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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在田间地头说了几句话，竟能流传两千多年，至今还被频繁引用。
秦末社会有点乱，乱局的始作俑者就是陈胜。这位深沉的农民，在漫长的郁闷中突然发力，惊醒了一个强悍王朝的万世美梦，也让社会大病一场。
陈胜，秦末阳城人，家庭出身赤贫，受教育情况不详，早期以为人扛活为生，后来又被抓了壮丁，赴渔阳戍边。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等900人开赴边地，途经大泽乡，遭遇大雨，路不能行，“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900人全部进入死地，怎么办？事实上，类似情况在秦末并不少见，集体被砍头的事件也屡有发生，但这次不同，因为这次有了陈胜。这伙人跟着陈胜，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实施了绝地反击，整个社会为之震动，从此，大泽乡连同陈胜这两个原本微不足道的词儿，渐渐复杂起来，终于演变成政治符号，历代政治家都喜欢把他们挂在嘴边，并用来说事儿。起义是顺利的，部队很快占领陈县。在这个地方，陈胜创立政权，建国号为张楚，并自立为王。半年后，轰轰烈烈的起义浪潮渐渐衰竭，队伍溃败，首都沦陷，陈胜也被自己的车夫庄贾所杀，起义失败。
陈胜死后，受到了普遍尊重，名气比生前大得多。司马迁专门为他作传，司马光称他的部队为“兵”，而不是贼。刘邦当了皇帝后，只看望过两位已故之人，一个是孔子，另一个就是陈胜。当然，也有反面例子，贾谊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陈胜不贤能不富有，才质平平，本事不大。所有的评价和说法，都有道理，也都接近真相。
他是农民也是思想者，他的思考引发了这次起义，但也对起义规模和成果形成了制约。
陈胜是个另类农民，特别善长思考。一个农夫，在田间地头说了几句话，竟能流传两千多年，至今还被频繁引用，这足以说明陈胜思考的深度、观点的精辟。他想得最多的是富贵问题，他明白穷人致富，不能单打独斗，必须相互提携，做到“苟富贵，勿相忘”。他了解农民，深知大多数人甘于命运摆布，每天都在等待，等待上天赐福好运来临。他也深知自己的思想离经叛道，很难获得理解和支持，所以，他发出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感叹。他看到了“天下苦秦久矣”的态势，质疑社会的种种不合理性，对天发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陈胜的思考中，分明可以品读到灵魂的叛逆和造反的冲动。思考成果的日积月累，让他跃跃欲试，大泽乡仅是个契机，换个地方他同样也会“举大事”。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这种思考贯彻始终，当了张楚王以后，他的思考明显变了路数，活跃度不足。在他看来，富贵已经实现，胜利指日可待，再去想什么富贵问题已无必要。人们常说，思想有多远，人就能走多远，既然他的思考趋于停滞，那么，他所领导的起义似乎也再无前行的可能。
他借助鬼神的影响形成了个人魅力，同时他忽略了把这种魅力扩而大之，军心民意未能得到有效凝聚。
起义是临时发起的，没有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陈胜和吴广不过是个屯长，据考，屯长只管5个人。900人面临绝境，也面临诸多变数，谁也不能确定这些人将要作出怎样的选择。这时候，陈胜站了出来，通过吴广夜学狐叫，采用藏帛鱼腹的办法，营造“大楚兴、陈胜王”的舆论，形成了陈胜受命于天的氛围，陈胜的魅力由此而生。紧接着陈胜率众杀掉两名将尉，设坛盟誓，攻城略地，万众呼应，其个人魅力也由此达到了巅峰。如果换成刘邦，说不定就能一鼓作气得了天下。但陈胜毕竟不是刘邦，他没有把个人魅力扩而大之，没有在凝聚人心方面做些功课。起义之初，陈胜打出了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旗号，这两个人社会影响很大，如果旗号不变，这支队伍必将赢得广泛支持，不幸的是，陈胜很快就改弦易辙，亮出了自己的旗帜，从而部分地消解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再看他的纲领口号。陈胜提出了两条，一个是“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另一个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两个意思都带有明显的暴发户倾向，对于苦秦暴政、渴求安宁的底层民众并没有更多意义，号召力自然有限。此外，还可以考察一下他的领导行为。陈胜称王后，派头很大，岳父来了，想沾沾女婿的光儿，陈胜礼节不周放不下架子，气得老头儿大骂一通，不辞而去。过去一块儿耕雇的伙伴来了，因不懂规矩，还老是提起陈胜贫穷时的窘迫，被陈胜一杀了之，吓得穷哥们儿抱头鼠窜。更为严重的是，他还试图以杀树威。葛婴奉命去打东城，这人有点迷糊，立了一个叫襄强的人为王，当他听说陈胜自立为王后，主动杀了襄强。此事让陈胜怒不可遏，立马把葛婴送上断头台。类似情况还有很多，错杀滥杀事件时有发生，后果便是部众离心，斗志瓦解。陈胜先后派出七拨人马，四下里攻城略地，以期扩大战果。但这些人各有打算，有的自立门户，有的擅杀领导，还有的不听招呼。局面失控，败局已定。孟子认为，人和胜过天时地利。人和能凝聚力量，成就事业。陈胜犯了此忌，人心不聚，失败已不可避免。
他特别需要人才，他的周围也不乏有识之士，但是他真的并不擅长发现和使用这些人。
陈胜不能在贩夫走卒、无业游民中发现并重用人才，这是因为，这次起义过于匆忙，历史没有给他提供更多时间，再加上远离前线，他没有机会考察干部，最重要的还是他的确不具备识人用人的胆识和能力。事实上，他身边并不是没有人才。比如陈余、张耳，两人都是魏国名士，都拒绝过秦朝的重金招聘。两人曾为陈胜制定过夺取天下的战略。陈余建议陈胜不要急着称王，最好的办法是先立六国后人为王，为秦朝树敌，然后快速西进，取咸阳，号令天下。这个颇具远见的构想被陈胜弃置一旁。两人看出了陈胜的弱点，乘北上略地之机，拥立武臣为赵王，脱离了陈胜的领导。著名儒者叔孙通在陈胜手下无所作为，在刘邦那里却屡有建树。孔子八世孙孔鲋提出一条重要建议，未被采纳，从此销声匿迹。汉相陈平曾投靠魏咎，也就等于投靠了陈胜，因未受重用而改换门庭。陈胜用人，似无章法，大体上是碰到谁用谁。吴广被陈胜任命为代理人（假王），在荥阳前线领导对秦作战，但该人不够称职，既轻敌又不懂兵权，最后竟被部下谋杀。有个叫周文的人，自称善于领兵打仗，被陈胜委以重任。这个拥有“车千乘、卒数十万”的周文，与秦军刚一照面，就全线溃败，只好自杀。成就事业，人才为本，知人善任是聚集人才之道，知人需要智慧，用人需要胆量，陈胜显然还不具备这种智慧和胆量。
他个性独立，自视甚高，在批判王侯将相合法性的同时，自己也形成了为王封侯的巨大心结。
独立和高傲是陈胜精神世界的两个基点。他耕田种地，心思却不在稼穑；他身居燕雀之位，却以鸿鹄自比；他质疑王侯将相，自己却心向往之；他有精英的长处，也有庸人的弱点。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构成了他的个性特点，也促使他对王位情有独钟。陈县是孔子当年绝粮之地，老圣人曾留下了“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精典语录。他没有想到，280年后，陈胜在这里以称王的方式对自己提出了挑战。陈胜不是小人，造反为王也不是任意胡来（穷斯滥矣），他是在实践一种追求、一种政治理想。也许是心结太过沉重，对王位的求索太过急切，他坚决拒绝陈余关于缓称王的建议，毫不犹豫地杀掉了敢立他人为王的葛婴。登上王位是他在田埂上的梦想，也是必须面对的全新课题，他没有经验，缺乏预想，致使实践中频频出错。过错之一就是过早地离开了前线，只满足于听汇报、下指示、施刑罚，而对局势及其发展却心中无数。过错之二是严重轻敌，他误以为秦朝内乱不已，崩溃只在旦夕，因而只关注自己的尊严，对敌却不做任何防御准备。其三是忽略民生，有了根据地，也有了权力，他本可以为百姓做点事情，起码也该有个姿态。但他什么也没做。生活在战乱中的百姓，不可能对陈胜产生持续好感。可以这么说，作为农民领袖，他不够成熟，作为张楚之王，他当得不够高明。
秦末社会有点乱，乱局的始作俑者就是陈胜。这位深沉的农民，在漫长的郁闷中突然发力，惊醒了一个强悍王朝的万世美梦，也让社会大病一场。
陈胜，秦末阳城人，家庭出身赤贫，受教育情况不详，早期以为人扛活为生，后来又被抓了壮丁，赴渔阳戍边。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等900人开赴边地，途经大泽乡，遭遇大雨，路不能行，“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900人全部进入死地，怎么办？事实上，类似情况在秦末并不少见，集体被砍头的事件也屡有发生，但这次不同，因为这次有了陈胜。这伙人跟着陈胜，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实施了绝地反击，整个社会为之震动，从此，大泽乡连同陈胜这两个原本微不足道的词儿，渐渐复杂起来，终于演变成政治符号，历代政治家都喜欢把他们挂在嘴边，并用来说事儿。起义是顺利的，部队很快占领陈县。在这个地方，陈胜创立政权，建国号为张楚，并自立为王。半年后，轰轰烈烈的起义浪潮渐渐衰竭，队伍溃败，首都沦陷，陈胜也被自己的车夫庄贾所杀，起义失败。
陈胜死后，受到了普遍尊重，名气比生前大得多。司马迁专门为他作传，司马光称他的部队为“兵”，而不是贼。刘邦当了皇帝后，只看望过两位已故之人，一个是孔子，另一个就是陈胜。当然，也有反面例子，贾谊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陈胜不贤能不富有，才质平平，本事不大。所有的评价和说法，都有道理，也都接近真相。
他是农民也是思想者，他的思考引发了这次起义，但也对起义规模和成果形成了制约。
陈胜是个另类农民，特别善长思考。一个农夫，在田间地头说了几句话，竟能流传两千多年，至今还被频繁引用，这足以说明陈胜思考的深度、观点的精辟。他想得最多的是富贵问题，他明白穷人致富，不能单打独斗，必须相互提携，做到“苟富贵，勿相忘”。他了解农民，深知大多数人甘于命运摆布，每天都在等待，等待上天赐福好运来临。他也深知自己的思想离经叛道，很难获得理解和支持，所以，他发出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感叹。他看到了“天下苦秦久矣”的态势，质疑社会的种种不合理性，对天发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陈胜的思考中，分明可以品读到灵魂的叛逆和造反的冲动。思考成果的日积月累，让他跃跃欲试，大泽乡仅是个契机，换个地方他同样也会“举大事”。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这种思考贯彻始终，当了张楚王以后，他的思考明显变了路数，活跃度不足。在他看来，富贵已经实现，胜利指日可待，再去想什么富贵问题已无必要。人们常说，思想有多远，人就能走多远，既然他的思考趋于停滞，那么，他所领导的起义似乎也再无前行的可能。
他借助鬼神的影响形成了个人魅力，同时他忽略了把这种魅力扩而大之，军心民意未能得到有效凝聚。
起义是临时发起的，没有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陈胜和吴广不过是个屯长，据考，屯长只管5个人。900人面临绝境，也面临诸多变数，谁也不能确定这些人将要作出怎样的选择。这时候，陈胜站了出来，通过吴广夜学狐叫，采用藏帛鱼腹的办法，营造“大楚兴、陈胜王”的舆论，形成了陈胜受命于天的氛围，陈胜的魅力由此而生。紧接着陈胜率众杀掉两名将尉，设坛盟誓，攻城略地，万众呼应，其个人魅力也由此达到了巅峰。如果换成刘邦，说不定就能一鼓作气得了天下。但陈胜毕竟不是刘邦，他没有把个人魅力扩而大之，没有在凝聚人心方面做些功课。起义之初，陈胜打出了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旗号，这两个人社会影响很大，如果旗号不变，这支队伍必将赢得广泛支持，不幸的是，陈胜很快就改弦易辙，亮出了自己的旗帜，从而部分地消解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再看他的纲领口号。陈胜提出了两条，一个是“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另一个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两个意思都带有明显的暴发户倾向，对于苦秦暴政、渴求安宁的底层民众并没有更多意义，号召力自然有限。此外，还可以考察一下他的领导行为。陈胜称王后，派头很大，岳父来了，想沾沾女婿的光儿，陈胜礼节不周放不下架子，气得老头儿大骂一通，不辞而去。过去一块儿耕雇的伙伴来了，因不懂规矩，还老是提起陈胜贫穷时的窘迫，被陈胜一杀了之，吓得穷哥们儿抱头鼠窜。更为严重的是，他还试图以杀树威。葛婴奉命去打东城，这人有点迷糊，立了一个叫襄强的人为王，当他听说陈胜自立为王后，主动杀了襄强。此事让陈胜怒不可遏，立马把葛婴送上断头台。类似情况还有很多，错杀滥杀事件时有发生，后果便是部众离心，斗志瓦解。陈胜先后派出七拨人马，四下里攻城略地，以期扩大战果。但这些人各有打算，有的自立门户，有的擅杀领导，还有的不听招呼。局面失控，败局已定。孟子认为，人和胜过天时地利。人和能凝聚力量，成就事业。陈胜犯了此忌，人心不聚，失败已不可避免。
他特别需要人才，他的周围也不乏有识之士，但是他真的并不擅长发现和使用这些人。
陈胜不能在贩夫走卒、无业游民中发现并重用人才，这是因为，这次起义过于匆忙，历史没有给他提供更多时间，再加上远离前线，他没有机会考察干部，最重要的还是他的确不具备识人用人的胆识和能力。事实上，他身边并不是没有人才。比如陈余、张耳，两人都是魏国名士，都拒绝过秦朝的重金招聘。两人曾为陈胜制定过夺取天下的战略。陈余建议陈胜不要急着称王，最好的办法是先立六国后人为王，为秦朝树敌，然后快速西进，取咸阳，号令天下。这个颇具远见的构想被陈胜弃置一旁。两人看出了陈胜的弱点，乘北上略地之机，拥立武臣为赵王，脱离了陈胜的领导。著名儒者叔孙通在陈胜手下无所作为，在刘邦那里却屡有建树。孔子八世孙孔鲋提出一条重要建议，未被采纳，从此销声匿迹。汉相陈平曾投靠魏咎，也就等于投靠了陈胜，因未受重用而改换门庭。陈胜用人，似无章法，大体上是碰到谁用谁。吴广被陈胜任命为代理人（假王），在荥阳前线领导对秦作战，但该人不够称职，既轻敌又不懂兵权，最后竟被部下谋杀。有个叫周文的人，自称善于领兵打仗，被陈胜委以重任。这个拥有“车千乘、卒数十万”的周文，与秦军刚一照面，就全线溃败，只好自杀。成就事业，人才为本，知人善任是聚集人才之道，知人需要智慧，用人需要胆量，陈胜显然还不具备这种智慧和胆量。
他个性独立，自视甚高，在批判王侯将相合法性的同时，自己也形成了为王封侯的巨大心结。
独立和高傲是陈胜精神世界的两个基点。他耕田种地，心思却不在稼穑；他身居燕雀之位，却以鸿鹄自比；他质疑王侯将相，自己却心向往之；他有精英的长处，也有庸人的弱点。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构成了他的个性特点，也促使他对王位情有独钟。陈县是孔子当年绝粮之地，老圣人曾留下了“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精典语录。他没有想到，280年后，陈胜在这里以称王的方式对自己提出了挑战。陈胜不是小人，造反为王也不是任意胡来（穷斯滥矣），他是在实践一种追求、一种政治理想。也许是心结太过沉重，对王位的求索太过急切，他坚决拒绝陈余关于缓称王的建议，毫不犹豫地杀掉了敢立他人为王的葛婴。登上王位是他在田埂上的梦想，也是必须面对的全新课题，他没有经验，缺乏预想，致使实践中频频出错。过错之一就是过早地离开了前线，只满足于听汇报、下指示、施刑罚，而对局势及其发展却心中无数。过错之二是严重轻敌，他误以为秦朝内乱不已，崩溃只在旦夕，因而只关注自己的尊严，对敌却不做任何防御准备。其三是忽略民生，有了根据地，也有了权力，他本可以为百姓做点事情，起码也该有个姿态。但他什么也没做。生活在战乱中的百姓，不可能对陈胜产生持续好感。可以这么说，作为农民领袖，他不够成熟，作为张楚之王，他当得不够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