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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该文为本社即将于本年8月出版的郭世佑先生所著之《教科书外说辛亥》一书中的一篇。
历史的因素总是多项和相互联系的，也是复杂的；单个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往往是相对的。研究历史人物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知人论世、窥一斑而见全豹，而不是像八百里水泊梁山排座次那样，一定要给某些人物的功绩大小排出序列，非得争一个谁最重要谁为其次、谁是第一第二不可，这样的做法只能满足于时下中学应试教育的“定论”思维，把历史人物绝对化和脸谱化；仅为考试的记忆标识而存在，却不为解读历史的复杂性与真实性而存在。唯有把个体研究同群体研究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克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而不至于不声不响地站在个别历史人物后人的情感立场与利益立场，拼命为某个人物争功，不厌其烦地做辩护律师，却找别人的茬，搞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既不大气，也不客观。如果历史研究者终生只满足于研究某个历史人物或者某类历史人物，一般就难以跳出这样的情感纠葛。不过，当某些重要人物的显赫事功与生命价值已被集体无意识地忽略甚至遗忘时，清理这类人物的历史功绩就是求真的本职所在，而非可有可无的了。
首先应该指出，近代反清革命运动之所以被叫做“辛亥革命”，那是因为清末的辛亥年(1911)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而不是别的。许多辛亥先驱还常把武昌起义称作“武昌首义”，中华民国的国庆纪念日还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日为依据而确定，那也是因为武昌起义的特殊位置与贡献所致，这一点毋庸置疑。正是武昌起义给了清朝统治以致命的打击，引发了全国反清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武昌起义就是埋葬清朝统治的总动员令。在此之前，并非没有武装反清的起义举动。远的不说，就在辛亥这一年，比武昌起义还早半年，由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就在4月27日发生过，那是孙、黄投入精力最充分、筹款最多的一次暴动，牺牲了不少革命精英。只因武昌起义不是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直接领导的，而是在所谓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引爆，在一个同反清革命毫无关系的清朝新军协统黎元洪的统率下成功的，除了孙中山说对它感到意外，还有很多人也这么认为，直到今天，有些新出版的论著还把它说成“偶然”成功。所以长期以来，无论是把武昌起义叫做“总理第十四次起义”的国民党史家，还是1949年以后的一代史学研究者，人们除了对被誉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湖北新军工程营代表熊秉坤谈论得较多以外，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革命士兵的有关领导者的研究都不够重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主要是以清末辛亥年一举成功的武昌起义命名的。如果离开了这场起义，辛亥革命的历史恐怕就得重写了。
迄今为止，大学历史系的近代史专业教材对兴中会、同盟会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讲了不少，对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组织发动却语焉不详，中学历史教材更是如此。以使用普遍的岳麓版、人教版、人民版、大象版四种高中历史教材为例，这四个版本均未提到文学社的负责人蒋翊武、刘复基的名字，更不用说介绍文学社了。岳麓版教材必修本只提到接替蒋翊武的起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和协统黎元洪。大象版教材(2004年6月第1版)介绍武昌起义第一枪，也只提到“1911年10月10日晚，驻守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士兵程正瀛开枪打死一反动军官，熊秉坤随即赶来，鸣笛聚众，宣布起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历史教材(2008年7月第3版)更是丝毫不提文学社、共进会及相关人物。
许多武昌起义的当事人经常提到“首义三武”，即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共进会实际负责人孙武和共进会骨干张振武；至于各自的具体建树如何，“三武”是否三分秋色，都缺乏系统的诠释。1980年左右，笔者在长沙岳麓山下求学时，仰望那一群湘籍辛亥英烈的墓碑，有感于文学社社长、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的革命事迹未见彰显，在近代史大家林增平教授的鼓励与指点下，对蒋氏的革命事功作过专题思考和表述。文章发表不久，就觉得自己的立论还需要斟酌，不能根据领导者的职务来确定历史地位与功绩。
民国时期的军事理论家蒋方震(百里)在《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中指出：“历次革命皆自外铄，其势不坚，而武昌革命则其势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武昌起义之所以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一举成功，主要是因为武昌革命志士组织周密，筹备细致，不像华南地区的武装暴动那样，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来得快败得也快。就如此重要的一次武装起义来说，究竟谁才是筹划武昌起义的关键人物，确实是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需要静下心来，凭资料说话。准确的答案既不是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也不是湖北共进会的实际负责人孙武，而是起义之前就被杀害的文学社评议部长刘复基——位胆识俱全的革命主将。
一、丰富的早年阅历
刘复基，字尧潋，亦作尧澄、瑶臣，化名汝夔，1885年1月出生在湖南武陵县柳叶湖，就是现在的常德市武陵区白合山乡柳叶湖村。本属农民家庭，父亲文福在常德府城大河街经营灯笼铺，刘复基从小就随居府城，与兄长星潋同时到私塾教师家里接受启蒙教育。
常德属于广义的湘西地区，东北多湖，西面多山，哥老会的反清活动比较频繁，复基从小耳濡目染，参与其中的联络。他的年龄不大，谈不上资历，只因胆识过人，就被举为头目，叫“金凤山刑堂”。1901年，复基在常德结识了比自己大两岁多的桃源革命青年宋教仁，邀到家里，订为莫逆之交。从此，求学于武昌文华书院的宋教仁每次上学与回家经过常德，都一定要同复基会面，畅叙一切。
1903年，复基考入设在德山的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堂，经常演说清朝腐败，满、汉势不两立的道理，连该校校长都觉得他说得有理，不再阻挠。第二年，才华横溢的宋教仁以华兴会副会长的身份潜回常德，密谋响应长沙起义。复基就以常德鸡鸭巷饭馆厨师的名义，联络会党和新式学堂的进步青年。当时，澧州青年蒋翊武就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师范学堂读书，也成了复基发动的对象。宋教仁的日记还记得很清楚，农历九月二十三日那天辰时从桃园坐船，中午抵达陬市，下午到常德城区五省栈，与刘复基、胡范庵见面，准备第二天赶往长沙，刘、胡都想跟宋一起到长沙去参加华兴会起义，宋只同意胡与晏某去，委托刘复基留下，让他与另一骨干楚义生“在常经营一切”(《宋教仁集》)。
当宋教仁坐船三日赶到长沙时，华兴会的起义计划已经事泄，黄兴与宋教仁等遭到通缉。这天还有两个党人被杀，其中一个在临刑前就供出了常德有个“宋家仁”。宋教仁从武昌顺江东下，从上海亡命日本，刘复基陷匿老家柳叶湖，暂避风声。这时，湖南会党头目马福益潜赴湘西洪江，重谋起义，刘复基设法与马取得联系，重新组织会党。
1905年春，马福益在湘乡被捕遇害，刘复基潜赴省城，试图再作发动。而湖南当局戒备甚严，收效不大，复基及时函告宋教仁，“述自去冬以来屡次失败之状，慷慨悲愤，令人泣下”(《宋教仁集》)。刘复基收到宋教仁的回复，得知同盟会已在东京成立，精神为之振奋。他凑集盘费，邀兄长星潋于10月启程东渡日本。 从现存的同盟会会员名册中可以查到，11月21日，复基由宋教仁主盟，加入同盟会。很多回忆与论著都断定文学社的社员都没有出过洋，都是土生土长，黄兴的女婿、美籍知名学者薛君度教授在《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中也说，文学社骨干们“从没有出过国门”，这便忽略了刘复基的特殊身份，显得有点以偏概全。
复基在日本的盘费告罄，停留的时间不长，就趁着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政府颁发中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回国浪潮，携带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六百份离日，在沪、鄂、湘等地散发，重新联络同志。
在上海，他配合湘籍同盟会骨干姚宏业等，以中国公学为重心，发展同盟会员，该校学生蒋翊武就是他介绍加入的。他还与另一湘籍同盟会骨干杨卓林成立同盟会在上海的外围组织“竟业学会”，办有《竞业旬报》，“专业提倡民族主义为宗旨”(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
在武汉，他与刘敬庵、张难先等取得联系，加入日知会，开始涉足湖北革命团体，为他后来再度赴鄂发动建立了人脉基础。
在长沙，他与覃振、胡有华等于府署后之五堆子设立报刊代派所，暗中销售《民报》，往返湘鄂之间，联络同志，宣传革命宗旨。他还通过在东京的宋教仁，向《民报》编辑部推荐内地同志撰写的革命稿件(《宋教仁集》)。1906年夏，他并协助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发起在岳麓山公葬陈天华和姚宏业的活动，借以鼓舞民心，传播反清革命思想。经过刘复基和禹之谟等人的努力，华兴会起义失败后的湖南重现革命生机。复基给宋教仁的信中就说：“湖南局势甚好，必有呼汉族万岁之一日。”(《宋教仁集》)
革命充满冒险，挫折考验意志。由于萍浏醴起义失败，复基的战友禹之谟、覃振、刘敬庵、杨卓林等分别在湘、鄂、沪被捕，许多秘密活动机关同时遭到破坏，复基一时无法立足。适逢父亲病故，他以守制为名，回乡隐居。虽然如此，他“亦不以居丧废射猎，猎或数日不返，识者知其志别有所在”(熊十力《烈士刘尧潋传》)。覃振从长沙改押故乡桃源时，复基还邀请蒋翊武等人，借狱中探监之便，继续商讨革命对策，矢志不渝。
可见，刘复基早年革命阅历的重要性已在蒋翊武之上。
二、文学社的实际负责人
1909年秋，已在汉口落脚的刘星潋向负责《商务报》的湘籍革命党人何海鸣推荐自家老弟，何很高兴，就请星激把刘复基招来，协助办报，复基就邀蒋翊武同行。这时，湖北新军中有个革命团体，叫群治学社，它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一脉相承，虽几经挫折，一直坚持下来，难能可贵。复基抵达汉口时，群治学社社员大都已随军赴防襄河一带。他和翊武很想参加，就邀《商务报》报馆的鄂籍革命青年詹大悲，以记者(“访员”)名义潜赴天门，与群治学社社员蔡大辅取得联系。翊武随即化名入伍，复基则持蔡大辅所书的介绍信返回武汉，与该社负责人李六如接洽，加入群治学社。李六如，又名抱良，湖南平江人，与刘复基一谈就很合拍，对他评价很高。李六如后来撰写的回忆录《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与自传体小说《六十年的变迁》对刘复基都有极高的评价。小说中的“季交恕”，就指李六如本人，他不过是在自己姓名的每个字上加了笔画而已。
同年12月，《商务报》的老板病故，该报改组，社址迁到汉口英租界致祥里，詹大悲为主笔，复基任会计兼发行，何海鸣任编辑，言论日渐放开。他们就想把《商务报》办成群治学社的机关报，以便壮大学社的力量。据熊十力回忆，某个雪夜，刘复基穿着布袍，邀何海鸣登蛇山，不是赏雪，而是鸟瞰武汉三镇的地形，商谈革命机要，刘复基的鞋子都结冰了，也不觉得寒冷。(《烈士刘尧潋传》)
当时，南方的保路运动出现高潮，清政府坚持举借外债，转移路权，湘籍君主立宪论之干将首领杨度附和甚力。1910年春，刘复基与李六如听说杨度路过汉口，就借湖南会馆之地，召集湖南旅鄂绅学各界人士，名义上欢迎“乡贤”，实则计划惩办他。有一天，刘复基与李六如等赶到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既济水电公司，邀请杨度赴会，杨见势不妙，一再谢绝前往，刘复基就扯住其辫，把他拽出大门。英巡捕出门干涉，刘复基、李六如等数人都被抓到巡捕房，“外闻尧潋吆喝殴打声不绝”(同上)，《商务报》因此而停刊。
此后不久，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湖广总督拟调兵入湘协助镇压。复基与查光佛等人商议，联合三十二标的群治学社社员黄申芗等一同起义，托孙昌复从汉口潜运炸弹到武昌，拟由四十一标发动。这是湖北革命党人制定的第一个明确的武装起义计划。由于事泄，黄申芗等人逃走，起义无法发动起来，刘复基化名汝夔，从汉口某理发店购得一条假辫，投人四十一标当兵。李六如后来回忆说，因复基“有才智，自他入伍当兵后，军队中的革命运动更加发展”。
1910年9月，群治学社改名为振武学社，以原群治学社发起人杨王鹏为社长，李六如为庶务，复基等人襄助其间。不久，杨王鹏的活动被队官施化龙侦知。李六如因被查出曾参与殴打杨度，也遭重责开除。杨、李二人离鄂前，在社务接交问题上，经过了一番仔细考虑。鉴于振武学社的活动和殴打杨度事件已引起官府的警惕，他们就没有把社务直接交给新军中革命阅历最丰富，而且“智勇足备”的刘复基，而是交给遇事比较谨慎，也具备一定的革命阅历和经验，又很尊重刘复基的另一振武学社骨干蒋翊武。照李六如的话说，是“因蒋翊武很像一位乡下佬，经常笑嘻嘻的，会团结人，而且进营以后，还没有露过头角”(《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两位湘籍同乡的这个选择，对确定蒋翊武在即将改名的文学社中的领导职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11年1月30日，蒋翊武和刘复基邀集部分振武学社骨干，在武昌奥略楼(无论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还是后人的著述，多称黄鹤楼或风度楼，或黄鹤楼之风度楼，均不确切)召开文学社的成立大会，公举蒋翊武为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骨干章裕昆说：文学社的“实际工作多是刘尧瀓负责”。在何海鸣的心目中，文学社的“首领”就是刘复基。
从与共进会合并之前有据可查的几个重要会议的情况来看，在文学社的四次代表会议里，作为主要发言人，刘复基有三次，蒋翊武只有一次；充当会议主席者，除了一次情况不明外，在其余三次中，刘复基有两次，蒋只有一次。
再看看文学社的几个关键时刻，刘复基又是如何沉着而果断地率领社员们渡过难关，推进革命高潮的。
迄至与共进会正式合作为止，文学社曾连续三次遇到比较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黄花岗起义失败不久，一片恐怖，文学社的组织活动无法正常进行。为避免社员失去联络，刘复基毅然请假出营，蛰居阅马厂文昌阁，“每日往各营通问，藉谂内外消息”(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使诸同志得以明了近日状况，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刘复基之努力，“收获洵不小也”(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不久，刘复基为方便起见，索性退出四十一标，租居社员张廷辅的家——武昌小朝街85号。张家住楼下，他带两名社员住楼上，专事组织发动和联络，他的住所就成了文学社的总机关。
刘复基等人驻社办公，是为文学社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该社开始 有了自己固定的秘密活动场所和常设机构。据称，社员们“都一致称赞‘刘复基真行，好角色’。从此，文学社全体社员脑子里，无论认识不认识，差不多每人都有个刘复基的印象”(《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直到武昌起义爆发，文学社的队伍扩大到三千至五千人之间，成为武昌起义的主要力量。革命成功之后，超然于文学社与共进会两派之争的湖北通志馆副馆长兼总纂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纪》一书中说：“武昌首义，扛枪抢炮，以光复三镇，鏖战阳夏者，大抵皆文学社社员。”
第二次是8月1日，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遭到湖北当局查封，詹大悲、何海呜锒铛下狱，情况十分紧急。刘复基连夜向各营代表报告，告以“正筹大举，为期不远”，“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机之至”(《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如果不是刘复基出面，恐怕就会像以往治学社和振武学社一样，稍遇挫折，便中辍社务，一切从头开始；正是有了刘复基这样得力的职业革命者，不仅文学社的组织机构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军中的社务发展一天也没有停止。
第三次则是当刘复基等加紧与共进会代表筹商联合起义具体方案时，湖北当局突然下令调部分标营外出驻防，企图肢解新军中日益膨胀的革命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都将随军外调，统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刘复基在机关部召开紧急代表会议，要求“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此危局。一旦武昌起义，分驻各处同志，能迅即响应，其效更大”。接着，他又具体部署各驻防同志的响应任务，表示“如此间计划确定，即派人往各处通告”(《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经刘复基的妥善安排，坏事反而变成了好事。驻防宜昌、襄阳等地的文学社社员们后来都能如约响应武昌，从而壮大了武昌起义的革命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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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的水果不仅需要阳光，也需要凉夜，寒冷的雨水更能使其成熟。人的性格陶冶与意志锤炼不仅需要欢乐，也需要困难的考验，困难往往比风平浪静之时更容易体现和提升一个领导者的胆识和才华。每当文学社的困难时刻，身为评议部长的刘复基总是起着比社长蒋翊武更为关键的作用，显示出文学社实际负责人的地位。当然，文学社的力量之所以不断壮大，并发展成湖北新军中最大的革命团体，如果把功劳仅仅归之于刘复基一个人，而忽视其他领导者和骨干们的努力，显然是失之偏颇的。无论是社长蒋翊武、副社长王宪章、文书部长詹大悲，还是当时关押在狱但行动相对自由的原日知会骨干胡瑛，都从不同方面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至于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后来说，文学社“内部干事奔走者，惟刘尧潋一人而已”(孙武《武昌革命真相》)。从此话中既可以看出孙武对英年早逝者刘复基的敬重和惋惜，也不难感受到他对政敌蒋翊武和文学社的贬低与偏见。
三、筹划武昌起义的主帅
如何筹备武昌起义，首要的问题就是加紧同新军中的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携手合作。
湖北共进会是东京共进会的一个分支，东京共进会的会长刘公与军务部长孙武分别兼任湖北共进会的会长和军务部长，它以鄂籍留日学生为主干，初拟致力于联络会党，辛亥年受文学社的影响，也把重心放在发动湖北新军。文学社则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一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演变而来，以湘籍志士为主干，扎根于湖北报界与新军之中。除了刘复基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外，其余都没出过国门，办有《商务报》、《大江报》以及自己的机关报，还有标、营、队代表制度。两个团体在新军中互争社(会)员，影响团结，也容易暴露目标，双方都有合作的愿望。不过，共进会的实际负责人孙武自恃才高，有将文学社归其统一领导之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则担心孙武等“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另见李春萱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l辑)，对合作一事信心不足。因此，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究竟谁是促成文学社和共进会合作的关键人物?迄今为止，大致有三种说法：
1、湘籍同盟会员谭人凤。谭人凤的《石叟牌词》、邹永成的回忆录及其他一些记载均持此说。
2、共进会员陈孝芬。陈孝芬自述“自告奋勇愿作调人，经过十次会谈……后来再三和刘尧潋商讨，刘尧潋因我说的‘合则力量聚而大，分则力量散而小’的话极有道理，才应允定期召集文学社社员大会讨论”。长期从事武昌起义史研究的贺觉非先生也倾向于此说。
3、刘复基、查光佛、陈孝芬、邓玉麟等人。此说散见于另一些首义当事人的回忆录里。
以上三种说法都不够准确。尽管谭、陈等人都曾以不同身份出面，在促成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还不能算是很关键的作用。仅就时间上说，首先提出两团体联合主张的既不是谭人凤，也不是陈孝芬。谭人凤于农历五月初来汉，劝其和衷共济、相辅而行之前，刘复基就开始与共进会代表坐下来商谈合作事宜，而且谭人凤离鄂时，商谈仍在继续，并不因为谭这一趟就迎刃而解。至于陈孝芬说是他的合作影响了刘复基，此话也有些言过其实。据另一共进会员李白贞回忆，陈孝芬本人因与章裕昆各自在军队发展自己的成员而产生矛盾，还是“经刘尧潋出面调停才止”(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
与共进会同舟共济、团结战斗，这是刘复基一贯的主张。李六如说，还在群治学社时期，“群治学社与共进会建立联盟关系，便是出于他的主张”(《文学社武昌起义纪略》)。只因当时群治学社和共进会各自的组织建设还不够发达，这种联盟关系还不曾以组织名义正式确立起来。文学社成立后，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已今非昔比，酝酿已久的武装起义即将提上议事日程，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才越来越重要。当两个团体的代表各自在军队争取成员，影响团结时，刘复基一边及时调解军队纠纷，一边做通蒋翊武的思想工作，使他消除顾虑，还动员本社社员“与共进会结合，黾勉同心，以厚革命势力”。他还托陈孝芬、邓玉麟、潘公复转告文学社方面的合作诚意。接着，刘复基又自任“联络员”，专事合作之责，日常社务则委托王文锦等人助理。
为了武昌起义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集中革命力量对抗清朝反动统治者，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刻不容缓，刘复基首先帮助社长蒋翊武消除顾虑，以积极态度对待合作。有的研究者却将蒋翊武在合作问题上的某些顾虑褒奖为“颇具远见卓识”，歌颂其狭隘性，贬低全局观念，认为蒋翊武“不像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那样眼光短浅，忽视两组织在阶级地位上的差异，去急于求成”，作者还以武昌首义后“共进会变节者多，文学社则罕有”来印证蒋翊武的所谓“远见卓识”(邓可吾《蒋翊武研究介评》)，显然是以结果推导过程，初看起来似有道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共进会与文学社员在组织来源、领导人的革命经历等方面固然存在某些差异，但毕竟同属于以运动新军士兵为主的反清革命团体，彼此在阶级地位上还很难存在什么明显的不同。就共进会内部而言，后来像孙武那样的蜕化变节者也毕竟只是极少数。退一万步说，即使后来共进会的变节者很多，蒋翊武当时所顾虑的也主要是合作后的领导权问题，并非他们将来变不 变节的问题。不然的话，文学社内部的骨干何海鸣，还有社外谋士胡瑛后来都相继变节，蒋翊武怎么就预计不到呢?如果离开当时两湖地区反清革命运动的全局来歌颂蒋翊武在合作问题上的某些顾虑，把刘复基等人抓紧合作的努力指责为“急于求成”，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果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合作不能抓紧进行，则类似双方在军队各争社(会)员的纠纷闹到何时才收场?结果又将如何?武昌起义何时才能实现?恐怕难以设想。还是文学社的章裕昆说得好：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是“团结湖北革命力量之重要关键”，共进会骨干李作栋也强调“幸得刘尧瀓从中奔走斡旋，两派才得联合”(《辛亥首义回忆录》第l辑)。另一共进会骨干胡祖舜也有类似的结论：“共进、文学两团体之合并，复基有大力，殆革命党中之一智囊也。”(《六十谈往》)
合作是必要的，又是有条件有原则的。鉴于刘复基、蒋翊武等人领导的文学社无论在干部力量和舆论宣传方面，还是社员人数和在湖北新军中的影响方面，都在共进会之上，故刘复基主张，两团体只有在文学社基础上的合并，才更有利于湖北革命斗争的深入，也更使人放心。基于此，他在商讨合作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由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担任两团体联合后的领袖，指挥武昌起义。当共进会代表提出由孙武担任领袖时，刘复基就很策略地回答，“惟军事指调，首在情意交孚，改推领袖不便。如孙武有所计划，当在可能范围内，竭诚接受”，但强调“彼此不得猜嫌，互肆破坏”(《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他的一席话，既体现了合作的基本原则，又言辞得体，便于共进会代表接受。结果，经过长达三四个月的反复协商，双方基本上按照刘复基提出的方案，形成决议，双方暂时取消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名义，总称“湖北革命军”，由蒋翊武担任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邓玉麟等人为军事筹备员，以刘复基的住处文学社机关部为革命军总指挥部。
如果说文学社时期，刘复基在社长蒋翊武身边主要起着“诸葛亮”的作用，那么湖北革命军成立后，由于蒋翊武已随军赴防湖南岳阳，蒋的总指挥职务就完全由刘复基代理了。刘复基继续住在小朝街85号，“军中计划多由尧潋统筹，与军事筹备员不时讨论，拟具略案，凡各标营届时应负任务，预向各标营代表分别具告，临时依命令实行”(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
9月24日，刘复基与孙武在雄楚楼10号召开两团体骨干联合会议。大家根据刘复基所拟草案进行讨论，首先正式通过了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和军政府领导人名单，然后通过由刘复基精心制定的起义军事计划。该计划不仅明确了各标营的进攻路线和任务，而且规定了起义的信号和集会地点。“各代表都兴奋地接受了这个计划。所以后来到八月十九日发动时，虽然消息隔绝，仍能一致动作，完成任务，就因为有了这个计划作为基础。”(李春萱[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至于有的研究者说是蒋翊武“主持制定了周详的起义计划”，就有点张冠李戴了。
联席会议结束后，刘复基与原共进会骨干邓玉麟一道驻部办公，“为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辛亥首义纪事本末》)。当时总指挥蒋翊武不在武汉，孙武虽为参谋长，“实际上邓玉麟等于是孙的参谋长，刘尧潋又等于是邓的参谋长”(《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参谋来参谋去，最后还是由刘复基作出决策。用章裕昆的话说：“凡关于用兵方略，调查地形及首义先后一切大计，皆公一手为之。”(《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
难能可贵的是，在筹划武昌起义的过程中，不仅文学社社员继续敬重刘复基，即便共进会一方也是如此。例如，当两团体的合作还没最后定局时，共进会会员熊秉坤与另一会员雷振邦发生矛盾，影响工程营内部的团结和发展。根据熊秉坤自己的回忆，是刘复基从湖北革命全局出发，会同杨玉如及时前往调解，“自此以后，熊始放胆领导”(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以致有后来工程营打响首义第一枪之举。还有，9月24日那天联席会议刚结束，南湖炮队的共进会士兵与排长刘某发生冲突，竟从军火库拖出大炮，准备暴动。据共进会的李作栋回忆，该队同志孟发丞赶往巡道岭，向孙武等请示方略，孙武等人急得束手无策。“正在踌躇不决之时，刘尧潋赶到，大家请他解决这一问题，刘便说：‘顶好请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于少数同志，即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辛亥首义纪事本末》)刘复基沉着应对，寥寥数语就化解了孙武等人的疑难。由于此事仅系少数人的行动，孟发丞就按照刘复基的第二个方案处理。一场孟浪事故被及时阻止了。
10月9日清晨，蒋翊武赶回武昌总指挥部，刘复基通报近来湖北革命形势的发展情况，以及黄兴关于九月初(10月底)十一省同时起义的指示精神。不过，刘复基又强调“本社同志以过迟恐致误事”，主张抓紧起义。蒋翊武则坚持依黄兴的电嘱行事。
当天下午，传来孙武等人在汉口制弹失事和宝善里机关遭到破坏的消息。是否趁机起义，蒋翊武还有些犹豫，经过刘复基等人再三催促，蒋翊武就以总指挥的名义，下达当晚十二点起义的命令，派人分头传达。
关于蒋翊武接受刘复基等人定于当晚起义的具体过程，至今说法不一。其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来自李西屏，他说，当蒋翊武迟迟不愿下起义命令时，刘复基十分恼火，拔出手枪威胁蒋，指责蒋怕死，彭楚藩摸着蒋翊武的头说：汉口的机关都被破坏，你的脑袋还能久留吗?蒋翊武在激将之下，才下命令起义(李西屏[翊东]：《武昌首义纪事》)。这样的说法值得推敲。刘复基与蒋翊武多年携手革命，交谊颇深，如果说是刘复基以枪相逼，还说是彭楚藩摸蒋翊武的头捉弄他，于情于理都很难说过去，而且李西屏当时并不在场，所述都是耳食之言，不足为据。对于此说，章裕昆曾在《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一书的按语中专门作了驳斥。
不过，是按黄兴规定的时间再组织起义，还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立即宣布起义，翊武当时再三犹豫，复基则再三催促，且言辞颇带激情，翊武才决定起义，倒是可信的。据总指挥部的交通员刘心田回忆，在汉口失事的消息传来之前，复基与翊武二人就曾为起义时间发生争论。复基认为“武汉形势紧迫，事不宜迟，主张立即行动”。翊武将各标营代表请来商议，代表们也“一致要求及早行动，因为外面谣言很多，一旦事机败露，必将束手就擒，前功尽弃。蒋翊武还是有些犹豫，刘复基激动万分，甚至说蒋。怕死”’。汉口失事的消息传来后，蒋翊武急得“当场泪下”，刘复基则大声激愤地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在此情况下，蒋翊武才签署起义命令。(刘心田《武昌起义前的二十四小时》)章裕昆在他的著作里，也引用过刘复基这样激烈的言辞：“革命当流血，予辈起为先导，何尝不可，焉用迟延?”(《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同目击者刘心田的回忆是一致的。
负责传达命令的同志离开总指挥部后，仅剩下刘复基、蒋翊武等数人坐镇指挥，静候起义信号。当时有留声机经过，复基即“唤入高唱，藉资掩饰”(《辛亥革命先著记》)。
当晚十点左右，党人潘公复来到总指挥部，复基与之座谈刻许，然后对潘 说：“我料此处万分危险，今晚会将发生意外，你无须在此呆等，可速往巡道岭学社，那里地区稍偏，比较安全，听见枪炮声再出外行动不迟。”潘说：“我辈革命，若存畏避，何能成功。”复基说：“不然，孙武重伤，邓玉麟往各营，均属危险之事，前途难测。我辈当此环境，固不可畏避，但为继续革命计，必不可聚在一处，让仇敌一网打尽。”潘公复后来回忆说，是刘复基“语时态度严肃，并推潘下楼，潘始离去”(潘公复[善伯]《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共进会》)，让他感铭终生。运筹帷幄的刘复基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切实关心同志的安全，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领导者的崇高品质和宽阔胸怀。
还不到十二点，传来紧急敲门声。原来，总指挥部已被军警包围。刘复基知道情况不妙，迅速手持炸弹，门破时，匆忙将炸弹引爆，结果没炸倒军警，自己的手却受伤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35页。也有一些记载说复基掷弹未爆，见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咏簪[龚霞初]《武昌两日记》等)，与蒋翊武等人一同被捕。由于蒋翊武还留着长辫，衣着像乡村学究，趁军警不备，就逃走了。由于起义命令没有及时送到负责发炮为号的南湖炮队，当晚的起义就没有发动起来。
10月10日凌晨，刘复基和彭楚藩、杨宏胜三人在审堂上视死如归，供认革命不讳。刘复基见先晚起义未发，辄向围观者高呼“同胞们!大家努力!可怜我这些遭虐的同胞啊!”(《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他还来不及婚恋，就把年轻的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近代民主革命事业，终年27岁。当晚，当刘复基的呼声还回旋在武昌城上空，他的战友们就依照他曾经亲手起草的起义计划，鸣枪起义，告慰这位青年革命家的英魂。
四、余论
若以常理而论，文学社社长、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的历史贡献应当是文学社的评议部长、起义总指挥部常驻军事筹备员刘复基不可望其项背的，实际情况却相反。历史的复杂性有时就表现在职务、职能同实际领导作用并非完全对称，现实生活中就不乏其例。历史作为现实生活的凝固，也是如此，那种以职论功的方法还称不上科学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只看到刘复基是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却看不到他同时又是筹划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有的甚至任意拔高蒋翊武在武昌起义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究其原因：一是容易为领导职务而一叶障目，取代具体分析；二是不能突破革命权威的某些盖棺定论，浅尝辄止。在至今完好无损的桂林蒋翊武就义纪念碑上，胡汉民奉孙中山之命撰述碑文，内有“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等语，就等于是同盟会的发起者孙中山的定论，谁敢更改?
武昌起义成功后，共进会与文学社之间的摩擦因孙武等个别领导人的利欲膨胀而日益突出，互相攻击颇多，鄂、湘两省的地域隔阂也由此放大。不过，矛盾双方一谈到英年早逝的文学社领导人刘复基，彼此的口吻马上就能统一起来，一致敬佩和赞叹刘复基的革命胆识、才华及其筹划武昌起义的重大贡献，深惜和哀叹他的早逝。共进会骨干李作栋说：“刘尧潋是文学社的诸葛亮，智勇足备，能持大体，官方意在必杀”，“刘在起义前被捕牺牲，是极大损失”。一向恃才傲物的共进会领导人孙武虽然连孙中山都瞧不起，却对比自己还小四岁多的刘复基极为尊重，即使在晚年留下的遗稿中，还写有这样的话：“惜乎尧潋死矣!否则宋锡全之逃与武圣关之不平，恐不能发生矣。”鄂籍革命报人胡石庵说：“盖刘为报界中人，极有肝胆，子素敬爱之，意其必成伟业。今陡闻其惨死，不禁痛泣，失其素状，良久始已。”鄂籍同盟会骨干居正的评价是：“刘尧潋，坚苦有远识，能去偏私，持大体，有建树才。其死也，人皆惜之，同志尤深痛也。”
翻阅百年前的革命画卷可知，像刘复基这样在革命同伴中受到高度赞誉而且毫无争议的领导者，不仅在武昌首义的光荣历史中绝无仅有，在群星灿烂的全国辛亥先驱中也并不多见。任何一场革命的成功都凝聚着许多先驱者的血泪，许多庆功典礼却首先是为幸存者的荣耀而准备的，某些英年早逝者就容易被冷落，甚至被遗忘。《革命箴言》的作者秦力山是如此，武昌起义的头号组织者刘复基也是如此。直到如今，刘复基的名字还仅仅保留在武昌首义三烈士的名单里，熟悉三烈士者也许还知道他的名字，不熟悉者就无从谈起了。在纪念武昌起义与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宣传辛亥先驱的书籍、报纸、电视、网文比比皆是，每天都有，个中局面应当有所改观，各级教科书也该稍作充实和修改一下了。
历史的因素总是多项和相互联系的，也是复杂的；单个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往往是相对的。研究历史人物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知人论世、窥一斑而见全豹，而不是像八百里水泊梁山排座次那样，一定要给某些人物的功绩大小排出序列，非得争一个谁最重要谁为其次、谁是第一第二不可，这样的做法只能满足于时下中学应试教育的“定论”思维，把历史人物绝对化和脸谱化；仅为考试的记忆标识而存在，却不为解读历史的复杂性与真实性而存在。唯有把个体研究同群体研究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克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而不至于不声不响地站在个别历史人物后人的情感立场与利益立场，拼命为某个人物争功，不厌其烦地做辩护律师，却找别人的茬，搞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既不大气，也不客观。如果历史研究者终生只满足于研究某个历史人物或者某类历史人物，一般就难以跳出这样的情感纠葛。不过，当某些重要人物的显赫事功与生命价值已被集体无意识地忽略甚至遗忘时，清理这类人物的历史功绩就是求真的本职所在，而非可有可无的了。
首先应该指出，近代反清革命运动之所以被叫做“辛亥革命”，那是因为清末的辛亥年(1911)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而不是别的。许多辛亥先驱还常把武昌起义称作“武昌首义”，中华民国的国庆纪念日还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日为依据而确定，那也是因为武昌起义的特殊位置与贡献所致，这一点毋庸置疑。正是武昌起义给了清朝统治以致命的打击，引发了全国反清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武昌起义就是埋葬清朝统治的总动员令。在此之前，并非没有武装反清的起义举动。远的不说，就在辛亥这一年，比武昌起义还早半年，由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就在4月27日发生过，那是孙、黄投入精力最充分、筹款最多的一次暴动，牺牲了不少革命精英。只因武昌起义不是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直接领导的，而是在所谓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引爆，在一个同反清革命毫无关系的清朝新军协统黎元洪的统率下成功的，除了孙中山说对它感到意外，还有很多人也这么认为，直到今天，有些新出版的论著还把它说成“偶然”成功。所以长期以来，无论是把武昌起义叫做“总理第十四次起义”的国民党史家，还是1949年以后的一代史学研究者，人们除了对被誉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湖北新军工程营代表熊秉坤谈论得较多以外，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革命士兵的有关领导者的研究都不够重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主要是以清末辛亥年一举成功的武昌起义命名的。如果离开了这场起义，辛亥革命的历史恐怕就得重写了。
迄今为止，大学历史系的近代史专业教材对兴中会、同盟会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讲了不少，对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组织发动却语焉不详，中学历史教材更是如此。以使用普遍的岳麓版、人教版、人民版、大象版四种高中历史教材为例，这四个版本均未提到文学社的负责人蒋翊武、刘复基的名字，更不用说介绍文学社了。岳麓版教材必修本只提到接替蒋翊武的起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和协统黎元洪。大象版教材(2004年6月第1版)介绍武昌起义第一枪，也只提到“1911年10月10日晚，驻守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士兵程正瀛开枪打死一反动军官，熊秉坤随即赶来，鸣笛聚众，宣布起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历史教材(2008年7月第3版)更是丝毫不提文学社、共进会及相关人物。
许多武昌起义的当事人经常提到“首义三武”，即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共进会实际负责人孙武和共进会骨干张振武；至于各自的具体建树如何，“三武”是否三分秋色，都缺乏系统的诠释。1980年左右，笔者在长沙岳麓山下求学时，仰望那一群湘籍辛亥英烈的墓碑，有感于文学社社长、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的革命事迹未见彰显，在近代史大家林增平教授的鼓励与指点下，对蒋氏的革命事功作过专题思考和表述。文章发表不久，就觉得自己的立论还需要斟酌，不能根据领导者的职务来确定历史地位与功绩。
民国时期的军事理论家蒋方震(百里)在《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中指出：“历次革命皆自外铄，其势不坚，而武昌革命则其势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武昌起义之所以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一举成功，主要是因为武昌革命志士组织周密，筹备细致，不像华南地区的武装暴动那样，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来得快败得也快。就如此重要的一次武装起义来说，究竟谁才是筹划武昌起义的关键人物，确实是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需要静下心来，凭资料说话。准确的答案既不是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也不是湖北共进会的实际负责人孙武，而是起义之前就被杀害的文学社评议部长刘复基——位胆识俱全的革命主将。
一、丰富的早年阅历
刘复基，字尧潋，亦作尧澄、瑶臣，化名汝夔，1885年1月出生在湖南武陵县柳叶湖，就是现在的常德市武陵区白合山乡柳叶湖村。本属农民家庭，父亲文福在常德府城大河街经营灯笼铺，刘复基从小就随居府城，与兄长星潋同时到私塾教师家里接受启蒙教育。
常德属于广义的湘西地区，东北多湖，西面多山，哥老会的反清活动比较频繁，复基从小耳濡目染，参与其中的联络。他的年龄不大，谈不上资历，只因胆识过人，就被举为头目，叫“金凤山刑堂”。1901年，复基在常德结识了比自己大两岁多的桃源革命青年宋教仁，邀到家里，订为莫逆之交。从此，求学于武昌文华书院的宋教仁每次上学与回家经过常德，都一定要同复基会面，畅叙一切。
1903年，复基考入设在德山的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堂，经常演说清朝腐败，满、汉势不两立的道理，连该校校长都觉得他说得有理，不再阻挠。第二年，才华横溢的宋教仁以华兴会副会长的身份潜回常德，密谋响应长沙起义。复基就以常德鸡鸭巷饭馆厨师的名义，联络会党和新式学堂的进步青年。当时，澧州青年蒋翊武就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师范学堂读书，也成了复基发动的对象。宋教仁的日记还记得很清楚，农历九月二十三日那天辰时从桃园坐船，中午抵达陬市，下午到常德城区五省栈，与刘复基、胡范庵见面，准备第二天赶往长沙，刘、胡都想跟宋一起到长沙去参加华兴会起义，宋只同意胡与晏某去，委托刘复基留下，让他与另一骨干楚义生“在常经营一切”(《宋教仁集》)。
当宋教仁坐船三日赶到长沙时，华兴会的起义计划已经事泄，黄兴与宋教仁等遭到通缉。这天还有两个党人被杀，其中一个在临刑前就供出了常德有个“宋家仁”。宋教仁从武昌顺江东下，从上海亡命日本，刘复基陷匿老家柳叶湖，暂避风声。这时，湖南会党头目马福益潜赴湘西洪江，重谋起义，刘复基设法与马取得联系，重新组织会党。
1905年春，马福益在湘乡被捕遇害，刘复基潜赴省城，试图再作发动。而湖南当局戒备甚严，收效不大，复基及时函告宋教仁，“述自去冬以来屡次失败之状，慷慨悲愤，令人泣下”(《宋教仁集》)。刘复基收到宋教仁的回复，得知同盟会已在东京成立，精神为之振奋。他凑集盘费，邀兄长星潋于10月启程东渡日本。 从现存的同盟会会员名册中可以查到，11月21日，复基由宋教仁主盟，加入同盟会。很多回忆与论著都断定文学社的社员都没有出过洋，都是土生土长，黄兴的女婿、美籍知名学者薛君度教授在《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中也说，文学社骨干们“从没有出过国门”，这便忽略了刘复基的特殊身份，显得有点以偏概全。
复基在日本的盘费告罄，停留的时间不长，就趁着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政府颁发中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回国浪潮，携带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六百份离日，在沪、鄂、湘等地散发，重新联络同志。
在上海，他配合湘籍同盟会骨干姚宏业等，以中国公学为重心，发展同盟会员，该校学生蒋翊武就是他介绍加入的。他还与另一湘籍同盟会骨干杨卓林成立同盟会在上海的外围组织“竟业学会”，办有《竞业旬报》，“专业提倡民族主义为宗旨”(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
在武汉，他与刘敬庵、张难先等取得联系，加入日知会，开始涉足湖北革命团体，为他后来再度赴鄂发动建立了人脉基础。
在长沙，他与覃振、胡有华等于府署后之五堆子设立报刊代派所，暗中销售《民报》，往返湘鄂之间，联络同志，宣传革命宗旨。他还通过在东京的宋教仁，向《民报》编辑部推荐内地同志撰写的革命稿件(《宋教仁集》)。1906年夏，他并协助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发起在岳麓山公葬陈天华和姚宏业的活动，借以鼓舞民心，传播反清革命思想。经过刘复基和禹之谟等人的努力，华兴会起义失败后的湖南重现革命生机。复基给宋教仁的信中就说：“湖南局势甚好，必有呼汉族万岁之一日。”(《宋教仁集》)
革命充满冒险，挫折考验意志。由于萍浏醴起义失败，复基的战友禹之谟、覃振、刘敬庵、杨卓林等分别在湘、鄂、沪被捕，许多秘密活动机关同时遭到破坏，复基一时无法立足。适逢父亲病故，他以守制为名，回乡隐居。虽然如此，他“亦不以居丧废射猎，猎或数日不返，识者知其志别有所在”(熊十力《烈士刘尧潋传》)。覃振从长沙改押故乡桃源时，复基还邀请蒋翊武等人，借狱中探监之便，继续商讨革命对策，矢志不渝。
可见，刘复基早年革命阅历的重要性已在蒋翊武之上。
二、文学社的实际负责人
1909年秋，已在汉口落脚的刘星潋向负责《商务报》的湘籍革命党人何海鸣推荐自家老弟，何很高兴，就请星激把刘复基招来，协助办报，复基就邀蒋翊武同行。这时，湖北新军中有个革命团体，叫群治学社，它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一脉相承，虽几经挫折，一直坚持下来，难能可贵。复基抵达汉口时，群治学社社员大都已随军赴防襄河一带。他和翊武很想参加，就邀《商务报》报馆的鄂籍革命青年詹大悲，以记者(“访员”)名义潜赴天门，与群治学社社员蔡大辅取得联系。翊武随即化名入伍，复基则持蔡大辅所书的介绍信返回武汉，与该社负责人李六如接洽，加入群治学社。李六如，又名抱良，湖南平江人，与刘复基一谈就很合拍，对他评价很高。李六如后来撰写的回忆录《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与自传体小说《六十年的变迁》对刘复基都有极高的评价。小说中的“季交恕”，就指李六如本人，他不过是在自己姓名的每个字上加了笔画而已。
同年12月，《商务报》的老板病故，该报改组，社址迁到汉口英租界致祥里，詹大悲为主笔，复基任会计兼发行，何海鸣任编辑，言论日渐放开。他们就想把《商务报》办成群治学社的机关报，以便壮大学社的力量。据熊十力回忆，某个雪夜，刘复基穿着布袍，邀何海鸣登蛇山，不是赏雪，而是鸟瞰武汉三镇的地形，商谈革命机要，刘复基的鞋子都结冰了，也不觉得寒冷。(《烈士刘尧潋传》)
当时，南方的保路运动出现高潮，清政府坚持举借外债，转移路权，湘籍君主立宪论之干将首领杨度附和甚力。1910年春，刘复基与李六如听说杨度路过汉口，就借湖南会馆之地，召集湖南旅鄂绅学各界人士，名义上欢迎“乡贤”，实则计划惩办他。有一天，刘复基与李六如等赶到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既济水电公司，邀请杨度赴会，杨见势不妙，一再谢绝前往，刘复基就扯住其辫，把他拽出大门。英巡捕出门干涉，刘复基、李六如等数人都被抓到巡捕房，“外闻尧潋吆喝殴打声不绝”(同上)，《商务报》因此而停刊。
此后不久，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湖广总督拟调兵入湘协助镇压。复基与查光佛等人商议，联合三十二标的群治学社社员黄申芗等一同起义，托孙昌复从汉口潜运炸弹到武昌，拟由四十一标发动。这是湖北革命党人制定的第一个明确的武装起义计划。由于事泄，黄申芗等人逃走，起义无法发动起来，刘复基化名汝夔，从汉口某理发店购得一条假辫，投人四十一标当兵。李六如后来回忆说，因复基“有才智，自他入伍当兵后，军队中的革命运动更加发展”。
1910年9月，群治学社改名为振武学社，以原群治学社发起人杨王鹏为社长，李六如为庶务，复基等人襄助其间。不久，杨王鹏的活动被队官施化龙侦知。李六如因被查出曾参与殴打杨度，也遭重责开除。杨、李二人离鄂前，在社务接交问题上，经过了一番仔细考虑。鉴于振武学社的活动和殴打杨度事件已引起官府的警惕，他们就没有把社务直接交给新军中革命阅历最丰富，而且“智勇足备”的刘复基，而是交给遇事比较谨慎，也具备一定的革命阅历和经验，又很尊重刘复基的另一振武学社骨干蒋翊武。照李六如的话说，是“因蒋翊武很像一位乡下佬，经常笑嘻嘻的，会团结人，而且进营以后，还没有露过头角”(《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两位湘籍同乡的这个选择，对确定蒋翊武在即将改名的文学社中的领导职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11年1月30日，蒋翊武和刘复基邀集部分振武学社骨干，在武昌奥略楼(无论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还是后人的著述，多称黄鹤楼或风度楼，或黄鹤楼之风度楼，均不确切)召开文学社的成立大会，公举蒋翊武为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骨干章裕昆说：文学社的“实际工作多是刘尧瀓负责”。在何海鸣的心目中，文学社的“首领”就是刘复基。
从与共进会合并之前有据可查的几个重要会议的情况来看，在文学社的四次代表会议里，作为主要发言人，刘复基有三次，蒋翊武只有一次；充当会议主席者，除了一次情况不明外，在其余三次中，刘复基有两次，蒋只有一次。
再看看文学社的几个关键时刻，刘复基又是如何沉着而果断地率领社员们渡过难关，推进革命高潮的。
迄至与共进会正式合作为止，文学社曾连续三次遇到比较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黄花岗起义失败不久，一片恐怖，文学社的组织活动无法正常进行。为避免社员失去联络，刘复基毅然请假出营，蛰居阅马厂文昌阁，“每日往各营通问，藉谂内外消息”(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使诸同志得以明了近日状况，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刘复基之努力，“收获洵不小也”(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不久，刘复基为方便起见，索性退出四十一标，租居社员张廷辅的家——武昌小朝街85号。张家住楼下，他带两名社员住楼上，专事组织发动和联络，他的住所就成了文学社的总机关。
刘复基等人驻社办公，是为文学社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该社开始 有了自己固定的秘密活动场所和常设机构。据称，社员们“都一致称赞‘刘复基真行，好角色’。从此，文学社全体社员脑子里，无论认识不认识，差不多每人都有个刘复基的印象”(《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直到武昌起义爆发，文学社的队伍扩大到三千至五千人之间，成为武昌起义的主要力量。革命成功之后，超然于文学社与共进会两派之争的湖北通志馆副馆长兼总纂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纪》一书中说：“武昌首义，扛枪抢炮，以光复三镇，鏖战阳夏者，大抵皆文学社社员。”
第二次是8月1日，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遭到湖北当局查封，詹大悲、何海呜锒铛下狱，情况十分紧急。刘复基连夜向各营代表报告，告以“正筹大举，为期不远”，“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机之至”(《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如果不是刘复基出面，恐怕就会像以往治学社和振武学社一样，稍遇挫折，便中辍社务，一切从头开始；正是有了刘复基这样得力的职业革命者，不仅文学社的组织机构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军中的社务发展一天也没有停止。
第三次则是当刘复基等加紧与共进会代表筹商联合起义具体方案时，湖北当局突然下令调部分标营外出驻防，企图肢解新军中日益膨胀的革命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都将随军外调，统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刘复基在机关部召开紧急代表会议，要求“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此危局。一旦武昌起义，分驻各处同志，能迅即响应，其效更大”。接着，他又具体部署各驻防同志的响应任务，表示“如此间计划确定，即派人往各处通告”(《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经刘复基的妥善安排，坏事反而变成了好事。驻防宜昌、襄阳等地的文学社社员们后来都能如约响应武昌，从而壮大了武昌起义的革命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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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的水果不仅需要阳光，也需要凉夜，寒冷的雨水更能使其成熟。人的性格陶冶与意志锤炼不仅需要欢乐，也需要困难的考验，困难往往比风平浪静之时更容易体现和提升一个领导者的胆识和才华。每当文学社的困难时刻，身为评议部长的刘复基总是起着比社长蒋翊武更为关键的作用，显示出文学社实际负责人的地位。当然，文学社的力量之所以不断壮大，并发展成湖北新军中最大的革命团体，如果把功劳仅仅归之于刘复基一个人，而忽视其他领导者和骨干们的努力，显然是失之偏颇的。无论是社长蒋翊武、副社长王宪章、文书部长詹大悲，还是当时关押在狱但行动相对自由的原日知会骨干胡瑛，都从不同方面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至于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后来说，文学社“内部干事奔走者，惟刘尧潋一人而已”(孙武《武昌革命真相》)。从此话中既可以看出孙武对英年早逝者刘复基的敬重和惋惜，也不难感受到他对政敌蒋翊武和文学社的贬低与偏见。
三、筹划武昌起义的主帅
如何筹备武昌起义，首要的问题就是加紧同新军中的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携手合作。
湖北共进会是东京共进会的一个分支，东京共进会的会长刘公与军务部长孙武分别兼任湖北共进会的会长和军务部长，它以鄂籍留日学生为主干，初拟致力于联络会党，辛亥年受文学社的影响，也把重心放在发动湖北新军。文学社则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一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演变而来，以湘籍志士为主干，扎根于湖北报界与新军之中。除了刘复基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外，其余都没出过国门，办有《商务报》、《大江报》以及自己的机关报，还有标、营、队代表制度。两个团体在新军中互争社(会)员，影响团结，也容易暴露目标，双方都有合作的愿望。不过，共进会的实际负责人孙武自恃才高，有将文学社归其统一领导之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则担心孙武等“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另见李春萱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l辑)，对合作一事信心不足。因此，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究竟谁是促成文学社和共进会合作的关键人物?迄今为止，大致有三种说法：
1、湘籍同盟会员谭人凤。谭人凤的《石叟牌词》、邹永成的回忆录及其他一些记载均持此说。
2、共进会员陈孝芬。陈孝芬自述“自告奋勇愿作调人，经过十次会谈……后来再三和刘尧潋商讨，刘尧潋因我说的‘合则力量聚而大，分则力量散而小’的话极有道理，才应允定期召集文学社社员大会讨论”。长期从事武昌起义史研究的贺觉非先生也倾向于此说。
3、刘复基、查光佛、陈孝芬、邓玉麟等人。此说散见于另一些首义当事人的回忆录里。
以上三种说法都不够准确。尽管谭、陈等人都曾以不同身份出面，在促成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还不能算是很关键的作用。仅就时间上说，首先提出两团体联合主张的既不是谭人凤，也不是陈孝芬。谭人凤于农历五月初来汉，劝其和衷共济、相辅而行之前，刘复基就开始与共进会代表坐下来商谈合作事宜，而且谭人凤离鄂时，商谈仍在继续，并不因为谭这一趟就迎刃而解。至于陈孝芬说是他的合作影响了刘复基，此话也有些言过其实。据另一共进会员李白贞回忆，陈孝芬本人因与章裕昆各自在军队发展自己的成员而产生矛盾，还是“经刘尧潋出面调停才止”(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
与共进会同舟共济、团结战斗，这是刘复基一贯的主张。李六如说，还在群治学社时期，“群治学社与共进会建立联盟关系，便是出于他的主张”(《文学社武昌起义纪略》)。只因当时群治学社和共进会各自的组织建设还不够发达，这种联盟关系还不曾以组织名义正式确立起来。文学社成立后，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已今非昔比，酝酿已久的武装起义即将提上议事日程，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才越来越重要。当两个团体的代表各自在军队争取成员，影响团结时，刘复基一边及时调解军队纠纷，一边做通蒋翊武的思想工作，使他消除顾虑，还动员本社社员“与共进会结合，黾勉同心，以厚革命势力”。他还托陈孝芬、邓玉麟、潘公复转告文学社方面的合作诚意。接着，刘复基又自任“联络员”，专事合作之责，日常社务则委托王文锦等人助理。
为了武昌起义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集中革命力量对抗清朝反动统治者，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刻不容缓，刘复基首先帮助社长蒋翊武消除顾虑，以积极态度对待合作。有的研究者却将蒋翊武在合作问题上的某些顾虑褒奖为“颇具远见卓识”，歌颂其狭隘性，贬低全局观念，认为蒋翊武“不像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那样眼光短浅，忽视两组织在阶级地位上的差异，去急于求成”，作者还以武昌首义后“共进会变节者多，文学社则罕有”来印证蒋翊武的所谓“远见卓识”(邓可吾《蒋翊武研究介评》)，显然是以结果推导过程，初看起来似有道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共进会与文学社员在组织来源、领导人的革命经历等方面固然存在某些差异，但毕竟同属于以运动新军士兵为主的反清革命团体，彼此在阶级地位上还很难存在什么明显的不同。就共进会内部而言，后来像孙武那样的蜕化变节者也毕竟只是极少数。退一万步说，即使后来共进会的变节者很多，蒋翊武当时所顾虑的也主要是合作后的领导权问题，并非他们将来变不 变节的问题。不然的话，文学社内部的骨干何海鸣，还有社外谋士胡瑛后来都相继变节，蒋翊武怎么就预计不到呢?如果离开当时两湖地区反清革命运动的全局来歌颂蒋翊武在合作问题上的某些顾虑，把刘复基等人抓紧合作的努力指责为“急于求成”，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果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合作不能抓紧进行，则类似双方在军队各争社(会)员的纠纷闹到何时才收场?结果又将如何?武昌起义何时才能实现?恐怕难以设想。还是文学社的章裕昆说得好：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是“团结湖北革命力量之重要关键”，共进会骨干李作栋也强调“幸得刘尧瀓从中奔走斡旋，两派才得联合”(《辛亥首义回忆录》第l辑)。另一共进会骨干胡祖舜也有类似的结论：“共进、文学两团体之合并，复基有大力，殆革命党中之一智囊也。”(《六十谈往》)
合作是必要的，又是有条件有原则的。鉴于刘复基、蒋翊武等人领导的文学社无论在干部力量和舆论宣传方面，还是社员人数和在湖北新军中的影响方面，都在共进会之上，故刘复基主张，两团体只有在文学社基础上的合并，才更有利于湖北革命斗争的深入，也更使人放心。基于此，他在商讨合作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由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担任两团体联合后的领袖，指挥武昌起义。当共进会代表提出由孙武担任领袖时，刘复基就很策略地回答，“惟军事指调，首在情意交孚，改推领袖不便。如孙武有所计划，当在可能范围内，竭诚接受”，但强调“彼此不得猜嫌，互肆破坏”(《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他的一席话，既体现了合作的基本原则，又言辞得体，便于共进会代表接受。结果，经过长达三四个月的反复协商，双方基本上按照刘复基提出的方案，形成决议，双方暂时取消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名义，总称“湖北革命军”，由蒋翊武担任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邓玉麟等人为军事筹备员，以刘复基的住处文学社机关部为革命军总指挥部。
如果说文学社时期，刘复基在社长蒋翊武身边主要起着“诸葛亮”的作用，那么湖北革命军成立后，由于蒋翊武已随军赴防湖南岳阳，蒋的总指挥职务就完全由刘复基代理了。刘复基继续住在小朝街85号，“军中计划多由尧潋统筹，与军事筹备员不时讨论，拟具略案，凡各标营届时应负任务，预向各标营代表分别具告，临时依命令实行”(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
9月24日，刘复基与孙武在雄楚楼10号召开两团体骨干联合会议。大家根据刘复基所拟草案进行讨论，首先正式通过了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和军政府领导人名单，然后通过由刘复基精心制定的起义军事计划。该计划不仅明确了各标营的进攻路线和任务，而且规定了起义的信号和集会地点。“各代表都兴奋地接受了这个计划。所以后来到八月十九日发动时，虽然消息隔绝，仍能一致动作，完成任务，就因为有了这个计划作为基础。”(李春萱[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至于有的研究者说是蒋翊武“主持制定了周详的起义计划”，就有点张冠李戴了。
联席会议结束后，刘复基与原共进会骨干邓玉麟一道驻部办公，“为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辛亥首义纪事本末》)。当时总指挥蒋翊武不在武汉，孙武虽为参谋长，“实际上邓玉麟等于是孙的参谋长，刘尧潋又等于是邓的参谋长”(《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参谋来参谋去，最后还是由刘复基作出决策。用章裕昆的话说：“凡关于用兵方略，调查地形及首义先后一切大计，皆公一手为之。”(《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
难能可贵的是，在筹划武昌起义的过程中，不仅文学社社员继续敬重刘复基，即便共进会一方也是如此。例如，当两团体的合作还没最后定局时，共进会会员熊秉坤与另一会员雷振邦发生矛盾，影响工程营内部的团结和发展。根据熊秉坤自己的回忆，是刘复基从湖北革命全局出发，会同杨玉如及时前往调解，“自此以后，熊始放胆领导”(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以致有后来工程营打响首义第一枪之举。还有，9月24日那天联席会议刚结束，南湖炮队的共进会士兵与排长刘某发生冲突，竟从军火库拖出大炮，准备暴动。据共进会的李作栋回忆，该队同志孟发丞赶往巡道岭，向孙武等请示方略，孙武等人急得束手无策。“正在踌躇不决之时，刘尧潋赶到，大家请他解决这一问题，刘便说：‘顶好请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于少数同志，即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辛亥首义纪事本末》)刘复基沉着应对，寥寥数语就化解了孙武等人的疑难。由于此事仅系少数人的行动，孟发丞就按照刘复基的第二个方案处理。一场孟浪事故被及时阻止了。
10月9日清晨，蒋翊武赶回武昌总指挥部，刘复基通报近来湖北革命形势的发展情况，以及黄兴关于九月初(10月底)十一省同时起义的指示精神。不过，刘复基又强调“本社同志以过迟恐致误事”，主张抓紧起义。蒋翊武则坚持依黄兴的电嘱行事。
当天下午，传来孙武等人在汉口制弹失事和宝善里机关遭到破坏的消息。是否趁机起义，蒋翊武还有些犹豫，经过刘复基等人再三催促，蒋翊武就以总指挥的名义，下达当晚十二点起义的命令，派人分头传达。
关于蒋翊武接受刘复基等人定于当晚起义的具体过程，至今说法不一。其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来自李西屏，他说，当蒋翊武迟迟不愿下起义命令时，刘复基十分恼火，拔出手枪威胁蒋，指责蒋怕死，彭楚藩摸着蒋翊武的头说：汉口的机关都被破坏，你的脑袋还能久留吗?蒋翊武在激将之下，才下命令起义(李西屏[翊东]：《武昌首义纪事》)。这样的说法值得推敲。刘复基与蒋翊武多年携手革命，交谊颇深，如果说是刘复基以枪相逼，还说是彭楚藩摸蒋翊武的头捉弄他，于情于理都很难说过去，而且李西屏当时并不在场，所述都是耳食之言，不足为据。对于此说，章裕昆曾在《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一书的按语中专门作了驳斥。
不过，是按黄兴规定的时间再组织起义，还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立即宣布起义，翊武当时再三犹豫，复基则再三催促，且言辞颇带激情，翊武才决定起义，倒是可信的。据总指挥部的交通员刘心田回忆，在汉口失事的消息传来之前，复基与翊武二人就曾为起义时间发生争论。复基认为“武汉形势紧迫，事不宜迟，主张立即行动”。翊武将各标营代表请来商议，代表们也“一致要求及早行动，因为外面谣言很多，一旦事机败露，必将束手就擒，前功尽弃。蒋翊武还是有些犹豫，刘复基激动万分，甚至说蒋。怕死”’。汉口失事的消息传来后，蒋翊武急得“当场泪下”，刘复基则大声激愤地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在此情况下，蒋翊武才签署起义命令。(刘心田《武昌起义前的二十四小时》)章裕昆在他的著作里，也引用过刘复基这样激烈的言辞：“革命当流血，予辈起为先导，何尝不可，焉用迟延?”(《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同目击者刘心田的回忆是一致的。
负责传达命令的同志离开总指挥部后，仅剩下刘复基、蒋翊武等数人坐镇指挥，静候起义信号。当时有留声机经过，复基即“唤入高唱，藉资掩饰”(《辛亥革命先著记》)。
当晚十点左右，党人潘公复来到总指挥部，复基与之座谈刻许，然后对潘 说：“我料此处万分危险，今晚会将发生意外，你无须在此呆等，可速往巡道岭学社，那里地区稍偏，比较安全，听见枪炮声再出外行动不迟。”潘说：“我辈革命，若存畏避，何能成功。”复基说：“不然，孙武重伤，邓玉麟往各营，均属危险之事，前途难测。我辈当此环境，固不可畏避，但为继续革命计，必不可聚在一处，让仇敌一网打尽。”潘公复后来回忆说，是刘复基“语时态度严肃，并推潘下楼，潘始离去”(潘公复[善伯]《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共进会》)，让他感铭终生。运筹帷幄的刘复基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切实关心同志的安全，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领导者的崇高品质和宽阔胸怀。
还不到十二点，传来紧急敲门声。原来，总指挥部已被军警包围。刘复基知道情况不妙，迅速手持炸弹，门破时，匆忙将炸弹引爆，结果没炸倒军警，自己的手却受伤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35页。也有一些记载说复基掷弹未爆，见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咏簪[龚霞初]《武昌两日记》等)，与蒋翊武等人一同被捕。由于蒋翊武还留着长辫，衣着像乡村学究，趁军警不备，就逃走了。由于起义命令没有及时送到负责发炮为号的南湖炮队，当晚的起义就没有发动起来。
10月10日凌晨，刘复基和彭楚藩、杨宏胜三人在审堂上视死如归，供认革命不讳。刘复基见先晚起义未发，辄向围观者高呼“同胞们!大家努力!可怜我这些遭虐的同胞啊!”(《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他还来不及婚恋，就把年轻的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近代民主革命事业，终年27岁。当晚，当刘复基的呼声还回旋在武昌城上空，他的战友们就依照他曾经亲手起草的起义计划，鸣枪起义，告慰这位青年革命家的英魂。
四、余论
若以常理而论，文学社社长、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的历史贡献应当是文学社的评议部长、起义总指挥部常驻军事筹备员刘复基不可望其项背的，实际情况却相反。历史的复杂性有时就表现在职务、职能同实际领导作用并非完全对称，现实生活中就不乏其例。历史作为现实生活的凝固，也是如此，那种以职论功的方法还称不上科学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只看到刘复基是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却看不到他同时又是筹划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有的甚至任意拔高蒋翊武在武昌起义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究其原因：一是容易为领导职务而一叶障目，取代具体分析；二是不能突破革命权威的某些盖棺定论，浅尝辄止。在至今完好无损的桂林蒋翊武就义纪念碑上，胡汉民奉孙中山之命撰述碑文，内有“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等语，就等于是同盟会的发起者孙中山的定论，谁敢更改?
武昌起义成功后，共进会与文学社之间的摩擦因孙武等个别领导人的利欲膨胀而日益突出，互相攻击颇多，鄂、湘两省的地域隔阂也由此放大。不过，矛盾双方一谈到英年早逝的文学社领导人刘复基，彼此的口吻马上就能统一起来，一致敬佩和赞叹刘复基的革命胆识、才华及其筹划武昌起义的重大贡献，深惜和哀叹他的早逝。共进会骨干李作栋说：“刘尧潋是文学社的诸葛亮，智勇足备，能持大体，官方意在必杀”，“刘在起义前被捕牺牲，是极大损失”。一向恃才傲物的共进会领导人孙武虽然连孙中山都瞧不起，却对比自己还小四岁多的刘复基极为尊重，即使在晚年留下的遗稿中，还写有这样的话：“惜乎尧潋死矣!否则宋锡全之逃与武圣关之不平，恐不能发生矣。”鄂籍革命报人胡石庵说：“盖刘为报界中人，极有肝胆，子素敬爱之，意其必成伟业。今陡闻其惨死，不禁痛泣，失其素状，良久始已。”鄂籍同盟会骨干居正的评价是：“刘尧潋，坚苦有远识，能去偏私，持大体，有建树才。其死也，人皆惜之，同志尤深痛也。”
翻阅百年前的革命画卷可知，像刘复基这样在革命同伴中受到高度赞誉而且毫无争议的领导者，不仅在武昌首义的光荣历史中绝无仅有，在群星灿烂的全国辛亥先驱中也并不多见。任何一场革命的成功都凝聚着许多先驱者的血泪，许多庆功典礼却首先是为幸存者的荣耀而准备的，某些英年早逝者就容易被冷落，甚至被遗忘。《革命箴言》的作者秦力山是如此，武昌起义的头号组织者刘复基也是如此。直到如今，刘复基的名字还仅仅保留在武昌首义三烈士的名单里，熟悉三烈士者也许还知道他的名字，不熟悉者就无从谈起了。在纪念武昌起义与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宣传辛亥先驱的书籍、报纸、电视、网文比比皆是，每天都有，个中局面应当有所改观，各级教科书也该稍作充实和修改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