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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2013年11月召开，这是一次将受到全世界高度关注的会议，因为中共党内历来有“三中全会出思路”之说，也就是每一次党代会之后总会在一中全会、二中全会将人事问题调整结束后，在三中全会上提出本届领导集体的系统治国方略。中共十八大产生的习李机制，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年轻有为的决策搭配，是中华民族复兴梦实现的关键所在，正因为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推出的改革方案到底是怎样一个方案也将备受国人和世界瞩目。
在中共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两次里程碑式的三中全会，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它矫正了中国社会主义大船的发展航向，该次会议决定放弃多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指针地位，就是肇端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一次是十四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解决了中国改革的根本方向问题。在此前的改革讨论中，人们总是在計划与市场的关系上缠绕不清，理论家们曾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国家指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种种近乎混乱的中国模式假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所有咬文嚼字的争论都被中止，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的市场经济蓝图展现在国人面前，从此才有了形成混合经济基础、加入世贸融入全球化及成就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等种种后续历史实绩。
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三个三中全会都有一定的理论贡献，但与十一届、十四届的两个三中全会做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改革决定相比，其影响应当是有所不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改革精神、改革干劲、改革道路上已经有15年左右的平淡经历。尽管中国人均GDP从2002年的1132美元提升至2011年底的5417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但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我们的确进步不多。
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按一般规律说，即将在这次全会推出的系统改革方案早已草拟完成，作为平民百姓，我不知道这个方案的内容到底为何，但我坚信这一定是一个能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方案相媲美的改革思路设计。为讨论方便，不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名称为何，我们这里将简称为“新方案”。
首先，“新方案”应着力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干什么的问题，十四届三中全会解决往哪个方向走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解决桥和船的问题即实现中华复兴梦的最佳路线图问题。
按道理说，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就是中国发展的桥和船的问题，但在实践中，十多年来出现的却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越来越高、微观经济基础方面国进民退、产能过剩资源透支环境破坏现象日趋严重，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都说明科学发展观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要通过的“新方案”应当把对这些具体问题提出有操作意义的可行办法作为基本内容。
其次，“新方案”应当重点突出。
从坊间流传的消息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据说有七项主要改革关注点：（1）财税改革；（2）金融改革；（3）土地流转制制度改革；（4）大宗商品价格改革；（5）国家机关行政职能改革；（6）收入分配制度改革；（7）户籍制度改革。这种传言的可信程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其中没有国企改革和在竞争领域国退民进措施的相应内容，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居世界之冠，但投资效率低下的事实尽人皆知，其中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主要原因则是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国有经济的弊端我们在改革初期即上个世纪80年代已有透彻认识，即在所有者虚置的条件下它永远无法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也就是国有企业最大的毛病是花钱没人心疼。在貌似严厉的国企高管薪酬控制制度下，很多国企领导人都在利用权力寻租，因此使国有经济演化为回扣经济，国有资产流失自然会降低投资效率。所以，国有企业尽可能地从竞争化领域中退出是提升投资效率的根本制度保障。我们常常说，改革过程就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过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掀起的改革高潮中，中国目前最应剥夺的就是那些在经济领域中设租寻租者的利益。如果“新方案”能考虑到涉及到这样的内容并将作为重点，就将是一个十分成功的改革设计，反之，将会令人感到遗憾。
再次，“新方案”应解决若干重大理论问题。
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上进行许多大胆的尝试，在实践中也碰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问题，尽管我们有充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但我们不仅要充分自信还要用我们的自信说服人，不仅让国人信心满满，而且让世界上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们也心服口服。从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角度看，在当前阶段，我们应当从理论厘清的重大问题主要有：（1）有没有同“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北京共识”；（2）公有经济是否就等同于“国有经济”或“政府经济”；（3）公有经济同市场经济是否相容；（4）市场经济是否就一定以私有产权、经济自由、充分竞争为基本前提；（5）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什么比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更有效率；（6）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干部任命制度能否保证避免地方官员的短期行为；（7）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能否避免结构调整中的衰退和巨大产业资源浪费；（8）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新形势下的政策着眼点在哪里；（9）如何给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重新定位，如此等等。我党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出台的改革规划中可能已涉及到了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也可能不涉及，但这些问题都是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重大理论问题，应当由我们的理论家来做解释工作。
最后，“新方案”也应当有个“接地气”的过程。
现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在组织全党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制定改革方案也应当有个接受群众评议和检验的过程。这几年来，最流行的词汇是“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并不是把少数人关在西山上的设计，它应当是充分体察广大民众改革意愿充分了解基层改革发展实践碰到的新问题的高层次设计。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实践历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通常，民众、基层、地方往往有更高的改革积极性和创造性，许多成功的改革经验都是经历了自下而上的被发现、被推广、被普及、被认可的过程。如果出现了相反的过程，即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即先由理论家的头脑里产生某规划某方案，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环境中就可能会引起争议甚至出现闭门造车、出不合辙的情况。所以，我们的“新方案”应当是一个“接地气”的方案，也应该是一个可以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断得到修正的方案。从逻辑上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通过的改革方案，其使命是指导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和发展。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十年里会有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新情况发生，因此，“新方案”将来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做些许调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民都已感受到了不断吹来的习习清风，今后的十年内，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我们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新方案”肯定能解决中国在过去30多年快速发展中累积下来的经济、政治、社会难题，使十八届三中全会同历史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一样，成为里程碑式的影响深远的一次中央全会。
在中共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两次里程碑式的三中全会，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它矫正了中国社会主义大船的发展航向，该次会议决定放弃多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指针地位，就是肇端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一次是十四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解决了中国改革的根本方向问题。在此前的改革讨论中，人们总是在計划与市场的关系上缠绕不清，理论家们曾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国家指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种种近乎混乱的中国模式假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所有咬文嚼字的争论都被中止，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的市场经济蓝图展现在国人面前，从此才有了形成混合经济基础、加入世贸融入全球化及成就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等种种后续历史实绩。
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三个三中全会都有一定的理论贡献，但与十一届、十四届的两个三中全会做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改革决定相比，其影响应当是有所不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改革精神、改革干劲、改革道路上已经有15年左右的平淡经历。尽管中国人均GDP从2002年的1132美元提升至2011年底的5417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但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我们的确进步不多。
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按一般规律说，即将在这次全会推出的系统改革方案早已草拟完成，作为平民百姓，我不知道这个方案的内容到底为何，但我坚信这一定是一个能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方案相媲美的改革思路设计。为讨论方便，不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名称为何，我们这里将简称为“新方案”。
首先，“新方案”应着力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干什么的问题，十四届三中全会解决往哪个方向走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解决桥和船的问题即实现中华复兴梦的最佳路线图问题。
按道理说，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就是中国发展的桥和船的问题，但在实践中，十多年来出现的却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越来越高、微观经济基础方面国进民退、产能过剩资源透支环境破坏现象日趋严重，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都说明科学发展观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要通过的“新方案”应当把对这些具体问题提出有操作意义的可行办法作为基本内容。
其次，“新方案”应当重点突出。
从坊间流传的消息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据说有七项主要改革关注点：（1）财税改革；（2）金融改革；（3）土地流转制制度改革；（4）大宗商品价格改革；（5）国家机关行政职能改革；（6）收入分配制度改革；（7）户籍制度改革。这种传言的可信程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其中没有国企改革和在竞争领域国退民进措施的相应内容，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居世界之冠，但投资效率低下的事实尽人皆知，其中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主要原因则是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国有经济的弊端我们在改革初期即上个世纪80年代已有透彻认识，即在所有者虚置的条件下它永远无法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也就是国有企业最大的毛病是花钱没人心疼。在貌似严厉的国企高管薪酬控制制度下，很多国企领导人都在利用权力寻租，因此使国有经济演化为回扣经济，国有资产流失自然会降低投资效率。所以，国有企业尽可能地从竞争化领域中退出是提升投资效率的根本制度保障。我们常常说，改革过程就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过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掀起的改革高潮中，中国目前最应剥夺的就是那些在经济领域中设租寻租者的利益。如果“新方案”能考虑到涉及到这样的内容并将作为重点，就将是一个十分成功的改革设计，反之，将会令人感到遗憾。
再次，“新方案”应解决若干重大理论问题。
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上进行许多大胆的尝试，在实践中也碰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问题，尽管我们有充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但我们不仅要充分自信还要用我们的自信说服人，不仅让国人信心满满，而且让世界上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们也心服口服。从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角度看，在当前阶段，我们应当从理论厘清的重大问题主要有：（1）有没有同“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北京共识”；（2）公有经济是否就等同于“国有经济”或“政府经济”；（3）公有经济同市场经济是否相容；（4）市场经济是否就一定以私有产权、经济自由、充分竞争为基本前提；（5）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什么比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更有效率；（6）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干部任命制度能否保证避免地方官员的短期行为；（7）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能否避免结构调整中的衰退和巨大产业资源浪费；（8）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新形势下的政策着眼点在哪里；（9）如何给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重新定位，如此等等。我党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出台的改革规划中可能已涉及到了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也可能不涉及，但这些问题都是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重大理论问题，应当由我们的理论家来做解释工作。
最后，“新方案”也应当有个“接地气”的过程。
现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在组织全党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制定改革方案也应当有个接受群众评议和检验的过程。这几年来，最流行的词汇是“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并不是把少数人关在西山上的设计，它应当是充分体察广大民众改革意愿充分了解基层改革发展实践碰到的新问题的高层次设计。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实践历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通常，民众、基层、地方往往有更高的改革积极性和创造性，许多成功的改革经验都是经历了自下而上的被发现、被推广、被普及、被认可的过程。如果出现了相反的过程，即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即先由理论家的头脑里产生某规划某方案，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环境中就可能会引起争议甚至出现闭门造车、出不合辙的情况。所以，我们的“新方案”应当是一个“接地气”的方案，也应该是一个可以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断得到修正的方案。从逻辑上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通过的改革方案，其使命是指导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和发展。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十年里会有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新情况发生，因此，“新方案”将来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做些许调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民都已感受到了不断吹来的习习清风，今后的十年内，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我们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新方案”肯定能解决中国在过去30多年快速发展中累积下来的经济、政治、社会难题，使十八届三中全会同历史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一样，成为里程碑式的影响深远的一次中央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