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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理分析中国共产党外部局势与对外关系，毛泽东建构起颇具时代底色的国际团结思想。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团结合作、坚持辩证分析是贯穿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逻辑主线。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基础，为处理好“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思想武器，为世界各国正确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方法遵循。
关键词：毛泽东;国际联合;国际团结;内在逻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严重冲击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加剧了世界局势的“动荡变革”，如何有效应对一系列新的国际风险与挑战，已成为当下各国面临的严峻课题。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需要与中国抗日战争形势、世界争取和平发展需要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势，就世界反法西斯国际团结与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团结作了深刻、精辟的论述，形成了毛泽东关于国际联合与国际团结的深刻思想。在全球处于“动荡变革”的复杂形势下，重温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揭示其国际联合的本质属性与国际团结的内在逻辑、探索其对新时代我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意义，具有重要價值。
一、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理分析中国共产党外部局势与对外关系，在纵向上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国际团结思想与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团结思想，在横向上提出了国际团结的形势、对象、原则、方法等丰富内容。其思想纵向紧密衔接、横向逻辑有序，是我国对外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1]161当人类社会迈入20世纪，尽管帝国主义并没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也未完全消散，但世界的一体性与不可分割性已为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所认识。这成为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基本前提。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不屈抗争，尤其是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国际关系背后的世界一体性特征。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国际关系一体性特征的初步显现。这两次战争成功促使“全世界人民觉悟了”，觉悟了的人民要求克服“只从一个国家的眼前利益来看”的“孤立地作战”的战略、团结一致打倒法西斯，最终使得各国政府不得不联合起来，结成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线。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建立，既把反法西斯国家联合了起来，也把法西斯国家与反法西斯国家联系了起来，形成了各种力量相互影响、相互帮助的局势。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战争时间的缩短，就得益于国内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日本人民的帮助以及世界各国的帮助。据此，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这是现在世界政治的特点。”[2]13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的建立及其长期敌对状态，不仅没有改变世界的一体性特征，相反使毛泽东对国际团结局势有了更加深刻的见解。他高度评价中苏两国团结的意义，认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极为重要，这两国人民团结一致了，世界人民的团结就不困难了”[3]。与此同时，毛泽东批判、否定了西方团结的可能性，直陈西方团结的虚伪性，认为“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这种形势，势必走向所谓团结的反面”[4]。面对美国在世界各地“长臂管辖”，屡屡侵略、控制、干涉、欺负、压制其他国家，毛泽东多次呼吁全世界各大洲人民联合起来，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保卫世界和平。
（二）“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国际统一战线必须实现广泛联合，最大限度争取扩大团结的对象。“扩大团结的范围”“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成为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为什么能够联合与团结？尤其是世界大国之间何以能够联合与团结？毛泽东回答，这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战胜这个共同的敌人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实现团结、保持长时间和平的理由。德意日法西斯是摆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面前的“共同的敌人”，为了战胜这个共同的敌人，毛泽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提出要尽可能扩大国际团结的对象与范围，要同世界各国、各国人民、各国的党派与团体等组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爆发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促进国际联合与团结成为更加紧迫的任务。毛泽东明确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5]806面对新中国成立后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把“爱好和平”作为加强国际团结的共同利益基础，提出要建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的国际团结。
“扩大团结的范围”必须精准识别国际团结的对象。在回答埃德加·斯诺“如何区别友好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问时，毛泽东回答：“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一般说来，我们看到列强中有的表示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其次是一些长期处于侵略成性的强国威胁之下的国家……。我们把它们看作自己的朋友，请它们同我们合作。至于奉行和平方针、无意于征服或剥削任何国家的苏联，自然是我们的好朋友。”[6]391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两种力量的团结，即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亚非拉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前者被视为“我们的基本方针”。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毛泽东强调可以团结其人民、争取和平共处、加强贸易往来，“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7]358。“扩大团结的范围”还必须扭转人民群众对国际团结对象的错误判断。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凡属”的国际团结标准，即把是否反对德意日法西斯这个共同的敌人和是否援助苏联与中国作为标准，并以此判别帝国主义国家以及资产阶级的好与坏、益与害以及正义与非正义。
（三）“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 “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1]306，在国际联合中，“摩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占统治地位”[8]248。面对国际联合既团结又摩擦的现象，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的方针。这一方针成为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重要方法论。
毛泽东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团结的重要性和打击反团结倾向的必要性。他把团结视为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基础以及全世界人民共同反抗法西斯的基础，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应该“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在构建国际联合战线时，毛泽东多次批评国际力量中存在的投降主义反团结倾向，如“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英国政治家中有一派过去采取了错误的政策”[6]395等。他把英、美、法等投降主义者的远东政策称为“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渔人政策”，认为这是“中国投降危险成为当前最大危险的第二个因素”[2]206。毛泽东指出正因为这种投降主义政策的存在，“英、法、苏协定有成立可能，但目前尚难乐观，成立之后，又有破裂可能”[2]207。新中国成立后，他也多次承认在中苏两国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团结”的暂时现象。
毛澤东坚持发扬“又团结又斗争”原则，从团结的目的出发，通过斗争的手段解决国际联合的不团结倾向。对反法西斯战争中西方国家的“妥协”“绥靖”政策，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5]804，“他们搞得不对的地方，也要斗一下”[8]320。对美国政府实行的扶蒋反共政策，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会等多个场合公开批评，直斥其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直言其“注定要失败”的结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之间、与亚非拉国家之间都要坚持“又团结又斗争”原则，与西方国家之间则是“另一类型的又团结又斗争”。对于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他主张“坚持原则，坚持团结，通过平等协商消除分歧”[9]。毛泽东认为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意见和分歧，必须坚持平等商量的原则，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消除分歧，促进团结。他还将这种方法总结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认为“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7]642。
（四）“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具有“伟大与坚决勇敢的精神”。一体性的国际政治特点使毛泽东认识到正确处理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世界发展与中国建设的关系，必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这成为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重要着力点。
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一方面，毛泽东始终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将其视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性因素。他批判“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的悲观情绪[7]148和国民党“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的依赖心理[5]1016;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161;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15，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5]1016。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毫不讳言外国援助的重要作用，把外国援助看作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国家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长征结束不久，毛泽东就明确强调“国际援助”对我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必要性，强调抗日战争胜利必须取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援助。他提出的“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的抗战公式，特别突出了“世界援助”的意义。[2]109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充分肯定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重要意义，把新中国成立头两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伟大胜利的一部分归功于“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10]，之后又在不同讲话中多次肯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助、援建的重要作用。至于如何在坚持自力更生基础上争取外援，毛泽东强调要善于学习，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但他特别告诫必须警惕教条主义与照抄照搬，要把学习“普遍真理”与运用于“中国实际”相结合。
（五）“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
毛泽东认为，实现国际联合必须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坚持“真正的国际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11]毛泽东辩证认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内在联系，旗帜鲜明地确认了“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这一本质定位，认为共产党人既是国际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这成为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基本原则。
一方面，毛泽东严厉批驳了共产党人放弃阶级斗争、变成民族主义者以及共产党人不顾民族利益、变成国际主义者这两种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截然割裂的“极糊涂的话”。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分析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既主张国际主义的世界大同运动，同时又坚持爱国主义、愿意为保卫祖国而流最后一滴血，从而界定二者之间“并不冲突”的实质关系。另一方面，毛泽东科学回答了坚持国际主义的共产党员能否同时坚持爱国主义的疑问。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同时，他认为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辩证判断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以及希特勒之流的“爱国主义”，共产党人（日本和德国的共产党人）必须坚决反对，并团结一切力量使其归于失败，“失败得越彻底，越好”，这就是法西斯国家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对于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就是英勇地抗击侵略者，使民族和人民得到解放，在这些国家“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12]。
毛泽东还把坚持国际主义原则视为实现国际团结的基础，多次强调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13]。他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坚定地联合起来。 二、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内在逻辑
毛泽东坚持以整体性思维观察和分析国际政治力量格局，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有机融入国际联合与国际团结事业，建构起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团结合作、坚持辩证分析的国际团结思想内在逻辑。
（一）维护国家利益是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
毛泽东既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始终认为，“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14]，一切国际联合与国际团结，都应该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并贯穿始终。抗战时期，毛泽东坚决反对“任何可能使中国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国际地位的步骤”[6]393，坚决反对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坚决反对一切破坏中国主权与国家权益的言行。抗战胜利后，他又坚决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美国国务院提付国会审议的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美国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干涉中国主权、侵犯中国权益的政策与法案。毛泽东对美国及其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了彻底不妥协的斗争，最终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完全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严厉批评美国屡屡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亚非拉民族国家权益的霸权行为，通过抗美援朝、援助越南人民等方式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等对外干涉势力。在国际上，毛泽东团结众多亚非拉爱好和平的民族，坚决反对美国侵犯亚非拉民族国家权益的行径。同时，他也坚决反对苏联干涉、侵犯中国权益，干涉、侵犯其他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并与这种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直接的斗争和有力的论战。
（二）促进团结合作是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最终目标追求
毛泽东高度重视团结合作在领导革命胜利、推动国家建设、促进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他准确把握党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既坚持国际团结的原则性又掌握因时而变的灵活性，在不同时期推动建立了不同的国际联合，增强了实现党的中心任务的国际团结助力，有力发挥了国际团结的外部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团结合作视为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不仅确定了法西斯这个全世界共同的敌人，而且极力推动美苏英法基于共同利益而结成国际联合，有力地凝聚起了世界反法西斯国际团结伟力。在国际团结战线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来自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民族以及人民的帮助与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一方面注重凝聚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与支持，依靠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获得了各方面工作的伟大胜利;另一方面注重凝聚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民族和人民共同推动保卫世界和平、反抗侵略战争、反对霸权主义等国际团结进步事业。
（三）坚持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根本分析方法
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中国化的典范。他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1]308。他运用内因与外因辩证统一原理分析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外国援助的问题，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的观点，有力破除了“丧失信心”以及“无视外援”两种错误思想，树立了中华民族必将取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终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他运用矛盾普遍性以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原理，把握国际社会“摩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占统治地位”的国际局势，分析在国际矛盾与摩擦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国际联合能够实现的主要原因。他运用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原理分析国际联合中的矛盾问题，提出“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的辩证方法。毛泽东坚持以辩证思维分析无处不在的国际矛盾，准确把握了“世界是一个整体”的国际局势和“团结占主要地位”的联合形势，以科学辩证的团结方法解决国际团结事业中的矛盾与冲突，为促进国际联合与实现国际团结提供了根本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武器。
三、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对世界政治局势及特点作出了正确研断，提出了一系列推动国际联合、实现国际团结的方法，浸润其中的哲学思维和理论思考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蕴含的一系列判断、论断及其坚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逻辑一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与逻辑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于“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判断，是对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关于“世界是一个整体”论断的继承与发展，准确把握了当今世界的总体国际局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于“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的国家关系思想，是对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旗帜鲜明地批判的“小国可以随便欺侮”[15]这一错误论调的直接否定，科學概括了当今国际社会的交往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于“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观点，是对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主张“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人民是决定的因素”立场的继承与发展，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主体力量的重要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于“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的办法，是对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关于“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要商量商量……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16]观点的继承与发展，提出了国际社会处理国际争端、消弭国际冲突的基本准则和有效方法。可见，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饱含的维护国际团结、促进和平发展的良好愿望及切实可行的原则方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提供了时代答卷。在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新时代“世界之问”，把中国共产党国际团结思想发展到新的理论高度。 （二）為处理好“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旨在厘清国际社会运行中团结与斗争因素的博弈，通过扩大国际团结的力量降低国际冲突的风险，进而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利益。辩证思维是贯穿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一条哲学主线，是毛泽东分析国际问题的根本思维方法，为处理好“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力量的博弈与国际关系的调整，伴随的必然是国际局势的动荡与世界秩序的重组。面对大变局蕴含的“危”与“机”，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中坚持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既维护世界和平又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考量，为我们在大变局中树立正确的国际战略观和制定科学有效的外交战略提供了理论借鉴。它启示我们，越是在“动荡变革期”越要坚持辩证思维，要客观看待动荡变革期国际力量的共同利益聚合点与不同利益分歧点，善用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辩证统一原理分析国际矛盾与风险挑战，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17]。处理“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关系，还需要辩证看待团结与斗争的关系，善于运用毛泽东关于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根本原则处理好各种“逆风逆水”。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部分国家和媒体把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污名化，无视事实指责中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为掩盖自身抗疫不力而无底线地“操弄”“索赔”。针对这样的闹剧，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发扬斗争精神，以经得起验证的“事理”，全方位呈现中国疫情防控全过程以及中国对全球疫情防控的责任和担当，有理有据反驳国际抗疫错误言论;以符合国际法的“法理”，对病毒来源、中国疫情与部分国家疫情失控之间因果联系进行驳斥，揭露某些西方政客及媒体别有用心的丑恶面孔;以震撼人心的“情理”，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在疫情防控中铸就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18]。
（三）为世界各国正确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方法遵循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一系列地区性问题逐渐演变成全球性问题，地区争端、重大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网络安全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日渐超脱单一国家能力范畴而演化为亟需全球国家共同介入的全球性问题。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倒行逆施”不仅无益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反而暴露出单边主义对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力不从心。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关于国际关系的一体性特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等观点，为世界各国正确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方法遵循。它启示我们：正确应对各种全球性重大危机的基本前提是承认“世界是一个整体”这一定性，全球性重大危机对任何国家与民族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牵一国而动全球”的普遍联系性。因此，必须紧紧抓住世界各国在全球性重大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基础，寻找到世界各国以及国际性组织与机构团结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必须坚持“团结合作是最有力武器”[19]“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18]的基本原则，推动世界各国聚焦全球性问题的“超国家”特性与“众筹”解决模式;必须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框架下，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借助团结合作凝聚力量，依靠透明公开赢得信任，“推动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18]。只有世界各国合力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才能创造美好的人类新未来。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637.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581.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8]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422.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484.
[11]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4.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1.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106-107.
[14]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83.
[1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08.
[16]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590.
[17]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02）.
[18]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09（02）.
[19]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J].求是，2020（8）：1-6.
责任编辑：曹桂芝
关键词：毛泽东;国际联合;国际团结;内在逻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严重冲击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加剧了世界局势的“动荡变革”，如何有效应对一系列新的国际风险与挑战，已成为当下各国面临的严峻课题。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需要与中国抗日战争形势、世界争取和平发展需要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势，就世界反法西斯国际团结与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团结作了深刻、精辟的论述，形成了毛泽东关于国际联合与国际团结的深刻思想。在全球处于“动荡变革”的复杂形势下，重温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揭示其国际联合的本质属性与国际团结的内在逻辑、探索其对新时代我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意义，具有重要價值。
一、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理分析中国共产党外部局势与对外关系，在纵向上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国际团结思想与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团结思想，在横向上提出了国际团结的形势、对象、原则、方法等丰富内容。其思想纵向紧密衔接、横向逻辑有序，是我国对外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1]161当人类社会迈入20世纪，尽管帝国主义并没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也未完全消散，但世界的一体性与不可分割性已为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所认识。这成为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基本前提。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不屈抗争，尤其是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国际关系背后的世界一体性特征。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国际关系一体性特征的初步显现。这两次战争成功促使“全世界人民觉悟了”，觉悟了的人民要求克服“只从一个国家的眼前利益来看”的“孤立地作战”的战略、团结一致打倒法西斯，最终使得各国政府不得不联合起来，结成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线。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建立，既把反法西斯国家联合了起来，也把法西斯国家与反法西斯国家联系了起来，形成了各种力量相互影响、相互帮助的局势。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战争时间的缩短，就得益于国内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日本人民的帮助以及世界各国的帮助。据此，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这是现在世界政治的特点。”[2]13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的建立及其长期敌对状态，不仅没有改变世界的一体性特征，相反使毛泽东对国际团结局势有了更加深刻的见解。他高度评价中苏两国团结的意义，认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极为重要，这两国人民团结一致了，世界人民的团结就不困难了”[3]。与此同时，毛泽东批判、否定了西方团结的可能性，直陈西方团结的虚伪性，认为“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这种形势，势必走向所谓团结的反面”[4]。面对美国在世界各地“长臂管辖”，屡屡侵略、控制、干涉、欺负、压制其他国家，毛泽东多次呼吁全世界各大洲人民联合起来，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保卫世界和平。
（二）“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国际统一战线必须实现广泛联合，最大限度争取扩大团结的对象。“扩大团结的范围”“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成为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为什么能够联合与团结？尤其是世界大国之间何以能够联合与团结？毛泽东回答，这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战胜这个共同的敌人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实现团结、保持长时间和平的理由。德意日法西斯是摆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面前的“共同的敌人”，为了战胜这个共同的敌人，毛泽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提出要尽可能扩大国际团结的对象与范围，要同世界各国、各国人民、各国的党派与团体等组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爆发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促进国际联合与团结成为更加紧迫的任务。毛泽东明确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5]806面对新中国成立后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把“爱好和平”作为加强国际团结的共同利益基础，提出要建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的国际团结。
“扩大团结的范围”必须精准识别国际团结的对象。在回答埃德加·斯诺“如何区别友好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问时，毛泽东回答：“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一般说来，我们看到列强中有的表示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其次是一些长期处于侵略成性的强国威胁之下的国家……。我们把它们看作自己的朋友，请它们同我们合作。至于奉行和平方针、无意于征服或剥削任何国家的苏联，自然是我们的好朋友。”[6]391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两种力量的团结，即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亚非拉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前者被视为“我们的基本方针”。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毛泽东强调可以团结其人民、争取和平共处、加强贸易往来，“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7]358。“扩大团结的范围”还必须扭转人民群众对国际团结对象的错误判断。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凡属”的国际团结标准，即把是否反对德意日法西斯这个共同的敌人和是否援助苏联与中国作为标准，并以此判别帝国主义国家以及资产阶级的好与坏、益与害以及正义与非正义。
（三）“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 “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1]306，在国际联合中，“摩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占统治地位”[8]248。面对国际联合既团结又摩擦的现象，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的方针。这一方针成为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重要方法论。
毛泽东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团结的重要性和打击反团结倾向的必要性。他把团结视为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基础以及全世界人民共同反抗法西斯的基础，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应该“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在构建国际联合战线时，毛泽东多次批评国际力量中存在的投降主义反团结倾向，如“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英国政治家中有一派过去采取了错误的政策”[6]395等。他把英、美、法等投降主义者的远东政策称为“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渔人政策”，认为这是“中国投降危险成为当前最大危险的第二个因素”[2]206。毛泽东指出正因为这种投降主义政策的存在，“英、法、苏协定有成立可能，但目前尚难乐观，成立之后，又有破裂可能”[2]207。新中国成立后，他也多次承认在中苏两国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团结”的暂时现象。
毛澤东坚持发扬“又团结又斗争”原则，从团结的目的出发，通过斗争的手段解决国际联合的不团结倾向。对反法西斯战争中西方国家的“妥协”“绥靖”政策，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5]804，“他们搞得不对的地方，也要斗一下”[8]320。对美国政府实行的扶蒋反共政策，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会等多个场合公开批评，直斥其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直言其“注定要失败”的结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之间、与亚非拉国家之间都要坚持“又团结又斗争”原则，与西方国家之间则是“另一类型的又团结又斗争”。对于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他主张“坚持原则，坚持团结，通过平等协商消除分歧”[9]。毛泽东认为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意见和分歧，必须坚持平等商量的原则，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消除分歧，促进团结。他还将这种方法总结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认为“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7]642。
（四）“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具有“伟大与坚决勇敢的精神”。一体性的国际政治特点使毛泽东认识到正确处理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世界发展与中国建设的关系，必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这成为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重要着力点。
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一方面，毛泽东始终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将其视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性因素。他批判“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的悲观情绪[7]148和国民党“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的依赖心理[5]1016;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161;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15，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5]1016。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毫不讳言外国援助的重要作用，把外国援助看作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国家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长征结束不久，毛泽东就明确强调“国际援助”对我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必要性，强调抗日战争胜利必须取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援助。他提出的“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的抗战公式，特别突出了“世界援助”的意义。[2]109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充分肯定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重要意义，把新中国成立头两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伟大胜利的一部分归功于“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10]，之后又在不同讲话中多次肯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助、援建的重要作用。至于如何在坚持自力更生基础上争取外援，毛泽东强调要善于学习，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但他特别告诫必须警惕教条主义与照抄照搬，要把学习“普遍真理”与运用于“中国实际”相结合。
（五）“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
毛泽东认为，实现国际联合必须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坚持“真正的国际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11]毛泽东辩证认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内在联系，旗帜鲜明地确认了“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这一本质定位，认为共产党人既是国际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这成为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基本原则。
一方面，毛泽东严厉批驳了共产党人放弃阶级斗争、变成民族主义者以及共产党人不顾民族利益、变成国际主义者这两种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截然割裂的“极糊涂的话”。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分析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既主张国际主义的世界大同运动，同时又坚持爱国主义、愿意为保卫祖国而流最后一滴血，从而界定二者之间“并不冲突”的实质关系。另一方面，毛泽东科学回答了坚持国际主义的共产党员能否同时坚持爱国主义的疑问。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同时，他认为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辩证判断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以及希特勒之流的“爱国主义”，共产党人（日本和德国的共产党人）必须坚决反对，并团结一切力量使其归于失败，“失败得越彻底，越好”，这就是法西斯国家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对于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就是英勇地抗击侵略者，使民族和人民得到解放，在这些国家“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12]。
毛泽东还把坚持国际主义原则视为实现国际团结的基础，多次强调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13]。他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坚定地联合起来。 二、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内在逻辑
毛泽东坚持以整体性思维观察和分析国际政治力量格局，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有机融入国际联合与国际团结事业，建构起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团结合作、坚持辩证分析的国际团结思想内在逻辑。
（一）维护国家利益是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
毛泽东既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始终认为，“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14]，一切国际联合与国际团结，都应该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并贯穿始终。抗战时期，毛泽东坚决反对“任何可能使中国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国际地位的步骤”[6]393，坚决反对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坚决反对一切破坏中国主权与国家权益的言行。抗战胜利后，他又坚决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美国国务院提付国会审议的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美国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干涉中国主权、侵犯中国权益的政策与法案。毛泽东对美国及其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了彻底不妥协的斗争，最终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完全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严厉批评美国屡屡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亚非拉民族国家权益的霸权行为，通过抗美援朝、援助越南人民等方式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等对外干涉势力。在国际上，毛泽东团结众多亚非拉爱好和平的民族，坚决反对美国侵犯亚非拉民族国家权益的行径。同时，他也坚决反对苏联干涉、侵犯中国权益，干涉、侵犯其他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并与这种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直接的斗争和有力的论战。
（二）促进团结合作是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最终目标追求
毛泽东高度重视团结合作在领导革命胜利、推动国家建设、促进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他准确把握党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既坚持国际团结的原则性又掌握因时而变的灵活性，在不同时期推动建立了不同的国际联合，增强了实现党的中心任务的国际团结助力，有力发挥了国际团结的外部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团结合作视为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不仅确定了法西斯这个全世界共同的敌人，而且极力推动美苏英法基于共同利益而结成国际联合，有力地凝聚起了世界反法西斯国际团结伟力。在国际团结战线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来自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民族以及人民的帮助与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一方面注重凝聚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与支持，依靠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获得了各方面工作的伟大胜利;另一方面注重凝聚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民族和人民共同推动保卫世界和平、反抗侵略战争、反对霸权主义等国际团结进步事业。
（三）坚持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根本分析方法
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中国化的典范。他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1]308。他运用内因与外因辩证统一原理分析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外国援助的问题，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的观点，有力破除了“丧失信心”以及“无视外援”两种错误思想，树立了中华民族必将取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终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他运用矛盾普遍性以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原理，把握国际社会“摩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占统治地位”的国际局势，分析在国际矛盾与摩擦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国际联合能够实现的主要原因。他运用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原理分析国际联合中的矛盾问题，提出“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的辩证方法。毛泽东坚持以辩证思维分析无处不在的国际矛盾，准确把握了“世界是一个整体”的国际局势和“团结占主要地位”的联合形势，以科学辩证的团结方法解决国际团结事业中的矛盾与冲突，为促进国际联合与实现国际团结提供了根本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武器。
三、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对世界政治局势及特点作出了正确研断，提出了一系列推动国际联合、实现国际团结的方法，浸润其中的哲学思维和理论思考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蕴含的一系列判断、论断及其坚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逻辑一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与逻辑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于“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判断，是对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关于“世界是一个整体”论断的继承与发展，准确把握了当今世界的总体国际局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于“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的国家关系思想，是对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旗帜鲜明地批判的“小国可以随便欺侮”[15]这一错误论调的直接否定，科學概括了当今国际社会的交往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于“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观点，是对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主张“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人民是决定的因素”立场的继承与发展，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主体力量的重要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于“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的办法，是对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关于“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要商量商量……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16]观点的继承与发展，提出了国际社会处理国际争端、消弭国际冲突的基本准则和有效方法。可见，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饱含的维护国际团结、促进和平发展的良好愿望及切实可行的原则方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提供了时代答卷。在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新时代“世界之问”，把中国共产党国际团结思想发展到新的理论高度。 （二）為处理好“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旨在厘清国际社会运行中团结与斗争因素的博弈，通过扩大国际团结的力量降低国际冲突的风险，进而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利益。辩证思维是贯穿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的一条哲学主线，是毛泽东分析国际问题的根本思维方法，为处理好“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力量的博弈与国际关系的调整，伴随的必然是国际局势的动荡与世界秩序的重组。面对大变局蕴含的“危”与“机”，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中坚持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既维护世界和平又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考量，为我们在大变局中树立正确的国际战略观和制定科学有效的外交战略提供了理论借鉴。它启示我们，越是在“动荡变革期”越要坚持辩证思维，要客观看待动荡变革期国际力量的共同利益聚合点与不同利益分歧点，善用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辩证统一原理分析国际矛盾与风险挑战，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17]。处理“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关系，还需要辩证看待团结与斗争的关系，善于运用毛泽东关于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根本原则处理好各种“逆风逆水”。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部分国家和媒体把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污名化，无视事实指责中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为掩盖自身抗疫不力而无底线地“操弄”“索赔”。针对这样的闹剧，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发扬斗争精神，以经得起验证的“事理”，全方位呈现中国疫情防控全过程以及中国对全球疫情防控的责任和担当，有理有据反驳国际抗疫错误言论;以符合国际法的“法理”，对病毒来源、中国疫情与部分国家疫情失控之间因果联系进行驳斥，揭露某些西方政客及媒体别有用心的丑恶面孔;以震撼人心的“情理”，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在疫情防控中铸就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18]。
（三）为世界各国正确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方法遵循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一系列地区性问题逐渐演变成全球性问题，地区争端、重大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网络安全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日渐超脱单一国家能力范畴而演化为亟需全球国家共同介入的全球性问题。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倒行逆施”不仅无益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反而暴露出单边主义对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力不从心。毛泽东国际团结思想关于国际关系的一体性特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等观点，为世界各国正确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方法遵循。它启示我们：正确应对各种全球性重大危机的基本前提是承认“世界是一个整体”这一定性，全球性重大危机对任何国家与民族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牵一国而动全球”的普遍联系性。因此，必须紧紧抓住世界各国在全球性重大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基础，寻找到世界各国以及国际性组织与机构团结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必须坚持“团结合作是最有力武器”[19]“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18]的基本原则，推动世界各国聚焦全球性问题的“超国家”特性与“众筹”解决模式;必须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框架下，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借助团结合作凝聚力量，依靠透明公开赢得信任，“推动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18]。只有世界各国合力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才能创造美好的人类新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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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02）.
[18]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09（02）.
[19]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J].求是，2020（8）：1-6.
责任编辑：曹桂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