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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和委员的议案和提案。总体质量很高,有极少数的内容并不合乎时宜,或者说有欠精确,在此挑几个小刺,算是赞歌声外的一点冷思考。
举世瞩目的全国“两会”正在热烈地进行着。这每年一度的盛会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老百姓和许多境外人士关注的焦点,因为会上有政策、有呼声、有智慧、有良心。
浏览了大量的代表、委员提交的议案和提案后,笔者却发现在总体质量极高之余,也有极少数的内容并不合乎时宜,或者说有欠精确,在此挑几个小刺,算是赞歌声外的一点冷思考。
其一,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山东代表团代表王元成在多名代表的附议下,向大会提交了将泰山命名为“国山”的议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国山”的议案。这个议案的依据是: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境内的泰山,是孔子的诞生地和孔子思想的发源地。居住在泰山南麓不足50公里处的孔子曾多次登临泰山,孟子也由此发出过“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叹。
对此观点笔者认为有以偏概全之嫌。泰山固然是“五岳之首”,但那也仅仅是几个封建帝王的“册封”和诗人骚客的“吟咏”而已,岂能代表民间的“国山”呼声;孔孟思想固然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思想财富,但他们个人爱登什么山、家乡在何处并不是产生哲学思想的重要依据,纯属个人爱好而已。古代虽称他们“圣人”那也不证明他们喜欢的东西别人也必须崇拜,否则凭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我们是不是都得打光棍呢?这个建议有点不靠谱。
其二,全国人大代表刘明华建议,中国的汉服体现了中国文化与人为善、人与自然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服饰的标志。中国应重视汉服复兴,首先应在中国三大学位授予时穿汉服系列的中国式学位服。刘明华代表说,目前的学位服全部西化,而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国际统一称呼,其实在中国古代的词汇和官位设置中早就有,如大学士纪晓岚、大博士等。
笔者不是历史研究学者,但对一些历史常识还是清楚的,“大学士”、“大博士”跟现代的“学士”、“博士”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而说到汉服就更是令人无所适从,自春秋到民国,中国一直是个多民族融合、多文化碰撞的大国,各朝都有很多形式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服装,而即使汉民族的服装也是一直在变化革新,究竟以汉朝版为准还是以唐朝为准?要知道即使是汉唐服装也是有鲜明的突厥等民族服装的元素在内的。当然作为个人爱好,你爱咋穿是自由,可是要统一学位服、要“汉服复兴”,我看就没必要了,况且,外国留学生也统一穿汉服?
如果说前两个建议有些不合时宜,那下面这两个关于税收的建议就显得少数代表委员的专业知识尚有欠缺。
其一,政协委员夏建白认为,某企业集团董事局主席的年薪2000多万港元,对此类特高收入阶层应课以重税,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其二,政协委员王红阳建议,目前征收利息税的方式不当,普通工薪族发工资时已被扣个人所得税,钱存进银行又要缴纳利息税,属双重征税。建议修改为一年内利息所得收入在4000到5000元以内免征利息税,超过部分超额累进征税。
对于企业高管的收入问题,笔者也对目前的制度不满,但是不满的指向却不是“高”而是“不透明”。企业高管应该拿多少,市场经济下不难解答。私营企业由大老板说了算,上市公司由董事会说了算,即使拿一亿元也没什么了不起,像通用电气以前的CEO杰克韦尔奇年薪拿到一亿多美元,人家贡献大,董事会还觉得很合算。问题是有些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倚仗自身话语权和裙带关系,把高管的年薪大幅提升,数据又不对外公布,就很不公平了。至于征收“超高额”的高管收入税更是无稽之谈了,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本来就是超额累进制的,而累进的依据只能是收入数额,不可能针对高管专门列一项。
对低收入者的存款要不要收利息税争论历来很多,王委员的建议出发点是好的,但犯了基本的常识错误。老百姓拿工资超过起征点理所应当要交个税,而利息税是拿了完税工资后存进银行然后在拿了利益后再次扣税,这个利息税的税基不是工资而是存款产生的利息。你如果不存银行放在家里就不会产生税,所以不存在什么重复征收的问题。
举世瞩目的全国“两会”正在热烈地进行着。这每年一度的盛会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老百姓和许多境外人士关注的焦点,因为会上有政策、有呼声、有智慧、有良心。
浏览了大量的代表、委员提交的议案和提案后,笔者却发现在总体质量极高之余,也有极少数的内容并不合乎时宜,或者说有欠精确,在此挑几个小刺,算是赞歌声外的一点冷思考。
其一,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山东代表团代表王元成在多名代表的附议下,向大会提交了将泰山命名为“国山”的议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国山”的议案。这个议案的依据是: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境内的泰山,是孔子的诞生地和孔子思想的发源地。居住在泰山南麓不足50公里处的孔子曾多次登临泰山,孟子也由此发出过“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叹。
对此观点笔者认为有以偏概全之嫌。泰山固然是“五岳之首”,但那也仅仅是几个封建帝王的“册封”和诗人骚客的“吟咏”而已,岂能代表民间的“国山”呼声;孔孟思想固然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思想财富,但他们个人爱登什么山、家乡在何处并不是产生哲学思想的重要依据,纯属个人爱好而已。古代虽称他们“圣人”那也不证明他们喜欢的东西别人也必须崇拜,否则凭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我们是不是都得打光棍呢?这个建议有点不靠谱。
其二,全国人大代表刘明华建议,中国的汉服体现了中国文化与人为善、人与自然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服饰的标志。中国应重视汉服复兴,首先应在中国三大学位授予时穿汉服系列的中国式学位服。刘明华代表说,目前的学位服全部西化,而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国际统一称呼,其实在中国古代的词汇和官位设置中早就有,如大学士纪晓岚、大博士等。
笔者不是历史研究学者,但对一些历史常识还是清楚的,“大学士”、“大博士”跟现代的“学士”、“博士”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而说到汉服就更是令人无所适从,自春秋到民国,中国一直是个多民族融合、多文化碰撞的大国,各朝都有很多形式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服装,而即使汉民族的服装也是一直在变化革新,究竟以汉朝版为准还是以唐朝为准?要知道即使是汉唐服装也是有鲜明的突厥等民族服装的元素在内的。当然作为个人爱好,你爱咋穿是自由,可是要统一学位服、要“汉服复兴”,我看就没必要了,况且,外国留学生也统一穿汉服?
如果说前两个建议有些不合时宜,那下面这两个关于税收的建议就显得少数代表委员的专业知识尚有欠缺。
其一,政协委员夏建白认为,某企业集团董事局主席的年薪2000多万港元,对此类特高收入阶层应课以重税,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其二,政协委员王红阳建议,目前征收利息税的方式不当,普通工薪族发工资时已被扣个人所得税,钱存进银行又要缴纳利息税,属双重征税。建议修改为一年内利息所得收入在4000到5000元以内免征利息税,超过部分超额累进征税。
对于企业高管的收入问题,笔者也对目前的制度不满,但是不满的指向却不是“高”而是“不透明”。企业高管应该拿多少,市场经济下不难解答。私营企业由大老板说了算,上市公司由董事会说了算,即使拿一亿元也没什么了不起,像通用电气以前的CEO杰克韦尔奇年薪拿到一亿多美元,人家贡献大,董事会还觉得很合算。问题是有些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倚仗自身话语权和裙带关系,把高管的年薪大幅提升,数据又不对外公布,就很不公平了。至于征收“超高额”的高管收入税更是无稽之谈了,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本来就是超额累进制的,而累进的依据只能是收入数额,不可能针对高管专门列一项。
对低收入者的存款要不要收利息税争论历来很多,王委员的建议出发点是好的,但犯了基本的常识错误。老百姓拿工资超过起征点理所应当要交个税,而利息税是拿了完税工资后存进银行然后在拿了利益后再次扣税,这个利息税的税基不是工资而是存款产生的利息。你如果不存银行放在家里就不会产生税,所以不存在什么重复征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