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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行政党制度中，多党制虽然因为政党之间的相互制约监督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权力滥用与腐败，但也容易产生政党之间为争夺执政权而相互掣肘恶斗，导致决策不畅，执政效率不高；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虽然避免了多党制国家政党之间的相互掣肘恶斗，但又因为缺乏政党之间的相互制约监督而导致严重的权力滥用腐败，决策效率虽高，但执政效果不佳。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既避免了两者的各种弊端，又能充分发挥一党长期执政与多党合作制的最大优势，有效促进社会持续稳定和谐发展，这种新型政党制度为世界各国探索现代政党政治趋利避害良性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 民主监督 民主协商 清廉高效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05
在当代政党政治中，政党制度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尽管评价一种政党制度的优劣目前尚未找到举世公认的评价标准，但大体上还是可以通过政党制度发展的纵横比较，从权力运行效果、社会发展变化和人民满意程度等方面寻求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纵观近代以来中外政党制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不难发现，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核心的政党制度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型政党制度，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为现代政党政治解决党际民主监督与协商合作难题和良性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现代政党制度起源于欧洲，经过300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广为实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两党制实际上也是多党制，以典型的两党制国家——英国和美国为例，除了轮流执政的两大主要政党——保守党与工党、民主党与共和党外，实际上还有很多小党存在，有的小党还一度发展成为颇具实力的政党，如英国的自由民主党等。但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本质上都是代表某一部分阶级、阶层的利益或某一部分理念相近的群体。这些政党虽然在竞选中为了尽可能赢得更多的选票都会打着代表全民利益的旗号，但实际上上台执政后所推行的内外政策无一不是为了维护其特定阶级阶层的利益，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正因为如此，西方多党制发展到今天，其功能和目标越来越简单明确，就是为了选举执政，即通过选举赢得执政，通过执政维护自己的利益。因而政党的功能也由最初的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与管理者逐渐转变为选举机器。按照西方国家通行的做法，政党一般不设在政府、军队、企业或学校中。政党不直接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因而平时也很少开展活动。但每到政府换届，各政党就纷纷冒出来为本党候选人开展宣传造势活动。一旦选举落幕，无论是赢得选举的执政党，还是败选的在野党，除了议会中还保留政党活动外，各党派基本上都悄然退出政治舞台。赢得选举的执政党，除了总统（或总理、首相、主席）直接领导政府工作外，党组织本身并不直接领导和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在野党除了在议会中行使监督执政党权力外，更无其他直接参政议政的机会和平台。
西方多党制在获取执政权过程中，理论上说依靠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可以选举出人们心目中理想的政党和政府领导人，但现实中，由于复杂的经济、文化和历史包括选举伎俩等因素的影响，选举结果往往并不尽如人意。一些政党或候选人为了选举获胜，开出一大堆诱人的空头支票，一旦权力到手，大都不能兑现。有的候选人为了不让对方获胜，甚至不择手段抹黑打压对手，选举过后造成严重的族群对立和社会撕裂，例如，在实行多党制的我国台湾地区就有这种活生生的例证。即使在选举制度比较成熟完善的欧美，也不一定能选举出最理想的领导人，甚至有时还会选出很糟糕或争议很大的领导人，如德国希特勒和美国特朗普的当选，就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多党制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各政党出于维护本阶级阶层利益的考虑，根据手中掌握议会票数的多少，在议会中展开激烈的博弈，甚至不惜挥拳相向，议会运作瘫痪。多党制影响下的议会权力运行机制虽然在防止执政党权力滥用和推行错误决策方面能起到一定的制约监督作用，但由于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恶性竞争，往往造成决策运行不畅，执政效率低下，甚至政府工作停摆。
总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中的政党除了在选举时和议会中可以发挥作用外，基本上不直接参与领导和管理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政党与政权的关系不是一种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党际关系中，执政党与在野党也不是一种团结和谐的协商合作关系，而是一种紧张激烈的竞争和斗争关系。这种政党之间的恶斗常常导致国家决策的短期性和民粹性，执政效率不高，社会发展受阻。
众所周知，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是一党制，即共产党一党單独执政。在共产党一党单独执政情况下，不仅不允许别的政党参与执政，甚至不允许别的政党存在。原苏东地区普遍实行的一党制并非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其实，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在革命胜利前和胜利后初期实行的也都是当时通行的多党制。只是在1918年3月苏联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因为德国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受到了国内其他党派的反对。而列宁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粉碎协约国企图利用德国之手扼杀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坚持要与德国签署该条约。在说服其他党派无果的情况下，临时决定取消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从此苏联由多党制变成了一党制。后来东欧国家普遍受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也照搬了苏联的一党制。
平心而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发展初期，一党制避免了多党制中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为争夺执政权的激烈恶斗，无论是在决策还是在执行层面上，权力运行都比较顺畅。又因为没有多党制的竞选，也能保持政权的稳定性与政策的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社会高速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一党制因为缺乏党派之间的相互制约监督，很容易形成过度集权，以党干政，甚至以党代政，最后演变成执政党的独断专行。同时因为没有政党之间的竞选压力，也容易导致执政党忽视群众和脱离群众，滋生严重的官僚主义。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后期党的领导人出现的严重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现象，党员干部中普遍出现的严重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现象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和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来说，中国的政党制度既不是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而是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其他政党参政，执政党与参政党既相互制约监督又相互协商合作的政党制度，这种政党制度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型政党制度。判断一种政党制度的好坏优劣，可从政党的性质和自身管理、政党之间关系以及政党对社会发展影响三个维度来思考。
从政党的性质和自身管理来说，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和组织上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彰显了党的强大凝聚力与战斗力。相对于西方政党本质上都是代表某一阶级阶层利益来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性为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所确立的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一个“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在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下，仅仅用了28年时间，就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地站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其成为执政党后继续履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全面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用了不到70年的时间就让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和强起来。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高擎民族伟大复兴旗帜，引领中国人民朝着既定的目标砥砺前进。与此同时，代表各个不同阶级基层利益的民主党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目标下，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携手共进，形成了中国政党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3]这种植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的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政党制度以及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相比，有着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政治优势。
相对于西方政党自身管理普遍比较松散软弱的特点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政党。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高度集中统一是保持政党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的重要条件。从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严格按照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坚决反对党内组织派别活动。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纲就明确规定入党申请者“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4]党的第一部党章也明确规定，入党之后，“言论和行动有违背党的章程和各执行决议案，无故两次不参加大会，泄露党的机密的党员等都必须开除。”[5]1927年，党的五大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6]从此，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载入党章。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强调了党的集中统一。[7]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也把反对宗派主义列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和各种严峻挑战，但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虽然也发生过几次严重的党内分裂活动，但都被及时坚决地挫败了，始终维护了党的团结与统一。中国共产党虽然很重视党的集中统一，但又不像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那样因为过度集权，导致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最终破坏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团结与统一。在加强和改进党内政治生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强调党的高度集中统一，同时又重视党内民主与和谐，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8]
从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来说，既相互制约监督又相互协商合作有效促进了政党之间的良性发展。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执政党与在野党或参政党之间能不能保持良性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直接影响政党政治的运行效果。与西方多党制中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恶斗关系以及苏东一党制中缺乏政党之间相互制约监督关系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执政党与参政党是一种相向而行，既相互制约监督又相互协商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这种既相互制约监督又相互协商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诉求形成的制度创新。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相互监督与相互合作的实践。1940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提出著名的“三三制”原则，让代表不同利益的阶级阶层共同参与根据地政权建设，同时又相互制约监督。1949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新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诞生的新政权中，各民主党派都占有很多重要席位，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参政的各民主党派践行民主监督与民主协商的良好开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像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实行一党制，真诚地邀请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并提出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从而把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作为制度正式确立下来。虽然后来这种多党合作制度一度受到“左”的干扰，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0]的方针。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从此参政党的民主监督与民主协商得到了宪法的保障。[11]党的十九大进一步肯定这种“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民主协商与民主监督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12]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执政党与参政党既相互制约监督又相互协调合作的新型政党制度，既避免了多党制中各党派为了争夺执政权而相互恶斗的弊端，又避免了一党制中因缺乏党际监督而容易产生的权力滥用与腐败的顽疾。 从政党对社会发展影响力来说，坚持一党长期执政与多党合作有力保证了中国社会高速、稳定、和谐发展。政党产生于社会的发展，政党又影响社会的发展，但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政党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差别很大。在各种不同性质和类型政党制度中，发展到今天以选举为主要功能的西方政党制度除了在选举国家领导人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外，由于西方政党组织上管理比较松散，政党功能上很少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因而政党直接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不大，倒是政党推选的候选人获胜后，其个人执政的的理念、能力和风格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较大，但这种影响也有好有坏，充满着不确定性。而且由于频繁的选举不断更替国家领导人，导致国家一是不能从长远的角度科学规划社会发展，二是随着不同风格领导人的上台执政，政策朝令夕改，就像这次美国共和党推选的特朗普，一上台就基本上推翻了上届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国内国际政策。这种政党作用的不确定性和国家领导人频繁改变实际上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而以权力过度集中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组织管理比较严格，避免了西方多党制的这些弊端，但因为一党制缺乏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监督，导致权力严重滥用和腐败，党的自身建设和社会发展缺乏改革的动力与活力，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其执政效果普遍不佳，最终垮台解体。
与西方的多党制和苏东一党制中存在的这些弊端不同，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社会发展发挥着持续稳定和高速高效的促进作用。一个国家和社会能不能又好又快发展，与它是否有一个持续稳定和相互协商合作的执政团队有很大关系。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发展实践证明，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连续执政以及与参政党的真诚协商合作，为中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稳定、和谐的必要条件，从而避免了国外政党制度中因政党和领导人频繁改变而造成的施政的朝令夕改和短期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
由是观之，一种政党制度的好坏优劣，既不是靠政党自己吹出来的，也不是靠对手抹黑得了的，而是靠历史和人民来证明的。凡是推动历史进步发展和得到人民拥护支持的就是好的政党制度。正如习总书记说的：“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而产生的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这种新型政党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曾出现过较长时间的多党制，但最终因为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和国家的统一与发展而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在二战期间一些东欧和亚洲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相继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一党制国家后，毛泽东严肃思考了这个问题：“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将来也可以如此。”[14]在经过慎重考虑和比较后，我们既没有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也没有照抄苏东的一党制，而是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成功实践，不仅得到本国人民的肯定和支持，也得到境外国外的认同与赞誉。饱受政党恶斗之苦的原香港特首、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亲历了香港和大陆的政党体制实际运作过程后，盛赞大陆的政协会议“没有官腔，没有人做秀，更没有人拉布（恶意瘫痪议会议事程序），大家都是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地共同寻求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体制中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15]2018年“两会”期间，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尔代拉发言时谈到中国的成功原因时表示：“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政治制度的突出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其他政党，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务实而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且一道为实现远大目标而奋斗。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16]由此可見，这种既有集中统一领导，又有民主协商的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和拓展，也为各国政党探索趋利避害良性发展的现代政党政治提供了中国方案。
[1]姜赟、陈凌：《习近平两会上首提“新型政党制度”》，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8/0304/c1003-29846958.html。
[2][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中国统一战线辞典编委会：《中国统一战线辞典》，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20页。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页。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97页。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44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528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40页。
[9][1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10]江泽民：《努力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1990年6月11日），《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239页。
[11]曹健民主编：《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和现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6页。
[13]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15]《梁振英称政协制度“没有辩论，没有拉布”凸显中国政治体制优势》，http：//www.zaobao.com/wencui/politic/story20180307-840698。
[16]《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307/c64387-29852186.html。
责 编/杨昀赟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 民主监督 民主协商 清廉高效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05
在当代政党政治中，政党制度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尽管评价一种政党制度的优劣目前尚未找到举世公认的评价标准，但大体上还是可以通过政党制度发展的纵横比较，从权力运行效果、社会发展变化和人民满意程度等方面寻求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纵观近代以来中外政党制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不难发现，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核心的政党制度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型政党制度，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为现代政党政治解决党际民主监督与协商合作难题和良性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充满激烈竞争恶斗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
现代政党制度起源于欧洲，经过300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广为实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两党制实际上也是多党制，以典型的两党制国家——英国和美国为例，除了轮流执政的两大主要政党——保守党与工党、民主党与共和党外，实际上还有很多小党存在，有的小党还一度发展成为颇具实力的政党，如英国的自由民主党等。但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本质上都是代表某一部分阶级、阶层的利益或某一部分理念相近的群体。这些政党虽然在竞选中为了尽可能赢得更多的选票都会打着代表全民利益的旗号，但实际上上台执政后所推行的内外政策无一不是为了维护其特定阶级阶层的利益，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正因为如此，西方多党制发展到今天，其功能和目标越来越简单明确，就是为了选举执政，即通过选举赢得执政，通过执政维护自己的利益。因而政党的功能也由最初的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与管理者逐渐转变为选举机器。按照西方国家通行的做法，政党一般不设在政府、军队、企业或学校中。政党不直接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因而平时也很少开展活动。但每到政府换届，各政党就纷纷冒出来为本党候选人开展宣传造势活动。一旦选举落幕，无论是赢得选举的执政党，还是败选的在野党，除了议会中还保留政党活动外，各党派基本上都悄然退出政治舞台。赢得选举的执政党，除了总统（或总理、首相、主席）直接领导政府工作外，党组织本身并不直接领导和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在野党除了在议会中行使监督执政党权力外，更无其他直接参政议政的机会和平台。
西方多党制在获取执政权过程中，理论上说依靠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可以选举出人们心目中理想的政党和政府领导人，但现实中，由于复杂的经济、文化和历史包括选举伎俩等因素的影响，选举结果往往并不尽如人意。一些政党或候选人为了选举获胜，开出一大堆诱人的空头支票，一旦权力到手，大都不能兑现。有的候选人为了不让对方获胜，甚至不择手段抹黑打压对手，选举过后造成严重的族群对立和社会撕裂，例如，在实行多党制的我国台湾地区就有这种活生生的例证。即使在选举制度比较成熟完善的欧美，也不一定能选举出最理想的领导人，甚至有时还会选出很糟糕或争议很大的领导人，如德国希特勒和美国特朗普的当选，就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多党制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各政党出于维护本阶级阶层利益的考虑，根据手中掌握议会票数的多少，在议会中展开激烈的博弈，甚至不惜挥拳相向，议会运作瘫痪。多党制影响下的议会权力运行机制虽然在防止执政党权力滥用和推行错误决策方面能起到一定的制约监督作用，但由于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恶性竞争，往往造成决策运行不畅，执政效率低下，甚至政府工作停摆。
总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中的政党除了在选举时和议会中可以发挥作用外，基本上不直接参与领导和管理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政党与政权的关系不是一种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党际关系中，执政党与在野党也不是一种团结和谐的协商合作关系，而是一种紧张激烈的竞争和斗争关系。这种政党之间的恶斗常常导致国家决策的短期性和民粹性，执政效率不高，社会发展受阻。
缺乏制约监督的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党制
众所周知，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是一党制，即共产党一党單独执政。在共产党一党单独执政情况下，不仅不允许别的政党参与执政，甚至不允许别的政党存在。原苏东地区普遍实行的一党制并非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其实，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在革命胜利前和胜利后初期实行的也都是当时通行的多党制。只是在1918年3月苏联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因为德国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受到了国内其他党派的反对。而列宁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粉碎协约国企图利用德国之手扼杀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坚持要与德国签署该条约。在说服其他党派无果的情况下，临时决定取消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从此苏联由多党制变成了一党制。后来东欧国家普遍受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也照搬了苏联的一党制。
平心而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发展初期，一党制避免了多党制中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为争夺执政权的激烈恶斗，无论是在决策还是在执行层面上，权力运行都比较顺畅。又因为没有多党制的竞选，也能保持政权的稳定性与政策的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社会高速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一党制因为缺乏党派之间的相互制约监督，很容易形成过度集权，以党干政，甚至以党代政，最后演变成执政党的独断专行。同时因为没有政党之间的竞选压力，也容易导致执政党忽视群众和脱离群众，滋生严重的官僚主义。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后期党的领导人出现的严重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现象，党员干部中普遍出现的严重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现象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既相互监督又相互合作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和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来说，中国的政党制度既不是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而是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其他政党参政，执政党与参政党既相互制约监督又相互协商合作的政党制度，这种政党制度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型政党制度。判断一种政党制度的好坏优劣，可从政党的性质和自身管理、政党之间关系以及政党对社会发展影响三个维度来思考。
从政党的性质和自身管理来说，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和组织上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彰显了党的强大凝聚力与战斗力。相对于西方政党本质上都是代表某一阶级阶层利益来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性为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所确立的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一个“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在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下，仅仅用了28年时间，就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地站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其成为执政党后继续履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全面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用了不到70年的时间就让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和强起来。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高擎民族伟大复兴旗帜，引领中国人民朝着既定的目标砥砺前进。与此同时，代表各个不同阶级基层利益的民主党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目标下，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携手共进，形成了中国政党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3]这种植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的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政党制度以及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相比，有着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政治优势。
相对于西方政党自身管理普遍比较松散软弱的特点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政党。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高度集中统一是保持政党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的重要条件。从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严格按照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坚决反对党内组织派别活动。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纲就明确规定入党申请者“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4]党的第一部党章也明确规定，入党之后，“言论和行动有违背党的章程和各执行决议案，无故两次不参加大会，泄露党的机密的党员等都必须开除。”[5]1927年，党的五大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6]从此，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载入党章。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强调了党的集中统一。[7]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也把反对宗派主义列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和各种严峻挑战，但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虽然也发生过几次严重的党内分裂活动，但都被及时坚决地挫败了，始终维护了党的团结与统一。中国共产党虽然很重视党的集中统一，但又不像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那样因为过度集权，导致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最终破坏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团结与统一。在加强和改进党内政治生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强调党的高度集中统一，同时又重视党内民主与和谐，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8]
从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来说，既相互制约监督又相互协商合作有效促进了政党之间的良性发展。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执政党与在野党或参政党之间能不能保持良性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直接影响政党政治的运行效果。与西方多党制中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恶斗关系以及苏东一党制中缺乏政党之间相互制约监督关系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执政党与参政党是一种相向而行，既相互制约监督又相互协商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这种既相互制约监督又相互协商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诉求形成的制度创新。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相互监督与相互合作的实践。1940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提出著名的“三三制”原则，让代表不同利益的阶级阶层共同参与根据地政权建设，同时又相互制约监督。1949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新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诞生的新政权中，各民主党派都占有很多重要席位，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参政的各民主党派践行民主监督与民主协商的良好开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像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实行一党制，真诚地邀请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并提出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从而把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作为制度正式确立下来。虽然后来这种多党合作制度一度受到“左”的干扰，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0]的方针。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从此参政党的民主监督与民主协商得到了宪法的保障。[11]党的十九大进一步肯定这种“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民主协商与民主监督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12]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执政党与参政党既相互制约监督又相互协调合作的新型政党制度，既避免了多党制中各党派为了争夺执政权而相互恶斗的弊端，又避免了一党制中因缺乏党际监督而容易产生的权力滥用与腐败的顽疾。 从政党对社会发展影响力来说，坚持一党长期执政与多党合作有力保证了中国社会高速、稳定、和谐发展。政党产生于社会的发展，政党又影响社会的发展，但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政党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差别很大。在各种不同性质和类型政党制度中，发展到今天以选举为主要功能的西方政党制度除了在选举国家领导人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外，由于西方政党组织上管理比较松散，政党功能上很少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因而政党直接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不大，倒是政党推选的候选人获胜后，其个人执政的的理念、能力和风格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较大，但这种影响也有好有坏，充满着不确定性。而且由于频繁的选举不断更替国家领导人，导致国家一是不能从长远的角度科学规划社会发展，二是随着不同风格领导人的上台执政，政策朝令夕改，就像这次美国共和党推选的特朗普，一上台就基本上推翻了上届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国内国际政策。这种政党作用的不确定性和国家领导人频繁改变实际上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而以权力过度集中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组织管理比较严格，避免了西方多党制的这些弊端，但因为一党制缺乏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监督，导致权力严重滥用和腐败，党的自身建设和社会发展缺乏改革的动力与活力，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其执政效果普遍不佳，最终垮台解体。
与西方的多党制和苏东一党制中存在的这些弊端不同，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社会发展发挥着持续稳定和高速高效的促进作用。一个国家和社会能不能又好又快发展，与它是否有一个持续稳定和相互协商合作的执政团队有很大关系。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发展实践证明，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连续执政以及与参政党的真诚协商合作，为中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稳定、和谐的必要条件，从而避免了国外政党制度中因政党和领导人频繁改变而造成的施政的朝令夕改和短期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
由是观之，一种政党制度的好坏优劣，既不是靠政党自己吹出来的，也不是靠对手抹黑得了的，而是靠历史和人民来证明的。凡是推动历史进步发展和得到人民拥护支持的就是好的政党制度。正如习总书记说的：“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而产生的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这种新型政党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曾出现过较长时间的多党制，但最终因为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和国家的统一与发展而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在二战期间一些东欧和亚洲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相继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一党制国家后，毛泽东严肃思考了这个问题：“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将来也可以如此。”[14]在经过慎重考虑和比较后，我们既没有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也没有照抄苏东的一党制，而是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成功实践，不仅得到本国人民的肯定和支持，也得到境外国外的认同与赞誉。饱受政党恶斗之苦的原香港特首、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亲历了香港和大陆的政党体制实际运作过程后，盛赞大陆的政协会议“没有官腔，没有人做秀，更没有人拉布（恶意瘫痪议会议事程序），大家都是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地共同寻求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体制中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15]2018年“两会”期间，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尔代拉发言时谈到中国的成功原因时表示：“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政治制度的突出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其他政党，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务实而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且一道为实现远大目标而奋斗。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16]由此可見，这种既有集中统一领导，又有民主协商的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和拓展，也为各国政党探索趋利避害良性发展的现代政党政治提供了中国方案。
注释
[1]姜赟、陈凌：《习近平两会上首提“新型政党制度”》，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8/0304/c1003-29846958.html。
[2][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中国统一战线辞典编委会：《中国统一战线辞典》，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20页。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页。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97页。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44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528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40页。
[9][1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10]江泽民：《努力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1990年6月11日），《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239页。
[11]曹健民主编：《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和现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6页。
[13]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15]《梁振英称政协制度“没有辩论，没有拉布”凸显中国政治体制优势》，http：//www.zaobao.com/wencui/politic/story20180307-840698。
[16]《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307/c64387-29852186.html。
责 编/杨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