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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企业股改第一人”美誉的刘纪鹏认为，美国跟中国完全不同，一个是40多岁中年妇女的状态，一个还是20左右的年轻姑娘
或许很难想象，在任期间一贯坚持说话含混不清、晦涩难懂的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离任后，突然变得伶牙俐齿，快人快语起来。路透社报道，5月23日，格林斯潘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一个电话会议上表示，他非常担心中国股市有一天会出现“大幅缩水”，并称中国股市的近期上涨势头不可能持久下去。
格老的原话是：“很显然，中国的股市上涨势头不可能持续下去，必将出现大幅的下跌。”
这条消息被“引进”国内后，有媒体直接用了“暴跌”一词加以修饰。直接导致的结果是，5月24日在买者自负、银行严查违规资金入市和格老唱空等消息的三重夹击下，沪指和深指双双下挫，沪综指跌0.54%，深成指跌0.86%，而B股暴跌8%。
不久前，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报道揶揄了格老这种“四处开口”的言行，标题就是“免开尊口，英国同行暗批格老”。与此同时，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著名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刘纪鹏在接受《经济》专访时表示，没必要过多关注格格林斯潘的预言，“如果格林斯潘说中国股市要暴跌，我敢跟他打赌（不会这样）。中国股市长期的牛市格局不会立刻改变。”
事实上，国内也不乏与格老一样唱空中国股市的经济学家。从2005年6月开始，中国股市持续两年的高涨让国外的分析师心惊胆战，正因如此，包括格老等人士认为泡沫迟早会破裂，而且泡沫积累时间越长破裂影响越大。但刘纪鹏反对套用国外的模式和经验来解释中国当前的股市，他把美国比喻成40多岁的“中年妇女”，而中国是20岁左右的“年轻姑娘”。
记者了解到，接受采访的次日，刘纪鹏将为一家大型国企作演讲，演讲的主题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金融改革，副题是：中国股市6000点不是梦。
刘纪鹏是坚定地唱多派，但仍然很难用“坚定的市场论者”来评价他。
一方面他坚定地认为股市本身可以自发调节，对目前监管当局不采用行政干预手段打压股市大为赞赏——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的两天前，刘纪鹏曾通过其他媒体呼吁，不能再像2001年人为打压股市，他认为股市自身可以调节泡沫而不是靠人为挤泡沫。“今天跌一点就很好，不能老涨，这也用事实证明了股市本身是有能力调整的。”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目前监管层应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尤其是对大股东和高管的约束，他认为应该“两手抓”：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监管。
近年来，刘纪鹏在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上成绩颇丰，参与主持了近200家各类企业的股改、上市及管理组织方案设计，享有“企业股改第一人”的美誉。上世纪90年代初，刘纪鹏还创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现担任公司董事长。
2008年涨到6000点属正常
《经济》：那么，面对沪指4000多的点位，您认为，高了还是低了？
刘纪鹏：如果你认为当年998点是正常的，那么你当然会觉得4000点是不正常的；如果你把998点看作不正常，今天的4000点就仍然属于正常区间。从998到4000简单从数字上看似乎太快，也是事实。但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分析，看看这两个数字到底是哪一个不正常？或者说哪个更正常？998点的时候，当时跟整个宏观经济不协调，股市的功能全部丧失，投资人全赔，证券业全军覆没，这正常吗？
《经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那种全输的局面？
刘纪鹏：原因很多，包括市价减持国有股，赌场论之争等等，说到底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不能人为干预和打压股市，这个沉痛教训太深刻了。我相信，这种情况只有在2001年才出现，在2007年不会再发生了。
《经济》：上证指数还会涨吗？还能涨多高？
刘纪鹏：国外投行和国内的经济学家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股市未来一定会登上6000点。这是肯定的，只是在什么时间达到才是大家争论的焦点。中国股市的真实起点决不是998点，至少是2000点才符合实际。所以从998点涨到2200多点是一个补涨，也就是恢复性上涨。按照这个推论，从2000多涨到4000多，不是涨了三四倍，而是涨了一倍。这是理性的上涨，因为去年上市公司利润在增长，今年一季度也在持续增长，泡沫并没有增大，三四十倍的市盈率符合中国国情。
《经济》：何时涨到6000点呢？
刘纪鹏：如果今年就达到6000点，恐怕我也觉得过快了，如果到2008年底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涨到6000，我觉得仍然在理性范畴。当然，如果到2010年还没达到6000，我就觉得太慢了。去年股市市值跟GDP是13万亿比21万亿，等于62％。如果GDP每年按10％的速度增长，到2008年不到26万亿，同时股市涨到6000点的话，不到21万亿，仍然不到90％。而经济发达国家最低也有92％，有的超过150％。
股市泡沫不一定要破灭
《经济》：连格林斯潘都认为中国股市涨得太猛，难以持续，会大幅下挫。这也是国外和部分国内专家的共识。
刘纪鹏：如果格老说中国股市应该回调，我赞成，说不要涨太快我也赞成，但是开口就说中国中国股市未来将暴跌，我敢跟他打赌，我看中国股市绝会不会暴跌，尤其是不会改变基本趋势。他太过分了，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你有什么根据说暴跌啊？他在任期间美国的经济政策是比较成功了，保持了连续多年增长。现在他对美国经济不乐观的判断也是有道理的，毕竟美国经济的确在放缓。但是，美国跟中国完全不同，美国至少是40多岁的中年妇女的那种生理状态，怎么着也就奔50岁去了，而中国还是20左右的年轻姑娘，还处于自然的成长周期。
《经济》：毕竟当前股市存在着泡沫，而且积累时间越长破灭的危害就越大。
刘纪鹏：股市作为虚拟经济，和泡沫相伴而生，没有泡沫就没有股市了，就像没有泡沫就不是啤酒一样。泡沫的周期决定了股市的周期，泡沫的生成，放大，衰竭和破灭与股市是相随的，泡沫破灭后会进入下一个泡沫周期，股市也随之进入新的周期。从整体上来看，泡沫是不断繁衍的，如同人类生老病死和世代繁衍。但就单个泡沫周期看，我们完全可以延缓其破灭时间，如同人一样可以通过强身健体和高科技医药来延续生命。比如随着上市公司业绩的提升，在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可以使泡沫缩小，降低市盈率，这样泡沫就由虚变实了。
《经济》：这个过程怎么实现呢？
刘纪鹏：让市场自行调整，而千万不能通过人为地行政手段挤压泡沫。今天跌了一点就很好，事实证明股市是可以自我调整的。目前我对监管层很满意，其监管手段已非常成熟，从人为打压股市到放弃行政手段，也是政府对股市政策的一个重要调整。现在话语权很重要，国内的经济学家们都在争，一些经济学家从2000点时就唱空中国股市，现在都到了4000点了还不反思自己，反而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预打压，这是非常错误，也是非常危险的。
既要精品店，也要百货店
《经济》：作为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你认为，目前上市公司的治理是否有了根本改变和提高？
刘纪鹏：没有。股改后，由于利益驱动，股价和大股东以及公司高管的利益挂钩了，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公司自身的治理水平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大股东高抛低吸，内幕交易，信息披露滞后，公司高管利用内部信息违规买卖股票，基金公司的老鼠仓等问题依然严重。
《经济》：监管能根本上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吗？
刘纪鹏：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都是行业里的排头兵，我称之为中国经济的脊梁。因此上市公司的质量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前提。而牛市期间是抓上市公司监管的大好时机，我们一定要两手抓，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监管。千万不要把监管跟发展对立起来，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相辅相成。事实上，监管的过程也是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过程。总之，不要再发生杭萧钢构那样的事情了。
《经济》：股改过后，您认为下一步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刘纪鹏：股改是我国资本市场第一个基础性的制度建设，接下来应该就是着力打造另一个制度性建设，即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比如创业板，当然这个不同于2000年的毫无门槛的创业板，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有特色的创业板。另外三板市场，场外交易，中小企业板等其他资本市场也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我们不能千军万马只过沪深这一个独木桥，要既有沪深这样的精品店，也要有创业板这样的百货店。
重拳猛击不如柔性调整或
引而不发
在本刊最后截稿之日，即5月30日，财政部出台政策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由1‰提高到31‰，当日沪综指应声大跌280多点，900多只股票跌亭，跌幅达6％。
次日，刘纪鹏教授在博客上专门就此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刘教授在文章中指出，财政部的政策初衷是好的，目的是让股市从“快牛”变成“慢牛”，毕竟无论是暴涨还是暴跌，都不利于市场健康发展。
不过，刘纪鹏认为，在手段运用上，应当尽量采用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在调整力度上，也要采取柔性调整或引而不发，比如央行对汇率的调整就是柔性调整，而不是重拳猛击，“好比家长用一记重拳把孩子打得鼻青脸肿，还说是爱护孩子，这样的教育方式恐怕早被家长们摒弃了。”
或许很难想象，在任期间一贯坚持说话含混不清、晦涩难懂的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离任后，突然变得伶牙俐齿，快人快语起来。路透社报道，5月23日，格林斯潘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一个电话会议上表示，他非常担心中国股市有一天会出现“大幅缩水”，并称中国股市的近期上涨势头不可能持久下去。
格老的原话是：“很显然，中国的股市上涨势头不可能持续下去，必将出现大幅的下跌。”
这条消息被“引进”国内后，有媒体直接用了“暴跌”一词加以修饰。直接导致的结果是，5月24日在买者自负、银行严查违规资金入市和格老唱空等消息的三重夹击下，沪指和深指双双下挫，沪综指跌0.54%，深成指跌0.86%，而B股暴跌8%。
不久前，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报道揶揄了格老这种“四处开口”的言行，标题就是“免开尊口，英国同行暗批格老”。与此同时，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著名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刘纪鹏在接受《经济》专访时表示，没必要过多关注格格林斯潘的预言，“如果格林斯潘说中国股市要暴跌，我敢跟他打赌（不会这样）。中国股市长期的牛市格局不会立刻改变。”
事实上，国内也不乏与格老一样唱空中国股市的经济学家。从2005年6月开始，中国股市持续两年的高涨让国外的分析师心惊胆战，正因如此，包括格老等人士认为泡沫迟早会破裂，而且泡沫积累时间越长破裂影响越大。但刘纪鹏反对套用国外的模式和经验来解释中国当前的股市，他把美国比喻成40多岁的“中年妇女”，而中国是20岁左右的“年轻姑娘”。
记者了解到，接受采访的次日，刘纪鹏将为一家大型国企作演讲，演讲的主题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金融改革，副题是：中国股市6000点不是梦。
刘纪鹏是坚定地唱多派，但仍然很难用“坚定的市场论者”来评价他。
一方面他坚定地认为股市本身可以自发调节，对目前监管当局不采用行政干预手段打压股市大为赞赏——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的两天前，刘纪鹏曾通过其他媒体呼吁，不能再像2001年人为打压股市，他认为股市自身可以调节泡沫而不是靠人为挤泡沫。“今天跌一点就很好，不能老涨，这也用事实证明了股市本身是有能力调整的。”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目前监管层应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尤其是对大股东和高管的约束，他认为应该“两手抓”：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监管。
近年来，刘纪鹏在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上成绩颇丰，参与主持了近200家各类企业的股改、上市及管理组织方案设计，享有“企业股改第一人”的美誉。上世纪90年代初，刘纪鹏还创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现担任公司董事长。
2008年涨到6000点属正常
《经济》：那么，面对沪指4000多的点位，您认为，高了还是低了？
刘纪鹏：如果你认为当年998点是正常的，那么你当然会觉得4000点是不正常的；如果你把998点看作不正常，今天的4000点就仍然属于正常区间。从998到4000简单从数字上看似乎太快，也是事实。但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分析，看看这两个数字到底是哪一个不正常？或者说哪个更正常？998点的时候，当时跟整个宏观经济不协调，股市的功能全部丧失，投资人全赔，证券业全军覆没，这正常吗？
《经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那种全输的局面？
刘纪鹏：原因很多，包括市价减持国有股，赌场论之争等等，说到底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不能人为干预和打压股市，这个沉痛教训太深刻了。我相信，这种情况只有在2001年才出现，在2007年不会再发生了。
《经济》：上证指数还会涨吗？还能涨多高？
刘纪鹏：国外投行和国内的经济学家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股市未来一定会登上6000点。这是肯定的，只是在什么时间达到才是大家争论的焦点。中国股市的真实起点决不是998点，至少是2000点才符合实际。所以从998点涨到2200多点是一个补涨，也就是恢复性上涨。按照这个推论，从2000多涨到4000多，不是涨了三四倍，而是涨了一倍。这是理性的上涨，因为去年上市公司利润在增长，今年一季度也在持续增长，泡沫并没有增大，三四十倍的市盈率符合中国国情。
《经济》：何时涨到6000点呢？
刘纪鹏：如果今年就达到6000点，恐怕我也觉得过快了，如果到2008年底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涨到6000，我觉得仍然在理性范畴。当然，如果到2010年还没达到6000，我就觉得太慢了。去年股市市值跟GDP是13万亿比21万亿，等于62％。如果GDP每年按10％的速度增长，到2008年不到26万亿，同时股市涨到6000点的话，不到21万亿，仍然不到90％。而经济发达国家最低也有92％，有的超过150％。
股市泡沫不一定要破灭
《经济》：连格林斯潘都认为中国股市涨得太猛，难以持续，会大幅下挫。这也是国外和部分国内专家的共识。
刘纪鹏：如果格老说中国股市应该回调，我赞成，说不要涨太快我也赞成，但是开口就说中国中国股市未来将暴跌，我敢跟他打赌，我看中国股市绝会不会暴跌，尤其是不会改变基本趋势。他太过分了，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你有什么根据说暴跌啊？他在任期间美国的经济政策是比较成功了，保持了连续多年增长。现在他对美国经济不乐观的判断也是有道理的，毕竟美国经济的确在放缓。但是，美国跟中国完全不同，美国至少是40多岁的中年妇女的那种生理状态，怎么着也就奔50岁去了，而中国还是20左右的年轻姑娘，还处于自然的成长周期。
《经济》：毕竟当前股市存在着泡沫，而且积累时间越长破灭的危害就越大。
刘纪鹏：股市作为虚拟经济，和泡沫相伴而生，没有泡沫就没有股市了，就像没有泡沫就不是啤酒一样。泡沫的周期决定了股市的周期，泡沫的生成，放大，衰竭和破灭与股市是相随的，泡沫破灭后会进入下一个泡沫周期，股市也随之进入新的周期。从整体上来看，泡沫是不断繁衍的，如同人类生老病死和世代繁衍。但就单个泡沫周期看，我们完全可以延缓其破灭时间，如同人一样可以通过强身健体和高科技医药来延续生命。比如随着上市公司业绩的提升，在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可以使泡沫缩小，降低市盈率，这样泡沫就由虚变实了。
《经济》：这个过程怎么实现呢？
刘纪鹏：让市场自行调整，而千万不能通过人为地行政手段挤压泡沫。今天跌了一点就很好，事实证明股市是可以自我调整的。目前我对监管层很满意，其监管手段已非常成熟，从人为打压股市到放弃行政手段，也是政府对股市政策的一个重要调整。现在话语权很重要，国内的经济学家们都在争，一些经济学家从2000点时就唱空中国股市，现在都到了4000点了还不反思自己，反而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预打压，这是非常错误，也是非常危险的。
既要精品店，也要百货店
《经济》：作为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你认为，目前上市公司的治理是否有了根本改变和提高？
刘纪鹏：没有。股改后，由于利益驱动，股价和大股东以及公司高管的利益挂钩了，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公司自身的治理水平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大股东高抛低吸，内幕交易，信息披露滞后，公司高管利用内部信息违规买卖股票，基金公司的老鼠仓等问题依然严重。
《经济》：监管能根本上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吗？
刘纪鹏：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都是行业里的排头兵，我称之为中国经济的脊梁。因此上市公司的质量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前提。而牛市期间是抓上市公司监管的大好时机，我们一定要两手抓，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监管。千万不要把监管跟发展对立起来，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相辅相成。事实上，监管的过程也是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过程。总之，不要再发生杭萧钢构那样的事情了。
《经济》：股改过后，您认为下一步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刘纪鹏：股改是我国资本市场第一个基础性的制度建设，接下来应该就是着力打造另一个制度性建设，即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比如创业板，当然这个不同于2000年的毫无门槛的创业板，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有特色的创业板。另外三板市场，场外交易，中小企业板等其他资本市场也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我们不能千军万马只过沪深这一个独木桥，要既有沪深这样的精品店，也要有创业板这样的百货店。
重拳猛击不如柔性调整或
引而不发
在本刊最后截稿之日，即5月30日，财政部出台政策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由1‰提高到31‰，当日沪综指应声大跌280多点，900多只股票跌亭，跌幅达6％。
次日，刘纪鹏教授在博客上专门就此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刘教授在文章中指出，财政部的政策初衷是好的，目的是让股市从“快牛”变成“慢牛”，毕竟无论是暴涨还是暴跌，都不利于市场健康发展。
不过，刘纪鹏认为，在手段运用上，应当尽量采用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在调整力度上，也要采取柔性调整或引而不发，比如央行对汇率的调整就是柔性调整，而不是重拳猛击，“好比家长用一记重拳把孩子打得鼻青脸肿，还说是爱护孩子，这样的教育方式恐怕早被家长们摒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