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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现场经济时代的智能技术集成和智慧共享体系改变了劳动的形态，新的劳动形态下的“智慧劳动”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的自由度和劳动的综合效能，导致“智慧劳动”逐步开始起到主导经济的作用，使得“资本”不再是唯一的经济主导者。智慧劳动将运用智慧共享平台的放大功能，逐步开始参与到主导新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中来。这种新经济的主导作用，不仅带来了智慧经济时代“非现场经济”现象的新繁荣，还将给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的形态、社会经济的结构、社会信任体系以及社会财富分配及再分配的规则等，带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性影响。
【关键词】非现场经济 智慧劳动 智慧共享体系 共享经济 超级物联网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5.18.006
长期以来，我们在基本思考方式上接受的教育一直是：站在现在、回看过去、畅想未来。进入21世纪，借助于智能科技高速发展的成果，社会发展变化的速率也达到了一个空前值，“现在”这个词的时间定义范围不再是以年为计算单位的一个时间概念。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现在”也许只是几个月或几天，甚至第二天就成为了完全不同的“未来”。换句话说，我们开始出现了看不清或看不懂“现在”的新困惑，传统概念上的“现在”每天在变。“站在现在、把握现在”变成了一个畅想，看不清现在也就更不敢畅想未来。
《时代》杂志文章指出，发明家、计算机科学家雷蒙德·库茨维尔相信，智能技术的“寄点”将在2045年到来，届时人类文明即将终结。笔者以為，人类文明即将终结那倒未必，而是人类文明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2010年3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笔者纂写的《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一书，该书的出版就是站在“一个崭新时代”对现在的一次畅想，并首次提出了“非现场经济”这个概念，标志着非现场经济现象研究的正式启动。
非现场经济现象
大工业革命把劳动者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智慧科技成果的集成态势再次把人们从固定办公场所、交易场所、事件现场、资源现场以及定点PC等特定时空环境的制约中解放了出来，劳动者和生产力再次获得解放，并呈现出了劳动者劳动与生活非现场化加大趋势。
高度智能环境下的“充分感知与应用”和“充分自由”把劳动者从“特定的环境限制中解放”出来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信息经济借助于固网及应用技术，实现了便捷的信息交互，并开始启动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劳动场所向固定的PC转移，初步实现了非现场生活和非现场劳动；第二阶段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借助于智能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技术、物联网技术和智能移动终端及其综合应用技术，不仅实现了人们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劳动场所系缚中的解放，更是把人们从固定的或定点的PC中解放了出来，真正实现了时空自由的“感知与应用”的非现场生活与非现场工作。①
非现场化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形态和生活习惯，这种趋势再次迎来巨大的社会变革，推动了非现场经济的极速发展。此时，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越来越与人们投入的工作时间无关，而取决于他们的智慧性、原创性、创造性以及参与性。我们的工作仍然存在，但不再是单一的稳定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多的人将在非固定工作岗位上，把劳动和知识产品转化成数据，转化为智能服务产品。这种不直接挂钩劳动时间的价值体现，依靠的是敏锐发现新问题、创造性地或主动参与来解决问题和借助于智能技术体系灵活应用的综合能力，这个新能力就是新时代人们的智慧劳动。它们不需要离开它的原始占有者就能够被买卖和交换，其价值的增加是通过智慧或智慧应用来实现，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劳动时间长短来实现。工业社会劳动文化的两大基本支柱：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工作岗位，将退居次要地位。也就是说，劳动的经济效益与劳动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的直接关联度越来越松散。这种直接关联度向间接关联度转变的结果是：各种非现场劳动的基础面成熟了。即：智能生活模式极大地拓展了人们非现场的活动时空，人们的非现场工作、非现场交流、非现场交易等行为的实施，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成为了可能。
在非现场活动为主形态的社会环境中，新的劳动生产率不再是简单地取决于劳动资料量的增加，而是依赖于智慧共享体系在非现场生产和非现场生活中的各项应用，表现在这种最佳结合成果的共享性上。世界范围的传感器联网、电脑联网、云端共享、人工智能将使越来越多的传统领域以数据流通取代产品流通，将工业劳动演变成智慧劳动和应用服务。智慧的数据产品能够通过智慧共享体系被大量复制和分配，而不需要额外增加费用。这一特殊的劳动和产品能够通过智慧共享平台来再利用或再分配，其价值的增加是通过智慧劳动在智慧共享体系上的放大，而不是传统劳动的直接价值来实现。
这里指的智慧劳动不是单指技术劳动，而是指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放大其效能的一切劳动。智慧劳动的出现不是去替代所有的劳动形态，而是逐步在整个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正是由于无形网络或无形与有形结合的网络经济模式，借助于智慧技术和共享型智慧体系的贡献，使得我们的“智慧劳动”正开始逐步地、部分或大部分地替代原有的市场经济唯一的主导者——“资本”，而成为社会经济新的第二个主导者。非现场经济社会的“智慧劳动”的逐步崛起和资本主导地位的削弱，突破了传统市场经济和有形网络经济模型中各民族和平民参与性的瓶颈，使得弱势民族和普通人士在不一定拥有“资本”的条件下，通过智慧劳动和共享智慧放大的途径，同样具有了“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或接近类似资本家一样生活”的可能性。这个第二主导者的出现，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中枢神经，将引起整个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系列的连锁反应。
智慧共享体系导致的社会经济主导者的悄然变化，正影响着我们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变，这一社会活动的变迁催生了新的社会经济现象——非现场经济现象。
非现场经济概述 传统信息经济理论以信息产品为主导，而更高阶段的信息经济则是以数据流为表现形式的智慧共享为主导，是发源于信息经济并超越信息经济的基础。我们如能跨越传统的信息经济研究路径，直接对智能时代下的高级阶段信息经济现象作些深入研究（特别是高级信息经济阶段的应用层面的研究），也许会在某个角度赶上或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新信息经济学研究。
非现场经济的产生。1970年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了“后工业经济”概念②，1982年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提出了“信息经济”的概念，1986年英国的福米斯特在《高技术社会》中提出了“高技术经济”的说法。1996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发表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文章，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网络社会”一词，首次出现于学者狄杰克（Jan van Dijk）于1991年出版的书《De Netwerkmaatschappij》。狄杰克认为，网络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网络交织所形成的，而网络也决定了社会的走向跟目标，影响的层次包括个人、组织以及社会。接着，曼威·科司特（Manuel Castells）于1996年出版的《The Information Age》中大量使用网络社会的概念描述当代社会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网络社会”意思接近并同时在运用的，还有其他一些名称或术语，如“信息社会”“数字化社会”“赛博社会”“虚拟社会”等。这在国外的文献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网络社会”这种界定的模糊和名称的混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络社会研究的深入。③2008年11月，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2009年1月28日，美国工商业领袖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Sam Palmisano）首次解读“智慧地球”这一概念；美国奥巴马总统公开肯定了IBM“智慧地球”的思路。
笔者以为，如今及未来的智能科技促成了信息经济向智慧共享经济的一次超越，由信息交互功能转向了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的智慧劳动应用，且信息经济、高技术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社会、数字社会、智慧经济等提法均无法揭示出此阶段的社会特征。智能科技与智慧劳动所展现出来最为直接的典型社会特征是：由现场活动占比为主的社会活动形态正逐步转向了非现场活动为主。这样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里，用“智慧”代替“信息”，用“非现场”能够更准确地把握社会发展的主特征及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此时，知识经济、技术经济、新经济、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等提法，均已经不足以揭示这个时代带来的非现场化的新经济典型特征。非现场经济的渗透力决定了经济效益、工作效率与工作时长的直接关联度，呈现出了劳动形式越来越松散的态势，这样的直接结果是：各种非现场活动的基础成熟了，非现场活动形态成为了人们社会活动的主要态势。计算机、互联网、智能终端、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智能技术的集成和协调作用推动了人类进步，我们可以用互联网经济、物联网经济、信息经济、云经济、量子经济等名词去解说某些社会现象。但是，这些名词和命名只能反映智慧共享体系的局部作用，无法涵盖智慧共享体系的全部，无法描述这个新时代社会的主特征。因此，提出和确立“非现场经济”概念，揭示了人类新文明期的主特征，也将避免传统描述过窄的误区。
非现场经济意识。现今流行的“互联网思维”提法已经无法涵盖持续性智能进步时代的基本特征，故提倡“非现场经济意识”。大工业革命加速了人类社会活动向现场集中，典型的代表就是都市集中、工厂集中、定点工作场所集中。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则又启动了人们的现场工作状态，逐步移向了定点的桌面电脑。随着移动互联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工作状态和社会活动形态进一步从定点的PC转向了移动智能终端。当人们工作生活的主工具从定点PC转向了移动智能终端，非现场活动也就逐步成为了人们社会活动的主形态，这是一种逆工业化的社会活动趋势，人类社会活动开始进入非现场活动化。智能革命则是把人类从特定的环境限制中再次解放了出来，这是一次个性主张的自由革命。
非现场经济不存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分。非现场经济不是虚拟经济，也不是覆盖实体经济，而是要求实体经济去顺应非现场经济变化引发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去顺应非现场经济环境下新社群结构演变的趋势并进而升级转型，即传统企业顺应非现场经济的发展趋势转型为新的非现场实体经济，这绝不是简单的互联网化或“互联网 ”就能完成的。移动互联、智能终端承载起非现场经济活动时空，它不仅仅表现在网络经济世界，还分别表现在了：非现场新社群经济、非现场服务业、非现场金融业、非现场实业经济、非现场制造业经济，以及非现场区域经济、非现场公共管理、非现场民主、政治、军事等非现场意识之中。
因此，我们还能停留在以高度现场为代表的大工业革命社会带来的各种理论体系之中吗？不仅不能停留在高度现场化的经济思维中，也不能停留在传统的PC互联思维中。六年前笔者曾指出，非现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将标志着PC鼎盛时期的终结。我们的社会经济工作者及参与者、社会管理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等，都应顺应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非现场化新社群结构及活动的变化趋势，这就是非现场经济意识。
非现场经济。非现场经济（Off-site Economy）是指在智慧经济时代以智能化程度为时间节点，由智慧劳动引起，与质能经济相对，反映当今社会由非现场活动的加剧而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与社会结构变化相关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智能化程度时间节点则以三个转变为标志：模拟传输向数字化传输转变、传感网与互联网的结合、智能科技与ICT科技的结合，它标志着真正的智慧生活的开始，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人们非现场的智慧劳动活动。④
非現场经济的提出不仅仅是一个不同的提法，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智慧共享体系下的新社会主特征，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重大文明期的符号。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社群结构与主活动形态的变化，把以自然经济为代表的分散式现场交易、分散式现场管理为主特征的古代称为第一文明期；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两次工业革命集中式高度现场化为主特征的时代称为第二文明期；以高效非现场经济为代表的智慧共享社会称为第三文明期。三个不同文明期各自对应了三个不同社会群体的结构和社会体系。 非现场经济学。非现场经济学则是对非现场活动引起的非现场经济现象的本身及其内在运行规律的研究。这是在智慧化的智能时代，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研究和分析非现场经济对当今社会变革和当今社会协作的综合影响力及其经济评价。其研究对象是非现场经济现象及该现象中的智慧劳动，是对智慧劳动通过智慧共享体系成为新经济主导者而展现出来的非现场经济现象及其经济效能的研究。它是一门专门研究智慧技术与经济的本质联系、发展规律及其对社会影响力的学科。包括对智能移动终端、移动互联、移动物联、智慧共享体系等支撑非现场经济的各种现象，以及延伸出来的无人化经济现象和非现场安全经济现象等展开的研究。其目标是多角度解析智慧经济时代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的变化，找出一个基本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路径，有助于人们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或研究领域去得出各自研究的正确结论。非现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给非现场经济现象下个终结结论，而是希望激发起更多的人去关注它和研究它，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这个新学科的理论体系，以便从不同的侧面去帮助实现各种实际应用需求。
非现场经济的技术基础
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出现是由各种智能技术的综合运用所形成的智慧技术体系所引起的。因此，对非现场经济的考察应从智能技术的集成开始，至少应包含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3D打印技术、智能终端（如可穿戴设备等）、量子计算等这些核心的技术基础。
互联网的新发展（消费到生产）。在互联网商业化的新时代，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了产业互联网。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驱动下，互联网已经通过不断的连接和聚合，打破了传统产业的藩篱，极大地消除了信息不对称。与PC互联网相比，移动互联网的聚合能力更加强大，使得互联网逐渐从以消费为主的消费互联网模式向线下实体延伸，向产业靠近。社会已经不再局限于便捷的服务方式以及物美价廉的消费，而是利用互联网向更广阔的产业挺进。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意味着各行业，如制造、医疗、农业、交通、运输、教育都将在未来逐渐互联网化。其带来的主要变革将分别体现在生产制造、物流体系和融资体系方面。⑤产业互联网对物流交付平台和信息集成交易平台的建立是传统企业与互联网融合的一个重要方向。
超级物联网。作为历史上首次智能基础设施革命，新兴的物联网很可能会推动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它将连接一个智能网络中的每台机器、每家企业、每个住户和每辆汽车，而该智能网络包括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物流互联网等，一切都将内置到单一的操作系统中。在新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超级物联网构建的生物圈神经系统的一个节点。
作为发展趋势的大数据。研究机构Gartner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大数据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单个的数据并没有价值，但越来越多的数据累加，量变就会引起质变。换言之，如果把大数据比作一种产业，那么这种产业实现盈利的关键，在于提高对数据的加工能力，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
3D打印技术的运用。3D打印称为“快速成型技术”（Rapid Prototype），也称为“增材制造技术”（Add Material Manufacture），又称“快速原型制造”（Rapid Prototype Manufacturing）。3D打印技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它是基于材料堆积法的一种高新制造技术，被认为是近30年來制造领域中的一个最重大的成果。3D打印既是本地的，也是全球的，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允许信息化制造者在任何地方打印，并能够迅速转移到任何可以连接物联网基础设施的地方。随着3D打印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可以在家生产和使用简单的产品，消费者变成生产者，整个经济社会的非现场效应将得到极大拓展。
量子计算技术及其运用。量子计算（quantum computation）的概念最早由IBM的科学家R. Landauer及C. Bennett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他们主要探讨的是计算过程中诸如自由能（free energy）、信息（informations）与可逆性（reversibility）之间的关系。80年代初期，阿岗国家实验室的P. Benioff首先提出二能阶的量子系统可以用来仿真数字计算；稍后费因曼也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而着手研究，并在1981年于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First Conference on Physics of Computation中做了一场演讲，勾勒出以量子现象实现计算的愿景。1985年，牛津大学的D. Deutsch提出量子图灵机（quantum Turing machine）的概念，量子计算才开始具备了数学的基本型式。量子计算及其应用将导致现有通讯技术和商密技术的革命，从而将再次加速推进人们社会生活的非现场化。
非现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在理论特性上，非现场经济终结了“资本”在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使得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改写了效益递减原理，继承了共享经济的理论品格；非现场经济要求人与智慧技术体系的有效融合，带着深深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烙印；而非现场经济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即对“非现场”的强调，将可以从哲学，特别是技术哲学对“技术”与“人”的在场问题中找到线索 。
和谐哲学理论。非现场经济文明时代，无疆界智慧劳动的共享特征，不可阻挡地推动了无疆域社会制度、社会经济体制的同一趋势。由全球大众借助无疆界的智慧共享体系普遍参与而形成的新约定俗成的基础建立在了自发性与和谐性上，这种认知人类利益共同体的思维基础，在无疆界的智慧劳动的共享体系里也将逐步地自动生成，这也许就是“数理二进制将承载和谐共享的哲学思维”。
这种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体系里，中国传统智慧中主张以“和的平衡”来弥补唯物辩证法片面强调“矛盾斗争”的缺陷。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如何理解儒家哲学中的和谐概念？》⑥一文曾系统阐述了“六合”理论：太和、义和、中和、仁和、协和、共和或大同。依据太和、义和、中和、仁和、协和、共和或大同，我们把儒家和谐概念划分成六个层次，每个概念都代表了自然物之内及自然物之间的活动、人的活动、群体的活动，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活动。因此，和谐有多维性和多关系性。 共享经济理论。各种智慧技术形成的智慧网络决定了非现场经济的共享特性，而共享经济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构成了非现场经济的直接理论来源。共享经济这个术语最早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Joe L. Spaeth）于1978年发表的论文“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提出。共享经济现象却是在最近几年流行的，其主要特点是，包括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商业机构、组织或者政府。个体借助这些平台，交换闲置物品，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或向企业、某个创新项目筹集资金。2011年，合作性消费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将改变世界的十大想法之一。
行动者网络理论。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出现是智慧技术对社会的塑造而导致的，那么对非现场经济的考察不仅要涉及人与人，更要涉及人与物的共同行动，从这个角度上说，行动者网络理论构成了非现场经济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以“广义对称原则”（general symmetry principle）为基准，以“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转译”（translation）等为核心概念构建而成。广义对称性原则力求平等看待自然与社会、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拉图尔直言，使用“actor”或“agent”并对他们可能是谁和他们有什么特征做任何假定，他们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是个体的或者民众的、拟人的或非拟人的；⑦行动者组成的网络又是通过“转译”联结起来，所谓“转译”，意为行动者经过努力将自己的问题通过商谈、翻译，转换成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利益，从而把其他行动者纳入到共同的“行动者网络联盟”中来，或者相反。转译的实现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来完成，即问题化、权益化、招募、动员。所谓问题化是指行动者网络发起者——科学研究或技术创新主体——将不同行动者关注的对象问题化，使得自己面临的问题成为其他行动者利益实现的必经节点，从而使他们加入到自己的网络中来，这是建构行动者网络的关键所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转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⑧
技术与人的在场问题。非现场经济现象的产生，非现场理念的提出，本质上涉及的是新技术对人与社会的深刻改变，是技术与人相互建构的结果，因此对非现场经济时代技术与人的在场问题的清理将为非现场经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在场作为事物存在的一种状态，或者作为存在的“显现”，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话题。如果将在场的主体限定为人，就提出了人的在场问题，它将时间、空间、相互作用、主体间性等含义集于一体，是分析人的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信息时代，人的信息化在场成为人的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在场方式，使得人的在场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在场”是海德格尔经常使用的概念，在他看来，对存在的研究必然过渡到对在场的研究。
人的信息化在场可以异时和延后显现，在场跨越当下，超越实体性在场的时空限制。在传统意义上在场如果是一种现实性和实在性的话，信息化在场就开辟了虚拟现实或虚拟实在的存在方式，也就意味著开辟了人的存在的新方式：人的实际性不在场时可以以信息化在场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取得在场的效应，从而使不在场者在场化。
信息化在场是在场现象在信息时代的重要表现，也是技术发展导致物和人的显现方式的变迁，它既是人的在场，也不是人的不在场，而是改变了在场的方式：一种间接性的在场。因此，我们讨论非现场经济，实际上是基于技术与人的实在性非在场，以及人的主体性在场。
交往理论。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和科学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理想范式，形成了以主体—客体两极图式为核心的近代西方哲学模式 “笛卡尔—康德模式”。这种模式由于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导致了物对人的统治，即“异化”现象，人与人的关系沦为物与物的关系。以哈贝马斯、胡塞尔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家通过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和古典主体性理论的反思，提出了主体间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提出了以“交往”为定向的理性图式和哲学范式。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表明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亦即从“笛卡尔主义”向“后笛卡尔主义”的转向，哈氏称之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表现为合理性上的“工具—目的合理性”向“交往合理性”的转换。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把“社会”划分为“生活世界”和“制度”两部分。他认为，所谓生活世界，乃是积淀在语言中的各种“背景知识”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它代表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集体行为期待，不但个体的经验和行为准则，而且社会的文化传统，都是这种知识的产物。而“制度”则是从生活世界的结构中分化并独立出来的行为调节体制，如政治体制、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法律体制等。依他之见，“真实、自由和正义的思想，作为相互关联的先验的基本规范……建设性地植根于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之中”。⑨
非现场经济时代的社群研究也是一个“交往理论”问题，是一个涉及主体之间交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以及主体性表达主体在活动关系中的特定属性等的问题。更困难的问题是，在这第三文明期里一个主体是怎样与另一个主体相接触而变化的规律问题。
智慧共享体系
非现场经济现象使人们从固定劳动时间、固定场所和定点PC中解放出来，且极大地放大了智慧劳动的效能。智慧劳动是人类劳动在信息经济高级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一种人类适应环境、高效快速地发现事物、创造新事物运动的能力。由于ITC和人工智能技术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发展，使得人们的智慧劳动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低成本、高速率的劳动效能。智慧劳动通过由智慧技术、智慧文化共同搭建的“智慧共享体系”，展示出了智慧劳动的“成本极低”和“速率极高”这两个特征，最终成就了智慧劳动是社会经济新主导的地位。 进入21世纪，智能科技和数字产品为主导的数字生活，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向智能型生活模式转型，并迅速展现出一种新趋势：互联 物联 云计算 大数据 智能终端 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智能技术体系”的集成态势。
这里特别指出，“智能技术集成”是各种智能技术融合与协同的作用，不是某一单项技术的奇特功效，互联网仅仅只是其中之一。
“智能技术体系”集成态势出现，迅速朝向集成的公开性与共享性方向发展，这种共享性的“智能技术集成”体系再结合了社会动力机制和利益交换机制等人类智慧，这就形成了非现场经济的社会智慧大脑发育，即所谓非现场经济的“智慧共享体系”开始形成与发力。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通俗的等式，来加以初步说明：
智能技术集成 社会动力机制 社会交换机制=“智慧共享体系”
这里的社会动力机制指社会的各种利益机制，是新时代的新社群交易中各种利益的交换实现机制。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共享机制，由高度发达的机械性智能综合技术加人类特有的智慧文明而构成。概括地说，智慧共享体系由智能技术集成体系及其应用与社会智慧共享机制共同组成。
“智能技术集成”是“智慧共享体系”的物质基础，“智慧共享体系”是“智能技术集成”的必然产物，智慧共享体系构成了非现场经济文明形成的基础与核心内容。智慧劳动就是借助于这个“智慧共享体系”的社会集成大脑而实现了“成本极低”和“速率极高”这两个特征。现在我们可以说，非现场经济的智慧共享体系成就了智慧劳动。
这种智慧共享体系下的新文明共同体的主体思维也不再是单纯的个体主张，也就不再是带有个体评判为前提的分享式思维，而是群体借鉴型的共享式思维。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支撑的非现场经济文明是一个智慧共享体系基础上的“非现场经济”和“局部无人化经济”大趋势，是科学技术带来的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必然，呈现出的是一个智慧共享体系支撑下非现场经济新时代。
智慧劳动的形成
非现场经济是由智慧劳动引起的，是相对于质能经济的新经济表现形式，反映了当今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主现象，其核心因素是智慧劳动。《新华字典》这样解释“智慧”（wisdom，wit）：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个质点系统组织结构合理、运行程序优良以及产生的功耗比较大的描述。智慧是一种能力，是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所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一种适应能力。人类通过劳动改变自己、改善生活、改造世界，劳动是人类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无论是有价劳动还是无价劳动，都是可贵的和值得珍惜的。劳动是能够对外输出劳动量或劳动价值的人类运动，是人维持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唯一手段，也是人类智慧的具体体现。因此，智慧劳动也就是指：人们为适应环境而作出的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运动的最新境界。
智慧劳动是人们对未来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预知速度和精准度，这种速度与精准度直接决定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可能性。进入非现场经济文明时代，人们开始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从而轻易地可获得这种速度与精准度，智慧劳动与共建智慧共享体系也就成为了人类不断追求的最终结果。这里的智慧劳动是指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这个“社会集成大脑”而产生倍增效应的一切劳动（不是单指技术性劳动，不分学历、不分技术、不分类型的一切借助智慧共享体系放大的社会劳动）。
传统经济学中著名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又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则认为：在其他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在连续等量地把一种可变要素增加到其他一种或几种数量不变的生产要素上去的过程中，当这种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的值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增的；当这种可变要素的投入量连续增加并超过这个特定值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减。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表明了一个很基本的关系。当一种投入如劳动被更多地追加于既定数量的土地、机器和其他投入要素上时，每单位劳动所能发挥作用的对象越来越有限。土地会越来越拥挤，机器会被过度地使用，从而劳动的边际产量会下降。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技术水平不变，并且土地、机器和其他投入要素按照既定数量不做变化，仅仅增加劳动的投入，带来的产量的变化就是边际报酬。通常，这种边际报酬会先增加再减少。可是，当进入非现场经济时代（人类第三文明期），由于人们的一般劳动借助于由智能科技集成孕育而来的共享型社会智慧大脑演变成了智慧劳动，这一转变直接导致了人们劳动效益构成和劳动效益分配发生巨变，彻底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此时，边际成本不再是先降后升，而是持续下降，几乎无穷接近于零；边际报酬也不会先增加再减少，而是持续增加，无穷接近于智慧劳动收益的最大化。
智慧劳动是人类劳动在信息经济高级阶段的最新表现形式，智慧劳动不仅是人类适应当今最新环境的能力，还是一种高效快速的发现事物、创造新事物运动的能力。新的劳动形态产生了新的效用，也产生了新的劳动属性。“智慧经济系统”中的各种非现场制作、非现场推销、非现场的应用或应用推广和各种非现场消费等的行为也就带有了某种劳动的属性，它们的所得同样是劳动所获，而不是“不劳而获”。它是我们新时代更大进步、更高拥有、更深改变的唯一源泉，推动的不仅是货币资本的主导，还培育着新劳动力资本的主导，这个“新资本”就是被智慧共享体系所放大的智慧劳动的效能值。
智慧劳动是新时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高级阶段所带来的新权利和新义务。
非现场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非现场经济研究是一种有根有源的与时俱进的“现在的思维”（Living Thinking），不是一种“过去的思想”（Past Thought），是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找到的思想精华。同时它更是一个“未来的思维”（Future Thinking），是站在未來回看现在。
进入21世纪，互联网经济和移动电商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加之移动自媒体所展现出来的超强的民众参与影响力，结合人工智能化、工业4.0、量子计算等最新研究趋势，再次将非现场经济学说探讨和非现场经济意识认知力的需求带到了一个新高潮。非现场经济影响力正急速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直接导致了非现场经济环境下社群结构与社会协作关系变迁的加剧。当人类开始进入非现场经济的无疆界时代，传统社群一定地域内的基础被打破。无疆界的新社群逐步覆盖了地理社群，利益集体逐步被兴趣集体所替代，工业革命带来的缺乏社会接触和社群意识导致的严重社群感缺失得以再次修补与升华。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即时通讯平台已由传统转到线上形成庞大的人际平台，打破了一定界限的地域和文化限制，即打破了“我是某一个地方的人”“我是某一个单位的人”的观念。非现场的智慧化共享型促使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部门越来越快地与各基础产业整合，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从而导致了社群的再度自由重组。各种不同的新社群建立的基础也不再是地域和利益，而是以共同感兴趣的内容为第一考虑。内容大于品牌的“自时代”到来了，随之而来的必定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这种由高新智能科技带来的社会协作关系的变迁，正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基础环境，影响并快速改变着我们的幸福社会生活模式。公开与共享的智慧共享体系，引发了社群的再度自由重组，使得平民可以低成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也正是这种公开性与共享性撕碎了“无知之幕”⑩，激发了他（她）们争取社会财富分配平等权的强大动力。非现场经济文明提供了一个平民平等参与的有效解决之道，那就是平民们积极主动介入到智慧共享体系里去，智慧共享体系让平民平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成为了可能。人们开始从关注集体、关注单位、关注企业转向了关注个体、关注个人、关注个体终端用户。社会智能化进程证明：非现场经济正逐步成为我们主流生活最为典型的表现形态。低门槛、无疆界、高效率的非现场经济特征，无情地冲击着以地域、身份地位和社会精英契约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社会信任体系与社会规范。由此确立的新主体思维中的共享特征，最终成就了非现场经济核心动力机制——共享型社会大脑——智慧共享体系的形成与发育，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非现场经济文明阶段。 非现场经济时代的智能技术集成和智慧共享体系改变了劳动的形态，新的劳动形态下的“智慧劳动”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的自由度和劳动的综合效能，导致“智慧劳动”逐步开始起到主导经济的作用，使得“资本”不再是唯一的经济主导者。信息经济发展到这个高级阶段，智慧劳动将运用智慧共享平台的放大功能，逐步开始参与到主导新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中来。?这种新经济的主导作用，不仅带来了智慧经济时代“非现场经济”现象的新繁荣，还将给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的形态、社会经济的结构以及社会财富分配及再分配的规则等，带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性影响，以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系将受到无情的涤荡。智慧劳动正通过非现场经济的智慧共享体系逐步替代资本，成为社会经济的新主导者。由于智慧劳动与资本的主导地位关系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制度与体系的变革均围绕着“智慧劳动”及“智慧共享体系”展开，不再是单一地围绕资本展开。于是，新的无疆界（及全球化）的社会制度将被重新构建，大工业革命时期为代表的围绕着资本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体系，也将随着资本地位的削弱与社会体系的去资本化而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终将逐步地自动消亡。
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逐步瓦解，非现场经济无疆界的社会文明制度将借助于非现场经济的渗透力而自动趋于完善和同一。这种无疆域社会制度的全球化同一，只是全球化社会经济体制的游戏规则趋于同一，这不是全球文化的同一，各民族文化共存共荣，没有哪一种文化是高或者低，更不存在哪个文化将统领世界文化的可能，而是一个此方圆彼方圆的问题。社会经济体制同一趋势下的无疆域社会制度再形成，也将不再由少数利益集团（包括地域思维的国家集团）来制订，而是由全球大众借助无疆界的智慧共享体系而普遍参与的“数理二进制承载哲学二进制和谐共享思维”下的再次全体约定而自动形成的新社会经济体系与制度。这也许就是笔者六年前曾畅想的理想“二进制主义”社会。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人们以现场社会活动为主转向了非现场活动为主时，非现场经济的研究已超出了传统的经济学研究范畴，导致的不仅仅是社会活动形态和微观经济层面上的改变，而是直接涉及了社会文明进步的方方面面，直接挑战着工业革命的传统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集中体现在了新时代的社会主体认知问题。如前所述，非现场经济的提出不仅是一个不同的提法问题，而是揭示了智慧共享体系下的新社会主特征，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第三个重大文明期的符号。非现场经济学说顺应了人类文明变迁这种强大的社会需求动力，尝试着去探索第三文明时代里，实现公正平等最大化的内在社会机制和去资本化的无疆界社会经济体系重新构建的理路，重构非现场经济文明的社会信用体系和经济体系，以应对原本基于地域和身份地位而建立起来的传统信用体系的崩溃。通过非现场经济的研究，我们倡导各行各业从社会发展的认知源头出发，一起站在非现场经济文明的未来，回头畅想现在和把握现在。新产业、互联网经济的直接从业者、社会政策的制订者、公共管理者或研究者，应尽快摆脱大工业革命思维惯性和互联网经济思维过窄的系缚，重新探索和认知非现场经济文明的社会发展脉络。
注释
张为志：《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
[美]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曹磊等：《互联网 ——跨界与融合》，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第35～37頁。
根据《构建和谐辩证法》整理，《中国哲学》，1977年第4卷第3期。
Latour B， Woolgar S. ，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盛晓明：《巴黎学派与实验室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3期，第64～69页。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上卷，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1981年，第342页。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责 编/武 洁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off-site economy， the intelligent integrated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sharing system have changed the form of labor， and the new "intelligent labor" greatly improves the freedom and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of labor， resulting in "intelligent labor" gradually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e economy and capital failing to be the only factor dominating the economy. Through the proliferating function of the intelligent sharing platform， intelligent labor gradually begins to participate in lead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new times. This has not only brought about the new prosperity of the "off-site economy" in the times of intelligent economy， but will be of far-reaching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the form and structure of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social trust system， and the distribution and redistribution of social wealth.
Keywords： off-site economy， intelligent labor， intelligent sharing system， sharing economy， super Internet of Things
【关键词】非现场经济 智慧劳动 智慧共享体系 共享经济 超级物联网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5.18.006
长期以来，我们在基本思考方式上接受的教育一直是：站在现在、回看过去、畅想未来。进入21世纪，借助于智能科技高速发展的成果，社会发展变化的速率也达到了一个空前值，“现在”这个词的时间定义范围不再是以年为计算单位的一个时间概念。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现在”也许只是几个月或几天，甚至第二天就成为了完全不同的“未来”。换句话说，我们开始出现了看不清或看不懂“现在”的新困惑，传统概念上的“现在”每天在变。“站在现在、把握现在”变成了一个畅想，看不清现在也就更不敢畅想未来。
《时代》杂志文章指出，发明家、计算机科学家雷蒙德·库茨维尔相信，智能技术的“寄点”将在2045年到来，届时人类文明即将终结。笔者以為，人类文明即将终结那倒未必，而是人类文明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2010年3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笔者纂写的《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一书，该书的出版就是站在“一个崭新时代”对现在的一次畅想，并首次提出了“非现场经济”这个概念，标志着非现场经济现象研究的正式启动。
非现场经济现象
大工业革命把劳动者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智慧科技成果的集成态势再次把人们从固定办公场所、交易场所、事件现场、资源现场以及定点PC等特定时空环境的制约中解放了出来，劳动者和生产力再次获得解放，并呈现出了劳动者劳动与生活非现场化加大趋势。
高度智能环境下的“充分感知与应用”和“充分自由”把劳动者从“特定的环境限制中解放”出来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信息经济借助于固网及应用技术，实现了便捷的信息交互，并开始启动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劳动场所向固定的PC转移，初步实现了非现场生活和非现场劳动；第二阶段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借助于智能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技术、物联网技术和智能移动终端及其综合应用技术，不仅实现了人们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劳动场所系缚中的解放，更是把人们从固定的或定点的PC中解放了出来，真正实现了时空自由的“感知与应用”的非现场生活与非现场工作。①
非现场化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形态和生活习惯，这种趋势再次迎来巨大的社会变革，推动了非现场经济的极速发展。此时，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越来越与人们投入的工作时间无关，而取决于他们的智慧性、原创性、创造性以及参与性。我们的工作仍然存在，但不再是单一的稳定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多的人将在非固定工作岗位上，把劳动和知识产品转化成数据，转化为智能服务产品。这种不直接挂钩劳动时间的价值体现，依靠的是敏锐发现新问题、创造性地或主动参与来解决问题和借助于智能技术体系灵活应用的综合能力，这个新能力就是新时代人们的智慧劳动。它们不需要离开它的原始占有者就能够被买卖和交换，其价值的增加是通过智慧或智慧应用来实现，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劳动时间长短来实现。工业社会劳动文化的两大基本支柱：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工作岗位，将退居次要地位。也就是说，劳动的经济效益与劳动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的直接关联度越来越松散。这种直接关联度向间接关联度转变的结果是：各种非现场劳动的基础面成熟了。即：智能生活模式极大地拓展了人们非现场的活动时空，人们的非现场工作、非现场交流、非现场交易等行为的实施，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成为了可能。
在非现场活动为主形态的社会环境中，新的劳动生产率不再是简单地取决于劳动资料量的增加，而是依赖于智慧共享体系在非现场生产和非现场生活中的各项应用，表现在这种最佳结合成果的共享性上。世界范围的传感器联网、电脑联网、云端共享、人工智能将使越来越多的传统领域以数据流通取代产品流通，将工业劳动演变成智慧劳动和应用服务。智慧的数据产品能够通过智慧共享体系被大量复制和分配，而不需要额外增加费用。这一特殊的劳动和产品能够通过智慧共享平台来再利用或再分配，其价值的增加是通过智慧劳动在智慧共享体系上的放大，而不是传统劳动的直接价值来实现。
这里指的智慧劳动不是单指技术劳动，而是指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放大其效能的一切劳动。智慧劳动的出现不是去替代所有的劳动形态，而是逐步在整个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正是由于无形网络或无形与有形结合的网络经济模式，借助于智慧技术和共享型智慧体系的贡献，使得我们的“智慧劳动”正开始逐步地、部分或大部分地替代原有的市场经济唯一的主导者——“资本”，而成为社会经济新的第二个主导者。非现场经济社会的“智慧劳动”的逐步崛起和资本主导地位的削弱，突破了传统市场经济和有形网络经济模型中各民族和平民参与性的瓶颈，使得弱势民族和普通人士在不一定拥有“资本”的条件下，通过智慧劳动和共享智慧放大的途径，同样具有了“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或接近类似资本家一样生活”的可能性。这个第二主导者的出现，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中枢神经，将引起整个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系列的连锁反应。
智慧共享体系导致的社会经济主导者的悄然变化，正影响着我们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变，这一社会活动的变迁催生了新的社会经济现象——非现场经济现象。
非现场经济概述 传统信息经济理论以信息产品为主导，而更高阶段的信息经济则是以数据流为表现形式的智慧共享为主导，是发源于信息经济并超越信息经济的基础。我们如能跨越传统的信息经济研究路径，直接对智能时代下的高级阶段信息经济现象作些深入研究（特别是高级信息经济阶段的应用层面的研究），也许会在某个角度赶上或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新信息经济学研究。
非现场经济的产生。1970年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了“后工业经济”概念②，1982年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提出了“信息经济”的概念，1986年英国的福米斯特在《高技术社会》中提出了“高技术经济”的说法。1996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发表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文章，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网络社会”一词，首次出现于学者狄杰克（Jan van Dijk）于1991年出版的书《De Netwerkmaatschappij》。狄杰克认为，网络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网络交织所形成的，而网络也决定了社会的走向跟目标，影响的层次包括个人、组织以及社会。接着，曼威·科司特（Manuel Castells）于1996年出版的《The Information Age》中大量使用网络社会的概念描述当代社会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网络社会”意思接近并同时在运用的，还有其他一些名称或术语，如“信息社会”“数字化社会”“赛博社会”“虚拟社会”等。这在国外的文献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网络社会”这种界定的模糊和名称的混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络社会研究的深入。③2008年11月，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2009年1月28日，美国工商业领袖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Sam Palmisano）首次解读“智慧地球”这一概念；美国奥巴马总统公开肯定了IBM“智慧地球”的思路。
笔者以为，如今及未来的智能科技促成了信息经济向智慧共享经济的一次超越，由信息交互功能转向了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的智慧劳动应用，且信息经济、高技术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社会、数字社会、智慧经济等提法均无法揭示出此阶段的社会特征。智能科技与智慧劳动所展现出来最为直接的典型社会特征是：由现场活动占比为主的社会活动形态正逐步转向了非现场活动为主。这样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里，用“智慧”代替“信息”，用“非现场”能够更准确地把握社会发展的主特征及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此时，知识经济、技术经济、新经济、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等提法，均已经不足以揭示这个时代带来的非现场化的新经济典型特征。非现场经济的渗透力决定了经济效益、工作效率与工作时长的直接关联度，呈现出了劳动形式越来越松散的态势，这样的直接结果是：各种非现场活动的基础成熟了，非现场活动形态成为了人们社会活动的主要态势。计算机、互联网、智能终端、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智能技术的集成和协调作用推动了人类进步，我们可以用互联网经济、物联网经济、信息经济、云经济、量子经济等名词去解说某些社会现象。但是，这些名词和命名只能反映智慧共享体系的局部作用，无法涵盖智慧共享体系的全部，无法描述这个新时代社会的主特征。因此，提出和确立“非现场经济”概念，揭示了人类新文明期的主特征，也将避免传统描述过窄的误区。
非现场经济意识。现今流行的“互联网思维”提法已经无法涵盖持续性智能进步时代的基本特征，故提倡“非现场经济意识”。大工业革命加速了人类社会活动向现场集中，典型的代表就是都市集中、工厂集中、定点工作场所集中。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则又启动了人们的现场工作状态，逐步移向了定点的桌面电脑。随着移动互联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工作状态和社会活动形态进一步从定点的PC转向了移动智能终端。当人们工作生活的主工具从定点PC转向了移动智能终端，非现场活动也就逐步成为了人们社会活动的主形态，这是一种逆工业化的社会活动趋势，人类社会活动开始进入非现场活动化。智能革命则是把人类从特定的环境限制中再次解放了出来，这是一次个性主张的自由革命。
非现场经济不存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分。非现场经济不是虚拟经济，也不是覆盖实体经济，而是要求实体经济去顺应非现场经济变化引发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去顺应非现场经济环境下新社群结构演变的趋势并进而升级转型，即传统企业顺应非现场经济的发展趋势转型为新的非现场实体经济，这绝不是简单的互联网化或“互联网 ”就能完成的。移动互联、智能终端承载起非现场经济活动时空，它不仅仅表现在网络经济世界，还分别表现在了：非现场新社群经济、非现场服务业、非现场金融业、非现场实业经济、非现场制造业经济，以及非现场区域经济、非现场公共管理、非现场民主、政治、军事等非现场意识之中。
因此，我们还能停留在以高度现场为代表的大工业革命社会带来的各种理论体系之中吗？不仅不能停留在高度现场化的经济思维中，也不能停留在传统的PC互联思维中。六年前笔者曾指出，非现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将标志着PC鼎盛时期的终结。我们的社会经济工作者及参与者、社会管理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等，都应顺应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非现场化新社群结构及活动的变化趋势，这就是非现场经济意识。
非现场经济。非现场经济（Off-site Economy）是指在智慧经济时代以智能化程度为时间节点，由智慧劳动引起，与质能经济相对，反映当今社会由非现场活动的加剧而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与社会结构变化相关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智能化程度时间节点则以三个转变为标志：模拟传输向数字化传输转变、传感网与互联网的结合、智能科技与ICT科技的结合，它标志着真正的智慧生活的开始，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人们非现场的智慧劳动活动。④
非現场经济的提出不仅仅是一个不同的提法，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智慧共享体系下的新社会主特征，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重大文明期的符号。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社群结构与主活动形态的变化，把以自然经济为代表的分散式现场交易、分散式现场管理为主特征的古代称为第一文明期；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两次工业革命集中式高度现场化为主特征的时代称为第二文明期；以高效非现场经济为代表的智慧共享社会称为第三文明期。三个不同文明期各自对应了三个不同社会群体的结构和社会体系。 非现场经济学。非现场经济学则是对非现场活动引起的非现场经济现象的本身及其内在运行规律的研究。这是在智慧化的智能时代，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研究和分析非现场经济对当今社会变革和当今社会协作的综合影响力及其经济评价。其研究对象是非现场经济现象及该现象中的智慧劳动，是对智慧劳动通过智慧共享体系成为新经济主导者而展现出来的非现场经济现象及其经济效能的研究。它是一门专门研究智慧技术与经济的本质联系、发展规律及其对社会影响力的学科。包括对智能移动终端、移动互联、移动物联、智慧共享体系等支撑非现场经济的各种现象，以及延伸出来的无人化经济现象和非现场安全经济现象等展开的研究。其目标是多角度解析智慧经济时代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的变化，找出一个基本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路径，有助于人们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或研究领域去得出各自研究的正确结论。非现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给非现场经济现象下个终结结论，而是希望激发起更多的人去关注它和研究它，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这个新学科的理论体系，以便从不同的侧面去帮助实现各种实际应用需求。
非现场经济的技术基础
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出现是由各种智能技术的综合运用所形成的智慧技术体系所引起的。因此，对非现场经济的考察应从智能技术的集成开始，至少应包含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3D打印技术、智能终端（如可穿戴设备等）、量子计算等这些核心的技术基础。
互联网的新发展（消费到生产）。在互联网商业化的新时代，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了产业互联网。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驱动下，互联网已经通过不断的连接和聚合，打破了传统产业的藩篱，极大地消除了信息不对称。与PC互联网相比，移动互联网的聚合能力更加强大，使得互联网逐渐从以消费为主的消费互联网模式向线下实体延伸，向产业靠近。社会已经不再局限于便捷的服务方式以及物美价廉的消费，而是利用互联网向更广阔的产业挺进。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意味着各行业，如制造、医疗、农业、交通、运输、教育都将在未来逐渐互联网化。其带来的主要变革将分别体现在生产制造、物流体系和融资体系方面。⑤产业互联网对物流交付平台和信息集成交易平台的建立是传统企业与互联网融合的一个重要方向。
超级物联网。作为历史上首次智能基础设施革命，新兴的物联网很可能会推动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它将连接一个智能网络中的每台机器、每家企业、每个住户和每辆汽车，而该智能网络包括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物流互联网等，一切都将内置到单一的操作系统中。在新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超级物联网构建的生物圈神经系统的一个节点。
作为发展趋势的大数据。研究机构Gartner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大数据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单个的数据并没有价值，但越来越多的数据累加，量变就会引起质变。换言之，如果把大数据比作一种产业，那么这种产业实现盈利的关键，在于提高对数据的加工能力，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
3D打印技术的运用。3D打印称为“快速成型技术”（Rapid Prototype），也称为“增材制造技术”（Add Material Manufacture），又称“快速原型制造”（Rapid Prototype Manufacturing）。3D打印技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它是基于材料堆积法的一种高新制造技术，被认为是近30年來制造领域中的一个最重大的成果。3D打印既是本地的，也是全球的，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允许信息化制造者在任何地方打印，并能够迅速转移到任何可以连接物联网基础设施的地方。随着3D打印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可以在家生产和使用简单的产品，消费者变成生产者，整个经济社会的非现场效应将得到极大拓展。
量子计算技术及其运用。量子计算（quantum computation）的概念最早由IBM的科学家R. Landauer及C. Bennett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他们主要探讨的是计算过程中诸如自由能（free energy）、信息（informations）与可逆性（reversibility）之间的关系。80年代初期，阿岗国家实验室的P. Benioff首先提出二能阶的量子系统可以用来仿真数字计算；稍后费因曼也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而着手研究，并在1981年于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First Conference on Physics of Computation中做了一场演讲，勾勒出以量子现象实现计算的愿景。1985年，牛津大学的D. Deutsch提出量子图灵机（quantum Turing machine）的概念，量子计算才开始具备了数学的基本型式。量子计算及其应用将导致现有通讯技术和商密技术的革命，从而将再次加速推进人们社会生活的非现场化。
非现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在理论特性上，非现场经济终结了“资本”在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使得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改写了效益递减原理，继承了共享经济的理论品格；非现场经济要求人与智慧技术体系的有效融合，带着深深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烙印；而非现场经济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即对“非现场”的强调，将可以从哲学，特别是技术哲学对“技术”与“人”的在场问题中找到线索 。
和谐哲学理论。非现场经济文明时代，无疆界智慧劳动的共享特征，不可阻挡地推动了无疆域社会制度、社会经济体制的同一趋势。由全球大众借助无疆界的智慧共享体系普遍参与而形成的新约定俗成的基础建立在了自发性与和谐性上，这种认知人类利益共同体的思维基础，在无疆界的智慧劳动的共享体系里也将逐步地自动生成，这也许就是“数理二进制将承载和谐共享的哲学思维”。
这种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体系里，中国传统智慧中主张以“和的平衡”来弥补唯物辩证法片面强调“矛盾斗争”的缺陷。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如何理解儒家哲学中的和谐概念？》⑥一文曾系统阐述了“六合”理论：太和、义和、中和、仁和、协和、共和或大同。依据太和、义和、中和、仁和、协和、共和或大同，我们把儒家和谐概念划分成六个层次，每个概念都代表了自然物之内及自然物之间的活动、人的活动、群体的活动，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活动。因此，和谐有多维性和多关系性。 共享经济理论。各种智慧技术形成的智慧网络决定了非现场经济的共享特性，而共享经济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构成了非现场经济的直接理论来源。共享经济这个术语最早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Joe L. Spaeth）于1978年发表的论文“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提出。共享经济现象却是在最近几年流行的，其主要特点是，包括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商业机构、组织或者政府。个体借助这些平台，交换闲置物品，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或向企业、某个创新项目筹集资金。2011年，合作性消费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将改变世界的十大想法之一。
行动者网络理论。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出现是智慧技术对社会的塑造而导致的，那么对非现场经济的考察不仅要涉及人与人，更要涉及人与物的共同行动，从这个角度上说，行动者网络理论构成了非现场经济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以“广义对称原则”（general symmetry principle）为基准，以“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转译”（translation）等为核心概念构建而成。广义对称性原则力求平等看待自然与社会、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拉图尔直言，使用“actor”或“agent”并对他们可能是谁和他们有什么特征做任何假定，他们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是个体的或者民众的、拟人的或非拟人的；⑦行动者组成的网络又是通过“转译”联结起来，所谓“转译”，意为行动者经过努力将自己的问题通过商谈、翻译，转换成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利益，从而把其他行动者纳入到共同的“行动者网络联盟”中来，或者相反。转译的实现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来完成，即问题化、权益化、招募、动员。所谓问题化是指行动者网络发起者——科学研究或技术创新主体——将不同行动者关注的对象问题化，使得自己面临的问题成为其他行动者利益实现的必经节点，从而使他们加入到自己的网络中来，这是建构行动者网络的关键所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转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⑧
技术与人的在场问题。非现场经济现象的产生，非现场理念的提出，本质上涉及的是新技术对人与社会的深刻改变，是技术与人相互建构的结果，因此对非现场经济时代技术与人的在场问题的清理将为非现场经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在场作为事物存在的一种状态，或者作为存在的“显现”，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话题。如果将在场的主体限定为人，就提出了人的在场问题，它将时间、空间、相互作用、主体间性等含义集于一体，是分析人的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信息时代，人的信息化在场成为人的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在场方式，使得人的在场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在场”是海德格尔经常使用的概念，在他看来，对存在的研究必然过渡到对在场的研究。
人的信息化在场可以异时和延后显现，在场跨越当下，超越实体性在场的时空限制。在传统意义上在场如果是一种现实性和实在性的话，信息化在场就开辟了虚拟现实或虚拟实在的存在方式，也就意味著开辟了人的存在的新方式：人的实际性不在场时可以以信息化在场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取得在场的效应，从而使不在场者在场化。
信息化在场是在场现象在信息时代的重要表现，也是技术发展导致物和人的显现方式的变迁，它既是人的在场，也不是人的不在场，而是改变了在场的方式：一种间接性的在场。因此，我们讨论非现场经济，实际上是基于技术与人的实在性非在场，以及人的主体性在场。
交往理论。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和科学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理想范式，形成了以主体—客体两极图式为核心的近代西方哲学模式 “笛卡尔—康德模式”。这种模式由于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导致了物对人的统治，即“异化”现象，人与人的关系沦为物与物的关系。以哈贝马斯、胡塞尔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家通过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和古典主体性理论的反思，提出了主体间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提出了以“交往”为定向的理性图式和哲学范式。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表明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亦即从“笛卡尔主义”向“后笛卡尔主义”的转向，哈氏称之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表现为合理性上的“工具—目的合理性”向“交往合理性”的转换。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把“社会”划分为“生活世界”和“制度”两部分。他认为，所谓生活世界，乃是积淀在语言中的各种“背景知识”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它代表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集体行为期待，不但个体的经验和行为准则，而且社会的文化传统，都是这种知识的产物。而“制度”则是从生活世界的结构中分化并独立出来的行为调节体制，如政治体制、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法律体制等。依他之见，“真实、自由和正义的思想，作为相互关联的先验的基本规范……建设性地植根于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之中”。⑨
非现场经济时代的社群研究也是一个“交往理论”问题，是一个涉及主体之间交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以及主体性表达主体在活动关系中的特定属性等的问题。更困难的问题是，在这第三文明期里一个主体是怎样与另一个主体相接触而变化的规律问题。
智慧共享体系
非现场经济现象使人们从固定劳动时间、固定场所和定点PC中解放出来，且极大地放大了智慧劳动的效能。智慧劳动是人类劳动在信息经济高级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一种人类适应环境、高效快速地发现事物、创造新事物运动的能力。由于ITC和人工智能技术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发展，使得人们的智慧劳动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低成本、高速率的劳动效能。智慧劳动通过由智慧技术、智慧文化共同搭建的“智慧共享体系”，展示出了智慧劳动的“成本极低”和“速率极高”这两个特征，最终成就了智慧劳动是社会经济新主导的地位。 进入21世纪，智能科技和数字产品为主导的数字生活，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向智能型生活模式转型，并迅速展现出一种新趋势：互联 物联 云计算 大数据 智能终端 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智能技术体系”的集成态势。
这里特别指出，“智能技术集成”是各种智能技术融合与协同的作用，不是某一单项技术的奇特功效，互联网仅仅只是其中之一。
“智能技术体系”集成态势出现，迅速朝向集成的公开性与共享性方向发展，这种共享性的“智能技术集成”体系再结合了社会动力机制和利益交换机制等人类智慧，这就形成了非现场经济的社会智慧大脑发育，即所谓非现场经济的“智慧共享体系”开始形成与发力。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通俗的等式，来加以初步说明：
智能技术集成 社会动力机制 社会交换机制=“智慧共享体系”
这里的社会动力机制指社会的各种利益机制，是新时代的新社群交易中各种利益的交换实现机制。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共享机制，由高度发达的机械性智能综合技术加人类特有的智慧文明而构成。概括地说，智慧共享体系由智能技术集成体系及其应用与社会智慧共享机制共同组成。
“智能技术集成”是“智慧共享体系”的物质基础，“智慧共享体系”是“智能技术集成”的必然产物，智慧共享体系构成了非现场经济文明形成的基础与核心内容。智慧劳动就是借助于这个“智慧共享体系”的社会集成大脑而实现了“成本极低”和“速率极高”这两个特征。现在我们可以说，非现场经济的智慧共享体系成就了智慧劳动。
这种智慧共享体系下的新文明共同体的主体思维也不再是单纯的个体主张，也就不再是带有个体评判为前提的分享式思维，而是群体借鉴型的共享式思维。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支撑的非现场经济文明是一个智慧共享体系基础上的“非现场经济”和“局部无人化经济”大趋势，是科学技术带来的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必然，呈现出的是一个智慧共享体系支撑下非现场经济新时代。
智慧劳动的形成
非现场经济是由智慧劳动引起的，是相对于质能经济的新经济表现形式，反映了当今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主现象，其核心因素是智慧劳动。《新华字典》这样解释“智慧”（wisdom，wit）：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个质点系统组织结构合理、运行程序优良以及产生的功耗比较大的描述。智慧是一种能力，是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所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一种适应能力。人类通过劳动改变自己、改善生活、改造世界，劳动是人类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无论是有价劳动还是无价劳动，都是可贵的和值得珍惜的。劳动是能够对外输出劳动量或劳动价值的人类运动，是人维持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唯一手段，也是人类智慧的具体体现。因此，智慧劳动也就是指：人们为适应环境而作出的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运动的最新境界。
智慧劳动是人们对未来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预知速度和精准度，这种速度与精准度直接决定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可能性。进入非现场经济文明时代，人们开始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从而轻易地可获得这种速度与精准度，智慧劳动与共建智慧共享体系也就成为了人类不断追求的最终结果。这里的智慧劳动是指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这个“社会集成大脑”而产生倍增效应的一切劳动（不是单指技术性劳动，不分学历、不分技术、不分类型的一切借助智慧共享体系放大的社会劳动）。
传统经济学中著名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又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则认为：在其他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在连续等量地把一种可变要素增加到其他一种或几种数量不变的生产要素上去的过程中，当这种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的值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增的；当这种可变要素的投入量连续增加并超过这个特定值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减。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表明了一个很基本的关系。当一种投入如劳动被更多地追加于既定数量的土地、机器和其他投入要素上时，每单位劳动所能发挥作用的对象越来越有限。土地会越来越拥挤，机器会被过度地使用，从而劳动的边际产量会下降。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技术水平不变，并且土地、机器和其他投入要素按照既定数量不做变化，仅仅增加劳动的投入，带来的产量的变化就是边际报酬。通常，这种边际报酬会先增加再减少。可是，当进入非现场经济时代（人类第三文明期），由于人们的一般劳动借助于由智能科技集成孕育而来的共享型社会智慧大脑演变成了智慧劳动，这一转变直接导致了人们劳动效益构成和劳动效益分配发生巨变，彻底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此时，边际成本不再是先降后升，而是持续下降，几乎无穷接近于零；边际报酬也不会先增加再减少，而是持续增加，无穷接近于智慧劳动收益的最大化。
智慧劳动是人类劳动在信息经济高级阶段的最新表现形式，智慧劳动不仅是人类适应当今最新环境的能力，还是一种高效快速的发现事物、创造新事物运动的能力。新的劳动形态产生了新的效用，也产生了新的劳动属性。“智慧经济系统”中的各种非现场制作、非现场推销、非现场的应用或应用推广和各种非现场消费等的行为也就带有了某种劳动的属性，它们的所得同样是劳动所获，而不是“不劳而获”。它是我们新时代更大进步、更高拥有、更深改变的唯一源泉，推动的不仅是货币资本的主导，还培育着新劳动力资本的主导，这个“新资本”就是被智慧共享体系所放大的智慧劳动的效能值。
智慧劳动是新时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高级阶段所带来的新权利和新义务。
非现场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非现场经济研究是一种有根有源的与时俱进的“现在的思维”（Living Thinking），不是一种“过去的思想”（Past Thought），是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找到的思想精华。同时它更是一个“未来的思维”（Future Thinking），是站在未來回看现在。
进入21世纪，互联网经济和移动电商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加之移动自媒体所展现出来的超强的民众参与影响力，结合人工智能化、工业4.0、量子计算等最新研究趋势，再次将非现场经济学说探讨和非现场经济意识认知力的需求带到了一个新高潮。非现场经济影响力正急速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直接导致了非现场经济环境下社群结构与社会协作关系变迁的加剧。当人类开始进入非现场经济的无疆界时代，传统社群一定地域内的基础被打破。无疆界的新社群逐步覆盖了地理社群，利益集体逐步被兴趣集体所替代，工业革命带来的缺乏社会接触和社群意识导致的严重社群感缺失得以再次修补与升华。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即时通讯平台已由传统转到线上形成庞大的人际平台，打破了一定界限的地域和文化限制，即打破了“我是某一个地方的人”“我是某一个单位的人”的观念。非现场的智慧化共享型促使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部门越来越快地与各基础产业整合，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从而导致了社群的再度自由重组。各种不同的新社群建立的基础也不再是地域和利益，而是以共同感兴趣的内容为第一考虑。内容大于品牌的“自时代”到来了，随之而来的必定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这种由高新智能科技带来的社会协作关系的变迁，正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基础环境，影响并快速改变着我们的幸福社会生活模式。公开与共享的智慧共享体系，引发了社群的再度自由重组，使得平民可以低成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也正是这种公开性与共享性撕碎了“无知之幕”⑩，激发了他（她）们争取社会财富分配平等权的强大动力。非现场经济文明提供了一个平民平等参与的有效解决之道，那就是平民们积极主动介入到智慧共享体系里去，智慧共享体系让平民平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成为了可能。人们开始从关注集体、关注单位、关注企业转向了关注个体、关注个人、关注个体终端用户。社会智能化进程证明：非现场经济正逐步成为我们主流生活最为典型的表现形态。低门槛、无疆界、高效率的非现场经济特征，无情地冲击着以地域、身份地位和社会精英契约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社会信任体系与社会规范。由此确立的新主体思维中的共享特征，最终成就了非现场经济核心动力机制——共享型社会大脑——智慧共享体系的形成与发育，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非现场经济文明阶段。 非现场经济时代的智能技术集成和智慧共享体系改变了劳动的形态，新的劳动形态下的“智慧劳动”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的自由度和劳动的综合效能，导致“智慧劳动”逐步开始起到主导经济的作用，使得“资本”不再是唯一的经济主导者。信息经济发展到这个高级阶段，智慧劳动将运用智慧共享平台的放大功能，逐步开始参与到主导新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中来。?这种新经济的主导作用，不仅带来了智慧经济时代“非现场经济”现象的新繁荣，还将给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的形态、社会经济的结构以及社会财富分配及再分配的规则等，带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性影响，以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系将受到无情的涤荡。智慧劳动正通过非现场经济的智慧共享体系逐步替代资本，成为社会经济的新主导者。由于智慧劳动与资本的主导地位关系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制度与体系的变革均围绕着“智慧劳动”及“智慧共享体系”展开，不再是单一地围绕资本展开。于是，新的无疆界（及全球化）的社会制度将被重新构建，大工业革命时期为代表的围绕着资本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体系，也将随着资本地位的削弱与社会体系的去资本化而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终将逐步地自动消亡。
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逐步瓦解，非现场经济无疆界的社会文明制度将借助于非现场经济的渗透力而自动趋于完善和同一。这种无疆域社会制度的全球化同一，只是全球化社会经济体制的游戏规则趋于同一，这不是全球文化的同一，各民族文化共存共荣，没有哪一种文化是高或者低，更不存在哪个文化将统领世界文化的可能，而是一个此方圆彼方圆的问题。社会经济体制同一趋势下的无疆域社会制度再形成，也将不再由少数利益集团（包括地域思维的国家集团）来制订，而是由全球大众借助无疆界的智慧共享体系而普遍参与的“数理二进制承载哲学二进制和谐共享思维”下的再次全体约定而自动形成的新社会经济体系与制度。这也许就是笔者六年前曾畅想的理想“二进制主义”社会。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人们以现场社会活动为主转向了非现场活动为主时，非现场经济的研究已超出了传统的经济学研究范畴，导致的不仅仅是社会活动形态和微观经济层面上的改变，而是直接涉及了社会文明进步的方方面面，直接挑战着工业革命的传统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集中体现在了新时代的社会主体认知问题。如前所述，非现场经济的提出不仅是一个不同的提法问题，而是揭示了智慧共享体系下的新社会主特征，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第三个重大文明期的符号。非现场经济学说顺应了人类文明变迁这种强大的社会需求动力，尝试着去探索第三文明时代里，实现公正平等最大化的内在社会机制和去资本化的无疆界社会经济体系重新构建的理路，重构非现场经济文明的社会信用体系和经济体系，以应对原本基于地域和身份地位而建立起来的传统信用体系的崩溃。通过非现场经济的研究，我们倡导各行各业从社会发展的认知源头出发，一起站在非现场经济文明的未来，回头畅想现在和把握现在。新产业、互联网经济的直接从业者、社会政策的制订者、公共管理者或研究者，应尽快摆脱大工业革命思维惯性和互联网经济思维过窄的系缚，重新探索和认知非现场经济文明的社会发展脉络。
注释
张为志：《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
[美]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曹磊等：《互联网 ——跨界与融合》，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第35～37頁。
根据《构建和谐辩证法》整理，《中国哲学》，1977年第4卷第3期。
Latour B， Woolgar S. ，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盛晓明：《巴黎学派与实验室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3期，第64～69页。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上卷，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1981年，第342页。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责 编/武 洁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off-site economy， the intelligent integrated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sharing system have changed the form of labor， and the new "intelligent labor" greatly improves the freedom and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of labor， resulting in "intelligent labor" gradually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e economy and capital failing to be the only factor dominating the economy. Through the proliferating function of the intelligent sharing platform， intelligent labor gradually begins to participate in lead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new times. This has not only brought about the new prosperity of the "off-site economy" in the times of intelligent economy， but will be of far-reaching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the form and structure of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social trust system， and the distribution and redistribution of social wealth.
Keywords： off-site economy， intelligent labor， intelligent sharing system， sharing economy， super Internet of Th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