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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合作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凸显了游击战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重大的作用。可以说，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重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成果。
自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10月下旬，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优势装备和凌厉攻势下，节节失利，丧失了大片国土。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深入敌后广泛发动和组织民众，充分运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全面开展武装抗日，不仅狠狠打击了日军，收复了大片失地，而且不断发展和壮大抗日根据地。这使得国民党上层人士开始反思第一期的抗战方针与战略，逐步认识到游击战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个月，因正面战场屡遭挫折，国民党在武汉珞珈山办了一期时间短暂的游击干部训练班，虽然办学时间不长，但却让参加训练的国民党将领对游击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游击战有了初步的认识。
1938年10月22日，周恩来与朱德在蒋介石主持的华中地区高级将领会议上向蒋介石提出，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要发展敌后游击战，并建议国共两党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并以朱德的名义草拟了一份建议书。蒋介石满口答应，并决定将办学地点定在南岳。
當晚，周恩来和朱德将建议书和蒋介石的答复情况报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即刻复电表示同意，并对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开办寄予了很大期望。
为何蒋介石当时要将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办学地址定在南岳这座千古名山呢？1938年10月下旬，随着武汉失守，我国的华北、华东和华中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敌手，国民党政府掌握的地盘再也不能收缩，欲将抗日战线稳定在平汉铁路东西两侧和长江南北两岸。而要稳住这条防线，关键要守住湖南。湖南不仅由抗战的大后方变成了对日作战的前线，而且成为联结东西南北战场的纽带。湖南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那层峦叠嶂、横亘湘中南八百里的南岳衡山，凭借地形的险要和便捷的交通，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抗战指挥中心，也成为办学的最佳地点。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主持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在圣经学校召开。会上，周恩来和叶剑英再次提出国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得到了与会的国民党将领的积极响应与赞同。因此，会议正式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并请中共中央派人来任教官，讲授游击战。
由于叶剑英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和军事教育经验，不仅在大革命时期参与筹办黄埔军校，并任教授部副主任，还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中央苏区红军学校校长。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带一批得力干部去南岳参与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毛泽东豪迈地说：“去吧！讲我们的一篇道理。”
游击干部训练班开始称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后改称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干班，由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和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
第一期南岳游干班于1939年2月15日在南岳圣经学校正式开学。南岳游干班办学的目的与要求，主要是让学员学习和掌握游击战的理论与战略战术，学会在敌占区广泛开展游击战的政治工作和民众运动，因此游击战这门主课的教学重担全部落在了以叶剑英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教官身上。而在准备期间，中共代表团教官面前却摆着一个最大困难：讲授游击战没有现成的教材，而编写教材又没有蓝本可以借鉴，且大部分教官完全没有教学经验。这让中共代表团教官非常头痛。这时，叶剑英迎难而上，决定大家齐动手编写教材，相互学习教学方法。他们深入钻研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同时结合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作战经验，联系实际编写教材。为了确保上好每一堂课，中共代表团教官还开展了内部试教活动，试教后再认真组织讲评。
中共代表团教官编写的游击战教材，在随之而来的教学实践中，不仅受到了国民党教官和广大学员的一致好评，而且也得到了时任国际新闻社记者高咏的热情称赞。
1939年4月18日，周恩来视察新四军归来，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专程来南岳游干班检查工作。周恩来兼任南岳游干班国际问题讲师，专门给全体学员作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演讲。周恩来连续两个晚上演讲，站在讲台上不用讲稿，一口气讲三四个小时，而且讲课条理分明，精辟有力，赢得学员们的阵阵掌声。
为了动员全民抗日，叶剑英非常注重发挥文艺宣传的鼓动激励作用。在南岳游干班开学不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时任南岳游干班讲师且主管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文艺宣传的田汉，率领抗敌演剧八队和电影一队离开湘北前线，专程来南岳宣传演出，号召广大民众团结起来，齐心协力赶走日军。田汉带领文艺队伍在游干班内外开展了广泛的抗日宣传，山上山下和街头巷尾到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每一场演出，台下都是人头攒动，掌声阵阵，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和一致好评。
在南岳游干班举办期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中共代表团驻地在一个叫“橘盈圃”的庄园内，园内橘树成荫，橘子树上结满了果实，但叶剑英严格要求中共代表团的所有人必须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即使红彤彤的橘子就挂在树上，让人垂涎欲滴，他们也从未摘过，在南岳民众中一时传为佳话。
随着国共矛盾、摩擦升级，南岳游干班在南岳举办三期后，中共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于1940年3月撤出南岳游干班，返回延安。南岳游干班因日军战机在粤汉铁路狂轰滥炸，无法在南岳继续举办，便于1940年3月迁往湖南祁阳。
南岳游干班办学时间从1939年2月至1940年3月。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人，肩负时代重任和历史使命，为南岳游干班的成功创办倾注了满腔心血，中共代表团以极其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与国民党共同办学，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培训了3000多名游击战干部。南岳游干班成为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培育抗日军事人才的摇篮。
自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10月下旬，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优势装备和凌厉攻势下，节节失利，丧失了大片国土。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深入敌后广泛发动和组织民众，充分运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全面开展武装抗日，不仅狠狠打击了日军，收复了大片失地，而且不断发展和壮大抗日根据地。这使得国民党上层人士开始反思第一期的抗战方针与战略，逐步认识到游击战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个月，因正面战场屡遭挫折，国民党在武汉珞珈山办了一期时间短暂的游击干部训练班，虽然办学时间不长，但却让参加训练的国民党将领对游击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游击战有了初步的认识。
1938年10月22日，周恩来与朱德在蒋介石主持的华中地区高级将领会议上向蒋介石提出，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要发展敌后游击战，并建议国共两党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并以朱德的名义草拟了一份建议书。蒋介石满口答应，并决定将办学地点定在南岳。
當晚，周恩来和朱德将建议书和蒋介石的答复情况报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即刻复电表示同意，并对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开办寄予了很大期望。
为何蒋介石当时要将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办学地址定在南岳这座千古名山呢？1938年10月下旬，随着武汉失守，我国的华北、华东和华中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敌手，国民党政府掌握的地盘再也不能收缩，欲将抗日战线稳定在平汉铁路东西两侧和长江南北两岸。而要稳住这条防线，关键要守住湖南。湖南不仅由抗战的大后方变成了对日作战的前线，而且成为联结东西南北战场的纽带。湖南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那层峦叠嶂、横亘湘中南八百里的南岳衡山，凭借地形的险要和便捷的交通，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抗战指挥中心，也成为办学的最佳地点。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主持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在圣经学校召开。会上，周恩来和叶剑英再次提出国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得到了与会的国民党将领的积极响应与赞同。因此，会议正式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并请中共中央派人来任教官，讲授游击战。
由于叶剑英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和军事教育经验，不仅在大革命时期参与筹办黄埔军校，并任教授部副主任，还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中央苏区红军学校校长。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带一批得力干部去南岳参与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毛泽东豪迈地说：“去吧！讲我们的一篇道理。”
游击干部训练班开始称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后改称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干班，由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和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
第一期南岳游干班于1939年2月15日在南岳圣经学校正式开学。南岳游干班办学的目的与要求，主要是让学员学习和掌握游击战的理论与战略战术，学会在敌占区广泛开展游击战的政治工作和民众运动，因此游击战这门主课的教学重担全部落在了以叶剑英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教官身上。而在准备期间，中共代表团教官面前却摆着一个最大困难：讲授游击战没有现成的教材，而编写教材又没有蓝本可以借鉴，且大部分教官完全没有教学经验。这让中共代表团教官非常头痛。这时，叶剑英迎难而上，决定大家齐动手编写教材，相互学习教学方法。他们深入钻研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同时结合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作战经验，联系实际编写教材。为了确保上好每一堂课，中共代表团教官还开展了内部试教活动，试教后再认真组织讲评。
中共代表团教官编写的游击战教材，在随之而来的教学实践中，不仅受到了国民党教官和广大学员的一致好评，而且也得到了时任国际新闻社记者高咏的热情称赞。
1939年4月18日，周恩来视察新四军归来，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专程来南岳游干班检查工作。周恩来兼任南岳游干班国际问题讲师，专门给全体学员作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演讲。周恩来连续两个晚上演讲，站在讲台上不用讲稿，一口气讲三四个小时，而且讲课条理分明，精辟有力，赢得学员们的阵阵掌声。
为了动员全民抗日，叶剑英非常注重发挥文艺宣传的鼓动激励作用。在南岳游干班开学不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时任南岳游干班讲师且主管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文艺宣传的田汉，率领抗敌演剧八队和电影一队离开湘北前线，专程来南岳宣传演出，号召广大民众团结起来，齐心协力赶走日军。田汉带领文艺队伍在游干班内外开展了广泛的抗日宣传，山上山下和街头巷尾到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每一场演出，台下都是人头攒动，掌声阵阵，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和一致好评。
在南岳游干班举办期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中共代表团驻地在一个叫“橘盈圃”的庄园内，园内橘树成荫，橘子树上结满了果实，但叶剑英严格要求中共代表团的所有人必须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即使红彤彤的橘子就挂在树上，让人垂涎欲滴，他们也从未摘过，在南岳民众中一时传为佳话。
随着国共矛盾、摩擦升级，南岳游干班在南岳举办三期后，中共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于1940年3月撤出南岳游干班，返回延安。南岳游干班因日军战机在粤汉铁路狂轰滥炸，无法在南岳继续举办，便于1940年3月迁往湖南祁阳。
南岳游干班办学时间从1939年2月至1940年3月。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人，肩负时代重任和历史使命，为南岳游干班的成功创办倾注了满腔心血，中共代表团以极其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与国民党共同办学，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培训了3000多名游击战干部。南岳游干班成为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培育抗日军事人才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