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人：谭向红
　　原任职务：雅安市副市长
　　触犯罪名：受贿罪、贪污罪
　　判决结果：2011年11月9日，乐山市市中区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判处谭向红无期徒刑。
　　将党员标准抛在脑后
　　1983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省农科院植保所从事科研工作。那时每月工资50多元，为了补贴家用，我争取多出差以挣一些补助。那时候，我想得最多的是多写论文、多出成果，评上职称，涨工资、分房子。当时实现理想的重要途径是争取项目资金。为了争取项目资金，我先后给一些人送钱送物，逢年过节还给他们拜年。那个时候，作为一名科技人员，我扮演的角色是给别人送钱送物。
　　犯罪事实：1997年至2009年间，谭向红利用担任省科技厅农村处副处长、处长，雅安市农业高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等职务之便，在争取经费、工程招投标、房地产开发等方面为他人谋利，收受26个单位和个人所送贿赂共计764万余元、美元5.3万元、欧元0.3万元以及“天梭”手表一只；1996年至2009年，谭向红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60余万元。
　　起初，我还不太适应送礼。但后来送的次数多了，办事越来越顺畅，我也习惯了这种用“钱”开路的潜规则了。
　　1995年，我调到省科技厅农村处任副处长。我的手中有了一些权力后，角色发生了转变。刚到科技厅不久，我就第一次收受了别人送的一箱水果和500元钱。当时，我的心情虽然十分复杂，但感觉良好。从一名送礼者转变成一名收礼者，这种飘飘然的感觉让我将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抛之脑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送钱的人麻木了，收钱的我也麻木了。我认为收的都是些小钱，而且有时是以专家的身份收的，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我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别人为什么会送钱给我，是因为自己手中有权的缘故。伴随着这种角色转变，我的心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把收受别人的钱财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心安理得的同时埋下了祸根。
　　自认为是该得的回报
　　1998年，我担任处长以后，明显感到手中的权力增大了。权力增大的同时，自己的私欲也开始逐渐膨胀：我已不满足于收受一些小钱，开始动脑筋想办法搞权钱交易。一般科技人员因为只做科研没做研发，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送的都是些小钱。既做科研又做研发的科研人员送钱就比较大方，我与这部分人打交道也就多了起来。我给他们争取项目资金，他们给我好处费。
　　为了收受这些钱，我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还私下注册公司通过转账的方式收钱。1997年至2004年6年多的时间中，我以这种方式收受钱财180余万元。用这种隐蔽的方式收钱，我在为自己的聪明沾沾自喜时，也产生了侥幸心理。我认为，为别人办事，这是自己应该得到的回报。心存侥幸的主观因素，让我在严重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2000年，我调任雅安市副市长后，手中的权力更大了。我不但没有收敛贪欲，反而认为逢年过节收受分管部门、开发商、建筑商等人的钱财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认为，在给他人办事时，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不乱用职权，就没有大问题。所以，在和这些人交往时，我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从收几万元到几十万元，到最后收受开发商所送的近两百万元。我甚至像他们那样开始放纵自己……
　　当时陷入灯红酒绿的我已经完全把党纪、政纪和国法置于脑后。虽然有时也担心出事，但看到自己周围有很多类似的人都没出事时，我就把“宝”压在了侥幸心理上，结果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以自由换取奢侈不值得
　　贪图这些享乐，满足自己的私欲，必然要通过收受钱物来达到目的。而收受他人的钱物就要为人办事，继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从而形成收钱、办事，再收钱、再办事的惯性思维和行为方式。
　　我深刻反思，在利用职权大肆收受钱物的背后，贪图享乐、贪图私欲是深层次的原因。长期的高消费让我为以后的退休生活发愁，两个子女的出路也是压在我心头的大石。为了自己和孩子，这是我大肆收受钱财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
　　但是，算来算去，我却没有细算政治账、名誉账、自由账，以政治生命、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为代价换取一时的奢侈享受，究竟值不值；我更没有想一想，手中的权力应该为谁所用；没有掂一掂，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孰轻孰重。所谓“贪者常忧不足”：难填的欲壑正是吞噬我的深渊。人有七情六欲，关键在于是否懂得克制。我认为，每一个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一定的权力，一旦放纵欲望，就会伤及社会、他人和自己。“欲求廉洁，必先崇俭朴。”因此，要将欲望关进笼子里，始终牢记党的宗旨，把服务人民作为最大的幸福，常怀律己之心，克勤克俭，永葆简朴、清正的本色。如此，才能保一生平安。（摘自《检察日报》） （责编：贺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