点。早期以红地黑彩或紫彩为多，中期流行先涂绘白色或红色陶衣为地，再加绘黑色、棕色或红色的纹饰，有的黑彩还镶加白边，十分美丽。绘画所用的颜料、磨砚、研磨锤等工具，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遗址的营地、墓葬中都有发现。从彩陶图案纹饰的痕迹分析，当时绘画已经使用毛笔一类较软的工具。
各地的居住营地中，有专门烧制陶器的窑场和作坊。目前已发现仰韶文化各时期的陶窑上百座，构造分为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以横穴窑最为常见。横穴窑是较原始的一种陶窑，由火膛、火道、窑箅和窑室四部分组成。其特点是火膛、火道与窑室作横向排列，窑室在火膛后方并略倾斜向上，两者通过两条或更多的火道相连。窑室底部为窑箅，上有箅孔（即火眼），火苗经过火道和火眼进入窑室。横穴窑还可依其火道和箅孔的长短、形状而细分为四种形式。至于竖穴窑，主要特点是火膛位于窑室的下部，两者基本相垂直。如在偃师汤泉沟所见的一座典型的竖穴窑，火膛中还立木柱以支撑上部有 7个火眼的窑箅。
仰韶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泥质红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几种，也有一些泥质黑陶和夹砂灰陶器。半坡类型的陶器主要是夹砂陶罐、小口尖底瓶、钵和卷沿彩陶盆。器表多饰绳纹、线纹、锥刺纹、指甲纹和弦纹，彩绘图案是在钵的口沿外绘画一周紫色、红色宽带纹、盆的内外绘画人面、鱼、鹿、植物等象征性花纹和三角形、圆点组成的几何形图案。在圆底钵口沿的宽带纹上，发现有二十多种不同的刻划符号，可能是中国古代文字的渊源。庙底沟类型的陶器主要有曲腹碗、曲腹盆、小口尖底瓶、小口平底瓶、斜沿罐、釜、灶等，彩陶纹饰除象征性的蛙纹外，最富特征的是大量以圆点、曲线、涡纹、弧线、三角涡纹、方格纹组成的繁杂图案。西王村类型是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存，彩陶已很少，出现了一批形制较小的泥质红陶平沿盆。后冈类型的陶器以红顶碗、钵、圆底罐形鼎居多，彩绘纹饰流行成组的平行短线，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
大河村类型的仰韶文化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早期阶段的文化特点基本上与庙底沟类型一致，陶器种类与彩陶纹饰也大体相同，不过更多的彩陶施以淡黄或白色陶衣；这种类型的晚期文化堆积很典型，陶器主要有各式鼎、盆、钵、壶、瓮、罐、豆、甑、缸及大口尖底器，彩陶花纹有六角星纹、太阳纹、星月纹、网纹、“～”纹、“X”纹等等。大河村类型发展到最后阶段，有许多因素与相邻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湖北屈家岭文化相同或相似，表现出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同一趋势。
大司空村类型是在后岗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这时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降于次要地位，代表器型的直口圆唇折腹盆、敞口浅腹盆、斜腹或折腹钵、碗、罐等，刻划与拍印纹饰与仰韶文化其他类型一致，彩陶风格如纹样则较为特殊，在暗褐色地上施黑、红二种色彩，花纹为弧线三角、曲线、波浪等，断续构成带状图案，其间并缀以叶纹、S纹、同心圆纹、睫毛纹等。下王岗类型是仰韶文化早期阶段最南部的一个类型，分布于豫南唐河、白河流域和鄂北汉水中游一带，可能是裴李岗文化移民的后裔创造的一种古老文化。这种类型的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红陶为主，种类包括罐形锥足鼎、钵、罐、盆等，有些器物与半坡类型的极为近似，鼎与长颈壶与裴李岗文化有一定渊源。这种类型的晚期阶段陶器种类增加，彩陶也以红地黑花或灰衣红彩居多，纹饰有条带纹、三角纹、斜十字纹、叶纹、涡纹和方格纹。
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各种类型的制陶业，在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非常稳定。总的趋势是泥质红陶和彩绘陶器逐渐减少，灰陶、黑陶的比重越来越大，最终发展到以黑陶为主的龙山文化时期。
石器制造业
仰韶文化的石器制造业比较发达，早期打制的多使用直接打击法，制出的砍砸器和刮削器往往不加修整即行使用，比较粗糙。中期以后，磨制石器已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器形也有很大改进，数量大批增加。各类型遗址中出土的磨制石器，都是先打出初坯然后细致研磨成器的。与磨制相联系，切锯石材和穿孔的技术普遍使用，穿孔石斧在各遗址都有发现。穿孔主要使用钻穿，但往往先凿出浅窝再施钻，也有的是先磨出凹槽而后施钻的。穿孔石器是为了更好地装柄以制成复合工具，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仰韶文化价值：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时代
通过对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杨官寨遗址、临潼姜寨遗址、华县老官台遗址与泉护村遗址、河南陕县庙底沟与三里桥遗址、渑池仰韶村遗址、洛阳王湾遗址和孟津妯娌遗址等地的发掘，考古工作者进一步明确了仰韶文化时期的基本面貌。
仰韶时期的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拥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村落；原始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同時兼营畜牧、渔猎和采集；主要的生产工具是磨制石器；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此时反映人们意识形态的埋葬制度已经初步形成。
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第一次证实了中国在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从此开始把考古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到旧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帝喾等大部落真实的经济生活和文化活动，都可以以仰韶文化为依据来进行探讨。仰韶遗址的考古与发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不但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和文化，而且相当发达，使过去宣扬的“中华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
仰韶文化以黄河中游、华山为中心，分布广泛，东至山东、西至甘青、南到江汉平原，北达内蒙古草原，目前发现的遗址有5200余处。仰韶文化上下数千年，纵横几千里，在世界范围内来说也是罕见的。
（编辑 王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