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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艺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当下，急剧变化下的社会环境、文化生态、审美理念、观演方式也对戏曲艺术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为严峻的考验，而业内意识的六大“不足”，阻碍着上海戏曲的传承和发展。
本土业内对戏曲传承与创新的思考不足
2015年初，《人民日报》相继发文认为：“要做到好的继承和创新，关键是要厘清具体的文化形态在产生、发展过程中与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相适应的因果逻辑，然后从中找到至今依然生效的内在规律性”；“传承和创新，都是对话的产物，即文化在古与今、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对话中生成变化，是与时俱进的结果”。
每一次戏曲观念与意识的博弈与突围，都从文化层面对戏曲状态把脉，其真知灼见，给予了从业者意识形态的引领进而催生精品佳作。当下戏曲在传承中创新的共识下，评论界正在深层地探讨“传承”精神的属性与意义。
而在沪上，较多是以单纯一部戏、一个演员、一个剧种的纪念式论坛，尚未能支撑起本土戏曲界观念的讨论与意识更新，对于当下戏曲传承与发展的思考与观照的追求，媒体与评论几乎整体缺席，与北京和国家级媒体相比呈现失语状态。上海本地戏曲从业者对本土戏曲在全国的方位，判断存在分歧或失焦状态。
戏曲后备力量与“代际转换”危机意识不足
近年来，先后有戏校和剧团共同委培的学生毕业。2013年，上海沪剧院委培的毕业班集体进团工作，院里专门为他们成立了青年团。2014年，上海昆剧的第五代传人“昆五班”也结束学业进入上海昆剧团。2014年元月，上海戏剧学院越剧历史上第一批本科生班尝试在剧场公开“期末考试”；而成立7年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举行了连续两天四场的年度汇报演出……沪上戏曲院团由上海戏剧学院委培的几个班集中毕业，他们都具备了本科的学历，体现了上海独特的戏曲教育资源与人才培育意识。但是，当舞台被观众需求的40、50后艺术家与60、70后中生代占领，走出校园的90后们是否能够成就戏曲人才，而非跑龙套的“后备力量”，还需树立传承历史，打通舞台通道。
对“技”与“艺”、“形”与“神”的关系
理解不足
对于戏曲的传承仍存在一个误区：重心更倾向于技艺、技术和技巧的继承。如今很多传统戏及新编作品，一切的外在形式都堪称完美，但唯独剧作本身经不起推敲；而青年演员四功五法的基础虽打得扎实，但人物塑造却始终流于肤浅的表面。单纯的技艺、技术和技巧与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期待十分遥远。戏曲艺术首先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包括传统美德、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审美判断等，这才是传承的主脉。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深厚的内容积淀，技术外壳的形似只可能是徒劳无功。
近年来，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的全国戏剧青年人才“研修班”，涉及了“编导音评美”五个分类，尚未涉及演员行当。而上海剧协坚持多年开设的“戏剧青年演员读书班”，让“编导演”大家传授创作经验，让专家开拓文化视野，受到参与院团和青年演员一致好评；但也有少数院团对青年演员在职学习的渴望关注度不够，反映出主管者对青年演员提升文化素养缺乏重视，也折射到戏曲教育中一直存在的弊端——虽然在几大剧种的戏校教育体制中，上海已经注重前辈艺术家的言传身教，但是不少青年学子走出校门进入院团之后，普遍重“技”轻“艺”、重“武”轻“文”、重“形”轻“神”，从技能教育到达真“领悟”的舞台行为还需要个人的艺术天赋和文化启迪。
改变传统戏、新编戏中的人物“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之嫌，让上海中青年戏曲演员形成独立风格和代表作品已是当务之急。
对演员之外的戏曲人才培养及储备意识不足
戏以人传、以人带戏，但这个过程不仅局限于演员。戏是整体，无论传承还是创新，都是由台前幕后包括编剧、导演、灯光、舞美、化妆、舞台监督等方方面面的人员协调完成，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剧目呈现的最终效果。
演员是舞台的中心，但聚光灯外所有人才的积累与培养也不能忽视。如，戏曲音乐创作与唱腔设计人才的问题比较突出。当今戏曲音乐创作与唱腔设计人才后继乏人，已足以影响到剧目的声腔上与戏曲音乐上的贡献，制约了剧种的发展，趋同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上海已经开设过不少戏剧类人才的培训班，网罗了上海各大戏曲院团的幕后青年人才，也挖掘了一批有潜力、有创作欲望的年轻人。但从时间和规模来看，是远远不能满足当前上海戏曲发展需求的。如何进一步扩大幕后人才的培养力度？如何行之有效地将培养与具体的传承和创新实践相结合？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对戏曲文化生态修复与发展的意识不足
方言，是地方剧种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承载了区别于其他剧种的地域文化和历史脉络，是戏曲传承和创新中唯一不能改变的基因坐标。但近些年，城市发展的同质化使各地的文化特征逐渐淡化，普通话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及思维语言的主导。从戏曲教育的角度看，没了方言和地域文化浇灌为基础的学习，必然缺少了对于传统和历史的敬畏之心，而从观众角度来看，没了对方言的认知和了解，也必然缺少对于剧种本体的文化认同。
上海沪剧院曾一度面临生源窘境，只能把视野延伸在外地，外地生源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教上海话就用了足足一年。经历了招生之难后，上海沪剧院把眼光放在了刚步入学堂的娃娃身上，通过开办“沪语训练营”依托方言教学培养小观众对沪剧的兴趣。
面临全球化文化环境中的快餐娱乐文化的崛起，在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戏曲院团在市场搏击中始终趋于弱势。新形势不但考验着从业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也检验着整体队伍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当文化界的精英人士对民族戏曲的关注也越来越少，我们很难再看到像田汉、欧阳予倩这样的文化名人身体力行地为戏曲事业撰写文本及出谋划策。
应该看到，戏曲文化生态的修复和文化自信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回归和重建是整个社会与全民意识艰难而漫长的修复的过程。我们的戏曲工作者如何更加主动有为，从国家文化战略层面上理解并真正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和使命。
传播滞后导致受众对戏曲作品认知度不足
在2015年“与城市同行——上海京剧院未来之路”论坛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提出了：第一，练眼光。用什么样的本子来做历史新编剧、应该传承什么样的传统经典？第二，练运作。京剧是一个团体艺术，不要把它碎片化，单打独斗。第三，要练推广。在互联网的新时代，不仅仅是做京昆“follow me”这样的推广活动，必须要利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多做推广。
从传统的纸媒到星罗棋布的网络媒体再到如今人人都能“发声”的自媒体时代，对于剧目的宣传也早应从一板一眼的官方介绍到微博、微信、网络、客户端、软文等新形式全方位的“狂轰乱炸”。但调查的现状却是，上海不少戏曲院团仍旧缺乏相应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缺乏对具体剧目或演员包装、推广与营销的宏观思维。
如王珮瑜横跨全年的个人专场、巡回演唱会系列，以及张军昆曲艺术中心推出的《春江花月夜》，从前期的包装、宣传，到中期整体营销的方式以及后期演出的互动交流等等在市场上都收获了很大的关注和反响，这些举措均靠他们的“粉丝团队”倾力推动。包括越剧《甄嬛》连续数十场的驻场演出，也是借力民间公司运作，取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赢。这几年，上海的戏曲院团虽然都陆续开通微博、微信，也尝试着用会员制、优惠制等各种方式扩大整体影响力，但尚未呈现主动状态，包括尚未对市场嗅觉判断和对观众欣赏诉求判断敏锐和准确度的把握。
从院团、观众和市场角度来看，几十年前，这三者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和频繁的互动，任何一方的变动都能激起另外两方的反应和作为。如今，市场的萎缩、观众的更迭对于院团在传承与创新上的尝试来说都缺了相当的认知和反应速度，并没有构成院团对自身运营的参照要件。
本土业内对戏曲传承与创新的思考不足
2015年初，《人民日报》相继发文认为：“要做到好的继承和创新，关键是要厘清具体的文化形态在产生、发展过程中与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相适应的因果逻辑，然后从中找到至今依然生效的内在规律性”；“传承和创新，都是对话的产物，即文化在古与今、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对话中生成变化，是与时俱进的结果”。
每一次戏曲观念与意识的博弈与突围，都从文化层面对戏曲状态把脉，其真知灼见，给予了从业者意识形态的引领进而催生精品佳作。当下戏曲在传承中创新的共识下，评论界正在深层地探讨“传承”精神的属性与意义。
而在沪上，较多是以单纯一部戏、一个演员、一个剧种的纪念式论坛，尚未能支撑起本土戏曲界观念的讨论与意识更新，对于当下戏曲传承与发展的思考与观照的追求，媒体与评论几乎整体缺席，与北京和国家级媒体相比呈现失语状态。上海本地戏曲从业者对本土戏曲在全国的方位，判断存在分歧或失焦状态。
戏曲后备力量与“代际转换”危机意识不足
近年来，先后有戏校和剧团共同委培的学生毕业。2013年，上海沪剧院委培的毕业班集体进团工作，院里专门为他们成立了青年团。2014年，上海昆剧的第五代传人“昆五班”也结束学业进入上海昆剧团。2014年元月，上海戏剧学院越剧历史上第一批本科生班尝试在剧场公开“期末考试”；而成立7年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举行了连续两天四场的年度汇报演出……沪上戏曲院团由上海戏剧学院委培的几个班集中毕业，他们都具备了本科的学历，体现了上海独特的戏曲教育资源与人才培育意识。但是，当舞台被观众需求的40、50后艺术家与60、70后中生代占领，走出校园的90后们是否能够成就戏曲人才，而非跑龙套的“后备力量”，还需树立传承历史，打通舞台通道。
对“技”与“艺”、“形”与“神”的关系
理解不足
对于戏曲的传承仍存在一个误区：重心更倾向于技艺、技术和技巧的继承。如今很多传统戏及新编作品，一切的外在形式都堪称完美，但唯独剧作本身经不起推敲；而青年演员四功五法的基础虽打得扎实，但人物塑造却始终流于肤浅的表面。单纯的技艺、技术和技巧与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期待十分遥远。戏曲艺术首先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包括传统美德、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审美判断等，这才是传承的主脉。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深厚的内容积淀，技术外壳的形似只可能是徒劳无功。
近年来，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的全国戏剧青年人才“研修班”，涉及了“编导音评美”五个分类，尚未涉及演员行当。而上海剧协坚持多年开设的“戏剧青年演员读书班”，让“编导演”大家传授创作经验，让专家开拓文化视野，受到参与院团和青年演员一致好评；但也有少数院团对青年演员在职学习的渴望关注度不够，反映出主管者对青年演员提升文化素养缺乏重视，也折射到戏曲教育中一直存在的弊端——虽然在几大剧种的戏校教育体制中，上海已经注重前辈艺术家的言传身教，但是不少青年学子走出校门进入院团之后，普遍重“技”轻“艺”、重“武”轻“文”、重“形”轻“神”，从技能教育到达真“领悟”的舞台行为还需要个人的艺术天赋和文化启迪。
改变传统戏、新编戏中的人物“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之嫌，让上海中青年戏曲演员形成独立风格和代表作品已是当务之急。
对演员之外的戏曲人才培养及储备意识不足
戏以人传、以人带戏，但这个过程不仅局限于演员。戏是整体，无论传承还是创新，都是由台前幕后包括编剧、导演、灯光、舞美、化妆、舞台监督等方方面面的人员协调完成，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剧目呈现的最终效果。
演员是舞台的中心，但聚光灯外所有人才的积累与培养也不能忽视。如，戏曲音乐创作与唱腔设计人才的问题比较突出。当今戏曲音乐创作与唱腔设计人才后继乏人，已足以影响到剧目的声腔上与戏曲音乐上的贡献，制约了剧种的发展，趋同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上海已经开设过不少戏剧类人才的培训班，网罗了上海各大戏曲院团的幕后青年人才，也挖掘了一批有潜力、有创作欲望的年轻人。但从时间和规模来看，是远远不能满足当前上海戏曲发展需求的。如何进一步扩大幕后人才的培养力度？如何行之有效地将培养与具体的传承和创新实践相结合？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对戏曲文化生态修复与发展的意识不足
方言，是地方剧种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承载了区别于其他剧种的地域文化和历史脉络，是戏曲传承和创新中唯一不能改变的基因坐标。但近些年，城市发展的同质化使各地的文化特征逐渐淡化，普通话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及思维语言的主导。从戏曲教育的角度看，没了方言和地域文化浇灌为基础的学习，必然缺少了对于传统和历史的敬畏之心，而从观众角度来看，没了对方言的认知和了解，也必然缺少对于剧种本体的文化认同。
上海沪剧院曾一度面临生源窘境，只能把视野延伸在外地，外地生源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教上海话就用了足足一年。经历了招生之难后，上海沪剧院把眼光放在了刚步入学堂的娃娃身上，通过开办“沪语训练营”依托方言教学培养小观众对沪剧的兴趣。
面临全球化文化环境中的快餐娱乐文化的崛起，在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戏曲院团在市场搏击中始终趋于弱势。新形势不但考验着从业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也检验着整体队伍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当文化界的精英人士对民族戏曲的关注也越来越少，我们很难再看到像田汉、欧阳予倩这样的文化名人身体力行地为戏曲事业撰写文本及出谋划策。
应该看到，戏曲文化生态的修复和文化自信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回归和重建是整个社会与全民意识艰难而漫长的修复的过程。我们的戏曲工作者如何更加主动有为，从国家文化战略层面上理解并真正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和使命。
传播滞后导致受众对戏曲作品认知度不足
在2015年“与城市同行——上海京剧院未来之路”论坛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提出了：第一，练眼光。用什么样的本子来做历史新编剧、应该传承什么样的传统经典？第二，练运作。京剧是一个团体艺术，不要把它碎片化，单打独斗。第三，要练推广。在互联网的新时代，不仅仅是做京昆“follow me”这样的推广活动，必须要利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多做推广。
从传统的纸媒到星罗棋布的网络媒体再到如今人人都能“发声”的自媒体时代，对于剧目的宣传也早应从一板一眼的官方介绍到微博、微信、网络、客户端、软文等新形式全方位的“狂轰乱炸”。但调查的现状却是，上海不少戏曲院团仍旧缺乏相应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缺乏对具体剧目或演员包装、推广与营销的宏观思维。
如王珮瑜横跨全年的个人专场、巡回演唱会系列，以及张军昆曲艺术中心推出的《春江花月夜》，从前期的包装、宣传，到中期整体营销的方式以及后期演出的互动交流等等在市场上都收获了很大的关注和反响，这些举措均靠他们的“粉丝团队”倾力推动。包括越剧《甄嬛》连续数十场的驻场演出，也是借力民间公司运作，取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赢。这几年，上海的戏曲院团虽然都陆续开通微博、微信，也尝试着用会员制、优惠制等各种方式扩大整体影响力，但尚未呈现主动状态，包括尚未对市场嗅觉判断和对观众欣赏诉求判断敏锐和准确度的把握。
从院团、观众和市场角度来看，几十年前，这三者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和频繁的互动，任何一方的变动都能激起另外两方的反应和作为。如今，市场的萎缩、观众的更迭对于院团在传承与创新上的尝试来说都缺了相当的认知和反应速度，并没有构成院团对自身运营的参照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