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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英国《每日电讯报》曾刊载一篇由英国社会流动委员会主席艾伦·米尔撰写的文章。大意为：高科技将在不久的未来，使白领从业者变成新的穷人阶层。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危言耸听，但仔细思考也有些道理。比如在摄影行业，如今指望单凭手中的相机过上小康生活，确实比以前困难许多。
米尔认为，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和家庭办公模式的发展与普及，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愿从事任何形式的体力工作，他们更愿意待在办公室里搞“智造”，而不是在工厂搞“制造”。久而久之，白领工作的价值被降低。与之相对应的是，有些体力劳动尤其是户外体力劳动岗位，即使给出较高工资，也很难招到人。这种现象正如19世纪体力劳动岗位被机器所替代，蓝领工人或是失业，或是必须忍受较低的工作报酬。这已成为一种被大多数发达国家所发觉但却无法避免的趋势。
在欧洲和北美国家城市街头，那些曾经由当地人所扮演的“露天体力劳动者”形象，如今已很难再进入摄影师视线。蹲在家里“啃老”、“啃国家”的西方人越来越多，而接替他们原来岗位的大多是外来劳动力。如此看来，真要感谢那些有心记录过去劳动者的职业或非职业摄影人，他们提供了许多令人回味的瞬间画面，用视觉语言重复着一句经典之语——“我们过去的生活就是这样”。
拍摄普通劳动者对任何国家的摄影人来说，都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当然，在摄影资源稀缺的100多年前，用操作复杂、耗材昂贵的照相机对准一个毫不起眼的街边谋生者，这种情况似乎很少。随着摄影的发展，摄影成本开始降低，纪实摄影师的眼界逐渐扩展，更多普通场景被拍摄并载入历史相册。在怀有记录一切可见事物冲动的摄影师心中，拍摄一位精心妆扮的贵妇与拍摄工装素颜的劳动者并无差别。
在较为系统地拍摄过普通劳动者的摄影师中，美国摄影师路易斯·韦克斯·海因（Lewis Wickes Hine）在世界摄影史占有一席之地。海因于1874年出生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奥什科什（Oshkosh），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地方。海因18岁时，父亲的早逝使他不得不过上“穷人孩子早当家”的艰辛生活，这与他日后将镜头对准普通劳动者有很大关系。后来，他相继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大学修读社会学，并在纽约当过一阵子教师。在学校里，他多以纪实照片作为教学辅助，并经常带着学生四处拍照。但在当时，摄影是一件昂贵的事情，所以在1904年至1909年的五年时间里，海因实际上只拍了二百多张照片。五年后，他成为一名职业摄影记者。对于海因而言，照相机既是用作研究的工具，也是推动社会改革的齿轮。或许是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海因才会想到拍摄当时很少被涉足的童工题材。在那个时代，金发碧眼的小女孩当童工的现象在美国十分普遍。但如今，要想拍到这样的画面，恐怕要冒些风险。相信童话作家安徒生如果活到21世纪，也再也找不到圣诞夜冻死街头的丹麦小姑娘。经过160年，如今的丹麦已经发展成为连失业者都不用担心温饱问题的高福利国家。即使是外来移民的孩子，圣诞夜冻死街头的现象也不会再发生吧。
另一个值得被提及的摄影师是以拍摄普通劳动者而著称的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他出生在巴西，后来又移居欧洲。他所拍摄的巴西瑟拉佩拉达金矿的黑白照片，曾震惊了看到这些照片的所有人。照片里的人物，一个个面孔被泥土染得漆黑，背着沉重的金沙，搭着简易梯子从深不见底的矿坑爬向地面。很快，这个发生在“世界某个角落”、超乎人们想象的劳动场面，通过一位摄影师的镜头传遍世界。
如今，在所谓发达国家，从事户外体力劳动的人日渐稀少。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世界劳动力市场供应充足，不提中国、印度、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即使在西欧和北美，当地人从事重体力工作也并不罕见。我曾看到一张纪实照片，上面记录着两位美国女架线工在爬电线杆儿之前互相检查装具的情形。如今，这种工作在美国则是拉美人的“美差”，美国当地人恐怕宁可在家享受国家最低保障也不会从事这类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世界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还真不好说。
欧美人抱怨工作难找，“饭碗都让外来人抢去”这种说法未免有失公允。干净、体面、工资水平高的工作不好找，而那些脏、累、臭、难的体力劳动他们又不想做。德国就是这样的典型国家，中专生都想窝在舒适、干净、敞亮的房间里工作，而那些辛苦的岗位满目皆是，工钱也不低，却招不到人。
老龄化社会趋势不可逆转，“银发时代”已经全面到来。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严重缺乏高素质劳动力。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7月，德国有58.9万工作岗位空缺人手，此外有4万个学徒岗位无人应聘，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情况十分严重。根据测算，预计到2020年，德国技术工人缺口为180万，2040年这个数字将扩大至390万。1950年代是机械相机的黄金时期，那时德国生产相机和镜头的企业不少于十几家，然而现在，德国本地生产的相机品牌只剩下徕卡一家，有些机种还是在国外贴牌生产。从叙利亚跑到欧洲的移民，大多是叙利亚中上阶层民众。他们原先的阶层、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都还不错，属于叙利亚“白领阶层”。这些人中有许多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他们则可能成为未来的德国工人。德国政经界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不得不敞开国门。
2013年前后，澳大利亚一名砌砖工每砌1000块砖的报酬约为4000元人民币。由于砌砖工严重短缺，如今悉尼砌砖工每砌1000块砖的报酬已经超过7000元人民币。在我国香港地区，最难招的就是建筑工地工人。即使开出超过2500港币（约2100元人民币）的日薪，依旧应者寥寥。人们宁可做“白领民工”，前面一个屏幕，头上一只耳机，右手点着鼠标，左手一杯咖啡，再弄个绿植点缀其间，一坐几个小时，即使收入低点也不在乎；而对于风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蓝领贵族”，年轻人却大多不想涉足。但是对摄影师来说，白领工作几乎千篇一律，街头蓝领倒是千姿百态、各有春秋，让摄影师有了用武之地。不信你看那些照片，绝对有滋有味。
米尔认为，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和家庭办公模式的发展与普及，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愿从事任何形式的体力工作，他们更愿意待在办公室里搞“智造”，而不是在工厂搞“制造”。久而久之，白领工作的价值被降低。与之相对应的是，有些体力劳动尤其是户外体力劳动岗位，即使给出较高工资，也很难招到人。这种现象正如19世纪体力劳动岗位被机器所替代，蓝领工人或是失业，或是必须忍受较低的工作报酬。这已成为一种被大多数发达国家所发觉但却无法避免的趋势。
在欧洲和北美国家城市街头，那些曾经由当地人所扮演的“露天体力劳动者”形象，如今已很难再进入摄影师视线。蹲在家里“啃老”、“啃国家”的西方人越来越多，而接替他们原来岗位的大多是外来劳动力。如此看来，真要感谢那些有心记录过去劳动者的职业或非职业摄影人，他们提供了许多令人回味的瞬间画面，用视觉语言重复着一句经典之语——“我们过去的生活就是这样”。
拍摄普通劳动者对任何国家的摄影人来说，都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当然，在摄影资源稀缺的100多年前，用操作复杂、耗材昂贵的照相机对准一个毫不起眼的街边谋生者，这种情况似乎很少。随着摄影的发展，摄影成本开始降低，纪实摄影师的眼界逐渐扩展，更多普通场景被拍摄并载入历史相册。在怀有记录一切可见事物冲动的摄影师心中，拍摄一位精心妆扮的贵妇与拍摄工装素颜的劳动者并无差别。
在较为系统地拍摄过普通劳动者的摄影师中，美国摄影师路易斯·韦克斯·海因（Lewis Wickes Hine）在世界摄影史占有一席之地。海因于1874年出生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奥什科什（Oshkosh），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地方。海因18岁时，父亲的早逝使他不得不过上“穷人孩子早当家”的艰辛生活，这与他日后将镜头对准普通劳动者有很大关系。后来，他相继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大学修读社会学，并在纽约当过一阵子教师。在学校里，他多以纪实照片作为教学辅助，并经常带着学生四处拍照。但在当时，摄影是一件昂贵的事情，所以在1904年至1909年的五年时间里，海因实际上只拍了二百多张照片。五年后，他成为一名职业摄影记者。对于海因而言，照相机既是用作研究的工具，也是推动社会改革的齿轮。或许是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海因才会想到拍摄当时很少被涉足的童工题材。在那个时代，金发碧眼的小女孩当童工的现象在美国十分普遍。但如今，要想拍到这样的画面，恐怕要冒些风险。相信童话作家安徒生如果活到21世纪，也再也找不到圣诞夜冻死街头的丹麦小姑娘。经过160年，如今的丹麦已经发展成为连失业者都不用担心温饱问题的高福利国家。即使是外来移民的孩子，圣诞夜冻死街头的现象也不会再发生吧。
另一个值得被提及的摄影师是以拍摄普通劳动者而著称的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他出生在巴西，后来又移居欧洲。他所拍摄的巴西瑟拉佩拉达金矿的黑白照片，曾震惊了看到这些照片的所有人。照片里的人物，一个个面孔被泥土染得漆黑，背着沉重的金沙，搭着简易梯子从深不见底的矿坑爬向地面。很快，这个发生在“世界某个角落”、超乎人们想象的劳动场面，通过一位摄影师的镜头传遍世界。
如今，在所谓发达国家，从事户外体力劳动的人日渐稀少。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世界劳动力市场供应充足，不提中国、印度、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即使在西欧和北美，当地人从事重体力工作也并不罕见。我曾看到一张纪实照片，上面记录着两位美国女架线工在爬电线杆儿之前互相检查装具的情形。如今，这种工作在美国则是拉美人的“美差”，美国当地人恐怕宁可在家享受国家最低保障也不会从事这类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世界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还真不好说。
欧美人抱怨工作难找，“饭碗都让外来人抢去”这种说法未免有失公允。干净、体面、工资水平高的工作不好找，而那些脏、累、臭、难的体力劳动他们又不想做。德国就是这样的典型国家，中专生都想窝在舒适、干净、敞亮的房间里工作，而那些辛苦的岗位满目皆是，工钱也不低，却招不到人。
老龄化社会趋势不可逆转，“银发时代”已经全面到来。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严重缺乏高素质劳动力。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7月，德国有58.9万工作岗位空缺人手，此外有4万个学徒岗位无人应聘，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情况十分严重。根据测算，预计到2020年，德国技术工人缺口为180万，2040年这个数字将扩大至390万。1950年代是机械相机的黄金时期，那时德国生产相机和镜头的企业不少于十几家，然而现在，德国本地生产的相机品牌只剩下徕卡一家，有些机种还是在国外贴牌生产。从叙利亚跑到欧洲的移民，大多是叙利亚中上阶层民众。他们原先的阶层、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都还不错，属于叙利亚“白领阶层”。这些人中有许多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他们则可能成为未来的德国工人。德国政经界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不得不敞开国门。
2013年前后，澳大利亚一名砌砖工每砌1000块砖的报酬约为4000元人民币。由于砌砖工严重短缺，如今悉尼砌砖工每砌1000块砖的报酬已经超过7000元人民币。在我国香港地区，最难招的就是建筑工地工人。即使开出超过2500港币（约2100元人民币）的日薪，依旧应者寥寥。人们宁可做“白领民工”，前面一个屏幕，头上一只耳机，右手点着鼠标，左手一杯咖啡，再弄个绿植点缀其间，一坐几个小时，即使收入低点也不在乎；而对于风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蓝领贵族”，年轻人却大多不想涉足。但是对摄影师来说，白领工作几乎千篇一律，街头蓝领倒是千姿百态、各有春秋，让摄影师有了用武之地。不信你看那些照片，绝对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