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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文学研究界对柄谷行人并不陌生。早在2003年，赵京华先生已将其早期名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译介到国内。熟悉此书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大概都不会否认初读时的震惊体验。如今，他在书中提出的“风景之发现”、“认识的装置”、“病之意义”、“儿童之发现”等理论概念，其意义早已不止是提供观察问题的视角，更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结构了相应的研究领域。柄谷行人之所以产生如此强大的理论效应，与此前文学研究界的“理论过剩”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感觉到西方理论对于中国文学的异质性位置，由此产生的方法论戒惧却很快又恶化为更大的理论恐慌。而柄谷行人对日本现代文学的讨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相应的问题，也正因此，他重新激发了研究者实践理论概念的热情。
三年后，柄谷行人更为哲学化的两部著作《马克思，其可能的中心》和《迈向世界共和国》分别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翻译出版，但其影响力远不及《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因而也并未真正改变文学研究者的这种刻板印象。在这种语境中，赵京华先生今年主持翻译出版的“柄谷行人文集”三部：《作为隐喻的建筑》、《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与《历史与反复》，对于重建他在中文语境中的理论形象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这三部核心著作中，《作为隐喻的建筑》是非常独特的一部，介于文学批评与哲学之间。柄谷行人在中文版序言中申明，自己“是将此作为哲学或文学批评来写的”。从思想方法来看，这部著作延续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对“起源”问题的解构主义思考。如关井光男的评述：“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的发现，即是‘起源’等于‘终结’的发现。”因此，追溯“起源”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为日本现代文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转折中行将“终结”。在此意义上，《作为隐喻的建筑》可视为对该著的理论拓展。柄谷行人刻意与“文学”保持距离，不再局限于文学批评的藩篱，试图在哲学层面追问“对建筑的意志的倒错性起源”，以及“日本的解构主义式力量的起源”。
事实上，柄谷行人从来没有丧失现实的问题意识，他坚信“不扎根于现实状况的思想不可能是深邃的”（《作为隐喻的建筑》后记）。对他来说，解构式的理论反讽并非追随西方理论的思想尝试，而是直面“冷战”时代二元思维的现实沉思。但是，1989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解体导致“冷战”结构的终结，由此，解构主义随之丧失了应有的政治批判意义，而堕为沉迷自我的修辞技术。为此，柄谷行人重新回到马克思。之所以说“重新”，是因为在其早期著作《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他已经通过重读《资本论》回到马克思的思考。不过，在当时的冷战语境中，其写作目还局限在解构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冷战的终结使柄谷行人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思想可能性。不过，他此后的问题意识并没有直接指向后冷战时代的普遍性诉求，而是同时充分面对日本的历史经验，即昭和天皇的衰老与死亡所带来的“昭和时代的终结”。就此而言，从解构式理论反讽中解放出来的文学批评，在马克思的思想平台上获得了重新面对历史问题的可能。柄谷行人的这一思考成果，便是《历史与反复》一书。
这部著作出版于2004年，比柄谷行人的“集大成”之作《跨越性批判》晚了三年。而且，他在该书后记中强调，通过“历史与反复”的视角“对旧稿进行了重组”，“所以，希望读者把这本书看作新创作的著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历史与反复》推进了《跨越性批判》中的思考？事实上，他在这里所说的“旧稿”都写于2000年之前，主要集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以结构化的眼光来看，这部著作正是在作者思想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转向《跨越性批判》的关键环节。
如果说《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作者在历史危机中预感到“现代文学的终结”，那么《历史与反复》则是他在“历史的终结”（福山语）中见证了这种终结。正是因此，柄谷行人在该著中放弃了前书的解构主义思路，而将其文学分析建立在对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重读之上。不过，这种重读既不试图从现代历史学的角度提取“实际的历史”，也不同意恩格斯得出的教条式“历史法则”，而是以“结构性”的眼光洞察了现代历史的反复。在柄谷行人看来，透过波拿巴登上皇帝宝座的历史事件，马克思深刻意识到，代议制中“代表者”和“被代表者”之间关系的任意性。这使得政党及其政治话语独立于实际的阶级，但后者只有在“代表者”的话语机制中才能显现出阶级身份。这种难以解决的矛盾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危机的本质性要素。而专制主义的不断出现，正是为了通过国家的主权决断来弥补民主制的上述缺陷。在此意义上，波拿巴的称帝不过是拿破仑的历史重演，但这种重演并非事件的重复，而是结构的重复。依据这种“结构性”眼光，柄谷行人将后来的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当下的新帝国主义全球格局，都视为“波拿巴主义”的“反复强迫症”（弗洛伊德语），不断重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民主政治危机之中。
基于上述重读马克思的“结构性”视野，柄谷行人回到对近代日本话语空间的考察。在“历史与反复”的视角下，从“明治维新”经“昭和维新”，以至“昭和时代的终结”的历史变迁中，同样反复重演着现代国家的政治性危机。不过，他并没有简单挪移马克思的分析，而是深入勘测了日本近代历史更为复杂的面向。在柄谷行人看来，明治维新以降的日本近代政治，根植于国权／民权这一结构性张力关系中，不断摇摆在亚洲主义／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国家／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相互对立的两极。由此，他将日本现代文学置于充满紧张感的话语空间中重新审视。
尽管柄谷行人早已不满足《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的文学史批判，但并没有直接在文学与历史事实之间寻求新的关联，而是同样借助了政治这一结构性的中介环节。由于“昭和维新”不过是对“明治维新”政治诉求的滑稽复制，因而，夏目漱石对“明治精神”的悲剧性观察与三岛由纪夫对“昭和精神”的执着召唤，恰好构成了历史的反复。而大江健三郎对“明治精神”的整体性“救赎”，虽然从表面上看与三岛由纪夫极端对峙，但在根柢上却与之最为接近。更进一步来看，村上春树对“昭和时代”行将终结的浪漫式反讽，事实上是对大江健三郎写作的戏仿，其根本在于“这两个作家在同一时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显然，柄谷行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展开了一种双向的解释工作。一方面，他以文学的眼光读历史，另一方面又以历史的眼光读文学。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文学研究中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反映论模式，以及后现代史学中考量两者之间关系的修辞学路向。但柄谷行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在“历史与反复”的解释视野下，充分借助了政治这一结构性的中介环节，创造性地构建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
不过，柄谷行人并没有止步于这样的历史解释工作，而是听从马克思的教诲：“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上世纪九十年代，他逐渐认识到“理论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现状的批判性阐释上，必须提出改变现实的某种积极的东西”。在此意义上，“如果没有理论，或者没有跨越性的认识，过去的失误会以另外的形式重复出现的”（《跨越性批判》日文版序言）。而这样的思索，最终通向《跨越性批判》中的哲学构建。在问题意识上，这部著作与《历史与反复》基于相同的思考，而在思想资源上则在马克思之外吸纳了康德哲学。如柄谷行人所言，他在１９８９年之前，并没有认真阅读过康德。他之所以在此时转向康德，是因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促使他重新思考“共产主义”的理念，而康德哲学为之提供了这样的反省视野。借助这一视野，柄谷行人在康德和马克思之间展开往复式跨越性批判，以期沟通伦理性与政治经济学，重建共产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
柄谷行人曾言，在他转向康德的时候，“就不再考虑文学这回事儿了”（《柄谷行人访谈：向着批判哲学的转变——〈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何以有了康德，就没有了文学？要理解柄谷行人的说法，必须回到他对康德的重新解释。在康德哲学的传统解释中，《判断力批判》作为三大批判的最后之作，通过艺术的中介沟通了前两个批判中认识与道德、自然与自由之间的分裂状态。但在《跨越性批判》中，柄谷行人以为，这样的读法过分拘泥于科学、道德和艺术的表层区分，而没有深究这些区分得以建立的康德之“批判”。通过对这一概念的重新考察，他发现“《纯粹理性批判》是在已经意识到文艺批评所带来的困境下写作的”，即《判断力批判》中由“共通感”所带来的鉴赏判断的普遍性问题。在他看来，这种普遍性之所以成为可能，依赖于“超越论式的他者”的存在，这便是《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物自体”问题。
事实上，文艺批评的普遍性问题早就出现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在该书德文版后记中，他曾指出，通过文学来理解日本的“现代”问题，其实是把日本当作现代性的“实验室”，“这样的实验室未必只有在非西方地区如日本才能被发现，在欧洲周缘各国也会存在”。不过，此时柄谷行人的思考还局限在从谱系学的思路探究普遍性观念的历史起源，尚未注意到康德的意义。而在《作为隐喻的建筑》和《历史与反复》中，尽管他逐渐意识到文学批评在面对普遍性问题时的解释限度，发现“他者”的存在对此的意义，但康德哲学只是以片段的方式出现，并未真正构成整体的批判性视野。
在关井光男的访谈中，柄谷行人曾将自己思想的演进更明确地概括为从“批评”到“批判”的转变。他认为，自己在转向康德之前的文学和理论实践，都可称作广义的“文学批评”。而只是在开始研究康德，并获得“批判”的高度时，他才觉得自己步入哲学的正道。在这种意义上区分“批评”和“批判”，并不意味着柄谷行人轻视文学，颇悔少作。事实上，在这次访谈中，他也申明自己在研究康德之时，重新萌生了“文学批评”的念头，但这已不同往昔，“文学”在“批判”的视野下获得了新的根基。
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柄谷行人重新思考“文学批评”的可能性以及应有的高度，并由此反省文学的思想位置。文学批评从来不是自我围困的审美呓语，它必须在文学之外需求定位自身的思想资源，并由此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重新审视我们生活世界的普遍问题。
（［日］柄谷行人：《作为隐喻的建筑》，应杰译；《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赵京华译；《历史与反复》，王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三年后，柄谷行人更为哲学化的两部著作《马克思，其可能的中心》和《迈向世界共和国》分别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翻译出版，但其影响力远不及《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因而也并未真正改变文学研究者的这种刻板印象。在这种语境中，赵京华先生今年主持翻译出版的“柄谷行人文集”三部：《作为隐喻的建筑》、《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与《历史与反复》，对于重建他在中文语境中的理论形象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这三部核心著作中，《作为隐喻的建筑》是非常独特的一部，介于文学批评与哲学之间。柄谷行人在中文版序言中申明，自己“是将此作为哲学或文学批评来写的”。从思想方法来看，这部著作延续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对“起源”问题的解构主义思考。如关井光男的评述：“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的发现，即是‘起源’等于‘终结’的发现。”因此，追溯“起源”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为日本现代文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转折中行将“终结”。在此意义上，《作为隐喻的建筑》可视为对该著的理论拓展。柄谷行人刻意与“文学”保持距离，不再局限于文学批评的藩篱，试图在哲学层面追问“对建筑的意志的倒错性起源”，以及“日本的解构主义式力量的起源”。
事实上，柄谷行人从来没有丧失现实的问题意识，他坚信“不扎根于现实状况的思想不可能是深邃的”（《作为隐喻的建筑》后记）。对他来说，解构式的理论反讽并非追随西方理论的思想尝试，而是直面“冷战”时代二元思维的现实沉思。但是，1989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解体导致“冷战”结构的终结，由此，解构主义随之丧失了应有的政治批判意义，而堕为沉迷自我的修辞技术。为此，柄谷行人重新回到马克思。之所以说“重新”，是因为在其早期著作《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他已经通过重读《资本论》回到马克思的思考。不过，在当时的冷战语境中，其写作目还局限在解构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冷战的终结使柄谷行人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思想可能性。不过，他此后的问题意识并没有直接指向后冷战时代的普遍性诉求，而是同时充分面对日本的历史经验，即昭和天皇的衰老与死亡所带来的“昭和时代的终结”。就此而言，从解构式理论反讽中解放出来的文学批评，在马克思的思想平台上获得了重新面对历史问题的可能。柄谷行人的这一思考成果，便是《历史与反复》一书。
这部著作出版于2004年，比柄谷行人的“集大成”之作《跨越性批判》晚了三年。而且，他在该书后记中强调，通过“历史与反复”的视角“对旧稿进行了重组”，“所以，希望读者把这本书看作新创作的著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历史与反复》推进了《跨越性批判》中的思考？事实上，他在这里所说的“旧稿”都写于2000年之前，主要集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以结构化的眼光来看，这部著作正是在作者思想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转向《跨越性批判》的关键环节。
如果说《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作者在历史危机中预感到“现代文学的终结”，那么《历史与反复》则是他在“历史的终结”（福山语）中见证了这种终结。正是因此，柄谷行人在该著中放弃了前书的解构主义思路，而将其文学分析建立在对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重读之上。不过，这种重读既不试图从现代历史学的角度提取“实际的历史”，也不同意恩格斯得出的教条式“历史法则”，而是以“结构性”的眼光洞察了现代历史的反复。在柄谷行人看来，透过波拿巴登上皇帝宝座的历史事件，马克思深刻意识到，代议制中“代表者”和“被代表者”之间关系的任意性。这使得政党及其政治话语独立于实际的阶级，但后者只有在“代表者”的话语机制中才能显现出阶级身份。这种难以解决的矛盾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危机的本质性要素。而专制主义的不断出现，正是为了通过国家的主权决断来弥补民主制的上述缺陷。在此意义上，波拿巴的称帝不过是拿破仑的历史重演，但这种重演并非事件的重复，而是结构的重复。依据这种“结构性”眼光，柄谷行人将后来的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当下的新帝国主义全球格局，都视为“波拿巴主义”的“反复强迫症”（弗洛伊德语），不断重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民主政治危机之中。
基于上述重读马克思的“结构性”视野，柄谷行人回到对近代日本话语空间的考察。在“历史与反复”的视角下，从“明治维新”经“昭和维新”，以至“昭和时代的终结”的历史变迁中，同样反复重演着现代国家的政治性危机。不过，他并没有简单挪移马克思的分析，而是深入勘测了日本近代历史更为复杂的面向。在柄谷行人看来，明治维新以降的日本近代政治，根植于国权／民权这一结构性张力关系中，不断摇摆在亚洲主义／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国家／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相互对立的两极。由此，他将日本现代文学置于充满紧张感的话语空间中重新审视。
尽管柄谷行人早已不满足《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的文学史批判，但并没有直接在文学与历史事实之间寻求新的关联，而是同样借助了政治这一结构性的中介环节。由于“昭和维新”不过是对“明治维新”政治诉求的滑稽复制，因而，夏目漱石对“明治精神”的悲剧性观察与三岛由纪夫对“昭和精神”的执着召唤，恰好构成了历史的反复。而大江健三郎对“明治精神”的整体性“救赎”，虽然从表面上看与三岛由纪夫极端对峙，但在根柢上却与之最为接近。更进一步来看，村上春树对“昭和时代”行将终结的浪漫式反讽，事实上是对大江健三郎写作的戏仿，其根本在于“这两个作家在同一时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显然，柄谷行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展开了一种双向的解释工作。一方面，他以文学的眼光读历史，另一方面又以历史的眼光读文学。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文学研究中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反映论模式，以及后现代史学中考量两者之间关系的修辞学路向。但柄谷行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在“历史与反复”的解释视野下，充分借助了政治这一结构性的中介环节，创造性地构建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
不过，柄谷行人并没有止步于这样的历史解释工作，而是听从马克思的教诲：“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上世纪九十年代，他逐渐认识到“理论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现状的批判性阐释上，必须提出改变现实的某种积极的东西”。在此意义上，“如果没有理论，或者没有跨越性的认识，过去的失误会以另外的形式重复出现的”（《跨越性批判》日文版序言）。而这样的思索，最终通向《跨越性批判》中的哲学构建。在问题意识上，这部著作与《历史与反复》基于相同的思考，而在思想资源上则在马克思之外吸纳了康德哲学。如柄谷行人所言，他在１９８９年之前，并没有认真阅读过康德。他之所以在此时转向康德，是因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促使他重新思考“共产主义”的理念，而康德哲学为之提供了这样的反省视野。借助这一视野，柄谷行人在康德和马克思之间展开往复式跨越性批判，以期沟通伦理性与政治经济学，重建共产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
柄谷行人曾言，在他转向康德的时候，“就不再考虑文学这回事儿了”（《柄谷行人访谈：向着批判哲学的转变——〈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何以有了康德，就没有了文学？要理解柄谷行人的说法，必须回到他对康德的重新解释。在康德哲学的传统解释中，《判断力批判》作为三大批判的最后之作，通过艺术的中介沟通了前两个批判中认识与道德、自然与自由之间的分裂状态。但在《跨越性批判》中，柄谷行人以为，这样的读法过分拘泥于科学、道德和艺术的表层区分，而没有深究这些区分得以建立的康德之“批判”。通过对这一概念的重新考察，他发现“《纯粹理性批判》是在已经意识到文艺批评所带来的困境下写作的”，即《判断力批判》中由“共通感”所带来的鉴赏判断的普遍性问题。在他看来，这种普遍性之所以成为可能，依赖于“超越论式的他者”的存在，这便是《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物自体”问题。
事实上，文艺批评的普遍性问题早就出现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在该书德文版后记中，他曾指出，通过文学来理解日本的“现代”问题，其实是把日本当作现代性的“实验室”，“这样的实验室未必只有在非西方地区如日本才能被发现，在欧洲周缘各国也会存在”。不过，此时柄谷行人的思考还局限在从谱系学的思路探究普遍性观念的历史起源，尚未注意到康德的意义。而在《作为隐喻的建筑》和《历史与反复》中，尽管他逐渐意识到文学批评在面对普遍性问题时的解释限度，发现“他者”的存在对此的意义，但康德哲学只是以片段的方式出现，并未真正构成整体的批判性视野。
在关井光男的访谈中，柄谷行人曾将自己思想的演进更明确地概括为从“批评”到“批判”的转变。他认为，自己在转向康德之前的文学和理论实践，都可称作广义的“文学批评”。而只是在开始研究康德，并获得“批判”的高度时，他才觉得自己步入哲学的正道。在这种意义上区分“批评”和“批判”，并不意味着柄谷行人轻视文学，颇悔少作。事实上，在这次访谈中，他也申明自己在研究康德之时，重新萌生了“文学批评”的念头，但这已不同往昔，“文学”在“批判”的视野下获得了新的根基。
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柄谷行人重新思考“文学批评”的可能性以及应有的高度，并由此反省文学的思想位置。文学批评从来不是自我围困的审美呓语，它必须在文学之外需求定位自身的思想资源，并由此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重新审视我们生活世界的普遍问题。
（［日］柄谷行人：《作为隐喻的建筑》，应杰译；《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赵京华译；《历史与反复》，王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