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每个医生的工作量都是国内的几倍，还创造了四小时连续实施23台眼科手术的医疗服务纪录
姚勇打开了电脑，对着屏幕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风景秀丽的大西洋海滩，低矮破旧的木结构楼房、机动船溅起的金黄色水花、因患寄生虫病肚子肿胀的孩子、染上艾滋病人血液的伤口、恶性疟疾……2004年6月-2006年5月，在圭亚那。
那段日子，像一滴时间的眼泪，永远悬挂在第六期中国援圭医疗队15名队员的记忆里。两年里，医疗队七名队员与死神擦肩而过，四名队员无法为国内过世的亲人送行，与此同时，医疗队克服了常见的“援外医疗队综合征”、克服了远离亲人的寂寞与孤独，取得了圭亚那国家医疗史上的18项“第一”。医疗队和队员多次获得圭亚那总统、卫生部长颁发的嘉奖证书，圭亚那总统还破例邀请医疗队员参加内阁会议、到官邸做客。
“他们是中国派来的‘民间大使’。”圭亚那卫生部长朗姆萨米说。
近日，在无锡市政府举行的嘉奖晚宴后，第六期中国援圭医疗队员们聚到了一起。
“生命在这里很轻很轻”
圭亚那是位于南美洲东北部的大西洋海滨小国。在热带雨林的茂密根须间，埃塞奎博河、伯比斯河、德梅拉拉河像三条金黄色的丝带横过圭亚那疆土。
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经伦敦、巴巴多斯，当地时间2004年6月5日晚，第六期中国援圭医疗队终于到达了圭亚那首都乔治敦。他们一行15人，全部是来自江苏无锡的医生。在乔治敦呆了几天后，他们被分派了驻扎医院。医疗队队长姚勇和施克勤、虞俊杰等11名医生留在乔治敦医院，陈哲民和孙兴兵等四名医生动身前往距离乔治敦120公里的林登医院。
林登虽然是圭亚那第二大城市，人口却只有三四万，实际上很像一个小镇。它被圭亚那主要河流之一德梅拉拉河劈成两半，街道坑洼不平，路边是一些破旧的木质三层小楼。距离林登市区不远，是茂密的森林。据说，大约有十万居民散落在这些林中大大小小的居住区中。
德梅拉拉河大约十几米宽，河水是那种冰红茶的颜色，当地土著的木船经过，桨叶击打时会溅起金色的水花。到达林登后不久，陈哲民碰到了一个印第安母亲。她住在森林中的居住区，带着孩子坐了八小时的船前来就诊。那是一个三岁大的小女孩，由于营养不良显得很瘦，惟独肚子大得有些吓人。母亲个子很矮，她说她一家都是艾滋病人，丈夫已經死了，五个小孩也已死掉两个。“现在这个孩子又出事了。医生你救救她吧。”她红着眼圈可怜巴巴地看着陈哲民。
孩子是艾滋病并发感染，得了疟疾。“艾滋病不好治，但至少疟疾还可以治。”陈哲民让她带孩子在医院仓库式的病房里住下，但他很快发现医院里竟然缺少有效的药物。虽然他挖空心思用医院里现有的药控制小女孩的病情，但效果始终不明显。小女孩一日不如一日，眼看着就要不行了。大约两个星期后，母亲带着孩子走了。“怎么可以这样?她得的那种疟疾在国内明明可以治的，到这里怎么就不行了?”陈哲民说，他突然感到自己很无奈。
小女孩死去后不久，陈哲民见过这位母亲一次。当时，她穿着花布衬衫和破旧的长裤走在林登沿河的街道上，眼睛里一点神采也没有。认出他后，她笑了笑。陈哲民说，那一刻，他忽然觉得生命在这里很轻很轻。“丈夫死了，三个孩子死了，自己即将死去，剩下的两个孩子不久也要死去。”
“让她们多活一个月、一两天也好呀。我当时想，忙吧，不停地忙，虽然缺少药物器械，但能治一个是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这样我心里会好受点。”陈哲民说。
与艾滋病感染擦肩而过
圭亚那的治安不好，经常有持枪抢劫的情况发生。在乔治敦，几乎每家都养子好几条狗。入夜，犬吠声异常响亮刺耳。
但对医疗队员们威胁最大的实际上不是治安问题，而是当地盛行的各种疾病。在圭亚那，HIV的阳性率超过20％。在那里，施克勤遇上了生命里最大一次恐惧。
2005年5月，在为一名28岁的年轻人做手术时，施克勤不慎被助手的骨锤敲到指关节。伤口很深，流出的鲜血与手套上的血污迅速融合到了一起。用碘酒简单处理完伤口之后，他继续做手术。
手术后，他想起医疗队里以前就有在为HIV阳性病人手术时受伤的事件，于是问病人他的HIV检测是不是阳性的。他回答“YES”。施克勤当时就懵了，一屁股坐到了椅子里。在美国，曾经有过57例医院型艾滋病感染病例被确诊。
施克勤说，他当时几乎拔腿要跑，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但下一个病人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如果先去给自己找点药来，就意味着病人必须到两个月后才能够接受手术，因为医院手术室两个月内的日程都已排满。
病人告诉他说，他是从森林里来的。圭亚那是森林之国也是水之国。生活在圭亚那林间聚居区的居民，看病、购物时要划着木船沿着河流穿越丛林，耗时经常达七八个小时。
马上去找药?做手术?施克勤犹豫了很久。最后，他选择了先做手术，因为他感到很难拒绝一个长途跋涉前来手术的病人，而预防药在24小时内都是有效的。
施克勤在做完手术后开始服用艾滋病预防药，一天两次，一次三片。药物的副作用很大，翻肠倒胃的剧烈呕吐让他经历了一段人生的炼狱。“到后来，我甚至看到装预防药的药瓶就要呕吐。”施克勤回忆起那段日子仍心有余悸。
两个星期后，由于无法承受药物反应，施克勤停止服药。在这期间，他仍坚持诊治病人。
由于医院器械老化等问题，医疗队先后有九名队员在手术中受伤，其中六名队员面临了艾滋病感染的风险。在2006年4月，队长姚勇还染上了恶性疟疾，在当地这种病的死亡率达45％。“躺在床上，持续高烧达41℃。我们差点以为他回不来了。”46岁的队员时长春说。
把圭亚那眼科带进21世纪
更值得记下的一笔是，中国医疗队还操作了圭亚那史上首例超声乳化白内障手术。
圭亚那地处赤道，紫外线强烈，眼科病人，尤其是白内障病人特别多。治疗白内障最先进的方法是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加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在中国卫生部和驻圭使馆的帮助下，医疗队配备了超声乳化机和眼科手术显微镜。
2005年3月7日，圭亚那的小雨季刚过，德梅拉拉河的水位依旧很高，第一个接受超乳手术的病人就被推进了手术室。她是印度人后裔，大约60来岁。当姚勇的助手在她眼前晃动双手时，她说，我能看到你的手动，但看不清你的手指。
姚勇撑开她的眼睑，在角膜缘划开一个三毫米的切口，然后小心地将超乳头插入她的眼内，看着超乳头高速抽吸切割着浑浊的晶体。姚勇说他当时有些紧张，因为这次手术关系着圭亚那眼科手术能否实现一个新的突破。
手术的效果非常好。第二天，她流下了眼泪，因为她的视力有了明显提高，达到了0．8。
超乳手术的成功在圭亚那引起了轰动，圭亚那总统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启动白内障病人复明的“光明工程”。两年内，姚勇共为圭亚那白内障病人做了1500台超乳手术。不少来圭亚那访问的英美专家评价说：“中国医生把圭亚那眼科带进了21世纪。”
在圭亚那的两年时间里，医疗队共为当地民众进行了3．2万多人次门诊和4000多例手术，每个医生的工作量都是国内的几倍。姚勇还创造了四小时连续实施23台眼科手术的医疗服务纪录。
“圭亚那的医疗服务特别是公立医疗服务极度紧缺。公立医院病人排长龙候诊、为做手术等上两三个月是常见的事。很坦白地说，我们医疗队的队员日程排得都很满，而且经常是24小时候命的。除去手术日，我们每月每个医生的门诊量都在500人次左右。”姚勇说。
在圭亚那，医生会面对更多的生死存亡。“在很多时候，我们牺牲自己的休息、健康拯救生命不是为了其他什么，而仅仅是为了生命本身。”虞俊杰说。由于医疗人手方面的问题，他曾经把一个烧伤病人的双腿架在自己肩膀上做手术。在缺乏烧伤科基本设备——翻身床的情况下，他还经常亲自动手，每一个小时帮病人翻一次身。
2006年5月31日，医疗队结束援圭工作起程归国。在这之前，当地居民、政要为他们送行的告别活动一直延续了半个多月。
姚勇打开了电脑，对着屏幕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风景秀丽的大西洋海滩，低矮破旧的木结构楼房、机动船溅起的金黄色水花、因患寄生虫病肚子肿胀的孩子、染上艾滋病人血液的伤口、恶性疟疾……2004年6月-2006年5月，在圭亚那。
那段日子，像一滴时间的眼泪，永远悬挂在第六期中国援圭医疗队15名队员的记忆里。两年里，医疗队七名队员与死神擦肩而过，四名队员无法为国内过世的亲人送行，与此同时，医疗队克服了常见的“援外医疗队综合征”、克服了远离亲人的寂寞与孤独，取得了圭亚那国家医疗史上的18项“第一”。医疗队和队员多次获得圭亚那总统、卫生部长颁发的嘉奖证书，圭亚那总统还破例邀请医疗队员参加内阁会议、到官邸做客。
“他们是中国派来的‘民间大使’。”圭亚那卫生部长朗姆萨米说。
近日，在无锡市政府举行的嘉奖晚宴后，第六期中国援圭医疗队员们聚到了一起。
“生命在这里很轻很轻”
圭亚那是位于南美洲东北部的大西洋海滨小国。在热带雨林的茂密根须间，埃塞奎博河、伯比斯河、德梅拉拉河像三条金黄色的丝带横过圭亚那疆土。
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经伦敦、巴巴多斯，当地时间2004年6月5日晚，第六期中国援圭医疗队终于到达了圭亚那首都乔治敦。他们一行15人，全部是来自江苏无锡的医生。在乔治敦呆了几天后，他们被分派了驻扎医院。医疗队队长姚勇和施克勤、虞俊杰等11名医生留在乔治敦医院，陈哲民和孙兴兵等四名医生动身前往距离乔治敦120公里的林登医院。
林登虽然是圭亚那第二大城市，人口却只有三四万，实际上很像一个小镇。它被圭亚那主要河流之一德梅拉拉河劈成两半，街道坑洼不平，路边是一些破旧的木质三层小楼。距离林登市区不远，是茂密的森林。据说，大约有十万居民散落在这些林中大大小小的居住区中。
德梅拉拉河大约十几米宽，河水是那种冰红茶的颜色，当地土著的木船经过，桨叶击打时会溅起金色的水花。到达林登后不久，陈哲民碰到了一个印第安母亲。她住在森林中的居住区，带着孩子坐了八小时的船前来就诊。那是一个三岁大的小女孩，由于营养不良显得很瘦，惟独肚子大得有些吓人。母亲个子很矮，她说她一家都是艾滋病人，丈夫已經死了，五个小孩也已死掉两个。“现在这个孩子又出事了。医生你救救她吧。”她红着眼圈可怜巴巴地看着陈哲民。
孩子是艾滋病并发感染，得了疟疾。“艾滋病不好治，但至少疟疾还可以治。”陈哲民让她带孩子在医院仓库式的病房里住下，但他很快发现医院里竟然缺少有效的药物。虽然他挖空心思用医院里现有的药控制小女孩的病情，但效果始终不明显。小女孩一日不如一日，眼看着就要不行了。大约两个星期后，母亲带着孩子走了。“怎么可以这样?她得的那种疟疾在国内明明可以治的，到这里怎么就不行了?”陈哲民说，他突然感到自己很无奈。
小女孩死去后不久，陈哲民见过这位母亲一次。当时，她穿着花布衬衫和破旧的长裤走在林登沿河的街道上，眼睛里一点神采也没有。认出他后，她笑了笑。陈哲民说，那一刻，他忽然觉得生命在这里很轻很轻。“丈夫死了，三个孩子死了，自己即将死去，剩下的两个孩子不久也要死去。”
“让她们多活一个月、一两天也好呀。我当时想，忙吧，不停地忙，虽然缺少药物器械，但能治一个是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这样我心里会好受点。”陈哲民说。
与艾滋病感染擦肩而过
圭亚那的治安不好，经常有持枪抢劫的情况发生。在乔治敦，几乎每家都养子好几条狗。入夜，犬吠声异常响亮刺耳。
但对医疗队员们威胁最大的实际上不是治安问题，而是当地盛行的各种疾病。在圭亚那，HIV的阳性率超过20％。在那里，施克勤遇上了生命里最大一次恐惧。
2005年5月，在为一名28岁的年轻人做手术时，施克勤不慎被助手的骨锤敲到指关节。伤口很深，流出的鲜血与手套上的血污迅速融合到了一起。用碘酒简单处理完伤口之后，他继续做手术。
手术后，他想起医疗队里以前就有在为HIV阳性病人手术时受伤的事件，于是问病人他的HIV检测是不是阳性的。他回答“YES”。施克勤当时就懵了，一屁股坐到了椅子里。在美国，曾经有过57例医院型艾滋病感染病例被确诊。
施克勤说，他当时几乎拔腿要跑，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但下一个病人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如果先去给自己找点药来，就意味着病人必须到两个月后才能够接受手术，因为医院手术室两个月内的日程都已排满。
病人告诉他说，他是从森林里来的。圭亚那是森林之国也是水之国。生活在圭亚那林间聚居区的居民，看病、购物时要划着木船沿着河流穿越丛林，耗时经常达七八个小时。
马上去找药?做手术?施克勤犹豫了很久。最后，他选择了先做手术，因为他感到很难拒绝一个长途跋涉前来手术的病人，而预防药在24小时内都是有效的。
施克勤在做完手术后开始服用艾滋病预防药，一天两次，一次三片。药物的副作用很大，翻肠倒胃的剧烈呕吐让他经历了一段人生的炼狱。“到后来，我甚至看到装预防药的药瓶就要呕吐。”施克勤回忆起那段日子仍心有余悸。
两个星期后，由于无法承受药物反应，施克勤停止服药。在这期间，他仍坚持诊治病人。
由于医院器械老化等问题，医疗队先后有九名队员在手术中受伤，其中六名队员面临了艾滋病感染的风险。在2006年4月，队长姚勇还染上了恶性疟疾，在当地这种病的死亡率达45％。“躺在床上，持续高烧达41℃。我们差点以为他回不来了。”46岁的队员时长春说。
把圭亚那眼科带进21世纪
更值得记下的一笔是，中国医疗队还操作了圭亚那史上首例超声乳化白内障手术。
圭亚那地处赤道，紫外线强烈，眼科病人，尤其是白内障病人特别多。治疗白内障最先进的方法是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加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在中国卫生部和驻圭使馆的帮助下，医疗队配备了超声乳化机和眼科手术显微镜。
2005年3月7日，圭亚那的小雨季刚过，德梅拉拉河的水位依旧很高，第一个接受超乳手术的病人就被推进了手术室。她是印度人后裔，大约60来岁。当姚勇的助手在她眼前晃动双手时，她说，我能看到你的手动，但看不清你的手指。
姚勇撑开她的眼睑，在角膜缘划开一个三毫米的切口，然后小心地将超乳头插入她的眼内，看着超乳头高速抽吸切割着浑浊的晶体。姚勇说他当时有些紧张，因为这次手术关系着圭亚那眼科手术能否实现一个新的突破。
手术的效果非常好。第二天，她流下了眼泪，因为她的视力有了明显提高，达到了0．8。
超乳手术的成功在圭亚那引起了轰动，圭亚那总统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启动白内障病人复明的“光明工程”。两年内，姚勇共为圭亚那白内障病人做了1500台超乳手术。不少来圭亚那访问的英美专家评价说：“中国医生把圭亚那眼科带进了21世纪。”
在圭亚那的两年时间里，医疗队共为当地民众进行了3．2万多人次门诊和4000多例手术，每个医生的工作量都是国内的几倍。姚勇还创造了四小时连续实施23台眼科手术的医疗服务纪录。
“圭亚那的医疗服务特别是公立医疗服务极度紧缺。公立医院病人排长龙候诊、为做手术等上两三个月是常见的事。很坦白地说，我们医疗队的队员日程排得都很满，而且经常是24小时候命的。除去手术日，我们每月每个医生的门诊量都在500人次左右。”姚勇说。
在圭亚那，医生会面对更多的生死存亡。“在很多时候，我们牺牲自己的休息、健康拯救生命不是为了其他什么，而仅仅是为了生命本身。”虞俊杰说。由于医疗人手方面的问题，他曾经把一个烧伤病人的双腿架在自己肩膀上做手术。在缺乏烧伤科基本设备——翻身床的情况下，他还经常亲自动手，每一个小时帮病人翻一次身。
2006年5月31日，医疗队结束援圭工作起程归国。在这之前，当地居民、政要为他们送行的告别活动一直延续了半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