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饭吃到会计家
　　1977年的农忙双抢时节，我们这批城里来的知青，从知青林场下到了各自户口所在的队里。我下到了七队，住在会计柯云清家的一间耳房里，吃呢，则是一家一户地吃“派饭”。
　　那时候农民干的还是“大集体”，日子大都過得清苦。我从村东头的一个农户家里吃起，一家吃一天，早餐和中餐都很简单，只是到了晚上那一顿，人家才有工夫炒几个菜，打一瓶酒，坐下来好好招待我一下。炒的那几个菜，一般是一碗蚕豆、一碗青菜、一碗腌白花菜煎鸡蛋，家境好一些的放的鸡蛋多一个两个，家境差的，只闻得见一点鸡蛋腥气。
　　吃到队里一个主要干部家里了，我就想他家的招待总会好一些吧。因为全队的人，只有他到我们家去过，而且不止一次。每次去我们家，都是鱼呀肉呀招待他，吃得他满面放光，一再说要好好照顾我。平时他对我确实很热情，老远看见了就打招呼，又是握手又是拍肩膀，显得分外亲热。没想到，晚上吃饭的时候，端上来的仍是那几个菜。
　　终于轮到柯云清家了。到了中午，我觉得他们家今天肯定有客人来。柯云清的老娘，又是剥葱择蒜，又是剁肉调蛋，小脚颠颠地忙进忙出。一种节日般的气氛，在屋里屋外香香辣辣地弥漫着。我便不愿在他们家吃这顿款待客人的晚餐了。那时候，在我的印象中，这个“矮子会计”可是非常非常“尖”（方言，指吝啬、抠门）的。公家的东西，他连一颗黄豆都怕多给了你，你吃他家用来招待客人的美味佳肴，他岂不是更要脸色难看吗？
　　一件不愉快的往事
　　1976年的冬天，我带着一个布口袋，到队里领黄豆。那个在我们家吃过饭的干部喊来年轻的保管员，说：“尽他的袋子装吧。”保管员便把我带到队里的仓库，哗哗啦啦地往我的袋子里装黄豆。金灿灿的黄豆渐渐装满了我的能装五十多斤的布袋子，我的心里也渐渐充满了喜悦。那年头，能带五十多斤黄豆回家过年，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啊。
　　可正在这时，柯云清突然出现在我们跟前。他翻开账本，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按规定，他的是15斤。”声音并不大，说完转身就走了。保管员只好把袋子里的黄豆往外倒。洋溢在我心头的喜悦，也一下子被倒光了。
　　下午收工回来，我就躲在耳房里看书，我希望他们把我忘掉，等他们吃完了，我再趁天黑到代销点里随便买点什么东西吃。然而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向少言寡语的柯云清，却和颜悦色地把我请了去。菜已经摆好了，由于菜太多———竟然有难得一见的鱼、肉、豆腐、蒸鸡蛋，他们不得不把门板下下来当桌子。“快坐呀，你就坐上首。”他们指着一把椅子催我。我却按兵不动，说不慌不慌，等你们的客人来了再说。
　　滋补心灵的“盛宴”
　　他们一听这话就笑了。柯云清的老婆说：“这都是为你弄的呀！”这句话使我不由得一震。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我没法不激动，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我本来就是个不善于说话的人，面对那十多个大盘子大碗的令人垂涎的菜，我的表情是那样做作，我的举止又是那样笨拙。
　　柯云清的老婆是个很会说话的人。她说我们知青远离父母家人，到农村里来吃苦了，说我们这些从没有做过农活的城里娃娃，跟他们一样在田里干，把细皮嫩肉都给晒粗晒黑了，看了让人心里怪过意不去的。见我伸出去的筷子每次只夹那么一点点，她就笑着说：“你只管放开肚皮吃，你吃得越多他越高兴，这些都是我们家私人的。”她把“私人”两个字咬得特别重，又特意瞟了柯云清一眼。
　　柯云清笑了笑，嘴里轻声道：“可是都说我‘尖’呢。”
　　他老婆便对我说：“从自个儿屋里拿，他可是比哪个都舍得，可要是集体的东西，谁也别想从他手里多拿到一粒芝麻，他这人就这样，为这，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我“哦”了一声，顷刻之间，对这位矮个子会计的恨意，全部变成了敬意。
　　这些年，我吃过的各种档次的宴席也不算少了，但真正称得上“盛宴”的，却只有这一次。也只有这一次“盛宴”，让我经久难忘，至今它还在滋补着我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