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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模式”是始自“中国之谜”的中国奇迹成因的理论追问，“中国道路”是对中国模式的中国化意识形态表达。中国道路的理论逻辑就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只有把握这一中国道路的历史本身、国际语境、来龙去脉，才能界定中国道路的历史边界和基本内涵，理清众说纷纭的观点中的逻辑想象，回归改革开放的历史本身。
[關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7-0004-08
世纪之交最为重大的世界历史现象，就是中国经济35年（1978-2013）的高速增长并迅速崛起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经济巨人。这一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被经济学界称为“中国奇迹”。创造奇迹的制度化路径和形式被国外学者称为“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对中国模式的中国化意识形态表达称之为“中国道路”。对中国经济奇迹成因的探索是当今世界一大理论热点，在众说纷纭的差异性观点中找到重叠共识，不仅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也可以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未来提供启示。
一、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奇迹成因的探索
从1993年剑桥教授彼得·诺兰提出关于中俄转轨绩效差异的“中国之谜”，到2008年7月98岁高龄的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教授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了“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全球顶尖级经济学家在内的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经济的增长给予了极大的理论关注，并提出了相关解释，经济学界的观点可以大致归为三类。
1.战略解释。这种观点主要以林毅夫为代表，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的转轨问题，将“中国奇迹”归因于中国采取了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正确的发展战略。这种解释的理论逻辑是“从发展战略选择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出发，分析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模式内生地形成的逻辑，并将这种分析方法及其结构论扩展到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指出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和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一致，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原因”[1]。林毅夫等人通过比较国内外的发展实践得出结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选择了与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相适合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并开始对高度集中和低效率的传统经济体制模式进行改革，积极发展劳动密集产业，借助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使自身所具有的资源比较优势发挥出来。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使国民经济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率，调整了经济结构，以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速度增长，而且在世界总的发展格局中也属一枝独秀。
2.制度解释。这种观点将中国奇迹归因于中国以双轨制过渡的形式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包括县际竞争（张五常）等一些作为改革成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制，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海外经济学家以斯蒂格利茨、张五常等为代表，国内以吴敬琏、张维迎等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绝大多数（市场派）经济学家和以张军等人为代表的转型经济学家。
20世纪的最后10年，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我国也于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这一市场化大潮同发达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大潮合流，起伏跌宕，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洋洋大观，转轨成为20世纪经济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关于转轨路径，国际国内总的来说形成了两种彼此相反的观点：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激进式改革并成为独联体、东欧多数转轨国家的政策指南，走上了激进的“大爆炸”式的转轨道路;中国和少数几个国家，如波兰、斯洛文尼亚和越南等走的是渐进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道路。转轨实践证明，中国获得了领先，同时也使多数经济学家形成共识：中国经济转轨的“双轨过渡”造成了中国的转型发展奇迹，“休克疗法”造成了俄罗斯“失去的十年”。
强调市场的经济学家并非都同意“华盛顿共识”。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强调竞争和政府作用在转轨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批评产权私有化主张，认为“缺乏私有产权关系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人们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实行私有化和政府直接控制企业可以同样有效地完成其目标。”[2]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县际竞争制度是中国奇迹的奥秘所在。“中国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因为县有经济权力，所以它们竞争得最激烈。”[3]经济学一般理论认为，建立在个体所有权之上的经济才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但张五常教授则认为即便个体所有权缺位，经济照样可以运行得很好。“虽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地区之间的竞争其他国家都有，但我将申述，从性质与活力这两方面看，中国的地区竞争自成一家，天下独有。”[4]
3.实态与环境解释。这种观点主要以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等为代表，将中国奇迹归因于中国经济现实与环境。如廉价而勤勉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低社会保障和低福利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造成的后发优势等等。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认为，“文革”造成的帕累托最劣的初始条件、低人权、低社会保障的制度环境造成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国的这种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是“中国奇迹”乃至进一步发展的奥秘所在。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认为“中国奇迹”的原因在于后发优势和经济全球化，他指出：“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中国通过‘改革’？穴市场化、民营化？雪和‘开放’充分利用了后发的‘势’所致。”[5]
当对改革开放30年回眸时，张维迎的话几乎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的共识：“中国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30年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的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伟力如此之大”[6]。具体说就是实现了五大关键转变：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经济决策主体由官员转向企业家、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经济发展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方竞争、经济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 总之，国内凡是主张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无不承认市场经济制度是中国奇迹的关键;国外关注中国改革的学者无不为中国经济改革设定市场经济目标，也就隐含着对市场经济制度作为关键原因的承认。关键原因是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制度创新是经济学界共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尤其是入世10年令世人瞠目的经济表现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明：2003年至2011年年均增長10.7%，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从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经济总量从2001年的世界第六上升至2010年的世界第二。
然而，2008全球金融危机宣告了新经济自由主义“市场万能”神话的破产，中国政府超常的宏观调控能力强化了中国政府阻遏危机驾驭经济过程的自信。于是，在如何深化改革、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学术见解和政策取向方面都出现了分歧。以西方经济学为基本分析工具的经济学家受到是否代表资本立场的质疑，新计划经济的理论倾向迎合了因改革出现的问题而兴起的民粹主义意识。经济学视域内的政府与市场作用之争扩及国家领域，在国企进退问题、供给侧改革中政府的作用问题、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问题、产业结构变迁由政府产业政策还是市场主导问题、腐败的主因与根治之方等等问题上，都存在理论争议。
本文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说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主因。那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深化改革的基本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已经指明了根本的方向。诺斯新制度经济学视域中的万年经济史证明，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界定保护产权的国家是经济增长的的关键。那么，建立尊重和保护个人产权，有利于市场交易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有效约束政府权力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秩序，就是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
二、中国模式——国外非经济学视野中的中国道路
新世纪伊始，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国际经济学界的解释乏力，使得国际上一些学者对中国奇迹成因的解读超越经济学视域，认为除了现存西方的发展模式外，还存在一种可行的、可资选择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这种观点因为苏联东欧的转轨经济危机、南美的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而日益受到国际学界关注。于是，对导致转轨绩效低下的“华盛顿共识”的批判，催生了“北京共识”概念的产生，对“中国之谜”的求解对变成“中国模式”的探寻，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蔚然成势。从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疑问，很快变成对中国模式的多学科解读。
中国模式的存在及其肯定性评价是西方政学两界的主流。如前所述，中国模式的热议，是由于舒利亚·库柏·雷默的“北京共识”所引发，论题承接的是中国经济转轨奇迹和“华盛顿共识”衍生的经济政策在俄罗斯、东欧、南美、东南亚的失败的论说。2008年金融危机后传媒界的炒作话语把问题推上了高潮，当然也有一些严肃的冷静的学术理解。
1.将中国模式作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或制度模式予以肯定性理解。继雷默“北京共识”之后，许多严肃的学者对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与取得的成就也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如：美籍中国问题专家大卫·蓝普顿（DavidM.Lampton）非常看好中国的发展方式，认为中国成功的方面对许多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很有吸引力。总之，“世界都在看着中国，看看能从中国的所作所为中学到什么。”[7]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中国三部曲》中指出，“中国模式”是以一种循序渐进、从易到难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的改革和发展模式。张维为是以自己亲历一百多个国家的经历，结合对中国现实的观察，以中国话语解读世界中的中国。
2.对中国模式的政治属性予以“社会主义”的理解并肯定其发展的未来。如尼·波波夫（保加利亚学者）指出：“世界的未来发展将不会单纯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进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代表将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在令世界颤抖的经济衰退中，认同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国家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8]。
3.也有需要我们认真面对的不同的舆论观点和学术声音。西方一些学者或是由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或是出于不同学术方法和理论前提的差异，或是对中国国情缺乏应有的了解，或是出于哗众取宠的市场化炒作，研究成果呈现出一定的片面性、局限性和错误论断。如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英国学者里奥·霍恩和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等都不承认其的存在。关于“中国模式”的价值，美籍华裔学者陈志武指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中国自己创造的奇迹，而是世界给中国带来的奇迹”[9];关于“中国模式”的前景问题研究，章家敦（GordonG.Chang）提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10]。还有相当一些学者质疑或否认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尽管在金融危机后一些学者开始表示怀疑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可是坚定地肯定和支持“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未来的理论也并不是太多。如乔尔·安丹（美国学者）仍然强调，“今天，我认为中国经济已是资本主义，因为劳动关系已经转入资本主义轨道”[11]。
关于中国模式的非西方主流经济学视域，概言之大致上分为三大角度，即发展经济学角度、政治学角度和历史学角度。
1.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的相关分析。如基于发展经济学视角的严肃的学术分析，代表性著作有二：一是美国学者劳伦·勃兰特等45位国际顶尖中国经济专家编写的《伟大的经济转型》，二是美国学者巴里·诺顿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其共同观点是把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包含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视为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并从与之相关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多领域进行分析支撑其结论。前者认为中国迅猛的高速经济增长使马歇尔“自然不会创造飞跃”的名言“面临崩溃的边缘”，“中国最近的经济进步，归功于成功的改革，”“渐进式改革实现了经济的腾飞。”[12]并预测2025年前中国经济仍将保持6到8个点的GDP增长。后者认为，转型与增长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中国政府对经济无所不在的干预”是区别于美国的新型中国模式的特征。 2.中国模式解读上的政治学视角。这一视角超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观点，强调中国奇迹的创生离不开强大国家力量营造的稳定的政治环境、文化和意识形态、连贯高效的国家战略和经济政策。如2012年，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教授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把中国当下的经济增长归结为独特的国家力量并溯源于数千年来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国家建设。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托马斯·海贝勒认为，“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13]
3.中国模式的中华文明视角。多数从政治学视角解读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的学者，最后几乎都将中国当下政治结构的特征追溯到中国文明的特质，在中国传统文明中求解。如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在2015年出版的专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认为，中国奇迹的创生与中国的兴起最终在于中国文明。中国兴起将重塑全球秩序，“中国的王道思想可以为21世纪的全球秩序重组提供一套新的指导思维”[14]。张维为揭示的《中国超越》的逻辑就是带着世界上唯一不断的五千年的文明基因与百国经验重返世界之巅。“我们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孙子等伟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这种国家的崛起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在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会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与秩序。”[15]
由于受到中国模式问题的中国学术影响，一些学者开始以“中国道路”替代中国模式。如《中国道路》（洛丽塔·纳波利奥尼著）指出：“中国模式为了解西方社会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的衰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也有助于我们纠正过去20年所犯的错误”[16]。
总之，西方学者基于中国经济奇迹关于中国模式讨论的三大视角，多数是对中国模式的积极肯定，传媒和舆论则将之社会化形成舆论的热点。相关的学理研究虽然有着独特的运思和卓见，但也无不存在偏执一隅的缺陷。经济学视域的解读尽管有着数理分析的逻辑恰当性，但却总是有着历史恰当性不足的缺陷。凯恩斯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这三大对立学派的观点，都可以成为中国奇迹归因的某些要素，同样任何经济要素都无法剪断与非经济要素的关联。超经济学的跨界分析突出中国传统文明，无法解读为什么传统本身无法走向现代，为什么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思想中找不到传统文化决定战略决策的任何信息？我们有理由说，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唯物史观维度的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不能开显，缺乏哲学分析的理论探索只能有着学科视界内的深刻或停留在跨视域分析的历史表面。
三、“中国模式”的中国话语表达——中国道路
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的探索，无疑始自对国外关于“中国奇迹”“中国模式”讨论的理论回应。因此，2011年前关于“中国道路”的学术讨论基本上是在“中国模式”的论题框架下展开。从2006年起，中外学者围绕“中国模式”的研究和讨论逐渐形成高潮，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讨论的视野也由以往的经济学逐步扩大到了政治学、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等多学科角度。2006年至2011年在中国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多达600余篇。赵剑英、吴波等《论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的论文集，几乎囊括了上述所有高端论文中非经济学视域的多学科视角的主要观点。著作有吴晓灵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反思中国模式》;丁学良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辩论“中国模式”》;谢平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反思中国模式》等。总之，一大批国内知名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模式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探讨。
总体上说，是在概念的合理性讨论上由他者视域的“中国模式”变成主体性自觉的中国话语——“中国道路”，在中国模式的中外对话中对中国奇迹和中国道路做了多视角的解读。
1.概念的合理性问题。有些学者认同“中国模式”，如秦宣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曾广泛使用过‘模式’这个概念，我们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文件并没有回避使用‘模式’这个概念”[17]。李君如等学者主张“慎提‘中国模式’”[18]。有些学者如李士坤甚至认为“不必冠以‘中国模式’”[19]。
2.关于中国模式的现代化视角。中央编译局俞可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赵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弘等学者主张“中国模式”即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核心是现代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教授认为，当下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变迁，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更新社会管理观念，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创新社会管理体制……”[20]。
3.关于中国模式的经济学视角。我国的转轨经济学研究在进入相关政治法治制度层面显得举步维艰，在回应“中国模式”的讨论中远没有其他学科踊跃，但也做出了独到的分析。代表性的如常修泽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存在的，对此不应否定;但另一方面，迄今为止，这样一种样式又是初级的、不成熟的。如果说，中国前30年产生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属于I型的话，那么，下一阶段，应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II型转型提升。”[21]
4.中国模式的政治学视角。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认为：“中国官民分工合作的经济成功显然不可能脱离政治解释。在笔者看来，‘民本政治’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中国模式的中间层。民本政治垮了，国民经济就会崩溃。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为中国六十年的成功提供了首脑，即政治保障。”[22]房宁教授认为，中国崛起的制度奥秘就在于中国比较集中的体制——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有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国家法律和政策，这一发展模式保障了中國在发展当中可以集中资源实现战略性发展。
5.中国模式的文化学、历史学视角。如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翔海教授从文化层面对“中国模式”的“中国底蕴”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认为，“以植根于中国文化注重综合的思维方式，‘中国模式’……不同于追求‘制衡’的‘西方模式’。中国文化构成了“中国模式”重要的思想底蕴。”[23]从历史学视角考量“中国模式”的学者并不多见，如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通过考察和研究英国的社会转型历程指出：“政治制度的变革完全可以用非暴力的手段进行”[24]，“中国模式”正是以此为鉴。 6.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权威表达。面对国际上关于“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的热烈讨论和国内关于改革大辩论，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做出了中国式意识形态化权威表达：“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25]、“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6]。改革开放是党中央对中国奇迹的理论归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回应，“中国道路”成为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概念表达的中国话语。
党的十七大这一权威表达，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界的积极诠释，通过意识形态宣教迅速社会化成为主流话语，反映主体自觉的“中国道路”的概念逐渐取代“中国模式”来表征中国经济奇迹创生和中国崛起的逻辑轨迹的主张，相对得到普遍认同，并与权威化的意识形态表达形成共识。
这也促进了一批有关中国道路的专著的面世。如郑永年《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贺新元《中国道路——不一樣的现代化道路》（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白果、米歇尔·阿格列塔《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与帝制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等。还有数百篇论文对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科学内涵、发展模式、基本经验和世界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地阐述。
总之，在回应“中国模式”的讨论中逻辑主线是最终实现了他者话语到中国话语的转变，实现了党的意志的意识形态表达与学术讨论的概念重合，认为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中国道路就是已经成型而非“定型”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成为中国奇迹成因和中国经验的理论凝缩和概念表达。
尽管这个时期讨论深化了中国道路的研究，但也有着如下的相应的理论缺陷。
1.中国模式的世界性讨论的主旨，在于揭示西方模式的弊端及其如何矫正。寻求中国奇迹成因的简明性、科学性表达，但是，中国道路的讨论回应却侧重于意识形态化思考和中国道路的优越性描述，相对忽视了作为中国崛起根本原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新的历史价值和关键作用，多数讨论游离出中国模式的世界语境，没有回答世界对中国奇迹成因的理论期待。“中国道路”的讨论缘起于国际上对中国经济转轨绩效领先和经济持续增长奇迹的探究、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和平崛起原因的探究，以及由一个贫困的发展中大国变成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经验”的理论追问。没有这个理论背景，就没有国际语境中的“中国道路”问题;忽略中国道路的国际语境，就得不到世界的理解和认同，讲不清国际所期待的中国故事。
2.没有关于中国道路的历史边界和概念边界的清晰认知和表达。模糊了中国道路的现实本质和历史逻辑，夸大了传统文化、文明维度对中国崛起和中国奇迹创生的作用，打开了中国道路的任意想象空间，不知中国道路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中国道路无疑起自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辟，起自对“文革”迷途的拨乱反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道路”的毅然摈弃和诀别，起自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回归。
3.“中国道路”进行的宣教性的解释亦有缺陷。一是侧重于“中国特色”坚守，忽略与世界文明发展大道重合的国际化向度，无意识地淡化了中国道路的普遍性价值;二是侧重于中国道路的意识形态化自适性说明，忽略了对中国经济增长与中国道路之间的相关学理研究;三是意识形态氛围刺激了文化市场的炒作，中国道路的书籍犹如雨后春笋，却极缺严肃的学理化、学科化、规范化解释的成果，尤其是缺少哲学层次的理论抽象。
四、中国道路的哲学解读及其缺陷
国内外关于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的研究缺少哲学视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照，即便很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中国改革开放偶尔论及，也是从批判现代性角度进行否定性论说，或基于西方后现代价值观进行批判性解读。尽管在解读中国奇迹上哲学具有先天的宏观视野和清晰的逻辑表达的学科优势，历史已经有了时代精神的哲学呼唤，但是，先天的批判性本性又抑制了哲学的介入和实证化肯定性思考。
关于中国奇迹成因的研究，在十年前尚未进入国内哲学的视野。原因固然复杂多样，学科的孤傲气质和批判性本质决定难以接受“中国奇迹”的概念或许是主因。“北京共识”的论文或许引起中国哲学界的惊鸿一瞥，但未引起深沉的理论关注。有一例可以证明，就是2010年赵剑英、吴波主编出版的《论中国模式》几乎囊括了上述关于中国模式研究所有高端成果，但少有哲学学者参与。除了一篇哲学论文外，几位哲学学者也不是从哲学角度论说。直到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关于中国模式的学术讨论最突出特征是“哲学缺场”。
笔者2008年《论中国奇迹的意识形态原因》[27]的论文尽管率先对此进行了哲学回应，然而，并未引起哲学界的任何反响，2011年的论文《改革开放与辩证精神的回归》[28]才引起些许关注。直到近年来，“中国道路”的概念才进入哲学界视距之内。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12年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哲学》[29]的论文。该论文不仅坚持了马克思哲学关注现实的基本立场，而且将中国道路纳入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进程对之进行了哲学上的宏大的抽象表达，论文创意多多，夺中国道路哲学讨论之先声。然而，论文把“与中国道路相对应的哲学理念称为实践哲学”，对实践哲学的概念界定却相对笼统。其中，将以天道天命人道为代表的中国实践传统的现代转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纳入了实践哲学的范畴，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道路的起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道路的主要进路等诸多观点，似乎不是进行哲学的理论抽象，而是把非哲学的实践赋予了哲学之名。
2013年，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举办了“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论研讨会”。以此为标志，“中国道路”问题成为中国哲学界研究的重要论题。此后，从哲学角度解读中国道路的著作和文章逐渐增多，如2013年第10期《理论视野》收录的哲学视域中的中国道路（笔谈六篇），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梁树发教授的《中国经验、中国式表达中的哲学解读与哲学发现》、江苏师范大学任平教授的《后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的《中国道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实践基础》、北京大学王东教授的《哲学创新生长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前提》、黑龙江大学丁立群教授的《中国道路的普遍性维度——一种文化哲学的思考》和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叶险明教授的《哲学批判视域中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另外还有，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陈树林教授的《中国道路问题的哲学反思》（2014年第1期《哲学研究》），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的《中国道路的哲学自觉——实践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2015年第7期《北京大学学报》），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叶险明教授的《“中国道路”的前提性批判——一种基于对当下“中国语境”反思的批判》（2015年第10期《哲学研究》），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培洲教授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道路的文化价值》（《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4期）等。 总体上来说，学者们对中国道路中的重大问題的哲学思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性与现实性、应然性与实然性、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方面的理论反思，提出了一些深刻的创新性理论见解。然而，也存在美中不足的缺陷。
1.由于许多研究从现代性批判角度介入，而忽视了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本身。从而导致两个理论后果：一是忽视了“中国道路”以改革开放新时期为始点的实践进程对概念内涵的现实规定，按照“想象”的逻辑把中国道路的边界延长到了任意的程度。二是聚焦于“中国问题”的批判性解读而忽视“发展中的问题”的理论定位，用理想的逻辑剪裁现实导致对中国经济奇迹、中国经验的认同差异;忽视了中国道路的国际语境，即对中国经济奇迹成因的求解，不能回应世界对中国故事的理论期待，淡化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2.把中国道路的哲学基础主要对应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或用教科书“社会发展规律性下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解释中国道路，没有体现出在中国实践创新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研究的推进，也没有通过对唯物史观视域的新诠释为解读中国现实和前瞻未来发展提供新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坐标。
总之，从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出发分析社会政治结构和精神现象，分析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趋势，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立场和唯物史观的根本要义。唯物史观本质上就是一种世界历史文明视野中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理论，显然，它对解释中国道路上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学科本性所规定的比较优势和穿透历史表象的理论力量。尽管世界上有人质疑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是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中国道路是否符合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规律，但是，本文坚定地确信，中国道路没有超出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野，更没有偏离唯物史观所确立的理论逻辑，相反，“在路上”的现实中国道路却是向唯物史观理论逻辑的真正回归。只有从唯物史观设定的理论坐标中，中国道路才能在透过重重的现实表象和拨开诸多理论意象中得到真正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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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
[關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7-0004-08
世纪之交最为重大的世界历史现象，就是中国经济35年（1978-2013）的高速增长并迅速崛起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经济巨人。这一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被经济学界称为“中国奇迹”。创造奇迹的制度化路径和形式被国外学者称为“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对中国模式的中国化意识形态表达称之为“中国道路”。对中国经济奇迹成因的探索是当今世界一大理论热点，在众说纷纭的差异性观点中找到重叠共识，不仅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也可以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未来提供启示。
一、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奇迹成因的探索
从1993年剑桥教授彼得·诺兰提出关于中俄转轨绩效差异的“中国之谜”，到2008年7月98岁高龄的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教授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了“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全球顶尖级经济学家在内的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经济的增长给予了极大的理论关注，并提出了相关解释，经济学界的观点可以大致归为三类。
1.战略解释。这种观点主要以林毅夫为代表，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的转轨问题，将“中国奇迹”归因于中国采取了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正确的发展战略。这种解释的理论逻辑是“从发展战略选择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出发，分析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模式内生地形成的逻辑，并将这种分析方法及其结构论扩展到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指出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和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一致，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原因”[1]。林毅夫等人通过比较国内外的发展实践得出结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选择了与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相适合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并开始对高度集中和低效率的传统经济体制模式进行改革，积极发展劳动密集产业，借助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使自身所具有的资源比较优势发挥出来。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使国民经济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率，调整了经济结构，以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速度增长，而且在世界总的发展格局中也属一枝独秀。
2.制度解释。这种观点将中国奇迹归因于中国以双轨制过渡的形式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包括县际竞争（张五常）等一些作为改革成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制，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海外经济学家以斯蒂格利茨、张五常等为代表，国内以吴敬琏、张维迎等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绝大多数（市场派）经济学家和以张军等人为代表的转型经济学家。
20世纪的最后10年，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我国也于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这一市场化大潮同发达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大潮合流，起伏跌宕，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洋洋大观，转轨成为20世纪经济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关于转轨路径，国际国内总的来说形成了两种彼此相反的观点：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激进式改革并成为独联体、东欧多数转轨国家的政策指南，走上了激进的“大爆炸”式的转轨道路;中国和少数几个国家，如波兰、斯洛文尼亚和越南等走的是渐进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道路。转轨实践证明，中国获得了领先，同时也使多数经济学家形成共识：中国经济转轨的“双轨过渡”造成了中国的转型发展奇迹，“休克疗法”造成了俄罗斯“失去的十年”。
强调市场的经济学家并非都同意“华盛顿共识”。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强调竞争和政府作用在转轨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批评产权私有化主张，认为“缺乏私有产权关系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人们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实行私有化和政府直接控制企业可以同样有效地完成其目标。”[2]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县际竞争制度是中国奇迹的奥秘所在。“中国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因为县有经济权力，所以它们竞争得最激烈。”[3]经济学一般理论认为，建立在个体所有权之上的经济才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但张五常教授则认为即便个体所有权缺位，经济照样可以运行得很好。“虽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地区之间的竞争其他国家都有，但我将申述，从性质与活力这两方面看，中国的地区竞争自成一家，天下独有。”[4]
3.实态与环境解释。这种观点主要以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等为代表，将中国奇迹归因于中国经济现实与环境。如廉价而勤勉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低社会保障和低福利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造成的后发优势等等。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认为，“文革”造成的帕累托最劣的初始条件、低人权、低社会保障的制度环境造成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国的这种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是“中国奇迹”乃至进一步发展的奥秘所在。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认为“中国奇迹”的原因在于后发优势和经济全球化，他指出：“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中国通过‘改革’？穴市场化、民营化？雪和‘开放’充分利用了后发的‘势’所致。”[5]
当对改革开放30年回眸时，张维迎的话几乎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的共识：“中国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30年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的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伟力如此之大”[6]。具体说就是实现了五大关键转变：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经济决策主体由官员转向企业家、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经济发展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方竞争、经济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 总之，国内凡是主张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无不承认市场经济制度是中国奇迹的关键;国外关注中国改革的学者无不为中国经济改革设定市场经济目标，也就隐含着对市场经济制度作为关键原因的承认。关键原因是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制度创新是经济学界共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尤其是入世10年令世人瞠目的经济表现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明：2003年至2011年年均增長10.7%，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从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经济总量从2001年的世界第六上升至2010年的世界第二。
然而，2008全球金融危机宣告了新经济自由主义“市场万能”神话的破产，中国政府超常的宏观调控能力强化了中国政府阻遏危机驾驭经济过程的自信。于是，在如何深化改革、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学术见解和政策取向方面都出现了分歧。以西方经济学为基本分析工具的经济学家受到是否代表资本立场的质疑，新计划经济的理论倾向迎合了因改革出现的问题而兴起的民粹主义意识。经济学视域内的政府与市场作用之争扩及国家领域，在国企进退问题、供给侧改革中政府的作用问题、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问题、产业结构变迁由政府产业政策还是市场主导问题、腐败的主因与根治之方等等问题上，都存在理论争议。
本文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说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主因。那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深化改革的基本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已经指明了根本的方向。诺斯新制度经济学视域中的万年经济史证明，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界定保护产权的国家是经济增长的的关键。那么，建立尊重和保护个人产权，有利于市场交易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有效约束政府权力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秩序，就是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
二、中国模式——国外非经济学视野中的中国道路
新世纪伊始，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国际经济学界的解释乏力，使得国际上一些学者对中国奇迹成因的解读超越经济学视域，认为除了现存西方的发展模式外，还存在一种可行的、可资选择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这种观点因为苏联东欧的转轨经济危机、南美的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而日益受到国际学界关注。于是，对导致转轨绩效低下的“华盛顿共识”的批判，催生了“北京共识”概念的产生，对“中国之谜”的求解对变成“中国模式”的探寻，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蔚然成势。从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疑问，很快变成对中国模式的多学科解读。
中国模式的存在及其肯定性评价是西方政学两界的主流。如前所述，中国模式的热议，是由于舒利亚·库柏·雷默的“北京共识”所引发，论题承接的是中国经济转轨奇迹和“华盛顿共识”衍生的经济政策在俄罗斯、东欧、南美、东南亚的失败的论说。2008年金融危机后传媒界的炒作话语把问题推上了高潮，当然也有一些严肃的冷静的学术理解。
1.将中国模式作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或制度模式予以肯定性理解。继雷默“北京共识”之后，许多严肃的学者对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与取得的成就也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如：美籍中国问题专家大卫·蓝普顿（DavidM.Lampton）非常看好中国的发展方式，认为中国成功的方面对许多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很有吸引力。总之，“世界都在看着中国，看看能从中国的所作所为中学到什么。”[7]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中国三部曲》中指出，“中国模式”是以一种循序渐进、从易到难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的改革和发展模式。张维为是以自己亲历一百多个国家的经历，结合对中国现实的观察，以中国话语解读世界中的中国。
2.对中国模式的政治属性予以“社会主义”的理解并肯定其发展的未来。如尼·波波夫（保加利亚学者）指出：“世界的未来发展将不会单纯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进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代表将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在令世界颤抖的经济衰退中，认同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国家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8]。
3.也有需要我们认真面对的不同的舆论观点和学术声音。西方一些学者或是由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或是出于不同学术方法和理论前提的差异，或是对中国国情缺乏应有的了解，或是出于哗众取宠的市场化炒作，研究成果呈现出一定的片面性、局限性和错误论断。如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英国学者里奥·霍恩和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等都不承认其的存在。关于“中国模式”的价值，美籍华裔学者陈志武指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中国自己创造的奇迹，而是世界给中国带来的奇迹”[9];关于“中国模式”的前景问题研究，章家敦（GordonG.Chang）提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10]。还有相当一些学者质疑或否认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尽管在金融危机后一些学者开始表示怀疑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可是坚定地肯定和支持“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未来的理论也并不是太多。如乔尔·安丹（美国学者）仍然强调，“今天，我认为中国经济已是资本主义，因为劳动关系已经转入资本主义轨道”[11]。
关于中国模式的非西方主流经济学视域，概言之大致上分为三大角度，即发展经济学角度、政治学角度和历史学角度。
1.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的相关分析。如基于发展经济学视角的严肃的学术分析，代表性著作有二：一是美国学者劳伦·勃兰特等45位国际顶尖中国经济专家编写的《伟大的经济转型》，二是美国学者巴里·诺顿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其共同观点是把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包含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视为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并从与之相关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多领域进行分析支撑其结论。前者认为中国迅猛的高速经济增长使马歇尔“自然不会创造飞跃”的名言“面临崩溃的边缘”，“中国最近的经济进步，归功于成功的改革，”“渐进式改革实现了经济的腾飞。”[12]并预测2025年前中国经济仍将保持6到8个点的GDP增长。后者认为，转型与增长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中国政府对经济无所不在的干预”是区别于美国的新型中国模式的特征。 2.中国模式解读上的政治学视角。这一视角超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观点，强调中国奇迹的创生离不开强大国家力量营造的稳定的政治环境、文化和意识形态、连贯高效的国家战略和经济政策。如2012年，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教授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把中国当下的经济增长归结为独特的国家力量并溯源于数千年来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国家建设。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托马斯·海贝勒认为，“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13]
3.中国模式的中华文明视角。多数从政治学视角解读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的学者，最后几乎都将中国当下政治结构的特征追溯到中国文明的特质，在中国传统文明中求解。如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在2015年出版的专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认为，中国奇迹的创生与中国的兴起最终在于中国文明。中国兴起将重塑全球秩序，“中国的王道思想可以为21世纪的全球秩序重组提供一套新的指导思维”[14]。张维为揭示的《中国超越》的逻辑就是带着世界上唯一不断的五千年的文明基因与百国经验重返世界之巅。“我们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孙子等伟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这种国家的崛起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在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会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与秩序。”[15]
由于受到中国模式问题的中国学术影响，一些学者开始以“中国道路”替代中国模式。如《中国道路》（洛丽塔·纳波利奥尼著）指出：“中国模式为了解西方社会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的衰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也有助于我们纠正过去20年所犯的错误”[16]。
总之，西方学者基于中国经济奇迹关于中国模式讨论的三大视角，多数是对中国模式的积极肯定，传媒和舆论则将之社会化形成舆论的热点。相关的学理研究虽然有着独特的运思和卓见，但也无不存在偏执一隅的缺陷。经济学视域的解读尽管有着数理分析的逻辑恰当性，但却总是有着历史恰当性不足的缺陷。凯恩斯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这三大对立学派的观点，都可以成为中国奇迹归因的某些要素，同样任何经济要素都无法剪断与非经济要素的关联。超经济学的跨界分析突出中国传统文明，无法解读为什么传统本身无法走向现代，为什么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思想中找不到传统文化决定战略决策的任何信息？我们有理由说，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唯物史观维度的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不能开显，缺乏哲学分析的理论探索只能有着学科视界内的深刻或停留在跨视域分析的历史表面。
三、“中国模式”的中国话语表达——中国道路
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的探索，无疑始自对国外关于“中国奇迹”“中国模式”讨论的理论回应。因此，2011年前关于“中国道路”的学术讨论基本上是在“中国模式”的论题框架下展开。从2006年起，中外学者围绕“中国模式”的研究和讨论逐渐形成高潮，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讨论的视野也由以往的经济学逐步扩大到了政治学、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等多学科角度。2006年至2011年在中国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多达600余篇。赵剑英、吴波等《论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的论文集，几乎囊括了上述所有高端论文中非经济学视域的多学科视角的主要观点。著作有吴晓灵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反思中国模式》;丁学良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辩论“中国模式”》;谢平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反思中国模式》等。总之，一大批国内知名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模式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探讨。
总体上说，是在概念的合理性讨论上由他者视域的“中国模式”变成主体性自觉的中国话语——“中国道路”，在中国模式的中外对话中对中国奇迹和中国道路做了多视角的解读。
1.概念的合理性问题。有些学者认同“中国模式”，如秦宣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曾广泛使用过‘模式’这个概念，我们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文件并没有回避使用‘模式’这个概念”[17]。李君如等学者主张“慎提‘中国模式’”[18]。有些学者如李士坤甚至认为“不必冠以‘中国模式’”[19]。
2.关于中国模式的现代化视角。中央编译局俞可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赵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弘等学者主张“中国模式”即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核心是现代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教授认为，当下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变迁，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更新社会管理观念，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创新社会管理体制……”[20]。
3.关于中国模式的经济学视角。我国的转轨经济学研究在进入相关政治法治制度层面显得举步维艰，在回应“中国模式”的讨论中远没有其他学科踊跃，但也做出了独到的分析。代表性的如常修泽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存在的，对此不应否定;但另一方面，迄今为止，这样一种样式又是初级的、不成熟的。如果说，中国前30年产生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属于I型的话，那么，下一阶段，应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II型转型提升。”[21]
4.中国模式的政治学视角。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认为：“中国官民分工合作的经济成功显然不可能脱离政治解释。在笔者看来，‘民本政治’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中国模式的中间层。民本政治垮了，国民经济就会崩溃。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为中国六十年的成功提供了首脑，即政治保障。”[22]房宁教授认为，中国崛起的制度奥秘就在于中国比较集中的体制——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有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国家法律和政策，这一发展模式保障了中國在发展当中可以集中资源实现战略性发展。
5.中国模式的文化学、历史学视角。如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翔海教授从文化层面对“中国模式”的“中国底蕴”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认为，“以植根于中国文化注重综合的思维方式，‘中国模式’……不同于追求‘制衡’的‘西方模式’。中国文化构成了“中国模式”重要的思想底蕴。”[23]从历史学视角考量“中国模式”的学者并不多见，如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通过考察和研究英国的社会转型历程指出：“政治制度的变革完全可以用非暴力的手段进行”[24]，“中国模式”正是以此为鉴。 6.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权威表达。面对国际上关于“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的热烈讨论和国内关于改革大辩论，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做出了中国式意识形态化权威表达：“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25]、“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6]。改革开放是党中央对中国奇迹的理论归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回应，“中国道路”成为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概念表达的中国话语。
党的十七大这一权威表达，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界的积极诠释，通过意识形态宣教迅速社会化成为主流话语，反映主体自觉的“中国道路”的概念逐渐取代“中国模式”来表征中国经济奇迹创生和中国崛起的逻辑轨迹的主张，相对得到普遍认同，并与权威化的意识形态表达形成共识。
这也促进了一批有关中国道路的专著的面世。如郑永年《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贺新元《中国道路——不一樣的现代化道路》（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白果、米歇尔·阿格列塔《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与帝制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等。还有数百篇论文对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科学内涵、发展模式、基本经验和世界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地阐述。
总之，在回应“中国模式”的讨论中逻辑主线是最终实现了他者话语到中国话语的转变，实现了党的意志的意识形态表达与学术讨论的概念重合，认为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中国道路就是已经成型而非“定型”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成为中国奇迹成因和中国经验的理论凝缩和概念表达。
尽管这个时期讨论深化了中国道路的研究，但也有着如下的相应的理论缺陷。
1.中国模式的世界性讨论的主旨，在于揭示西方模式的弊端及其如何矫正。寻求中国奇迹成因的简明性、科学性表达，但是，中国道路的讨论回应却侧重于意识形态化思考和中国道路的优越性描述，相对忽视了作为中国崛起根本原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新的历史价值和关键作用，多数讨论游离出中国模式的世界语境，没有回答世界对中国奇迹成因的理论期待。“中国道路”的讨论缘起于国际上对中国经济转轨绩效领先和经济持续增长奇迹的探究、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和平崛起原因的探究，以及由一个贫困的发展中大国变成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经验”的理论追问。没有这个理论背景，就没有国际语境中的“中国道路”问题;忽略中国道路的国际语境，就得不到世界的理解和认同，讲不清国际所期待的中国故事。
2.没有关于中国道路的历史边界和概念边界的清晰认知和表达。模糊了中国道路的现实本质和历史逻辑，夸大了传统文化、文明维度对中国崛起和中国奇迹创生的作用，打开了中国道路的任意想象空间，不知中国道路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中国道路无疑起自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辟，起自对“文革”迷途的拨乱反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道路”的毅然摈弃和诀别，起自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回归。
3.“中国道路”进行的宣教性的解释亦有缺陷。一是侧重于“中国特色”坚守，忽略与世界文明发展大道重合的国际化向度，无意识地淡化了中国道路的普遍性价值;二是侧重于中国道路的意识形态化自适性说明，忽略了对中国经济增长与中国道路之间的相关学理研究;三是意识形态氛围刺激了文化市场的炒作，中国道路的书籍犹如雨后春笋，却极缺严肃的学理化、学科化、规范化解释的成果，尤其是缺少哲学层次的理论抽象。
四、中国道路的哲学解读及其缺陷
国内外关于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的研究缺少哲学视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照，即便很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中国改革开放偶尔论及，也是从批判现代性角度进行否定性论说，或基于西方后现代价值观进行批判性解读。尽管在解读中国奇迹上哲学具有先天的宏观视野和清晰的逻辑表达的学科优势，历史已经有了时代精神的哲学呼唤，但是，先天的批判性本性又抑制了哲学的介入和实证化肯定性思考。
关于中国奇迹成因的研究，在十年前尚未进入国内哲学的视野。原因固然复杂多样，学科的孤傲气质和批判性本质决定难以接受“中国奇迹”的概念或许是主因。“北京共识”的论文或许引起中国哲学界的惊鸿一瞥，但未引起深沉的理论关注。有一例可以证明，就是2010年赵剑英、吴波主编出版的《论中国模式》几乎囊括了上述关于中国模式研究所有高端成果，但少有哲学学者参与。除了一篇哲学论文外，几位哲学学者也不是从哲学角度论说。直到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关于中国模式的学术讨论最突出特征是“哲学缺场”。
笔者2008年《论中国奇迹的意识形态原因》[27]的论文尽管率先对此进行了哲学回应，然而，并未引起哲学界的任何反响，2011年的论文《改革开放与辩证精神的回归》[28]才引起些许关注。直到近年来，“中国道路”的概念才进入哲学界视距之内。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12年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哲学》[29]的论文。该论文不仅坚持了马克思哲学关注现实的基本立场，而且将中国道路纳入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进程对之进行了哲学上的宏大的抽象表达，论文创意多多，夺中国道路哲学讨论之先声。然而，论文把“与中国道路相对应的哲学理念称为实践哲学”，对实践哲学的概念界定却相对笼统。其中，将以天道天命人道为代表的中国实践传统的现代转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纳入了实践哲学的范畴，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道路的起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道路的主要进路等诸多观点，似乎不是进行哲学的理论抽象，而是把非哲学的实践赋予了哲学之名。
2013年，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举办了“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论研讨会”。以此为标志，“中国道路”问题成为中国哲学界研究的重要论题。此后，从哲学角度解读中国道路的著作和文章逐渐增多，如2013年第10期《理论视野》收录的哲学视域中的中国道路（笔谈六篇），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梁树发教授的《中国经验、中国式表达中的哲学解读与哲学发现》、江苏师范大学任平教授的《后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的《中国道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实践基础》、北京大学王东教授的《哲学创新生长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前提》、黑龙江大学丁立群教授的《中国道路的普遍性维度——一种文化哲学的思考》和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叶险明教授的《哲学批判视域中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另外还有，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陈树林教授的《中国道路问题的哲学反思》（2014年第1期《哲学研究》），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的《中国道路的哲学自觉——实践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2015年第7期《北京大学学报》），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叶险明教授的《“中国道路”的前提性批判——一种基于对当下“中国语境”反思的批判》（2015年第10期《哲学研究》），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培洲教授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道路的文化价值》（《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4期）等。 总体上来说，学者们对中国道路中的重大问題的哲学思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性与现实性、应然性与实然性、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方面的理论反思，提出了一些深刻的创新性理论见解。然而，也存在美中不足的缺陷。
1.由于许多研究从现代性批判角度介入，而忽视了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本身。从而导致两个理论后果：一是忽视了“中国道路”以改革开放新时期为始点的实践进程对概念内涵的现实规定，按照“想象”的逻辑把中国道路的边界延长到了任意的程度。二是聚焦于“中国问题”的批判性解读而忽视“发展中的问题”的理论定位，用理想的逻辑剪裁现实导致对中国经济奇迹、中国经验的认同差异;忽视了中国道路的国际语境，即对中国经济奇迹成因的求解，不能回应世界对中国故事的理论期待，淡化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2.把中国道路的哲学基础主要对应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或用教科书“社会发展规律性下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解释中国道路，没有体现出在中国实践创新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研究的推进，也没有通过对唯物史观视域的新诠释为解读中国现实和前瞻未来发展提供新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坐标。
总之，从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出发分析社会政治结构和精神现象，分析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趋势，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立场和唯物史观的根本要义。唯物史观本质上就是一种世界历史文明视野中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理论，显然，它对解释中国道路上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学科本性所规定的比较优势和穿透历史表象的理论力量。尽管世界上有人质疑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是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中国道路是否符合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规律，但是，本文坚定地确信，中国道路没有超出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野，更没有偏离唯物史观所确立的理论逻辑，相反，“在路上”的现实中国道路却是向唯物史观理论逻辑的真正回归。只有从唯物史观设定的理论坐标中，中国道路才能在透过重重的现实表象和拨开诸多理论意象中得到真正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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