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有语言问题，其一便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即说和写）分家的问题。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必须有所区别，这是常理，中外皆然。外国的文学作品或其他形式的作品，都是靠“写”出来的而不是靠“说”出来的。有谁主张百分之百的“说写统一”，都是外行话。一个人的说，包括说得生动、精彩，原封不动地变成文字作品是不行的，必须大改特该。这是因为，一个人说得生动、精彩，往往要借用情态、语调和手势等动作。至于用语、用词、标点是否准确和得当，听者也不太关注。书面语言就不同了，必须靠读者逐字逐句去读，此外看不到也听不到作者的情态、声调、手势。因此，要想把书面语言搞得通顺，搞得生动，搞得精当，作者的“写功”是十分重要的。如何把写功弄得达标？头一条就是靠练！因此，提倡说和写的绝对统一是无知，是蠢话。
　　


　　不过，中国的说与写分家太久，也太极端，这是弊病。中国古代的民歌总集《诗经》，虽然号称民歌，但大多数的“民”是听不懂也读不懂的。更不要说《尚书》、《周易》、《春秋》了！
　　那时的书面文字，不是平民的公用之物，而是上层之人的圣物，功能之一便是以此压迫民，威慑民。所以中国的说与写分家、语与文分家分得太死，太厉害，无论如何也是缺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废除古文，提倡白话文，毕竟是有大功的。
　　但是万事都有个正确与偏颇的问题，即把某事说得一无是处或万般皆好。中国古代的说写分家、语文分家，弄得太神圣固然不一定好，但尊重书面语言本身的特殊价值却没有错。“五四”废除以“八股”为代表的僵死语言和虚伪文风是对的，但横扫几千年中国所有的古文（特别是不放过确有生动性的古文化、古文学、古文采）注定带来后患。尤其是将说和写、语和文看成一回事，视为一律平等，这样的失误一直延续至今。
　　今天，中国的语言问题仍很醒目。正确的提法应当是：口头语言应注进一点书面语言的精髓性；书面语言应注进一点口头语言的活泼性。但是真的坐到却有难度，有时还使两者都走向另一种极端。
　　眼下，中国能说能写的人多了起来，空前之多。这当然是好事，值得肯定。但口头语言的过分口语化，书面语言的过分书面化，都是可忧的。
　　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或以卖俗为业的笑星之类，天天使用的和表现的都是随意性极强的口头语言，这都不必指误、指责。但是行政官员、专家学者、人民教师，登上讲台或课堂满口都是毫无书面语言特色的口头语，也不管所讲的话是否合乎语法，是否讲求一点修辞技巧，这样的“口语泛滥”是注定要误事误人的。
　　相反，有的人过分追求语言的书面化，过分重“文”而轻“语”，任何讲话、讲座、讲课都像是作文章。而且，通篇卖弄的都是深奥概念、艰涩术语、生僻词句、洋式语风。谈古时就古得可怕，谈洋时就洋得撒欢儿。而且对民事、民情、民风、民言一窍不通，专一炫耀他的学问大，见识高。这样的问题就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了。语言的超雅和过俗，太古或太洋，尤其是口语泛滥或文言泛滥，都不是语言的优质化标志。而优质语言的首要标志只有一个，这就是朴素。什么是朴素？就是真与美。使用口语时，即使再通俗也要通俗得真而美；使用书面语言时，即使思想再深、知识再深、见解再深，也要以语言的真和美为底色。
　　中国要提高口头语言的水平，入手点之一便是借鉴书面语言的优点。中国也要提高书面语言的水平，入手点仍然是吸收口头语言的长处。
　　总之，真的做到语与文互通共融，雅俗共赏。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