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在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担任总工程师，从1993年起，兼任武汉市政协副主席，1998年起连任两届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同时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中部崛起的问题。
　　早在2003年前后，民革中央到武汉调研，了解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城乡一体化地方情况。当时我就提出了“中部塌陷”的问题。
　　有资料显示，当时，中部经济发展增长率已经低于西部，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在全国所占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听任“中部塌陷”会激化区域经济矛盾，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中部究竟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如果说北京是中国的大脑神经中枢，沿海(边)地区就是中国的四肢，那么中部地区则是中国的躯干。中部地区处于承东接西的战略地位，如果中部塌陷，血脉不畅，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经济发展遭遇肠梗阻。
　　2004年初，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200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将“中部崛起”列为全国经济工作任务之一。
　　就在2005年前后，我受全国政协委托，为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做一些前期调研，我走了全国很多个不同地区的省市，对中部崛起的认识有了全国宏观的视野。
　　2005年，在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提出了一个提案即“整体推动共同发展中部地区”。
　　我提出了几点建议：
　　第一是中部崛起应该整体规划，而不是各自为政。
　　中部六省各有资源优势，也各有区位优势，很容易造成各自东西，东张西望。我认为，中部应该成为一个坚强的联合体。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就像欧盟是不同国家的联合体，那我们中部六省为什么不能组成一个团体呢?
　　每个省单打独斗，是中国“麻将文化”的劣根性的表现，也是小农经济思想的反映。就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汽车业来说，有的一个省就有好几条生产线，而有的生产线一年才仅有几万辆车下线。这样的生产线还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吗?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完全应该整合，从中部整个地区来布局，节省资源，避免重复建设，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第二，中部发展要锻造软实力，即要培养优秀人才和发展自主创新的技术。
　　基础设施建设，看得见、摸得着。只要多投点钱，成果不难显现，但软实力却很难评估。什么叫软实力?我认为，中部地区要有战略眼光，要有人才储备和自主创新的技术储备，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因为区域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技术的竞争。
　　第三，中部要建两型社会，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中国是能源大国，但在单位产出上的能源消耗却达到了日本10-20倍。中部六省富有资源、能源，更要倡导两型社会的建设。
　　200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这标志着促进中部崛起战略正式形成。2009年9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规划明确，2015年前，国家将集中政策、资源、资金力促“中部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