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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59年上小学，1965年上初中，1968年下乡开始社会实践，1978年上本科，连续十年直至1988年博士生毕业，有20年的同学生活经历，同学已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社会关系。
可爱的本科同学们
小学和中学的同学，我还能记起很多，但成为朋友的不多。1959年8月，到前郭二小报名上学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是金东秀和我手拉手从家里走到学校，报名时数过1到100，然后就被分到一个班里了。他是朝鲜族，父母都是党员干部，家里有三个男孩，后来都成为县里摔跤队的队员。金东秀小我一岁，上学时很佩服我的语言水平，说我满口都是“文词”。我们俩人的关系一直保持多年。金东秀读书读到医学硕士，后来在青岛经商，因银行贷款的事情被起诉，现在还被关在安徽，十分可惜。
中学同学中有个李恩君，也是1978年上的大学，在东北师大读历史，现在吉林教育学院教书，水平虽然很高，职称却还是副教授。文化大革命时，我总去他家玩儿。他爸爸1958年见过毛主席，家里墙上赫然挂着一张一米多长的细条照片，是毛主席接见全国劳动模范的合影，他爸爸就在照片里。李恩君现在不仅教历史，而且还讲金融财政和税务，足见其知识面之宽广。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中，我接触的就是这两位和我一样也挣扎着上了大学的人。2006年和2007年，我回松原时试着找了一些小学、中学的同学聚聚聊聊，儿童少年时的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许多男女同学都满脸皱褶，成了爷爷或奶奶，大家的日子好像都过得去，但经济条件优裕的显然也没有，是那种吃饱穿暖、紧紧张张的生活状态。小学、中学为什么没能给我留下多少朋友？我想答案就是那时大家都不太懂事，而且人生际遇差异太大，成年后再见面是真真正正地找不到共同语言了。
大学本科同学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从30年前入学时开始，大家就比较注意友谊了，在相同的文化起点上只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人人都有成为国家栋梁和社会骨干的条件，而且，从结果看，金融789班也确实出了些人物——这些我暂且不说了。我认为，即使是已经出现了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家庭状况方面的些许差异，在回忆同学当年友谊的时候，我们也只应该平等论交，讲讲当年的趣事，因为这是历史，是平常人留下生活印痕的历史。
在本科的四年时间里，我有三个同桌：第一位是郑晖、第二位是赵长义、第三位是赵放。三位同桌都是我选的，因为在入学头两年中，班里好多事儿都由党支部定。首选郑晖当同桌是因为刚入学时我左右环顾，发现郑晖最有风度，戴着眼镜，走路姿势永远四平八稳，说出话来有板有眼，特别是在我还不认识26个英文字母时，郑晖就带了一本厚厚的《英语900句》走进教室，我怀着敬畏的心情翻了一下那本书，里面的英文句子上边都标出好看的语调升降线条。因为一点儿英语都不懂，我提出和他坐同桌，想跟他学学英语。不过郑晖在第一学期就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我曾一路步行送他从学校走到长春火车站。他当时愁眉苦脸、面色泛黄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第二位同桌赵长义是我们班的数学尖子，和他同桌是希望我数学有不懂的地方、不会做的题时随时向他请教。他当年身材细瘦，善于长跑，家在长春住，有过请一些外地生活困难同学到他家吃饭的纪录。在那个困难岁月里，这也实在不简单，因为他家的经济条件也相当一般。郑晖和赵长义都是金融789班篮球队的主力，郑晖打组织后卫，长义打前锋，我只记得郑晖姿势漂亮，赵长义在场里很能跑，但怕撞，和人正面一对抗、一冲撞，长义就有些跟头把式了。和赵长义同桌的最大好处是在数学课结束的那个学期，赵长义被数学老师叫到办公室帮助判考卷，我当年按标准答案只能得59分，赵长义私下给我提上去1分，凑成60分，正好及格，使我既省去了补考的麻烦也保住了面子。赵放是位性格略显古怪的同学，走路踱着方步，说话慢慢悠悠，学习成绩中等，象棋水平属班上一流，和他同桌持续到毕业，我们算是棋友。
除了同桌外，室友即同宿舍的同学也是大学四年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交往对象。吉林财贸学院当年的学生住宿条件较差，8个人住1个房间，十分拥挤，但却热闹。刚刚在吉林财贸最早期那老旧的黄楼入住时，我们住在二层一个阴面的房间，8个室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蒋长明，他矮墩墩、胖乎乎，衣着打扮土得掉渣。见面的最初一段时间，我发现他总是问这个、问那个：“你高考打了多少分？”等对方回答后，他总是自豪地报出自己的分数——好像是350分左右，在当年同学成绩中，这已算是很高的得分了，如果出身于高干家庭或善于走关系，这个分数上吉林大学都毫无问题。
我的室友共有两批，第一批是历史形成的，即没报到之前就由孙玉祥老师按名册给分好了的。第二批是万峰领导的班委会分配的结果，那是在学校又盖了一幢宿舍楼之后，我们住进了较为宽敞明亮的房间，所以又发生了一次室友变动。我对第一批室友的印象最深。因为在进大学的头两年，我们在拼命学英语，同学之间以及与其他班级相邻宿舍同学之间也需要关系上的磨合。我们宿舍在吉林财贸也算是一个特色宿舍，主要原因是每天坚持收听《美国之音》的特别英语节目。主讲人何立达是位女性华裔美国人，中文标准，英语发音和语调更加好听，就像唱歌一样。为什么一定要集体学习？原因在“穷”。当年大家的吃饭钱都很紧张，更遑论买质量较好的收音机了。我们宿舍只有陈钟有一台“熊猫”牌带“短波1”、“短波2”的高级收音机。陈钟厚道无私，每天到了《美国之音》的特别英语节目播出时间，我们一干室友（不是全部，有人听不懂后就不听了）就相对坐在两边的下铺上，边收听边口中念念有词地小声重复。其中何勇最为用心，高景春最不用心，万峰听听就不听了。陈钟作为英语课代表和学习用具提供者，在大家听他的收音机时，脸上常浮现出自豪的表情，许多时候他其实听不懂，但也常能看到他瞪大满是迷茫的眼睛，用嘴咬着右手大拇指甲轻轻地点点头，假装出已经听明白的样子。很多年以后我在和赵长义、高景春等接触较多的同学谈起本科四年往事的时候一再说：“同学中我谁的情都不欠，只欠陈钟的太多，因为他的‘熊猫’收音机我一直听了四年！”
何勇是个极聪明，但又有些倔强和暴躁的人。他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是在宿舍里因为争论什么问题，他把陈钟打了，陈钟被打时的恐惧表情和哭的样子已印在我的脑海里；二是何勇的妹妹在光机学院上大学，到宿舍去找哥哥时被程云刚看见，程云刚向何勇提出说想和他妹妹搞对象，何勇听后勃然大怒，认为程有耍流氓的想法，并与程从此交恶。第一批室友中，上铺的万峰是铁人三项赛的经常参加者且多次拿奖，在班上他经常帮助别人，有些雷锋精神。叶辛的小说《蹉跎岁月》刚发表时，万峰整天看得如醉如痴，还时常大发感慨：“和我们集体户发生的事儿一样！完全一样！”我是全国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却直到现在还没有抽出时间来读一读《蹉跎岁月》，十分遗撼。高景春也是我的第一批室友之一，当年他和小丁、小袁、小陶、小金等几个长春的应届毕业生整天在一起踢足球，不大愿意上课，下午的自习和晚自习就更不用提了，考试成绩也常常不理想。当时的总支书记张平跟我说：“松奇，你得把高景春盯住呀！”我于是利用同住一屋的便利，以老大哥的口吻常常吓唬道：“景春，告诉你呀，你再不好好上课、好好学，我就要收拾你！”每当这时，高景春就满脸堆笑地坐到我床上，拉着我的一只胳膊问：“大哥，你能不能先向我透露一点儿你到底想怎么样收拾我，我看我害不害怕？”当时我也想不出什么有效的招法收拾他，只好搪塞道：“先不告诉你，咱们走着瞧!”可想而知，他还是我行我素。收拾高景春最有效的武器是什么？大学毕业后，我和高景春已成为交往密切的好朋友，他告诉我：“松奇，当年我啥都不怕，就怕你去我家家访，在我爸我妈面前告状。”原来此人极孝顺且家境贫寒，家里供他上大学不容易，如果爸媽得知他不好好学习会极伤心的，估计这小子在校期间星期天回家时也是总弄虚作假、假报成绩的那种。魏宝山大学四年一直和我住一个房间，刚入学时他从家里带炒米，每年寒暑假他都带很多炒米来，肚子饿了就用白开水一冲，有时还放点儿白糖喝下去。他家里弟兄多，生活很困难，每年班里的困难补贴他都排在第一、第二位。有一年情况稍稍发生了变化，同学们哄传：魏宝山拿学校的困难补贴，却跑到商店买了一块非常高级的、能直接显示数字的电子表！电子表当时刚刚面世，100多元一块大家还疯抢，很多人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魏宝山却先戴上了，叫人家怎能没想法？
学校新宿舍楼建成后，我们迁入了宽敞明亮得多的新房子，这时同屋新换入的室友有王永祥、郑国振、于为群、刘连舸等。前面说过，王永祥在我们刚刚入学的第一天就能大谈凯恩斯，而我当年的确还不知道凯恩斯为何方神圣，因此对王永祥敬佩至极。在读书四年中，同学们一旦在讨论问题发生分歧时，王永祥也总是辩论声音最大、力争舆论主导地位的那种人。头两年，每当一些学科结束、考试完毕，各科课代表宣布考试成绩后，我听到王永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算什么？咱毕业时见！”1982年6月，系里统计每个学生的各科成绩和平均分数时，我因考了研究生所以对本科分数已浑然无心，故忘了看看王永祥的“毕业见”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不过，王永祥的吸烟和下象棋，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刘连舸因为年纪小，在班上有时也不大吱声，学习一贯努力，到大四那年开始自学信息论，并兴奋得逢人便讲，还尝试着写一本介绍信息论的小册子。此举得到教工商信贷课的冯正钦老师的赏识，故推荐刘连舸留校作为工商信贷管理课的后备教员。于为群在大学有三年多的生活委员经历，每天都把自己的床铺搞得很整洁，走路姿势也力求稳健威严，蓄发略长且每日梳理得锃亮，开会发言时特别注意语调的把握拿捏。他常常和魏宝山一道在背后发郑国振的牢骚。郑国振是班上的七名党员之一，与金融789班的超级辣女冯然同桌。郑国振总是容止若思且思索多于行动，他和我们同住一屋，引致大家背后发牢骚的原因是无论冬夏，他每日早晨从床上坐起就浑身上下搓皮肤，发出颇为刺耳的声音，郑说自己练的是一路高明的养生功——“八段锦”，但有同学怀疑他是得了曾国藩式的皮肤骚痒症。
根据我的观察，金融789班学习最用功的有两个人：男生是金麟根，女生是某某。金在每次公布考试分数时都有个偷偷抿嘴笑的表情，看得出，他已从高分数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某某在多次公布考试成绩的场合都是面色苍白，颇显沮丧，显然是分数低于她的预期的外部表现。这些都是我以文学家的眼光偷偷观察生活的结果。我们班到底谁更笨些？学习更吃力些？我至今还想不出来，但却一目了然有几个人的脑瓜兒更聪明些。我觉得金融789班的四大聪明人为何勇、关浣非、赵长义和本人。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呢？我认为主要看两项指标：一是记忆力，二是领悟力。记忆力上，刚入学不久，我和那些不服气年龄较大者的小崽子们在宿舍里搞过记忆力比赛，让他们随便从语文课本挑出篇长文章来，限记诵一小时，然后合上书在裁判监督下看谁默写的多且准确。蒋长明等人挑选的是刘白羽的散文《长江三日》，此文我以前未读过，风格华丽，词藻堆积，极难背，最后还是我默写下来的最多，也相对最准确。这证明我们岁数大的脑袋瓜儿比年轻人一点不差，算是给1950年代初期出生的弟兄们争了口气。何、关、赵三人则更胜我一筹，他们不仅记忆力好，有触类旁通的本事，而且学习效率相当高，只稍稍用功，成绩就比我好很多。
四年本科结束时也有个毕业论文，我到底写的什么题目现在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只记得与毕业论文有关的三件事：一是郑晖写了篇南斯拉夫改革经验方面的论文，在未上交之前就拿给我看，我当时很震惊，觉得这种视角和立意均超出常人的文章只有有充分信息的北京籍学生才能想得出来；二是蒋长明又在四下打听别人的论文老师给了哪一等成绩，自然他获得了“优秀”；三是我本人只得了“良好”。主判论文的施明义老师还对我作了特别的解释，说我的文章写得很不用心，所以无法给“优秀”。施明义老师当年提出的写文章要“用心”的观点，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需要提及的是，施明义老师在我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下来后，把我叫到系办公室谈了一次话，说了些勉励的话后，毫不客气地给我指出了一条所谓“明显的缺点”，即“过于清高，一般人不太好接近”。大约几天后，时任我班辅导员的李春孝老师也找我谈了一次话，关于我的缺点竟然和施明义老师的说法一模一样。这使我猜想，也许当时老师间有议论，对我的缺点已形成共识。不过，对他们的善意批评我当年并没有充分理解，心下颇为不平，想法有二：一是你们两位老师都说我“过于清高”，我是工人家庭出身，清高的本钱在哪里？二是为什么没听到同学给我提过类似的意见呢？
友情与恩情
可以说，1978年上大学是我人生旅途的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它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40年前的上山下乡、1982年的考硕士研究生、1985年的考博士研究生以及1988年拿下博士学位后所做出的留中国人民大学教书的那次重要的职业选择。因为，上大学把我从社会文化底层中彻底解救了出来，使我们这些受到十年文革动乱影响的一代获得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就是在吉林财贸学院的那个小院里，我们开始接受经济学启蒙和系统性、专业性的金融学初步训练。用今天的眼光看，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课程设置，吉林财贸学院的条件都很有限，但它却在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背景杂乱学生的头脑白纸上涂上了最初的颜色，画出了最早期也是印痕最深刻的图画，从这一点说，我们会永远感谢本科母校——吉林财贸学院。在这个规模不大的学校中，我们不仅学到了使自己今后可以在经济上自立的初步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还有：四年的大学生活使我们收获了一种不亚于血缘关系的同学和校友关系，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受用一生的无形财富，这一点已经在大学本科毕业以来近30年的现实生活中得到了证明。回想过去的岁月，回想在逝去岁月中本科、硕士、博士同学们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我充满了感恩情怀：
——1982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最后一门考试刚刚结束时，许森站在考场大门口等我，他买了两张《牧马人》电影票，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算是对前一段紧张复习和考试的一种精神放松。
——1984年，许森为了再次参加研究生考试来到天津财院复习，他住在我的宿舍里，我们常常做猪蹄黄豆，用电炉子蒸大米饭，每餐喝点白酒和天津的一种水果酒——“樱桃白兰地”，早晨一起学太极拳，晚上跑步。
——1985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郑晖让我到他的办公室（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政策研究室）去，他给我准备了一大堆八开的大稿纸送我，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用上这么气派的稿纸。
——1986年，我因为离婚问题和中国人民大学财金系的党总支书记（李春井）闹得很僵，曾萌生退学的念头，我的同学贝多广帮我联系了到国家计委去工作的退路。在那些惶惶然的日子里，我差不多每天到五道口（人总行研究生部所在地）和许森、刘连舸商量对策，我清楚地记得这两位同学的意见，刘连舸说：“退就退，松奇，你到哪儿都能干好！”许森说：“松奇，你一定要挺住，不能走！挺一挺就过去了，离婚算个什么事？！”他们当年给予我的精神支持帮我渡过了那次难关。
——1988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后留中国人民大学，任金融教研室主任。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和许森、刘连舸、栾鹏飞、吴畏、赵长义等同学像亲戚一样走动。郑晖在农行刚刚分到亚运村的房子时，他自己动手铺的木地板，装修完毕时请我们到他家喝酒、庆贺乔迁之喜，他边从柜子里往外拿酒边说：“实话告你们，我这还有一瓶茅台，但不能给你们喝，这得留着将来我女儿上学时公关送礼用！”
——1991年，我被朋友“勾引”下海到海南琼海办了个城市信用社。从1991年3月获批准到1992年8月退出，我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得到了老同学于为群、王一林、沈中民的很多支持和帮助，虽然那一段时光有很多酸甜苦辣，但对社会、对商海、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是我的最大收获。
——1994年，我在青岛办了个工厂。在资金链条即将断裂的时候，是我的硕士生同学周志成主持一个城市信用社分两笔、共75万元贷款给我救了急。当时既无抵押又无担保，全凭同学的信任，使得工厂基建得以顺利完成。
——1995年，我还没找准前进的方向，但事实已证明我并不适合从事商业类活动。正在这时，冯然到北京来，找在京工作的同学们吃饭，谈救姜桂芝的事，高景春此时正好也在北京出差，一起参加了讨论。此后的结果如何这里不说了，从这次营救活动中，我看到了在同学有事时，金融789班跑在最前面的白力、王启林、冯然、高景春、许森、富丰等一批人的侠义精神。
——1996年1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入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而调入的起因是1995年11月，我的博士同学邓乐平从四川到北京出差，找来了贝多广、谢平、李扬、王国刚、江洋等同学一起吃饭，席间我说了句：“李扬、国刚，我到你们财贸所去吧！”李扬随即问了句：“你是认真还是开玩笑？”我随即答道：“不是开玩笑！”——于是就有了这12年来在社科院科研生涯开始的新故事了。1996年是我的人生历程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我老妈去世、我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我儿子出生。
——2000年与2001年之交，我涅了一次，我生命途程中最重大的事件发生了：我先是死了，后来又奇迹般地活了。在那惊心动魄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同学的友情帮助是我得以死而复生的最重要推动因素之一。2000年，我出版了5本书，参加了20多个论坛活动，当然也喝了许多高度白酒。是年12月20日，我住进东方医院，5天后接到第一次病危通知，10天后又接到第二次病危通知，病情诊断为：暴发性肝功能衰竭，医院告诉我家人应立即准备后事了！这犹如晴天霹雳，我家人立马乱成一团。我老婆开始浑身发抖，整日抱着一件我穿过的红色衬衣，因为这件衣服的衣兜里装着一张“神奇的纸”。那是1992年6月，我和栾鹏飞在海南街头走路时，被一个自称是得道高僧的人拉进一个酒店的大堂里硬生生地让我们抽签，那人手拿一大把纸条，栾鹏飞和我各抽一个，栾鹏飞抽了下签，脸色很难看，也不想听这算命先生解释了，我的打开后是个上上签，里面写了四句诗，这先生做了热情洋溢的解释。我对溢美之词没兴趣，而是向他提了三个问题：我命中有没有儿子？我能活多少岁？我的哪一年会最好？算命先生说我命中有三子，能活到89岁，8年之后情况最好，用他的话说是“会头顶冒金光”。之后他给了我一张红纸，上面有画有词，他说：“这是一张护身符，把它装在衣兜里时时带着，火车撞车你不死，飞机爆炸你也活！”我老婆在我垂死时抱着我衬衣衣兜里装着的那张“神奇的纸”——就是这个僧人在1992年给我的那张符。
我妹妹在听到医生让准備后事的话后，先是在医院走廊里跺脚大哭，然后就开始派人到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天津一中心）咨询移植手术事宜，我外甥杨一剑则承担了这一任务。财贸所的副所长李昭，则以单位领导的身份强烈要求佑安医院组织最后的抢救。我的学生徐义国则哭着把我病危的消息通知了他能联系上的我的所有同学、朋友，当然还有亲戚。在同学中最先冲上来的是高景春和韩柏，他俩人冒雪驾车从沈阳赶到北京。见到他们两人时，我头脑还清醒，感觉自己情况很糟，好像和他们说过“永别了”之类的话，之后就进入肝昏迷状态。在昏迷期间有断断续续的清醒时段，我记得李扬曾安慰我说：“松奇，你没事儿，刘梦溪1996年不是给咱俩算过了嘛，说你将来有大成就，说你路子比我还宽！”
我昏迷后发生的许多故事都是同学和家人事后讲给我听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赵白羽（博士生同学解学智的爱人）讲的一件事：在我昏迷时，佑安医院的主任医师在走廊里对着站在那里的几十个人大喊：“你们这里有没有能拿主意、能做主的人？”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三个人：郑晖、解学智和李扬。他们进了这位主任的办公室，主任医师问下一步怎么办，郑晖说：“死马当活马医！”解学智说：“立刻转院！我们死也要死在天津！”李扬说：“可以做两手准备。”他们三位以当家作主的姿态做出的决定使得佑安医院不得不同意我转到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用外科手术的方法尝试做最后一搏。2001年1月3日早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来了一辆奔驰牌救护车，拉上我呼啸而去，高景春和韩柏则开车尾随其后。高景春对韩柏说，“我们跟紧点儿！你看着救护车后窗，要是看见穿白大褂的在车里站起来，松奇就是死了，如果没站起来，松奇就还活着！”这一路上医生和护士一直坐着到了天津。高景春后来告诉我，这期间郑辉问询的电话就没断过。
由北京佑安医院转入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全赖“铁哥们儿”解学智的帮助。他是在即将出国的前两天获知我病危消息的，当时我已昏迷，据家人说解学智到佑安医院后，站在我病房外的阳台式走廊上隔着玻璃久久注视着我，然后帮忙联系了天津市财政局，时任局长的崔津渡立即协商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并安排中国肝移植手术第一高手沈中阳作为主刀医生。万峰和赵明丰又找了时任粤海集团董事局主席的武捷思，武立刻给当时的天津市常务副市长杨某打了电话，杨慨然帮忙，在某些环节做了最有利的安排。2001年1月2日晚，我在佑安医院出现大吐血状况，按照医生的经验判断，我不可能坚持到5号上手术台。奇怪的是，之后两天的情况非常平静，但4号深夜，距离手术时间不到9个小时的时候，在天津一中心，我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出血状况，沈中阳率队进行了全力施救，当是之时，用沈中阳的话说是“自主呼吸已无，自主心跳一分钟不到一次，生命体征已经消失。”基于这种情形，天津一中心所有在场的医生包括麻醉师都主张放弃手术，只有沈中阳除外。我的同学都目睹了当时的情景，沈中阳把白色医生帽往桌上一摔，愤然说道：“你们不签字，我签！”为什么除了沈中阳以外的所有医生都主张放弃？我事后分析主要原因大概有：（1）这些医生认为我已经死定了，没什么抢救价值了；（2）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部当时已经创造了手术台上100%的成功移植记录，大家不希望因为我而破坏这个记录；（3）在我的旁边有50来个表情沉痛的人，据说这也是天津一中心移植部创立以来一次性探望人数的最高纪录。这么多人在走廊站着，一旦抢救失败会出现什么后果实在难以预料，所以放弃抢救是最合理、最安全的方案。
十年来，我始终把沈中阳当作我的第一救命恩人，正是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摔后做出的坚持手术的决定，把我从鬼门关里拉了出来。至于沈中阳为什么冒险救我，除了他慷慨侠义、医德高尚的主因外，在我手术后头脑业已清醒时，他站在我床边说了一句：“王教授，抢救前两天，我的手机都快被你的朋友们打爆了！”至今我也没有弄清楚当年到底都是哪些人给沈中阳打过说情电话，我只是在我妹妹拍下的照片里看到了那惊心动魄的16个半小时手术中，站在天津一中心移植部手术室门外走廊上的那些老同学、老朋友们的熟悉身影。在这一大群人中，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金融789班老同学是主力。在2001年1月5日和6日，吉林财院本科同学有：高景春、韩柏、王启林、赵长义、江浩、富丰、王传威、巍宝山、许森、刘连舸、于为群、丁洪雁、吴畏等。罗哲夫和白力1月6日早晨冒着大雪驾车来到天津，因为严格的病房隔离措施他们没能见到我，罗哲夫请所有看望我的人吃了一顿大餐。在之后的几十天里，万峰、赵长义、蒋长明、苑德军、郑晖等人都陆续来津看望，其中郑晖是携夫人在1月23日那天下午来的，那一天是农历大年三十，郑晖安慰我说：“松奇，咱俩都属龙，今天是龙年最后一天，今天过去了，一切就都会好起来了！”临走时，小关（郑晖夫人）还拥抱了小刘（我老婆）。这些事，都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和小刘的脑海里。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说说王快雪。他是我天津财院的校友，自1982年后因为书法、文章、围棋与我气味相投，遂成莫逆。在我手术抢救最紧张的几天里，恰值他的老板——时任天津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的齐逢昌——也病危，在另一家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按照人情世故之常理，这是快雪表现对老板忠心的最佳机会，但齐逢昌当年躺在病床上却常常叨咕：“快雪呢？这快雪跑哪儿去了？”齐逢昌出院后一打听才知道，那关键的若干天里，王快雪把办公地点都搬到了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在那里签文件），是因为王松奇在那里病危抢救，齐由此知道了我和王快雪的友谊深度，事后对快雪没有丝毫责怪。王快雪在我住院期间倾情倾力，贡献尤著，这也使得金融789班的老同学们很感动。某年月日，高景春到天津出差找王快雪喝酒，酒酣耳热时竟言道：“快雪，现在我宣布你也是金融789班的一名成员了！”
最后说几句
现在，吉林财贸学院金融789班中的47个同学中已走了3人（何勇、巍宝山、陈钟），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应清醒认识到：不论地位高低、财富多寡，活着就是一切。不管是否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只要我们以善心善行、感恩之情对待亲人、朋友、同学，直至单位、社会、祖国、世界，就可以坦然地宣布：我们幸福，我们充实！
可爱的本科同学们
小学和中学的同学，我还能记起很多，但成为朋友的不多。1959年8月，到前郭二小报名上学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是金东秀和我手拉手从家里走到学校，报名时数过1到100，然后就被分到一个班里了。他是朝鲜族，父母都是党员干部，家里有三个男孩，后来都成为县里摔跤队的队员。金东秀小我一岁，上学时很佩服我的语言水平，说我满口都是“文词”。我们俩人的关系一直保持多年。金东秀读书读到医学硕士，后来在青岛经商，因银行贷款的事情被起诉，现在还被关在安徽，十分可惜。
中学同学中有个李恩君，也是1978年上的大学，在东北师大读历史，现在吉林教育学院教书，水平虽然很高，职称却还是副教授。文化大革命时，我总去他家玩儿。他爸爸1958年见过毛主席，家里墙上赫然挂着一张一米多长的细条照片，是毛主席接见全国劳动模范的合影，他爸爸就在照片里。李恩君现在不仅教历史，而且还讲金融财政和税务，足见其知识面之宽广。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中，我接触的就是这两位和我一样也挣扎着上了大学的人。2006年和2007年，我回松原时试着找了一些小学、中学的同学聚聚聊聊，儿童少年时的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许多男女同学都满脸皱褶，成了爷爷或奶奶，大家的日子好像都过得去，但经济条件优裕的显然也没有，是那种吃饱穿暖、紧紧张张的生活状态。小学、中学为什么没能给我留下多少朋友？我想答案就是那时大家都不太懂事，而且人生际遇差异太大，成年后再见面是真真正正地找不到共同语言了。
大学本科同学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从30年前入学时开始，大家就比较注意友谊了，在相同的文化起点上只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人人都有成为国家栋梁和社会骨干的条件，而且，从结果看，金融789班也确实出了些人物——这些我暂且不说了。我认为，即使是已经出现了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家庭状况方面的些许差异，在回忆同学当年友谊的时候，我们也只应该平等论交，讲讲当年的趣事，因为这是历史，是平常人留下生活印痕的历史。
在本科的四年时间里，我有三个同桌：第一位是郑晖、第二位是赵长义、第三位是赵放。三位同桌都是我选的，因为在入学头两年中，班里好多事儿都由党支部定。首选郑晖当同桌是因为刚入学时我左右环顾，发现郑晖最有风度，戴着眼镜，走路姿势永远四平八稳，说出话来有板有眼，特别是在我还不认识26个英文字母时，郑晖就带了一本厚厚的《英语900句》走进教室，我怀着敬畏的心情翻了一下那本书，里面的英文句子上边都标出好看的语调升降线条。因为一点儿英语都不懂，我提出和他坐同桌，想跟他学学英语。不过郑晖在第一学期就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我曾一路步行送他从学校走到长春火车站。他当时愁眉苦脸、面色泛黄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第二位同桌赵长义是我们班的数学尖子，和他同桌是希望我数学有不懂的地方、不会做的题时随时向他请教。他当年身材细瘦，善于长跑，家在长春住，有过请一些外地生活困难同学到他家吃饭的纪录。在那个困难岁月里，这也实在不简单，因为他家的经济条件也相当一般。郑晖和赵长义都是金融789班篮球队的主力，郑晖打组织后卫，长义打前锋，我只记得郑晖姿势漂亮，赵长义在场里很能跑，但怕撞，和人正面一对抗、一冲撞，长义就有些跟头把式了。和赵长义同桌的最大好处是在数学课结束的那个学期，赵长义被数学老师叫到办公室帮助判考卷，我当年按标准答案只能得59分，赵长义私下给我提上去1分，凑成60分，正好及格，使我既省去了补考的麻烦也保住了面子。赵放是位性格略显古怪的同学，走路踱着方步，说话慢慢悠悠，学习成绩中等，象棋水平属班上一流，和他同桌持续到毕业，我们算是棋友。
除了同桌外，室友即同宿舍的同学也是大学四年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交往对象。吉林财贸学院当年的学生住宿条件较差，8个人住1个房间，十分拥挤，但却热闹。刚刚在吉林财贸最早期那老旧的黄楼入住时，我们住在二层一个阴面的房间，8个室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蒋长明，他矮墩墩、胖乎乎，衣着打扮土得掉渣。见面的最初一段时间，我发现他总是问这个、问那个：“你高考打了多少分？”等对方回答后，他总是自豪地报出自己的分数——好像是350分左右，在当年同学成绩中，这已算是很高的得分了，如果出身于高干家庭或善于走关系，这个分数上吉林大学都毫无问题。
我的室友共有两批，第一批是历史形成的，即没报到之前就由孙玉祥老师按名册给分好了的。第二批是万峰领导的班委会分配的结果，那是在学校又盖了一幢宿舍楼之后，我们住进了较为宽敞明亮的房间，所以又发生了一次室友变动。我对第一批室友的印象最深。因为在进大学的头两年，我们在拼命学英语，同学之间以及与其他班级相邻宿舍同学之间也需要关系上的磨合。我们宿舍在吉林财贸也算是一个特色宿舍，主要原因是每天坚持收听《美国之音》的特别英语节目。主讲人何立达是位女性华裔美国人，中文标准，英语发音和语调更加好听，就像唱歌一样。为什么一定要集体学习？原因在“穷”。当年大家的吃饭钱都很紧张，更遑论买质量较好的收音机了。我们宿舍只有陈钟有一台“熊猫”牌带“短波1”、“短波2”的高级收音机。陈钟厚道无私，每天到了《美国之音》的特别英语节目播出时间，我们一干室友（不是全部，有人听不懂后就不听了）就相对坐在两边的下铺上，边收听边口中念念有词地小声重复。其中何勇最为用心，高景春最不用心，万峰听听就不听了。陈钟作为英语课代表和学习用具提供者，在大家听他的收音机时，脸上常浮现出自豪的表情，许多时候他其实听不懂，但也常能看到他瞪大满是迷茫的眼睛，用嘴咬着右手大拇指甲轻轻地点点头，假装出已经听明白的样子。很多年以后我在和赵长义、高景春等接触较多的同学谈起本科四年往事的时候一再说：“同学中我谁的情都不欠，只欠陈钟的太多，因为他的‘熊猫’收音机我一直听了四年！”
何勇是个极聪明，但又有些倔强和暴躁的人。他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是在宿舍里因为争论什么问题，他把陈钟打了，陈钟被打时的恐惧表情和哭的样子已印在我的脑海里；二是何勇的妹妹在光机学院上大学，到宿舍去找哥哥时被程云刚看见，程云刚向何勇提出说想和他妹妹搞对象，何勇听后勃然大怒，认为程有耍流氓的想法，并与程从此交恶。第一批室友中，上铺的万峰是铁人三项赛的经常参加者且多次拿奖，在班上他经常帮助别人，有些雷锋精神。叶辛的小说《蹉跎岁月》刚发表时，万峰整天看得如醉如痴，还时常大发感慨：“和我们集体户发生的事儿一样！完全一样！”我是全国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却直到现在还没有抽出时间来读一读《蹉跎岁月》，十分遗撼。高景春也是我的第一批室友之一，当年他和小丁、小袁、小陶、小金等几个长春的应届毕业生整天在一起踢足球，不大愿意上课，下午的自习和晚自习就更不用提了，考试成绩也常常不理想。当时的总支书记张平跟我说：“松奇，你得把高景春盯住呀！”我于是利用同住一屋的便利，以老大哥的口吻常常吓唬道：“景春，告诉你呀，你再不好好上课、好好学，我就要收拾你！”每当这时，高景春就满脸堆笑地坐到我床上，拉着我的一只胳膊问：“大哥，你能不能先向我透露一点儿你到底想怎么样收拾我，我看我害不害怕？”当时我也想不出什么有效的招法收拾他，只好搪塞道：“先不告诉你，咱们走着瞧!”可想而知，他还是我行我素。收拾高景春最有效的武器是什么？大学毕业后，我和高景春已成为交往密切的好朋友，他告诉我：“松奇，当年我啥都不怕，就怕你去我家家访，在我爸我妈面前告状。”原来此人极孝顺且家境贫寒，家里供他上大学不容易，如果爸媽得知他不好好学习会极伤心的，估计这小子在校期间星期天回家时也是总弄虚作假、假报成绩的那种。魏宝山大学四年一直和我住一个房间，刚入学时他从家里带炒米，每年寒暑假他都带很多炒米来，肚子饿了就用白开水一冲，有时还放点儿白糖喝下去。他家里弟兄多，生活很困难，每年班里的困难补贴他都排在第一、第二位。有一年情况稍稍发生了变化，同学们哄传：魏宝山拿学校的困难补贴，却跑到商店买了一块非常高级的、能直接显示数字的电子表！电子表当时刚刚面世，100多元一块大家还疯抢，很多人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魏宝山却先戴上了，叫人家怎能没想法？
学校新宿舍楼建成后，我们迁入了宽敞明亮得多的新房子，这时同屋新换入的室友有王永祥、郑国振、于为群、刘连舸等。前面说过，王永祥在我们刚刚入学的第一天就能大谈凯恩斯，而我当年的确还不知道凯恩斯为何方神圣，因此对王永祥敬佩至极。在读书四年中，同学们一旦在讨论问题发生分歧时，王永祥也总是辩论声音最大、力争舆论主导地位的那种人。头两年，每当一些学科结束、考试完毕，各科课代表宣布考试成绩后，我听到王永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算什么？咱毕业时见！”1982年6月，系里统计每个学生的各科成绩和平均分数时，我因考了研究生所以对本科分数已浑然无心，故忘了看看王永祥的“毕业见”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不过，王永祥的吸烟和下象棋，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刘连舸因为年纪小，在班上有时也不大吱声，学习一贯努力，到大四那年开始自学信息论，并兴奋得逢人便讲，还尝试着写一本介绍信息论的小册子。此举得到教工商信贷课的冯正钦老师的赏识，故推荐刘连舸留校作为工商信贷管理课的后备教员。于为群在大学有三年多的生活委员经历，每天都把自己的床铺搞得很整洁，走路姿势也力求稳健威严，蓄发略长且每日梳理得锃亮，开会发言时特别注意语调的把握拿捏。他常常和魏宝山一道在背后发郑国振的牢骚。郑国振是班上的七名党员之一，与金融789班的超级辣女冯然同桌。郑国振总是容止若思且思索多于行动，他和我们同住一屋，引致大家背后发牢骚的原因是无论冬夏，他每日早晨从床上坐起就浑身上下搓皮肤，发出颇为刺耳的声音，郑说自己练的是一路高明的养生功——“八段锦”，但有同学怀疑他是得了曾国藩式的皮肤骚痒症。
根据我的观察，金融789班学习最用功的有两个人：男生是金麟根，女生是某某。金在每次公布考试分数时都有个偷偷抿嘴笑的表情，看得出，他已从高分数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某某在多次公布考试成绩的场合都是面色苍白，颇显沮丧，显然是分数低于她的预期的外部表现。这些都是我以文学家的眼光偷偷观察生活的结果。我们班到底谁更笨些？学习更吃力些？我至今还想不出来，但却一目了然有几个人的脑瓜兒更聪明些。我觉得金融789班的四大聪明人为何勇、关浣非、赵长义和本人。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呢？我认为主要看两项指标：一是记忆力，二是领悟力。记忆力上，刚入学不久，我和那些不服气年龄较大者的小崽子们在宿舍里搞过记忆力比赛，让他们随便从语文课本挑出篇长文章来，限记诵一小时，然后合上书在裁判监督下看谁默写的多且准确。蒋长明等人挑选的是刘白羽的散文《长江三日》，此文我以前未读过，风格华丽，词藻堆积，极难背，最后还是我默写下来的最多，也相对最准确。这证明我们岁数大的脑袋瓜儿比年轻人一点不差，算是给1950年代初期出生的弟兄们争了口气。何、关、赵三人则更胜我一筹，他们不仅记忆力好，有触类旁通的本事，而且学习效率相当高，只稍稍用功，成绩就比我好很多。
四年本科结束时也有个毕业论文，我到底写的什么题目现在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只记得与毕业论文有关的三件事：一是郑晖写了篇南斯拉夫改革经验方面的论文，在未上交之前就拿给我看，我当时很震惊，觉得这种视角和立意均超出常人的文章只有有充分信息的北京籍学生才能想得出来；二是蒋长明又在四下打听别人的论文老师给了哪一等成绩，自然他获得了“优秀”；三是我本人只得了“良好”。主判论文的施明义老师还对我作了特别的解释，说我的文章写得很不用心，所以无法给“优秀”。施明义老师当年提出的写文章要“用心”的观点，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需要提及的是，施明义老师在我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下来后，把我叫到系办公室谈了一次话，说了些勉励的话后，毫不客气地给我指出了一条所谓“明显的缺点”，即“过于清高，一般人不太好接近”。大约几天后，时任我班辅导员的李春孝老师也找我谈了一次话，关于我的缺点竟然和施明义老师的说法一模一样。这使我猜想，也许当时老师间有议论，对我的缺点已形成共识。不过，对他们的善意批评我当年并没有充分理解，心下颇为不平，想法有二：一是你们两位老师都说我“过于清高”，我是工人家庭出身，清高的本钱在哪里？二是为什么没听到同学给我提过类似的意见呢？
友情与恩情
可以说，1978年上大学是我人生旅途的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它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40年前的上山下乡、1982年的考硕士研究生、1985年的考博士研究生以及1988年拿下博士学位后所做出的留中国人民大学教书的那次重要的职业选择。因为，上大学把我从社会文化底层中彻底解救了出来，使我们这些受到十年文革动乱影响的一代获得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就是在吉林财贸学院的那个小院里，我们开始接受经济学启蒙和系统性、专业性的金融学初步训练。用今天的眼光看，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课程设置，吉林财贸学院的条件都很有限，但它却在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背景杂乱学生的头脑白纸上涂上了最初的颜色，画出了最早期也是印痕最深刻的图画，从这一点说，我们会永远感谢本科母校——吉林财贸学院。在这个规模不大的学校中，我们不仅学到了使自己今后可以在经济上自立的初步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还有：四年的大学生活使我们收获了一种不亚于血缘关系的同学和校友关系，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受用一生的无形财富，这一点已经在大学本科毕业以来近30年的现实生活中得到了证明。回想过去的岁月，回想在逝去岁月中本科、硕士、博士同学们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我充满了感恩情怀：
——1982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最后一门考试刚刚结束时，许森站在考场大门口等我，他买了两张《牧马人》电影票，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算是对前一段紧张复习和考试的一种精神放松。
——1984年，许森为了再次参加研究生考试来到天津财院复习，他住在我的宿舍里，我们常常做猪蹄黄豆，用电炉子蒸大米饭，每餐喝点白酒和天津的一种水果酒——“樱桃白兰地”，早晨一起学太极拳，晚上跑步。
——1985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郑晖让我到他的办公室（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政策研究室）去，他给我准备了一大堆八开的大稿纸送我，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用上这么气派的稿纸。
——1986年，我因为离婚问题和中国人民大学财金系的党总支书记（李春井）闹得很僵，曾萌生退学的念头，我的同学贝多广帮我联系了到国家计委去工作的退路。在那些惶惶然的日子里，我差不多每天到五道口（人总行研究生部所在地）和许森、刘连舸商量对策，我清楚地记得这两位同学的意见，刘连舸说：“退就退，松奇，你到哪儿都能干好！”许森说：“松奇，你一定要挺住，不能走！挺一挺就过去了，离婚算个什么事？！”他们当年给予我的精神支持帮我渡过了那次难关。
——1988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后留中国人民大学，任金融教研室主任。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和许森、刘连舸、栾鹏飞、吴畏、赵长义等同学像亲戚一样走动。郑晖在农行刚刚分到亚运村的房子时，他自己动手铺的木地板，装修完毕时请我们到他家喝酒、庆贺乔迁之喜，他边从柜子里往外拿酒边说：“实话告你们，我这还有一瓶茅台，但不能给你们喝，这得留着将来我女儿上学时公关送礼用！”
——1991年，我被朋友“勾引”下海到海南琼海办了个城市信用社。从1991年3月获批准到1992年8月退出，我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得到了老同学于为群、王一林、沈中民的很多支持和帮助，虽然那一段时光有很多酸甜苦辣，但对社会、对商海、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是我的最大收获。
——1994年，我在青岛办了个工厂。在资金链条即将断裂的时候，是我的硕士生同学周志成主持一个城市信用社分两笔、共75万元贷款给我救了急。当时既无抵押又无担保，全凭同学的信任，使得工厂基建得以顺利完成。
——1995年，我还没找准前进的方向，但事实已证明我并不适合从事商业类活动。正在这时，冯然到北京来，找在京工作的同学们吃饭，谈救姜桂芝的事，高景春此时正好也在北京出差，一起参加了讨论。此后的结果如何这里不说了，从这次营救活动中，我看到了在同学有事时，金融789班跑在最前面的白力、王启林、冯然、高景春、许森、富丰等一批人的侠义精神。
——1996年1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入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而调入的起因是1995年11月，我的博士同学邓乐平从四川到北京出差，找来了贝多广、谢平、李扬、王国刚、江洋等同学一起吃饭，席间我说了句：“李扬、国刚，我到你们财贸所去吧！”李扬随即问了句：“你是认真还是开玩笑？”我随即答道：“不是开玩笑！”——于是就有了这12年来在社科院科研生涯开始的新故事了。1996年是我的人生历程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我老妈去世、我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我儿子出生。
——2000年与2001年之交，我涅了一次，我生命途程中最重大的事件发生了：我先是死了，后来又奇迹般地活了。在那惊心动魄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同学的友情帮助是我得以死而复生的最重要推动因素之一。2000年，我出版了5本书，参加了20多个论坛活动，当然也喝了许多高度白酒。是年12月20日，我住进东方医院，5天后接到第一次病危通知，10天后又接到第二次病危通知，病情诊断为：暴发性肝功能衰竭，医院告诉我家人应立即准备后事了！这犹如晴天霹雳，我家人立马乱成一团。我老婆开始浑身发抖，整日抱着一件我穿过的红色衬衣，因为这件衣服的衣兜里装着一张“神奇的纸”。那是1992年6月，我和栾鹏飞在海南街头走路时，被一个自称是得道高僧的人拉进一个酒店的大堂里硬生生地让我们抽签，那人手拿一大把纸条，栾鹏飞和我各抽一个，栾鹏飞抽了下签，脸色很难看，也不想听这算命先生解释了，我的打开后是个上上签，里面写了四句诗，这先生做了热情洋溢的解释。我对溢美之词没兴趣，而是向他提了三个问题：我命中有没有儿子？我能活多少岁？我的哪一年会最好？算命先生说我命中有三子，能活到89岁，8年之后情况最好，用他的话说是“会头顶冒金光”。之后他给了我一张红纸，上面有画有词，他说：“这是一张护身符，把它装在衣兜里时时带着，火车撞车你不死，飞机爆炸你也活！”我老婆在我垂死时抱着我衬衣衣兜里装着的那张“神奇的纸”——就是这个僧人在1992年给我的那张符。
我妹妹在听到医生让准備后事的话后，先是在医院走廊里跺脚大哭，然后就开始派人到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天津一中心）咨询移植手术事宜，我外甥杨一剑则承担了这一任务。财贸所的副所长李昭，则以单位领导的身份强烈要求佑安医院组织最后的抢救。我的学生徐义国则哭着把我病危的消息通知了他能联系上的我的所有同学、朋友，当然还有亲戚。在同学中最先冲上来的是高景春和韩柏，他俩人冒雪驾车从沈阳赶到北京。见到他们两人时，我头脑还清醒，感觉自己情况很糟，好像和他们说过“永别了”之类的话，之后就进入肝昏迷状态。在昏迷期间有断断续续的清醒时段，我记得李扬曾安慰我说：“松奇，你没事儿，刘梦溪1996年不是给咱俩算过了嘛，说你将来有大成就，说你路子比我还宽！”
我昏迷后发生的许多故事都是同学和家人事后讲给我听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赵白羽（博士生同学解学智的爱人）讲的一件事：在我昏迷时，佑安医院的主任医师在走廊里对着站在那里的几十个人大喊：“你们这里有没有能拿主意、能做主的人？”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三个人：郑晖、解学智和李扬。他们进了这位主任的办公室，主任医师问下一步怎么办，郑晖说：“死马当活马医！”解学智说：“立刻转院！我们死也要死在天津！”李扬说：“可以做两手准备。”他们三位以当家作主的姿态做出的决定使得佑安医院不得不同意我转到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用外科手术的方法尝试做最后一搏。2001年1月3日早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来了一辆奔驰牌救护车，拉上我呼啸而去，高景春和韩柏则开车尾随其后。高景春对韩柏说，“我们跟紧点儿！你看着救护车后窗，要是看见穿白大褂的在车里站起来，松奇就是死了，如果没站起来，松奇就还活着！”这一路上医生和护士一直坐着到了天津。高景春后来告诉我，这期间郑辉问询的电话就没断过。
由北京佑安医院转入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全赖“铁哥们儿”解学智的帮助。他是在即将出国的前两天获知我病危消息的，当时我已昏迷，据家人说解学智到佑安医院后，站在我病房外的阳台式走廊上隔着玻璃久久注视着我，然后帮忙联系了天津市财政局，时任局长的崔津渡立即协商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并安排中国肝移植手术第一高手沈中阳作为主刀医生。万峰和赵明丰又找了时任粤海集团董事局主席的武捷思，武立刻给当时的天津市常务副市长杨某打了电话，杨慨然帮忙，在某些环节做了最有利的安排。2001年1月2日晚，我在佑安医院出现大吐血状况，按照医生的经验判断，我不可能坚持到5号上手术台。奇怪的是，之后两天的情况非常平静，但4号深夜，距离手术时间不到9个小时的时候，在天津一中心，我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出血状况，沈中阳率队进行了全力施救，当是之时，用沈中阳的话说是“自主呼吸已无，自主心跳一分钟不到一次，生命体征已经消失。”基于这种情形，天津一中心所有在场的医生包括麻醉师都主张放弃手术，只有沈中阳除外。我的同学都目睹了当时的情景，沈中阳把白色医生帽往桌上一摔，愤然说道：“你们不签字，我签！”为什么除了沈中阳以外的所有医生都主张放弃？我事后分析主要原因大概有：（1）这些医生认为我已经死定了，没什么抢救价值了；（2）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部当时已经创造了手术台上100%的成功移植记录，大家不希望因为我而破坏这个记录；（3）在我的旁边有50来个表情沉痛的人，据说这也是天津一中心移植部创立以来一次性探望人数的最高纪录。这么多人在走廊站着，一旦抢救失败会出现什么后果实在难以预料，所以放弃抢救是最合理、最安全的方案。
十年来，我始终把沈中阳当作我的第一救命恩人，正是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摔后做出的坚持手术的决定，把我从鬼门关里拉了出来。至于沈中阳为什么冒险救我，除了他慷慨侠义、医德高尚的主因外，在我手术后头脑业已清醒时，他站在我床边说了一句：“王教授，抢救前两天，我的手机都快被你的朋友们打爆了！”至今我也没有弄清楚当年到底都是哪些人给沈中阳打过说情电话，我只是在我妹妹拍下的照片里看到了那惊心动魄的16个半小时手术中，站在天津一中心移植部手术室门外走廊上的那些老同学、老朋友们的熟悉身影。在这一大群人中，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金融789班老同学是主力。在2001年1月5日和6日，吉林财院本科同学有：高景春、韩柏、王启林、赵长义、江浩、富丰、王传威、巍宝山、许森、刘连舸、于为群、丁洪雁、吴畏等。罗哲夫和白力1月6日早晨冒着大雪驾车来到天津，因为严格的病房隔离措施他们没能见到我，罗哲夫请所有看望我的人吃了一顿大餐。在之后的几十天里，万峰、赵长义、蒋长明、苑德军、郑晖等人都陆续来津看望，其中郑晖是携夫人在1月23日那天下午来的，那一天是农历大年三十，郑晖安慰我说：“松奇，咱俩都属龙，今天是龙年最后一天，今天过去了，一切就都会好起来了！”临走时，小关（郑晖夫人）还拥抱了小刘（我老婆）。这些事，都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和小刘的脑海里。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说说王快雪。他是我天津财院的校友，自1982年后因为书法、文章、围棋与我气味相投，遂成莫逆。在我手术抢救最紧张的几天里，恰值他的老板——时任天津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的齐逢昌——也病危，在另一家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按照人情世故之常理，这是快雪表现对老板忠心的最佳机会，但齐逢昌当年躺在病床上却常常叨咕：“快雪呢？这快雪跑哪儿去了？”齐逢昌出院后一打听才知道，那关键的若干天里，王快雪把办公地点都搬到了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在那里签文件），是因为王松奇在那里病危抢救，齐由此知道了我和王快雪的友谊深度，事后对快雪没有丝毫责怪。王快雪在我住院期间倾情倾力，贡献尤著，这也使得金融789班的老同学们很感动。某年月日，高景春到天津出差找王快雪喝酒，酒酣耳热时竟言道：“快雪，现在我宣布你也是金融789班的一名成员了！”
最后说几句
现在，吉林财贸学院金融789班中的47个同学中已走了3人（何勇、巍宝山、陈钟），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应清醒认识到：不论地位高低、财富多寡，活着就是一切。不管是否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只要我们以善心善行、感恩之情对待亲人、朋友、同学，直至单位、社会、祖国、世界，就可以坦然地宣布：我们幸福，我们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