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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著名的“内部人控制”理论的提出者，又是长年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的比较制度理论大师；
他深入思考制度转型理论，又用日本、前苏联等国家的制度变迁，来预测和指导中国的制度演进；
他是备受尊重的日本经济学家，对日本经济难得地保持乐观态度，却长年活跃于中国的各大讲坛。
他就是青木昌彦。
初识青木
对对青木的深刻印象，来自于几位经济学家的偶然聊天。
今年9月，在古城西安，商界传媒主办的海峡两岸论坛嘉宾席上，经济学家赵晓、张文魁与台湾社会学家罗家德在一起聊到了罗家德正要出版一本社会资本的书．赵晓和张文魁不约而同地对罗家德说：你可以看看青木昌彦的书!
青木昌彦?我的脑海里马上想起几年前在中评网上看到的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的网页．那是极少的用中文开放的日本研究所，而且对中国经济颇有研究。
接下来。通过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的介绍，青木昌彦。这个与日本前首相小泉一样一头乱发的日本学者，渐渐深入到我们的内心，甚至短短几句文字，就可以勾勒出他的形象来：
青木昌彦，日本京都等一系列大学的兼职教授，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1990年获日本学士院奖及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有泽广巳纪念奖，1993年任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1998年获国际熊彼得学会熊彼得奖，2005年，当选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现为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及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青木昌彦是比较制度分析大家。近十多年来，先后发表出版了《对内部人控制的控制》、《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模块时代——新产业结构的本质》、《比较制度分析》、《硅谷模式的信息与治理结构》等著述。他的内部人控制理论、模块理论及转型制度变迁，对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中国经济发展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制度困境与变迁方向
中国目前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尽管改革的正面效果越来越显现出来，但是，包里有钱的人多了，对政治经济制度和环境的抱怨也开始多了起来，抱怨改革速度慢，抱怨信用缺失，假货横行，寻租行为随处可见……对此，青木重新梳理的制度变迁理论有着极强的针对意义。
什么是制度?这么一个看似平常的问题，却奠定了青木后续研究的基石。
一般人认为．如果人类社会是一个“游戏体系”，相当于游戏规则的法律就是制度。但青木选择了一个新的切入点：制度是源自人们共有观念、从而具有自我约束功能的政治经济规则。
比较制度大师仍旧是从制度比较中得到了令人信服的例证。青木指出，如果制度仅仅意味着法律，那么只要通过更改法律就可以改变制度。但是，在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IMF及世界银行等组织向莫斯科派遣了许多专家，引进美国式的法律制度，结果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这说明，单靠改变法律制度无法改变人们对游戏规则的观念。
既然制度是一种观念，那么。由于制度的固有性质和既得利益的阻挠，转型过程将是缓慢而潜移默化的。
不同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在各种社会经济领域里具有实效的游戏规则，即人们所共享的观念，反映了各个领域里产生的平衡状态。正因为如此。如果自己的行为偏离了这个规则，对每个经济主体来说都没有好处。而且在一个社会领域里产生的平衡与在其他领域里产生的平衡处于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这被青木称为“制度的互补性”。制度的互补性，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举例来说，日本的各种制度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制度的转变会更加困难。但目前日本的制度也出现了一些松动，如银行制度受到了很大侵蚀，正在走下坡路，因为更好的融资方式出现了，如公司内部融资、海外上市、风险投资。此外，日本一些公司将制造中心向海外转移，比如向中国转移。这样，原来的一些制度约束因素就不再有那么强大。经济全球化、IT产业发展都对此产生了影响。另外，金融财务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变化。
日本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青木认为日本的政治制度要不断改变、适应新的情况。在未来十年里，政府制度很可能出现较大的变化。
中国经济：旧模式与新模式
经过20多年的高增速发展，中国高GDP、高能耗、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已经备受争议了。对此，青木明确指出．中国这些年来的增长大体上还是采用了工业化早期的增长方式，即依靠大量的资本和资源投入来支持增长。而20年来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的事实，已经预示着这种增长的局限性。由于中国经济总量今非昔比，原材料、燃料乃至海运价格飞涨很快就波及全世界。转变增长方式是正在制定中的2006年至2010年规划中一个最基本的议题。但中国政府的多次调控并不见效，问题出在哪里?
还是制度。
在过去20多年间，中国无论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颇有变革，但至今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很大距离。青木认为，法治要实现第三者执法，以国家权力来保护私有财产以及合同的执行。这是关键中的关键，但如果政府“过强”也可能使公众利益受损。取得平衡的关键，就是发挥法治的作用。
以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即市场制度为例，沿用道格拉斯诺思理论来划分的话，中国的市场交易形态大体上处于从人格化交易到非人格化交易的过渡中，还未达到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第三方执法(即由法院来保障合同的执行)的层次。即便在市场发育得最好的浙江地区，根据去年在浙江所做的调查，还是依赖于社区关系、商会组织、同乡会组织来执行合同。为什么浙江人在全世界都只与浙江人打交道?原因正在于此。诚信系统无法建立，欺诈行为横行，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也正是因为如此，服务业目前在中国很难有大的发展。目前的中国强项在制造和装配，因为与物打交道(实现物质变换)不需要像与人打交道(实现交易)那么复杂有效的制度支持。目前中国支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还是太弱，所以只能靠拼资源而不是靠效率提高来支撑增长。
对此，青木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各种利益团体都能有机会作公开的陈述，表达各自的诉求：执政党则充当协调者乃至仲裁者的角色，通过当事者之间的讨论、协商甚至辩论，做出一个总体最优的决定。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让大众传媒和知识分子沟通信息和发表独立的意见。
[编辑 赵代波]
他深入思考制度转型理论，又用日本、前苏联等国家的制度变迁，来预测和指导中国的制度演进；
他是备受尊重的日本经济学家，对日本经济难得地保持乐观态度，却长年活跃于中国的各大讲坛。
他就是青木昌彦。
初识青木
对对青木的深刻印象，来自于几位经济学家的偶然聊天。
今年9月，在古城西安，商界传媒主办的海峡两岸论坛嘉宾席上，经济学家赵晓、张文魁与台湾社会学家罗家德在一起聊到了罗家德正要出版一本社会资本的书．赵晓和张文魁不约而同地对罗家德说：你可以看看青木昌彦的书!
青木昌彦?我的脑海里马上想起几年前在中评网上看到的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的网页．那是极少的用中文开放的日本研究所，而且对中国经济颇有研究。
接下来。通过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的介绍，青木昌彦。这个与日本前首相小泉一样一头乱发的日本学者，渐渐深入到我们的内心，甚至短短几句文字，就可以勾勒出他的形象来：
青木昌彦，日本京都等一系列大学的兼职教授，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1990年获日本学士院奖及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有泽广巳纪念奖，1993年任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1998年获国际熊彼得学会熊彼得奖，2005年，当选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现为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及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青木昌彦是比较制度分析大家。近十多年来，先后发表出版了《对内部人控制的控制》、《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模块时代——新产业结构的本质》、《比较制度分析》、《硅谷模式的信息与治理结构》等著述。他的内部人控制理论、模块理论及转型制度变迁，对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中国经济发展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制度困境与变迁方向
中国目前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尽管改革的正面效果越来越显现出来，但是，包里有钱的人多了，对政治经济制度和环境的抱怨也开始多了起来，抱怨改革速度慢，抱怨信用缺失，假货横行，寻租行为随处可见……对此，青木重新梳理的制度变迁理论有着极强的针对意义。
什么是制度?这么一个看似平常的问题，却奠定了青木后续研究的基石。
一般人认为．如果人类社会是一个“游戏体系”，相当于游戏规则的法律就是制度。但青木选择了一个新的切入点：制度是源自人们共有观念、从而具有自我约束功能的政治经济规则。
比较制度大师仍旧是从制度比较中得到了令人信服的例证。青木指出，如果制度仅仅意味着法律，那么只要通过更改法律就可以改变制度。但是，在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IMF及世界银行等组织向莫斯科派遣了许多专家，引进美国式的法律制度，结果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这说明，单靠改变法律制度无法改变人们对游戏规则的观念。
既然制度是一种观念，那么。由于制度的固有性质和既得利益的阻挠，转型过程将是缓慢而潜移默化的。
不同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在各种社会经济领域里具有实效的游戏规则，即人们所共享的观念，反映了各个领域里产生的平衡状态。正因为如此。如果自己的行为偏离了这个规则，对每个经济主体来说都没有好处。而且在一个社会领域里产生的平衡与在其他领域里产生的平衡处于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这被青木称为“制度的互补性”。制度的互补性，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举例来说，日本的各种制度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制度的转变会更加困难。但目前日本的制度也出现了一些松动，如银行制度受到了很大侵蚀，正在走下坡路，因为更好的融资方式出现了，如公司内部融资、海外上市、风险投资。此外，日本一些公司将制造中心向海外转移，比如向中国转移。这样，原来的一些制度约束因素就不再有那么强大。经济全球化、IT产业发展都对此产生了影响。另外，金融财务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变化。
日本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青木认为日本的政治制度要不断改变、适应新的情况。在未来十年里，政府制度很可能出现较大的变化。
中国经济：旧模式与新模式
经过20多年的高增速发展，中国高GDP、高能耗、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已经备受争议了。对此，青木明确指出．中国这些年来的增长大体上还是采用了工业化早期的增长方式，即依靠大量的资本和资源投入来支持增长。而20年来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的事实，已经预示着这种增长的局限性。由于中国经济总量今非昔比，原材料、燃料乃至海运价格飞涨很快就波及全世界。转变增长方式是正在制定中的2006年至2010年规划中一个最基本的议题。但中国政府的多次调控并不见效，问题出在哪里?
还是制度。
在过去20多年间，中国无论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颇有变革，但至今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很大距离。青木认为，法治要实现第三者执法，以国家权力来保护私有财产以及合同的执行。这是关键中的关键，但如果政府“过强”也可能使公众利益受损。取得平衡的关键，就是发挥法治的作用。
以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即市场制度为例，沿用道格拉斯诺思理论来划分的话，中国的市场交易形态大体上处于从人格化交易到非人格化交易的过渡中，还未达到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第三方执法(即由法院来保障合同的执行)的层次。即便在市场发育得最好的浙江地区，根据去年在浙江所做的调查，还是依赖于社区关系、商会组织、同乡会组织来执行合同。为什么浙江人在全世界都只与浙江人打交道?原因正在于此。诚信系统无法建立，欺诈行为横行，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也正是因为如此，服务业目前在中国很难有大的发展。目前的中国强项在制造和装配，因为与物打交道(实现物质变换)不需要像与人打交道(实现交易)那么复杂有效的制度支持。目前中国支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还是太弱，所以只能靠拼资源而不是靠效率提高来支撑增长。
对此，青木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各种利益团体都能有机会作公开的陈述，表达各自的诉求：执政党则充当协调者乃至仲裁者的角色，通过当事者之间的讨论、协商甚至辩论，做出一个总体最优的决定。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让大众传媒和知识分子沟通信息和发表独立的意见。
[编辑 赵代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