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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日本发生了20世纪世界最大的地震灾害之一——关东大地震，这次里氏7.9级地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骇人听闻。然而无数的死难并没有激发至善和大爱，而是让日本人深深感受到了国土狭小，资源贫乏，自然灾害频发所带来的生存恐惧。开拓安全的生存空间，日益上升为震后日本的全民意志。大震四年后的1927年，“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相继出台，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曾经给予他们无私援助的中国，不断制造事端甚至惨案：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日军大肆屠杀我中国军民和外交人员；1931年9月，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抢占我东北三省；1937年7月，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头扎进军国主义侵华的不归路。
关东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时近正午，烈日当空，日本关东地区的大多数人都在准备午饭。突然地下传来一阵可怕的声音，紧接着大地剧烈地抖动起来。新落成的、高达12层的东京塔，“像一根火柴棍似的被一截两段”，无数高大建筑顷刻间土崩瓦解。
房屋一塌几乎马上起火，东京、横滨虽然开始火势很小，但因为地下供水管道破坏，消防设施也已震毁，许多街道拥挤狭窄，消防人员根本无法扑火。当大火临近时，人们还争着携带家财用具，拉着人力车逃命，结果堵塞交通，贻误救火，而且把火带过马路，致使火势不断蔓延。
就这样，从横滨港、东京湾到广漠的日本海，八千余艘船只顷刻沉没；在城镇林立、人烟稠密的关东大平原，“所有土地都如海水波涛一样上下起伏，丘陵、山峦急剧扭动着”。随着十余万间房屋的轰然倒塌，成千上万人在火中化为焦炭。曾有记者亲眼看到，在运河一带，“数百名逃生者被烧死在那儿”。从这里开始，尸臭味久久不散，“几十里外都可以闻见”。
特别悲惨的是东京下町区（墨田区），约4万人逃到被服厂广场避难。不料，由于地处下风，不久广场就被猛烈的大火包围，无路可逃，许多飞溅火星随风而至，衣物家什开始燃烧，整个避难广场一片火海。有不忍烧烤的人跳入河中，不是淹死就是被高温河水烫死，3.8万人被活活烧死于此。
日后，日本官方公布的死亡及失踪人数为14.28万人（死亡105385人），在人类历史上伤亡最重的灾难中排名第九，而其中90%都死于震后的火灾。12.8万幢建筑物全毁，12.6万幢建筑物半毁，44.7万幢建筑物被焚。东京、横滨顿时成为人间地狱。
入夜时分，近百万神情漠然、心如死灰的东京灾民，聚集在宫前广场、日比谷公园与上野公园一带。他们疲惫、麻木，如同无头苍蝇；而在他们的窃窃私议中，不仅夹杂着“大海啸要来”、“富士山将喷发”的谣言，更多的人还要求天皇立即逊位，认为只有这样灾难才会停止，余震和大火才能过去。
不仅如此，如同几十年后法国学者爱德华·贝尔所言：“大地震来临时……日本人却千方百计地阻止信息的传播。他们干扰少数尚能工作的电台。直到实在无法隐瞒真相之前，他们始终否认发生了任何异常事件……”并且，《泛太平洋》杂志编辑亨利·金尼也说道：“日本官员平时几乎无处不在，事无巨细都要施展一下他们的权力，此时却几乎从地球上消失了。甚至连警察也踪影皆无……”
其实这也好解释，仅仅七天以前，加藤友三郎首相刚刚病逝，山本权兵卫（1852-1933，日本海军之父，第16任和第22任首相）虽然得到西园寺公望（1849-1940，曾任日本首相，宫廷贵族出身，在推动日本政治由绝对主义天皇制向立宪君主制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元老的支持，但遭遇了政党的普遍反对，内阁迟迟难产。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个关头，在朝野深孚众望的西园寺元老又病倒在床；而没有他的表态，平素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政党与藩阀，都是不会出面的。他们担心自己的救灾手笔，会成为政敌攻讦的借口。
而这一切对皇太子裕仁来说，也不啻于一场梦。他清楚地记得几个月前戏剧性的一幕：出任摄政前夕，平素痴痴呆呆、间歇性地发作精神疾病的大正天皇（1912-1926年在位），却护住自己的玉玺死活不肯交出；后来是西园寺元老连哄带骗，用尽了对付顽劣幼童的手段，他才得到这个国家权力的象征……
最后，经过反复筹划，皇太子裕仁和其幕僚派出了500多只信鸽进行联络，以弥补电话线中断、信息不通之不足。裕仁还要求大阪等地派出3.5万军队在受灾城市巡逻。这时候裕仁的心理是极其复杂的，他不愿背负“不孝”的罪名，甚至寄望以此博得贤明君主的美誉。他决心转移民众的视线，不仅是逊位传统的不了了之，他还要以这个手笔，掩饰自己的无能，并顺带地为日渐臃肿腐败的官僚机构洗脱罪责……
历史就是这么的不可捉摸，当天深夜，“朝鲜人暴动了，到处放火”、“大火是社会主义者与朝鲜人所放”、“他们在水井投毒、抢劫、强奸，无恶不作”……种种说法弥漫了从东京到横滨的冒烟废墟。一夜之间，“天皇逊位”、问责政府的声浪就这样平息了。
9月2日，在裕仁与西园寺公望的支持下，山本权兵卫内阁匆促宣告成立。在政党依旧无动于衷的情况下，山本自己身兼首相、外相、文相、法相四职。而他就任后的第一个手笔，就是宣布国家进入战时体制。自然灾难就这样演变为社会事件了。
援救与杀戮
其实，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就积极伸出了援助之手。此时的中国政局，也如同日本一般，处在动荡当中。因为，这年6月份，在曹锟等人的逼迫下，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而参与驱黎的国务总理张绍曾也随即辞职，依照法律规定，由内务总长高凌摄政，代理总理职务。
这一摄政内阁在日本大地震次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随后，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并要求“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进行”，同时“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赴日”。
在政府的强力动员下，中国各界达成了罕见的一致行动。北平、上海、天津、成都等城市纷纷成立救灾团体，积极筹款筹物；演艺界由梅兰芳牵头发起成立“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组织义演，筹集善款；不少中小学生成立“募捐队”，除向学生及家长募捐外，孩子们还“手执‘救命’、‘恤邻’等字样小旗，沿途演说，挨户劝捐”…… 9月3日当天，满载着上海总商会购买的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的“新铭”号，起锚驶往日本，成为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也成为与美国军舰同时到达的第一批国际船只。稍后，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男女医士四人，救护员八人，书记会计各一人，女看护四人，队役四人，现款二万元，药料等品十余大箱”到达日本，这也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只是大地震切断了日本的交通、通信，不仅摧垮了人们的肉体，也几乎摧垮了人们的精神，幸存下来的人惊魂未定。这时，“还要爆发大地震、还有大海啸来袭、富士山将大喷发”等各种谣言开始在灾民中传播。在这种有关自然灾害将进一步加剧的谣言迅速传播的同时，从9月1日傍晚开始，还出现了与政治相关的各种谣言，在市民中引起了更大的恐慌。
在这些谣言中，与朝鲜人有关的谣言，如“日本社会受虐待的朝鲜人要趁震灾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反击日本人”（1910年，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日韩合并合约》，在朝鲜开始了长达36年的残酷殖民统治，遭到朝鲜人民的强烈反抗，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朝鲜解放），尤其为人们所深信。而且谣言越传越玄，开始时说“朝鲜人要趁地震的混乱放火”，过了一夜就说“朝鲜人抢劫、强奸、杀人、朝水井投毒”等，后来甚至出现了“朝鲜人在伊豆大岛装了炸弹而引起了地震”等说法。在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蛊惑下，一些惧怕神灵的日本人甚至开始相信朝鲜人要趁机发生暴动，并以为火灾的扩大也是由于朝鲜人的暗中活动造成的。
在这种形势下，9月2日下午，日本政府通过紧急敕令发布了戒严令，出动军队维持社会秩序。同一天，日本内务省警保局长发电报给各地方长官，电文如下：“利用东京附近发生震灾之机，朝鲜人在各地放火……现已在东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令，各地要严密巡查，严格取缔朝鲜人的活动。”3日上午，又向全国发送了“朝鲜人在各地放火，欲达到其不逞之目的……”的电报。
与此同时，他们还号召市民提高警惕，各地也组织了以在乡军人会（退伍）或青年团（地方青年组织）为主体的所谓“自卫团”，用日本刀及竹枪等武装起来，四处奔走“猎捕朝鲜人”，一旦发现，或将其杀害，或在施暴后将其交给警察或军队，手段极其残忍。虽然不久后人们开始知道有关朝鲜人暴动等只是谣言，警察厅也制定了自卫团规则，要求停止对朝鲜人的迫害，但这时被军队、警察、自卫团所杀死的朝鲜人已达数千。
更有甚者，发展到最后，警察和军人认为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指导者的大杉荣（1885-1923，日本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家、作家、社会活动家）的思想很危险，因此也借故将其杀害了。另外，有些外地的日本人由于操地方口音也被错认为是朝鲜人，遭到杀害。因为警察仅根据“15元50钱”这几个词的发音辨别是朝鲜人还是日本人，“朝鲜语中没有浊音，讲这几个词有困难”，但有些日本人同样发音不准甚至不会发音。
在屠杀朝鲜人的同时，他们还把屠刀伸向了在日华工。尽管日本政府日后一口咬定是在镇压朝鲜人的过程中“误杀”华人，但那些遇难的温州工人中，不少还没剃去满清的长辫子，穿着中式衣服，一望而知就是华人。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大屠杀中，有700多名中国人（90%是温州人）遇害。
在日本的中国工人领袖王希天，9月9日上午前往大岛町去了解和慰问受难华工，途中也被军警秘密拘捕，12日凌晨被秘密杀害。王希天是一名公费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投身到捍卫国权的运动中，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王希天同时在日本的教会工作，将大量精力花在了维护在日华工的权益上，甚至聘请日本律师为华工讨要工资，申请成立“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被不少日本人视为眼中钉。
此事一直被封锁，直到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久保野茂次日记》，人们才了解真相：“以中队长为首，诱骗王希天，说：‘你的中国同胞在骚动，你去训诫训诫吧！’说着把他带了出去，来到逆井桥旁边的铁桥处，伺候在那边的垣内中尉来了，问六中队的官长们，你们往哪儿去，休息一下吧！说时迟，那时快，从（王希天）背后，齐肩一刀斩去，然后把面庞、手、脚都斩碎，烧了衣服，掠走了身上的10元7角钱和自来水笔。”
日本屠杀中国劳工的消息很快传回中国，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怒，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王希天被害后，北洋政府也曾派出调查组赴日调查。但由于日本当局竭力掩盖真相以及当时北洋政府的无能，最终无果而终。所幸久保野茂次日记发表前两年（1973年），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长期失踪的王希天最终被确认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
滑向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泥淖
就这样，对朝鲜人和中国劳工的杀害，让关东大地震引发的皇室危机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同时，关东大地震使日本更深地体会到了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自然灾害频发所带来的生存恐惧，开拓安全的生存空间日益上升为震后日本的全民意志。震后不久，他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曾经给予他们无私援助的中国。
在这之前，即1923年3月10日，在中国外交部照会日本外务省及驻华公使，声明取消“二十一条”，并接洽收回租期届满之旅大时，日本就予以了拒绝。3月17日，在国共两党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推动下，上海成立了“国民对日外交大会”，宣告“日本犹固执不逊，即实行经济断交”。3月24日，又成立了“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由各路商界联合会等21个团体组成，通电全国，在未收回旅大前，全国对日经济绝交。
怀着饱满的爱国激情，对日经济绝交立即席卷全国，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相继推行，日本对华出口额大幅萎缩，“天津一埠损失约1200万元，上海约4000万元，通计各埠损失，已达1亿元。再就日本本年六月份全国贸易观之，输入计超过输出9600万元”。但日本政府并未妥协，他们一面宣称这是“排日仇日”行为，要求中国政府严加取缔，另一方面则以牙还牙，在宜昌和长沙先后开枪射杀中国民众，酿成“宜昌惨案”和“长沙惨案”。 其中，1923年6月1日发生的“长沙惨案”，更是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慨，各地抵制日货活动由此更加风起云涌。只是可悲的是，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来后，“经济绝交”的组织者们，竟试图将抵制日货与赈济日灾分别对待。上海总商会表示：“恤邻与自卫，并行不悖。”“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则提出：“抵货为国民自卫之策，与赈济日人急难，划然两途，盖赈济系暂时，而抵货主张，非达到最初目的，决不能稍有变更”，“救灾系尽人类互助的义务，抵货系尽国民自卫的责任，主张相容而仍不相混……吾人因不愿利用日人不幸之机会，而加以重创，亦不愿日人一时之不幸，而自贻祸患。”
如同学者所言，这种试图将所谓的日本“人民”与“政客”们分开对待的以德报怨态度，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专门研究关东大地震中国人被虐杀事件的日本学者仁木富美子，就曾经撰文指出：“在我们国土内发生过屠杀中国人的事实，那是不仅军警，就连一般百姓也参与对邻国人进行无故屠杀的残暴行为。”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大地震4年后（1927），日本内阁即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史称“田中奏折”。
随着“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的相继出台，日本国内的侵华舆论更是甚嚣尘上，日本盘踞中国东北的各侵略机关、国内的军政要员、右翼势力集团纷纷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侵略东北“是理所当然的”等等，为日本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制造种种“理论依据”。于是，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中国外交官蔡公时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日本人割舌挖眼。
不仅如此，1931年日本本州和九州等地连续发生了7.5级以上地震，损失惨重，这再一次激发了日本举国上下的危机感，蠢蠢欲动的日本军部借机向政府施压，并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日本利用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起“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东北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次年5月15日，日本海军少壮派军人及民间法西斯团体在东京发动军事政变，史称“五一五事件”。政变者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内大臣牧野伸显邸宅、三菱银行、政友会总部以及东京周围变电所，首相犬养毅被杀。由于政变规模小，缺乏建立政权的具体计划，为达目的，政变者于是自首。在审判中，军部大肆煽动舆论为政变者开脱罪责，结果，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举国一致”内阁成立，政党内阁时代结束，日本由此“开始走上陡峭的下坡路”。
1933年，日本本州再次发生大地震，并伴随着巨大的海啸，造成3000人死亡，这又迫使日本加快了对东北的殖民和掠夺，并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华北。几年后，以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的近卫步兵第三联队为中心的1500名日本军人，袭击了首相官邸等数处枢要部门，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和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重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之后占据永田町一带达四天之久，也即臭名昭彰的“二二六兵变”。
其实，这些人起事的缘由名义上是“尊皇讨奸”，实行“昭和维新”，实际上是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部队军官与幕僚军官之间的长期倾轧。只是随着这一批少壮派军官发动大规模武装政变，其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等政治诉求最终得到了实现。政变由此也成为关东大地震引发的日本经济、社会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化进程完成的标志，日本国家的政治运作完全被军部绑架，议会民主体制彻底停摆。
时隔不久，日本境内地震恢复活跃，再度陷入恐慌的日本军方于是又将侵华提上了日程。与此同时，中国也遭遇长江特大洪水，损失惨重。于是，趁中国天灾，日本在1937年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曾在赈济日灾中最为热情的上海和江浙地区，遭到日军的残酷进攻。在首都南京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其中不少死难者，12年前都为日本人捐过粮、捐过款……
自此，日本一头扎进了军国主义侵华的不归路。
必须警惕日本右翼势力
2011年3月11日13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借助灾难，日本右翼政治力量再度膨胀，不断煽动军事狂热情绪，甚至公开提出将日本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扬言要修改和平宪法，并利用钓鱼岛兴风作浪，这都不是巧合，应引起国人的关注和警惕。其实，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近年来日本极右势力恶性膨胀，控制了社会民意，绑架了国家政策，并为军国主义屡屡招魂，已经到了异常严重的地步。
在极右势力的操纵下，否定反省历史的“三大谈话”（指1982年的“宫泽谈话”，提出在日本教科书内容审定时不应刺激亚洲的“邻国条款”；1993年的“河野谈话”，就日本二战时强征慰安妇进行了道歉；1995年的“村山谈话”则就日本侵略和殖民亚洲其他国家进行了道歉。“三大谈话”均涉及了日本反省侵略历史的内容，对改善日本与亚洲受过日本侵略和殖民国家的关系，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逐渐为日本社会所接受，挑起领土争端、参拜靖国神社、否定慰安妇问题、否定南京大屠杀、美化侵略历史等等丑行也日益获得容忍。这种“集体对本国可耻过去视而不见”的做法，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日本必将再次成为亚洲动荡之源。
（责任编辑/楚文）
（电子邮箱：zhouwenji0303@165.com）
关东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时近正午，烈日当空，日本关东地区的大多数人都在准备午饭。突然地下传来一阵可怕的声音，紧接着大地剧烈地抖动起来。新落成的、高达12层的东京塔，“像一根火柴棍似的被一截两段”，无数高大建筑顷刻间土崩瓦解。
房屋一塌几乎马上起火，东京、横滨虽然开始火势很小，但因为地下供水管道破坏，消防设施也已震毁，许多街道拥挤狭窄，消防人员根本无法扑火。当大火临近时，人们还争着携带家财用具，拉着人力车逃命，结果堵塞交通，贻误救火，而且把火带过马路，致使火势不断蔓延。
就这样，从横滨港、东京湾到广漠的日本海，八千余艘船只顷刻沉没；在城镇林立、人烟稠密的关东大平原，“所有土地都如海水波涛一样上下起伏，丘陵、山峦急剧扭动着”。随着十余万间房屋的轰然倒塌，成千上万人在火中化为焦炭。曾有记者亲眼看到，在运河一带，“数百名逃生者被烧死在那儿”。从这里开始，尸臭味久久不散，“几十里外都可以闻见”。
特别悲惨的是东京下町区（墨田区），约4万人逃到被服厂广场避难。不料，由于地处下风，不久广场就被猛烈的大火包围，无路可逃，许多飞溅火星随风而至，衣物家什开始燃烧，整个避难广场一片火海。有不忍烧烤的人跳入河中，不是淹死就是被高温河水烫死，3.8万人被活活烧死于此。
日后，日本官方公布的死亡及失踪人数为14.28万人（死亡105385人），在人类历史上伤亡最重的灾难中排名第九，而其中90%都死于震后的火灾。12.8万幢建筑物全毁，12.6万幢建筑物半毁，44.7万幢建筑物被焚。东京、横滨顿时成为人间地狱。
入夜时分，近百万神情漠然、心如死灰的东京灾民，聚集在宫前广场、日比谷公园与上野公园一带。他们疲惫、麻木，如同无头苍蝇；而在他们的窃窃私议中，不仅夹杂着“大海啸要来”、“富士山将喷发”的谣言，更多的人还要求天皇立即逊位，认为只有这样灾难才会停止，余震和大火才能过去。
不仅如此，如同几十年后法国学者爱德华·贝尔所言：“大地震来临时……日本人却千方百计地阻止信息的传播。他们干扰少数尚能工作的电台。直到实在无法隐瞒真相之前，他们始终否认发生了任何异常事件……”并且，《泛太平洋》杂志编辑亨利·金尼也说道：“日本官员平时几乎无处不在，事无巨细都要施展一下他们的权力，此时却几乎从地球上消失了。甚至连警察也踪影皆无……”
其实这也好解释，仅仅七天以前，加藤友三郎首相刚刚病逝，山本权兵卫（1852-1933，日本海军之父，第16任和第22任首相）虽然得到西园寺公望（1849-1940，曾任日本首相，宫廷贵族出身，在推动日本政治由绝对主义天皇制向立宪君主制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元老的支持，但遭遇了政党的普遍反对，内阁迟迟难产。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个关头，在朝野深孚众望的西园寺元老又病倒在床；而没有他的表态，平素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政党与藩阀，都是不会出面的。他们担心自己的救灾手笔，会成为政敌攻讦的借口。
而这一切对皇太子裕仁来说，也不啻于一场梦。他清楚地记得几个月前戏剧性的一幕：出任摄政前夕，平素痴痴呆呆、间歇性地发作精神疾病的大正天皇（1912-1926年在位），却护住自己的玉玺死活不肯交出；后来是西园寺元老连哄带骗，用尽了对付顽劣幼童的手段，他才得到这个国家权力的象征……
最后，经过反复筹划，皇太子裕仁和其幕僚派出了500多只信鸽进行联络，以弥补电话线中断、信息不通之不足。裕仁还要求大阪等地派出3.5万军队在受灾城市巡逻。这时候裕仁的心理是极其复杂的，他不愿背负“不孝”的罪名，甚至寄望以此博得贤明君主的美誉。他决心转移民众的视线，不仅是逊位传统的不了了之，他还要以这个手笔，掩饰自己的无能，并顺带地为日渐臃肿腐败的官僚机构洗脱罪责……
历史就是这么的不可捉摸，当天深夜，“朝鲜人暴动了，到处放火”、“大火是社会主义者与朝鲜人所放”、“他们在水井投毒、抢劫、强奸，无恶不作”……种种说法弥漫了从东京到横滨的冒烟废墟。一夜之间，“天皇逊位”、问责政府的声浪就这样平息了。
9月2日，在裕仁与西园寺公望的支持下，山本权兵卫内阁匆促宣告成立。在政党依旧无动于衷的情况下，山本自己身兼首相、外相、文相、法相四职。而他就任后的第一个手笔，就是宣布国家进入战时体制。自然灾难就这样演变为社会事件了。
援救与杀戮
其实，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就积极伸出了援助之手。此时的中国政局，也如同日本一般，处在动荡当中。因为，这年6月份，在曹锟等人的逼迫下，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而参与驱黎的国务总理张绍曾也随即辞职，依照法律规定，由内务总长高凌摄政，代理总理职务。
这一摄政内阁在日本大地震次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随后，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并要求“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进行”，同时“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赴日”。
在政府的强力动员下，中国各界达成了罕见的一致行动。北平、上海、天津、成都等城市纷纷成立救灾团体，积极筹款筹物；演艺界由梅兰芳牵头发起成立“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组织义演，筹集善款；不少中小学生成立“募捐队”，除向学生及家长募捐外，孩子们还“手执‘救命’、‘恤邻’等字样小旗，沿途演说，挨户劝捐”…… 9月3日当天，满载着上海总商会购买的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的“新铭”号，起锚驶往日本，成为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也成为与美国军舰同时到达的第一批国际船只。稍后，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男女医士四人，救护员八人，书记会计各一人，女看护四人，队役四人，现款二万元，药料等品十余大箱”到达日本，这也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只是大地震切断了日本的交通、通信，不仅摧垮了人们的肉体，也几乎摧垮了人们的精神，幸存下来的人惊魂未定。这时，“还要爆发大地震、还有大海啸来袭、富士山将大喷发”等各种谣言开始在灾民中传播。在这种有关自然灾害将进一步加剧的谣言迅速传播的同时，从9月1日傍晚开始，还出现了与政治相关的各种谣言，在市民中引起了更大的恐慌。
在这些谣言中，与朝鲜人有关的谣言，如“日本社会受虐待的朝鲜人要趁震灾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反击日本人”（1910年，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日韩合并合约》，在朝鲜开始了长达36年的残酷殖民统治，遭到朝鲜人民的强烈反抗，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朝鲜解放），尤其为人们所深信。而且谣言越传越玄，开始时说“朝鲜人要趁地震的混乱放火”，过了一夜就说“朝鲜人抢劫、强奸、杀人、朝水井投毒”等，后来甚至出现了“朝鲜人在伊豆大岛装了炸弹而引起了地震”等说法。在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蛊惑下，一些惧怕神灵的日本人甚至开始相信朝鲜人要趁机发生暴动，并以为火灾的扩大也是由于朝鲜人的暗中活动造成的。
在这种形势下，9月2日下午，日本政府通过紧急敕令发布了戒严令，出动军队维持社会秩序。同一天，日本内务省警保局长发电报给各地方长官，电文如下：“利用东京附近发生震灾之机，朝鲜人在各地放火……现已在东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令，各地要严密巡查，严格取缔朝鲜人的活动。”3日上午，又向全国发送了“朝鲜人在各地放火，欲达到其不逞之目的……”的电报。
与此同时，他们还号召市民提高警惕，各地也组织了以在乡军人会（退伍）或青年团（地方青年组织）为主体的所谓“自卫团”，用日本刀及竹枪等武装起来，四处奔走“猎捕朝鲜人”，一旦发现，或将其杀害，或在施暴后将其交给警察或军队，手段极其残忍。虽然不久后人们开始知道有关朝鲜人暴动等只是谣言，警察厅也制定了自卫团规则，要求停止对朝鲜人的迫害，但这时被军队、警察、自卫团所杀死的朝鲜人已达数千。
更有甚者，发展到最后，警察和军人认为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指导者的大杉荣（1885-1923，日本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家、作家、社会活动家）的思想很危险，因此也借故将其杀害了。另外，有些外地的日本人由于操地方口音也被错认为是朝鲜人，遭到杀害。因为警察仅根据“15元50钱”这几个词的发音辨别是朝鲜人还是日本人，“朝鲜语中没有浊音，讲这几个词有困难”，但有些日本人同样发音不准甚至不会发音。
在屠杀朝鲜人的同时，他们还把屠刀伸向了在日华工。尽管日本政府日后一口咬定是在镇压朝鲜人的过程中“误杀”华人，但那些遇难的温州工人中，不少还没剃去满清的长辫子，穿着中式衣服，一望而知就是华人。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大屠杀中，有700多名中国人（90%是温州人）遇害。
在日本的中国工人领袖王希天，9月9日上午前往大岛町去了解和慰问受难华工，途中也被军警秘密拘捕，12日凌晨被秘密杀害。王希天是一名公费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投身到捍卫国权的运动中，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王希天同时在日本的教会工作，将大量精力花在了维护在日华工的权益上，甚至聘请日本律师为华工讨要工资，申请成立“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被不少日本人视为眼中钉。
此事一直被封锁，直到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久保野茂次日记》，人们才了解真相：“以中队长为首，诱骗王希天，说：‘你的中国同胞在骚动，你去训诫训诫吧！’说着把他带了出去，来到逆井桥旁边的铁桥处，伺候在那边的垣内中尉来了，问六中队的官长们，你们往哪儿去，休息一下吧！说时迟，那时快，从（王希天）背后，齐肩一刀斩去，然后把面庞、手、脚都斩碎，烧了衣服，掠走了身上的10元7角钱和自来水笔。”
日本屠杀中国劳工的消息很快传回中国，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怒，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王希天被害后，北洋政府也曾派出调查组赴日调查。但由于日本当局竭力掩盖真相以及当时北洋政府的无能，最终无果而终。所幸久保野茂次日记发表前两年（1973年），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长期失踪的王希天最终被确认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
滑向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泥淖
就这样，对朝鲜人和中国劳工的杀害，让关东大地震引发的皇室危机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同时，关东大地震使日本更深地体会到了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自然灾害频发所带来的生存恐惧，开拓安全的生存空间日益上升为震后日本的全民意志。震后不久，他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曾经给予他们无私援助的中国。
在这之前，即1923年3月10日，在中国外交部照会日本外务省及驻华公使，声明取消“二十一条”，并接洽收回租期届满之旅大时，日本就予以了拒绝。3月17日，在国共两党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推动下，上海成立了“国民对日外交大会”，宣告“日本犹固执不逊，即实行经济断交”。3月24日，又成立了“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由各路商界联合会等21个团体组成，通电全国，在未收回旅大前，全国对日经济绝交。
怀着饱满的爱国激情，对日经济绝交立即席卷全国，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相继推行，日本对华出口额大幅萎缩，“天津一埠损失约1200万元，上海约4000万元，通计各埠损失，已达1亿元。再就日本本年六月份全国贸易观之，输入计超过输出9600万元”。但日本政府并未妥协，他们一面宣称这是“排日仇日”行为，要求中国政府严加取缔，另一方面则以牙还牙，在宜昌和长沙先后开枪射杀中国民众，酿成“宜昌惨案”和“长沙惨案”。 其中，1923年6月1日发生的“长沙惨案”，更是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慨，各地抵制日货活动由此更加风起云涌。只是可悲的是，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来后，“经济绝交”的组织者们，竟试图将抵制日货与赈济日灾分别对待。上海总商会表示：“恤邻与自卫，并行不悖。”“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则提出：“抵货为国民自卫之策，与赈济日人急难，划然两途，盖赈济系暂时，而抵货主张，非达到最初目的，决不能稍有变更”，“救灾系尽人类互助的义务，抵货系尽国民自卫的责任，主张相容而仍不相混……吾人因不愿利用日人不幸之机会，而加以重创，亦不愿日人一时之不幸，而自贻祸患。”
如同学者所言，这种试图将所谓的日本“人民”与“政客”们分开对待的以德报怨态度，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专门研究关东大地震中国人被虐杀事件的日本学者仁木富美子，就曾经撰文指出：“在我们国土内发生过屠杀中国人的事实，那是不仅军警，就连一般百姓也参与对邻国人进行无故屠杀的残暴行为。”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大地震4年后（1927），日本内阁即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史称“田中奏折”。
随着“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的相继出台，日本国内的侵华舆论更是甚嚣尘上，日本盘踞中国东北的各侵略机关、国内的军政要员、右翼势力集团纷纷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侵略东北“是理所当然的”等等，为日本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制造种种“理论依据”。于是，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中国外交官蔡公时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日本人割舌挖眼。
不仅如此，1931年日本本州和九州等地连续发生了7.5级以上地震，损失惨重，这再一次激发了日本举国上下的危机感，蠢蠢欲动的日本军部借机向政府施压，并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日本利用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起“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东北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次年5月15日，日本海军少壮派军人及民间法西斯团体在东京发动军事政变，史称“五一五事件”。政变者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内大臣牧野伸显邸宅、三菱银行、政友会总部以及东京周围变电所，首相犬养毅被杀。由于政变规模小，缺乏建立政权的具体计划，为达目的，政变者于是自首。在审判中，军部大肆煽动舆论为政变者开脱罪责，结果，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举国一致”内阁成立，政党内阁时代结束，日本由此“开始走上陡峭的下坡路”。
1933年，日本本州再次发生大地震，并伴随着巨大的海啸，造成3000人死亡，这又迫使日本加快了对东北的殖民和掠夺，并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华北。几年后，以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的近卫步兵第三联队为中心的1500名日本军人，袭击了首相官邸等数处枢要部门，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和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重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之后占据永田町一带达四天之久，也即臭名昭彰的“二二六兵变”。
其实，这些人起事的缘由名义上是“尊皇讨奸”，实行“昭和维新”，实际上是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部队军官与幕僚军官之间的长期倾轧。只是随着这一批少壮派军官发动大规模武装政变，其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等政治诉求最终得到了实现。政变由此也成为关东大地震引发的日本经济、社会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化进程完成的标志，日本国家的政治运作完全被军部绑架，议会民主体制彻底停摆。
时隔不久，日本境内地震恢复活跃，再度陷入恐慌的日本军方于是又将侵华提上了日程。与此同时，中国也遭遇长江特大洪水，损失惨重。于是，趁中国天灾，日本在1937年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曾在赈济日灾中最为热情的上海和江浙地区，遭到日军的残酷进攻。在首都南京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其中不少死难者，12年前都为日本人捐过粮、捐过款……
自此，日本一头扎进了军国主义侵华的不归路。
必须警惕日本右翼势力
2011年3月11日13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借助灾难，日本右翼政治力量再度膨胀，不断煽动军事狂热情绪，甚至公开提出将日本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扬言要修改和平宪法，并利用钓鱼岛兴风作浪，这都不是巧合，应引起国人的关注和警惕。其实，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近年来日本极右势力恶性膨胀，控制了社会民意，绑架了国家政策，并为军国主义屡屡招魂，已经到了异常严重的地步。
在极右势力的操纵下，否定反省历史的“三大谈话”（指1982年的“宫泽谈话”，提出在日本教科书内容审定时不应刺激亚洲的“邻国条款”；1993年的“河野谈话”，就日本二战时强征慰安妇进行了道歉；1995年的“村山谈话”则就日本侵略和殖民亚洲其他国家进行了道歉。“三大谈话”均涉及了日本反省侵略历史的内容，对改善日本与亚洲受过日本侵略和殖民国家的关系，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逐渐为日本社会所接受，挑起领土争端、参拜靖国神社、否定慰安妇问题、否定南京大屠杀、美化侵略历史等等丑行也日益获得容忍。这种“集体对本国可耻过去视而不见”的做法，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日本必将再次成为亚洲动荡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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