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秦腔戏迷，甚至在年轻时，都谈不上对秦腔有多少好感。那时候一听到那些演唱者，仅为一两句台词，就要在木刀杀公鸡般的二胡的咯吱声中，像拽拉裹脚布那样哼叽个没完没了，难免心生厌烦，觉得那些搔首弄姿唱戏的和仰着脖子看戏的，个个无聊透顶。
　　然而伴随年岁的增长，曾对西洋音乐和歌剧无比倾心的我，朝三暮四的目光在收缩，乱飞乱撞的野心在回归，这才开始留意起身旁老古董般的秦腔来。秦腔衍生于八百里秦川，既为秦人所创造，又为秦人所喜爱，算得上地地道道的土特产。在黑灯瞎火的漫长时光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秦域布衣，在汗流浃背的稼穑之余，时常依赖吼上几句秦腔来发泄，也依靠观看秦腔来取乐。生活的贫乏，精神的孤寂，都在为秦腔的畅通无阻，邀集来足够多的戏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一方的民俗文化。天荒地老的高坡土塬，无遮无拦的漫漫平川，缔造出了秦人生性的耿直与倔强，于是他们的思维就像牛一样地“一根筋”，不撞南墙不回头;说起话来高喉咙大嗓门，言语像棍子一样地“直戳戳”。脱胎于这等思维模式与说话方式的秦腔，无疑就呈现出秦人的固有特征：粗粝、嘶哑、高亢、铿锵，丁是丁卯是卯地不曲里拐弯，撕心裂肺地直抒胸臆。
　　如果把秦腔的经典曲目——包括传统剧目《三滴血》《三娘教子》《铡美案》，亦包括现代剧目《血泪仇》《穷人恨》等——都能仔细聆听并予以咂摸，就会发现尽管它们的故事情节各有千秋，唱词对白也各有意趣，但在唱腔上，却有其共通性，皆无不蕴含悲怆于其中。悲怆的基调仿佛坎儿井那般无孔不入地弥漫，似乎能将每一句唱腔濡湿。尤其是尾音的拖腔，颤栗不止，带有明显的哭腔，像蒙冤者的隐忍啜泣，像不幸者的含泪控诉，像落魄者的无奈哀叹，像绝望者的仰天长啸。
　　也就是说，秦腔从曲调的编排上，更侧重于对悲剧的演绎，对悲情的渲染。何以如此？依我之猜度，一是悲剧比起喜剧来，更具有艺术的感染力，更能调动或煽动起观众潜在的情绪。人皆有恻隐之心，他人之笑，不一定能挑逗出自己的笑;但他人之哭，却像传染病一样极易诱发自己的哭;二是依照戏曲源于生活这一原理，可以推测出古代秦域民众的生存和精神，并非眼角含笑，心中藏蜜，其忍辱负重的程度，或许远超今人之想象。尽管在两千多年前，关中就被司马迁描述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地，但就个体命运而论，大多数人的生活境遇恐怕都难以与“天府”二字相匹配。“秦中自古帝王都”，然而在豪奢宫殿和荒郊野外之间，在锦衣玉食的王公贵族和自食其力的贩夫走卒之间，从来都相互隔绝着，处于云泥有别的两个世界。帝都金银财宝的重峦叠嶂，并不能天然地惠及貧民，甚至还很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城楼失火殃及池鱼”的无妄之灾，比如战乱造成的流离失所，再比如苛捐杂税“近水楼台”的严厉盘剥等。建一座大型宫殿，别说钱财的耗损是何等地巨大，仅强制征召苦力一项，就能把多少家庭的青壮男丁，沦为失却人身自由的苦役。在寻夫路上哭泣的，岂止仅有一个孟姜女，而是成千上万个活活守寡的寡妇。
　　秦腔拖得长而又长的哭腔，在相当程度上，既是秦人心灵质地的外化，更是秦域文化风貌的曝光。秦域离海遥远，居四关之内，与外界互通有限，来往稀少，因此其文化的根系既自我生成，亦自我循环。这样的文化既格外地土气，又异常地厚重，并集雅致与蛮荒、自大与自卑、拘谨与彪悍于一身，由此而塑造出“关中愣娃”这等生硬冷倔的别样人格——春秋时期秦军山呼海啸般地“横扫六合”，抗日时期八百秦川男儿宁死不降地跳入黄河等，都与秦人的精神骨血，有着无法拆解的因果关联性。
　　东北的二人转打情骂俏，充斥着热辣辣的暧昧;安徽的黄梅戏男欢女爱，洋溢着你情我愿的欢喜;南国的越剧嗲声嗲气，弥漫着欲说还休的撒娇……唯独的秦腔，像奔丧者拖泥带水的哀嚎，能让听者或痛彻心扉，或闻风丧胆。如果说有的剧种像一杯糖水，那么秦腔就是一碗辣酒;如果说有的剧种宛若搔痒，让人颇感惬意，那么秦腔则仿佛是在割肉，让人痛不欲生——秦腔的特殊魅力，大概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