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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一字笏庭，号天岳山樵，晚号超然老人，湖南平江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原为曾国藩的门生，咸丰三年（1853）便充任曾国藩的幕僚，其资历仅次于曾国藩的老友郭嵩焘、刘蓉等人。咸丰四年冬，曾国藩被太平军大败于九江、湖口，羞愤之下投水自尽，被李元度等人救起，强行搀架，送入罗泽南的大营，对曾国藩有过救命之恩。而且在曾国藩处境最为艰难窘迫之时，就连郭嵩焘、刘蓉等人都避而不见，惟有李元度不离左右，共度危局。二人患难与共长达六七年之久。曾国藩狼狈地从江西回原籍丁父忧（此时也是他处境最糟糕之时）期间，在给李元度的书信中万分感激地写道：“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护根本，二不忘也；樟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自读礼家居，回首往事，眷眷于辛苦久从之将士，尤眷眷于足下与雪琴（按：指湘军水师将领彭玉麟，字雪琴）二人。”曾国藩在给他人的信中也说：“李君次青，从弟多年，备尝艰险。上年弟以忧（指丁父忧）归，李君力撑江省之东路，为人所难，百折不回，弟愧无以对之，寸心抱疚”。因此被视为曾国藩的铁杆心腹，后在曾国藩的极力保举下，李元度出任徽宁池太广道（皖南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广德五府道台），又成为曾国藩的亲信将领。
然而，李元度终究是个文人，“平日文理尚优，带勇非其所长”（曾国藩《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奏折》），军事上比较外行，在守卫徽州时，因贪功心切，违背曾国藩“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的告诫，率军出城，与进攻徽州城的李世贤太平军对阵，大败失利后又率先逃跑，造成全军溃散，徽州失守，门户顿开，致使曾国藩驻守的祁门危在旦夕。李元度惧罪，不敢前往祁门，在外躲避了一个月，不得已才回到大营，却并未待罪听候处罚，而是私下向粮台索要欠饷，径自回湖南去了。治军严明的曾国藩大怒，再也不顾往日的情分，决心挥泪斩马谡，准备向朝廷参劾李元度。不料却遭到以得意门生李鸿章为首的部属、幕僚们的群起反对，认为此系忘恩负义之举，李鸿章带头，率全体幕僚为李元度求情。曾国藩不为所动，李鸿章则声言，如曾国藩坚持参劾李元度，将不为其草拟奏疏。曾国藩仍坚持参劾，表示你不草奏，我可以自己亲自草拟。李鸿章原本就不愿在祁门这个兵家绝地再呆下去，于是“愤然求去”，而曾国藩则“立遣之”，李鸿章随即离开祁门，到福建出任延建邵道。最终，曾国藩还是力排众议，向朝廷参劾李元度，将其革职。
李元度罢官回湖南后不久，便募集了八千湘勇，名为“安越军”，很快便为浙江巡抚王有龄所看中。王有龄一直想拉拢以能征惯战而著称的湘军，以屏卫浙江，遂许诺上疏，请求清廷撤销李元度的处分，并升任其为浙江布政使。李元度急于摆脱不利处境，不听胡林翼的劝阻，决意改换门庭，投靠王有龄。曾国藩原本就因身为富庶之省浙江巡抚的王有龄屡屡拒绝在饷银上接济自己而对其极为不满，见李元度竟公然背弃自己，改投王有龄门下，更为恼羞成怒，旧仇新恨，齐涌心头，遂以“冒禀邀功”再次参劾李元度，甚至以不实之词加之于李元度。不久，杭州被太平军攻破，御史刘庆也上疏参劾李元度，终使李元度被下部议罪，发往军台效力，即被判充军。因有前功，李元度不久即被免于发遣，然而，直到数年后，贵州、湖南发生苗民大规模反抗运动，他才再次被起用，先后出任云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同治七年（1868），上书乞终养，获准后返回故里，“家辟小园，拥书十万卷，种花自乐”。著名的记载清初至咸丰、同治朝期间人物传略、长达六十卷的《国朝先正事略》，即李元度所撰。
曾国藩的同乡友人彭丽生曾在信中询问他与李元度决裂的原因，曾国藩在回信中解释说：“次青守徽，城未破而先遁；既败之后，又不速回大营，共支危局，乃徘徊于浙江、江西境内，经月不归；迨归至敝营，又不能束身待罪，径自回籍；今春又不以一函相商，擅自赴浙。论其自立，则往年抚州一败，去岁徽州再覆，既已置节义于不问；论其相与，则以中行待敝人，而以智伯待浙帅，又尽弃交谊于不顾。公私并绝，无缘再合。”曾国藩在信中借用春秋时期侠士豫让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原先的主人范中行氏和后来的主人智伯的故事，说明李元度背叛自己，改换门庭，投靠王有龄。当然，曾国藩一而再、再而三地参劾李元度，还有信中不便说出的理由，即倘若这次不严惩李元度，很有可能会导致湘军被外省督抚引诱出走、被挖墙角的连锁反应。
曾国藩和李元度毕竟曾经长期深交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若干年后，太平天国运动已被镇压下去，曾国藩和李元度之间的积怨也有所淡化。先是曾国藩于同治三年（1864）八月十三日所上《密陈录用李元度并加恩江忠源等四人折》中说：“今幸金陵克复，大功粗成，臣兄弟叨窃异数，前后文武各员无不仰荷殊恩。追思昔日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唯李元度抱向隅之感。”还以非常坦诚的态度谈到对李元度的两大内疚：一是咸丰六年自己在江西与太平军作战最困难之际，“赖李元度力战瑞州，支持危局，次年臣丁忧回籍，留李元度、彭玉麟两军于江西，听其饥困阽危，蒙讥忍辱，几若避弃而不顾者”；二是“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惟战阵非其所长”，是自己“用违其材，致令身名俱裂”。“此二疚者，臣累年以来每饭不忘。兹因忝窃高爵，拜恩怀旧，惭感交并”；并表示：“李元度屡经臣处参劾，未便再由臣处保荐，如何酌量录用之处，出自圣主鸿裁。” 而李元度第二次被参后，便回到家中，“杜门不复与闻天下事”（李元度《答马太守毓华书》），反躬自省，闭门思过。当年曾国藩和李元度艰难与共时，两家曾有联姻之意，后因李元度被参革职而作罢论。同治十年（1871），萌生愧意的李元度仍欲重修秦晋之好，提出将自己的第四女许配给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的嗣子曾广铨。曾国藩得知后，在家书中感慨地说：“余往年开罪之处，近日一一追悔，其于次青尤甚。……顷闻次青欲与纪泽联姻，断无不允之理，特辈行不合，抱惭滋深耳。”这就是说，曾国藩对与李元度结为亲家非常赞成，至少是绝不反对，只是因为让李元度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孙子，辈分不合，因此难以允诺这门亲事。虽然尚不能说两人的前嫌已涣然冰释，但表明曾国藩也在为此事深感自责。曾国藩去世后，李元度作《哭师》五言律十二首，情意深厚，颇为感人。其中第九首写道：“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和雨露，一例是春风。”承认是自己有负于曾国藩，并将曾国藩的严厉参奏（“雷霆”）和向朝廷密陈录用（“雨露”）都视为对自己“春风”般的呵护。后来在一首步曾国藩原韵的诗中，李元度还表示：“嗟我昔从公，中厥良自作。”认为当年所受挫折，责任在于自己，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这种严于责己、宽于待人的精神还是颇为难能可贵的。这一组诗末首的最后两句为：“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用“程门立雪”的典故，表示来生来世愿与曾国藩再为师生。情深意笃，感人肺腑，读之几可令人泣下。
然而，李元度终究是个文人，“平日文理尚优，带勇非其所长”（曾国藩《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奏折》），军事上比较外行，在守卫徽州时，因贪功心切，违背曾国藩“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的告诫，率军出城，与进攻徽州城的李世贤太平军对阵，大败失利后又率先逃跑，造成全军溃散，徽州失守，门户顿开，致使曾国藩驻守的祁门危在旦夕。李元度惧罪，不敢前往祁门，在外躲避了一个月，不得已才回到大营，却并未待罪听候处罚，而是私下向粮台索要欠饷，径自回湖南去了。治军严明的曾国藩大怒，再也不顾往日的情分，决心挥泪斩马谡，准备向朝廷参劾李元度。不料却遭到以得意门生李鸿章为首的部属、幕僚们的群起反对，认为此系忘恩负义之举，李鸿章带头，率全体幕僚为李元度求情。曾国藩不为所动，李鸿章则声言，如曾国藩坚持参劾李元度，将不为其草拟奏疏。曾国藩仍坚持参劾，表示你不草奏，我可以自己亲自草拟。李鸿章原本就不愿在祁门这个兵家绝地再呆下去，于是“愤然求去”，而曾国藩则“立遣之”，李鸿章随即离开祁门，到福建出任延建邵道。最终，曾国藩还是力排众议，向朝廷参劾李元度，将其革职。
李元度罢官回湖南后不久，便募集了八千湘勇，名为“安越军”，很快便为浙江巡抚王有龄所看中。王有龄一直想拉拢以能征惯战而著称的湘军，以屏卫浙江，遂许诺上疏，请求清廷撤销李元度的处分，并升任其为浙江布政使。李元度急于摆脱不利处境，不听胡林翼的劝阻，决意改换门庭，投靠王有龄。曾国藩原本就因身为富庶之省浙江巡抚的王有龄屡屡拒绝在饷银上接济自己而对其极为不满，见李元度竟公然背弃自己，改投王有龄门下，更为恼羞成怒，旧仇新恨，齐涌心头，遂以“冒禀邀功”再次参劾李元度，甚至以不实之词加之于李元度。不久，杭州被太平军攻破，御史刘庆也上疏参劾李元度，终使李元度被下部议罪，发往军台效力，即被判充军。因有前功，李元度不久即被免于发遣，然而，直到数年后，贵州、湖南发生苗民大规模反抗运动，他才再次被起用，先后出任云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同治七年（1868），上书乞终养，获准后返回故里，“家辟小园，拥书十万卷，种花自乐”。著名的记载清初至咸丰、同治朝期间人物传略、长达六十卷的《国朝先正事略》，即李元度所撰。
曾国藩的同乡友人彭丽生曾在信中询问他与李元度决裂的原因，曾国藩在回信中解释说：“次青守徽，城未破而先遁；既败之后，又不速回大营，共支危局，乃徘徊于浙江、江西境内，经月不归；迨归至敝营，又不能束身待罪，径自回籍；今春又不以一函相商，擅自赴浙。论其自立，则往年抚州一败，去岁徽州再覆，既已置节义于不问；论其相与，则以中行待敝人，而以智伯待浙帅，又尽弃交谊于不顾。公私并绝，无缘再合。”曾国藩在信中借用春秋时期侠士豫让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原先的主人范中行氏和后来的主人智伯的故事，说明李元度背叛自己，改换门庭，投靠王有龄。当然，曾国藩一而再、再而三地参劾李元度，还有信中不便说出的理由，即倘若这次不严惩李元度，很有可能会导致湘军被外省督抚引诱出走、被挖墙角的连锁反应。
曾国藩和李元度毕竟曾经长期深交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若干年后，太平天国运动已被镇压下去，曾国藩和李元度之间的积怨也有所淡化。先是曾国藩于同治三年（1864）八月十三日所上《密陈录用李元度并加恩江忠源等四人折》中说：“今幸金陵克复，大功粗成，臣兄弟叨窃异数，前后文武各员无不仰荷殊恩。追思昔日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唯李元度抱向隅之感。”还以非常坦诚的态度谈到对李元度的两大内疚：一是咸丰六年自己在江西与太平军作战最困难之际，“赖李元度力战瑞州，支持危局，次年臣丁忧回籍，留李元度、彭玉麟两军于江西，听其饥困阽危，蒙讥忍辱，几若避弃而不顾者”；二是“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惟战阵非其所长”，是自己“用违其材，致令身名俱裂”。“此二疚者，臣累年以来每饭不忘。兹因忝窃高爵，拜恩怀旧，惭感交并”；并表示：“李元度屡经臣处参劾，未便再由臣处保荐，如何酌量录用之处，出自圣主鸿裁。” 而李元度第二次被参后，便回到家中，“杜门不复与闻天下事”（李元度《答马太守毓华书》），反躬自省，闭门思过。当年曾国藩和李元度艰难与共时，两家曾有联姻之意，后因李元度被参革职而作罢论。同治十年（1871），萌生愧意的李元度仍欲重修秦晋之好，提出将自己的第四女许配给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的嗣子曾广铨。曾国藩得知后，在家书中感慨地说：“余往年开罪之处，近日一一追悔，其于次青尤甚。……顷闻次青欲与纪泽联姻，断无不允之理，特辈行不合，抱惭滋深耳。”这就是说，曾国藩对与李元度结为亲家非常赞成，至少是绝不反对，只是因为让李元度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孙子，辈分不合，因此难以允诺这门亲事。虽然尚不能说两人的前嫌已涣然冰释，但表明曾国藩也在为此事深感自责。曾国藩去世后，李元度作《哭师》五言律十二首，情意深厚，颇为感人。其中第九首写道：“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和雨露，一例是春风。”承认是自己有负于曾国藩，并将曾国藩的严厉参奏（“雷霆”）和向朝廷密陈录用（“雨露”）都视为对自己“春风”般的呵护。后来在一首步曾国藩原韵的诗中，李元度还表示：“嗟我昔从公，中厥良自作。”认为当年所受挫折，责任在于自己，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这种严于责己、宽于待人的精神还是颇为难能可贵的。这一组诗末首的最后两句为：“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用“程门立雪”的典故，表示来生来世愿与曾国藩再为师生。情深意笃，感人肺腑，读之几可令人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