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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速递·理想与现实】让孩子从小胸怀大志，将来得以成为“人上人”，这自然无可厚非。只是我们都遗忘了，立大志未必可以成为“大人物”，成为“人上人”的心态倒有可能被激发。北京第一代“鸡娃”的自述里，自幼儿园开始学才艺，小学开始学奥数、英语，初中后全周末投身各种学习班……一路奋勇拼搏，在“鸡娃”中脱颖而出，步入社会才发现，他们竭尽全力其实也只是比周围的人好那么一点点而已。那些宏图大志，那些远大理想，最终还是屈从于现实。无休止的“内卷”，不假思索地“鸡娃”，最终获得的是什么呢？这不由得让我们深思。
（特约教师 黄传福）
我是一名接受“鸡娃教育”长大的“95后”女生。我生活在北京市朝阳区，升学是我从小到大每隔几年就要面临一次的巨大挑战。
在我升学的道路上，辅导班是绝对少不了的。我4岁的时候，第一次上辅导班。爸妈为了让我的素质得到全面发展，给我买来一架古筝。
那时，我所在的幼儿园大班里，17个女孩中有9个会弹古筝，隔壁班还有两个男生在学。当时，已经“内卷”到会一门乐器根本无法成为你的“特长”，而是你必须具备的“基础素养”了。
为了让我们幼升小时能有一份出挑的简历，古筝班三十几位小朋友的爸妈，都和我妈一样，让辅导机构的古筝老师帮我们争取了一个在剧院演出的机会。最终，我们三十几个小朋友一起登台演出，合奏了一曲《高山流水》。每个人下台后都得到了登台照片和演出证书。
这些照片和证书，就成了我幼升小简历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是的，2001年，北京的幼升小，就开始做简历了。我的简历，我妈印了50多份。她亲自跑遍了全北京最好的一批小学，挨个投了简历。
小学前3年，我每周六都要去学华罗庚数学。我常去的是朝阳区的一所少年宫。每周六的安排是：早上“华数”课，下午古筝课，晚上英语角。除此以外，我还学过一年的芭蕾、一年的跆拳道和一年的工笔水墨以及一年的素描。
我在四年级一次数学考试中拿了100分后，我妈十分膨胀地给我报了奥数班。从此，我离开了少年宫，开始在各个中学包办的小学生教辅班穿梭。
好在我有一个“虎妈”，她可以不辞辛苦地陪我一遍一遍学“鸡兔同笼”和“火车追及”问题。为了能让我记住公式，她又学鸡叫，又学兔子跑；还拿着筷子当火车一遍一遍给我演练啥叫相遇，啥叫追及，为啥火车车身的长度也很重要……
每个“鸡娃”背后，都有一个“虎妈”啊！
這两年网上出现了很多海淀妈妈的段子。我看了几条，实在是嗤之以鼻，不足为奇。什么地铁上练英语，什么线性代数解决“鸡兔同笼”问题，这些我妈早就玩腻了。
我妈能成为一个“虎妈”，绝对是因为她受到了中国高考制度的恩惠。她就是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从小地方来到北京的。
我妈，一个山西小城的女孩，算是她那个年代的“小镇做题家”。在高考结束后，她自信满满地回家让我外婆给她缝被子，说：“赶紧缝被子吧，我马上就要出去念大学了！”
坚信高考改变命运的我妈，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我。所以，当我妈在地铁上和我用英语练习对话时，我只能忍受着一车厢人的注目，羞耻地用英语回答她的问话。
升入小学六年级，全班同学的家长都紧张了起来。我身边的同学一个个地被提前招进重点中学。有的人靠父母，有的人靠实力。经过一番混乱的小升初提前招生考试后，朝阳区除了一所中学以外，没有其他学校肯收留我。但我的“虎妈”不满意，她决定带我跨区考试，上私立外国语中学。于是，我开启了满北京城参加考试的地狱模式。最终，在一所外国语学校找到了我的归宿。
品尝到小升初失利滋味的我，再也不敢放纵自己，开始拼命学习，主动要求报辅导班。我想尽一切办法去当学习委员、班长、团支书、学生会主席，只为了自己中考时，简历能更漂亮。
上初中后，我已经不需要我妈来“鸡”我了，我可以自己“鸡”自己了。放学后我在地铁和公交车上站着写作业、背古文，我的MP3里永远都播放着VOA慢速英语和TED演讲。
周六日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我都泡在培训机构。那个时候，我放松的唯一方式，就是写小说。当然了，这是不会得到“虎妈”支持的。
不过，我的“虎妈”还是给了我很多零用钱，足够让我去买书、CD和我喜欢的杂志。我给这些杂志逐一投稿，发表了一些散文和小说。
没想到，这些发表的文章，让我在初升高的提前招生考试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北京四中实验班的青睐。
进入四中，“鸡娃”就更多了。
我这种靠补习班和那么一点点写作天赋勉强考进来的学生，实在是不值一提。学习成绩好，在四中算不了什么，这是理所应当的。大家比的都是学习成绩以外的事情。
大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是人生体验派。当我第一次在地理课本上知道东非大裂谷时，我的同学已经被家长带着去过了。实地考察过，当然记得更牢、理解得更好。
数学好的孩子，一个公式能解决10道题。
物理好的孩子，一道题能有10种解答方法。
英语好的孩子，高一时SAT就已经接近满分了。托福、雅思扣一分半分的，那纯属是给考试机构一个面子。英语学得无聊了，人家还顺带着学学法语和拉丁语呢。
在这样的学校里，学生比老师还厉害。我这样的普通孩子，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的参差”。
那时候的四中校长提倡素质教育，从不要求学生上晚自习。就算是高三，晚自习也绝不强制（不过基本全班同学都主动上晚自习）。而且一周5天，每天都必须有体育课（到了高三也是如此）。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社团有“模拟联合国”，就是一群高中生坐在会议室里假装自己是各国领袖，穿着西装、皮鞋，用英语进行演讲，试图解决非洲饥荒、美国枪支管理、澳大利亚环境保护和印度种姓制度及贫富差距等诸多世界问题。
我当时只觉得：你们有病吧？
高中毕业，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目前的职业是编剧。你也可以理解为自由职业或者……无业。年收入比北上广深的普通白领稍强一些。
我的朋友们和我的情况差不多。确实，“鸡娃教育”让我们比大部分同龄人赚得多一些，工作得轻松一些。但大家都是“90后”，都一样买不起房。
所以，这么“卷”，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的父母“鸡”了我们20年，可万万没想到，我们没有机会“刀耕火种”、开疆拓土，只能在他们原先开辟的那一块小小的土地上精耕细作。
我的“鸡娃”朋友们很多已经想开了：有的副业搞起了烘焙，有的辞职当酒保，有的在B站做UP主，还有的去做了健身教练、外卖派送员。
“鸡娃”们已经看透了：世事如浮云。
（秋水长天摘自《看天下》2021年第10期）
（特约教师 黄传福）
我是一名接受“鸡娃教育”长大的“95后”女生。我生活在北京市朝阳区，升学是我从小到大每隔几年就要面临一次的巨大挑战。
在我升学的道路上，辅导班是绝对少不了的。我4岁的时候，第一次上辅导班。爸妈为了让我的素质得到全面发展，给我买来一架古筝。
那时，我所在的幼儿园大班里，17个女孩中有9个会弹古筝，隔壁班还有两个男生在学。当时，已经“内卷”到会一门乐器根本无法成为你的“特长”，而是你必须具备的“基础素养”了。
为了让我们幼升小时能有一份出挑的简历，古筝班三十几位小朋友的爸妈，都和我妈一样，让辅导机构的古筝老师帮我们争取了一个在剧院演出的机会。最终，我们三十几个小朋友一起登台演出，合奏了一曲《高山流水》。每个人下台后都得到了登台照片和演出证书。
这些照片和证书，就成了我幼升小简历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是的，2001年，北京的幼升小，就开始做简历了。我的简历，我妈印了50多份。她亲自跑遍了全北京最好的一批小学，挨个投了简历。
小学前3年，我每周六都要去学华罗庚数学。我常去的是朝阳区的一所少年宫。每周六的安排是：早上“华数”课，下午古筝课，晚上英语角。除此以外，我还学过一年的芭蕾、一年的跆拳道和一年的工笔水墨以及一年的素描。
我在四年级一次数学考试中拿了100分后，我妈十分膨胀地给我报了奥数班。从此，我离开了少年宫，开始在各个中学包办的小学生教辅班穿梭。
好在我有一个“虎妈”，她可以不辞辛苦地陪我一遍一遍学“鸡兔同笼”和“火车追及”问题。为了能让我记住公式，她又学鸡叫，又学兔子跑；还拿着筷子当火车一遍一遍给我演练啥叫相遇，啥叫追及，为啥火车车身的长度也很重要……
每个“鸡娃”背后，都有一个“虎妈”啊！
這两年网上出现了很多海淀妈妈的段子。我看了几条，实在是嗤之以鼻，不足为奇。什么地铁上练英语，什么线性代数解决“鸡兔同笼”问题，这些我妈早就玩腻了。
我妈能成为一个“虎妈”，绝对是因为她受到了中国高考制度的恩惠。她就是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从小地方来到北京的。
我妈，一个山西小城的女孩，算是她那个年代的“小镇做题家”。在高考结束后，她自信满满地回家让我外婆给她缝被子，说：“赶紧缝被子吧，我马上就要出去念大学了！”
坚信高考改变命运的我妈，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我。所以，当我妈在地铁上和我用英语练习对话时，我只能忍受着一车厢人的注目，羞耻地用英语回答她的问话。
升入小学六年级，全班同学的家长都紧张了起来。我身边的同学一个个地被提前招进重点中学。有的人靠父母，有的人靠实力。经过一番混乱的小升初提前招生考试后，朝阳区除了一所中学以外，没有其他学校肯收留我。但我的“虎妈”不满意，她决定带我跨区考试，上私立外国语中学。于是，我开启了满北京城参加考试的地狱模式。最终，在一所外国语学校找到了我的归宿。
品尝到小升初失利滋味的我，再也不敢放纵自己，开始拼命学习，主动要求报辅导班。我想尽一切办法去当学习委员、班长、团支书、学生会主席，只为了自己中考时，简历能更漂亮。
上初中后，我已经不需要我妈来“鸡”我了，我可以自己“鸡”自己了。放学后我在地铁和公交车上站着写作业、背古文，我的MP3里永远都播放着VOA慢速英语和TED演讲。
周六日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我都泡在培训机构。那个时候，我放松的唯一方式，就是写小说。当然了，这是不会得到“虎妈”支持的。
不过，我的“虎妈”还是给了我很多零用钱，足够让我去买书、CD和我喜欢的杂志。我给这些杂志逐一投稿，发表了一些散文和小说。
没想到，这些发表的文章，让我在初升高的提前招生考试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北京四中实验班的青睐。
进入四中，“鸡娃”就更多了。
我这种靠补习班和那么一点点写作天赋勉强考进来的学生，实在是不值一提。学习成绩好，在四中算不了什么，这是理所应当的。大家比的都是学习成绩以外的事情。
大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是人生体验派。当我第一次在地理课本上知道东非大裂谷时，我的同学已经被家长带着去过了。实地考察过，当然记得更牢、理解得更好。
数学好的孩子，一个公式能解决10道题。
物理好的孩子，一道题能有10种解答方法。
英语好的孩子，高一时SAT就已经接近满分了。托福、雅思扣一分半分的，那纯属是给考试机构一个面子。英语学得无聊了，人家还顺带着学学法语和拉丁语呢。
在这样的学校里，学生比老师还厉害。我这样的普通孩子，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的参差”。
那时候的四中校长提倡素质教育，从不要求学生上晚自习。就算是高三，晚自习也绝不强制（不过基本全班同学都主动上晚自习）。而且一周5天，每天都必须有体育课（到了高三也是如此）。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社团有“模拟联合国”，就是一群高中生坐在会议室里假装自己是各国领袖，穿着西装、皮鞋，用英语进行演讲，试图解决非洲饥荒、美国枪支管理、澳大利亚环境保护和印度种姓制度及贫富差距等诸多世界问题。
我当时只觉得：你们有病吧？
高中毕业，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目前的职业是编剧。你也可以理解为自由职业或者……无业。年收入比北上广深的普通白领稍强一些。
我的朋友们和我的情况差不多。确实，“鸡娃教育”让我们比大部分同龄人赚得多一些，工作得轻松一些。但大家都是“90后”，都一样买不起房。
所以，这么“卷”，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的父母“鸡”了我们20年，可万万没想到，我们没有机会“刀耕火种”、开疆拓土，只能在他们原先开辟的那一块小小的土地上精耕细作。
我的“鸡娃”朋友们很多已经想开了：有的副业搞起了烘焙，有的辞职当酒保，有的在B站做UP主，还有的去做了健身教练、外卖派送员。
“鸡娃”们已经看透了：世事如浮云。
（秋水长天摘自《看天下》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