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欠你钱，你能忘了吗？”张黎问眼前围坐的大学生，“你肯定忘不了，不用提醒你也忘不了。其实离得不太远，就七十多年，还要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提醒不要忘，本身就是耻辱，一个奇耻大辱！”
　　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张黎从北京怀柔新剧片场赶到清华大学，参加“如何铭记12·13”的见面座谈。
　　“我心里特别难受在哪儿？”张黎顿了一会，“就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总在不停地跟下一代说不要忘记，这个意味着什么？本来应该公开的事，还要强调别忘，这事挺难看的。为什么这么麻木漠然，我百思不得其解。”
　　“可以宽恕，但绝不忘却。”最近一个多月，张黎在公开场合都会重申自己的立场。和他一起出现的还有其新作、电视剧《四十九日·祭》。根据作家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改编，因为张艺谋同名电影作品在前，又称“剧版十三钗”。

正视历史就那么难吗？

　　“我一向不认为《金陵十三钗》属于我最好的小说之一，但它是一篇我长久以来认为非写不可的作品。”严歌苓在创作谈里写道，“不知为什么，人在异邦，会产生一种对自己种族的‘自我意识’，这种对族群的‘自我意识’使我对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一切故事都非常敏感。”
　　严歌苓的母亲是南京人，大屠杀那年母亲只有4岁，对1937年岁末的浩劫没有记忆。移居海外之后，她在1993年第一次接触到了这段历史。那是芝加哥的华人社区举行的一场纪念活动，展示了第一批大屠杀图片。从那以后，她每年都会参加大屠杀纪念，“我就是在参观一个个大屠杀刑场时，感到非得为这个历史大悲剧写一个作品。”
　　和严歌苓一样，张黎对于大屠杀的了解也始于日方解密的照片。比那些触目惊心的侵略暴行更让他痛心的，是照片下角不起眼的日文小字：发表禁止。
　　“日方在有意为之，而且是举国家之力一代一代去遗忘。”张黎说到“国家”二字时，加强了音量和语气。
　　“今天我们自己的年轻人知道南京大屠杀，但具体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知道。”张黎的这个判断和严歌苓的感受非常统一。母亲去世一周后，她赶到南京参加“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当天她忘记了会址，向两位采访自己的记者打听，对方不知道正在举行的这个国际会议。
　　“这么大的事，尤其对于南京人，你们怎么会不知道？”两位记者解释因为工作分工不同，但是严歌苓还是一脸困惑，“他俩都十分年轻，举止言谈以及穿戴都还是十足的校园气。对于他们，生活中有太多更为贴切的选题。已作史的事物，再重大，也难引起他们的激情了。”
　　在对抗遗忘和无知的过程中，中国电影人有过多次努力。1988年，还在峨眉电影制片厂任职的韩三平和导演周力联合执导了《避难》；1996年，第五代导演吴子牛执导了《南京1937》；2009年，青年导演陆川执导了《南京！南京！》。
　　2011年6月，电影《金陵十三钗》在南京石湫影视基地关机，导演是张黎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张艺谋。那是张艺谋从影生涯中耗时最长、耗资最大的作品。尽管影片在国内票房突破6亿，还是没能挽救它在商业上的惨败；代表内地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也没能将张艺谋从争议的口水中打捞出来。
　　文化学者朱大可在博文《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中写道：张艺谋公式=情色 暴力 民族苦难题材 爱国主义，它制造了政治和商业的双赢格局，由此成为意识形态和电影市场的最大救星……一边是斯皮尔伯格《辛德勒名单》和犹太人的哀歌，一边是张艺谋《金陵十三钗》和中国人的视觉欢宴，它们构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令我们感到汗颜。我们将抱着自己的良知无眠，犹如抱着一堆荒诞的现实。
　　在新剧播出以后，“情色爱国主义”的声音同样围绕着张黎。“什么‘情色爱国主义’，这都是妄读！”在清华的活动上，他亮出态度捍卫自己的作品，“有些人挺不要脸的，故意造出一个肮脏的话题，而读者又愿意看到这种看似犀利、夺目的论调。怎么就能从这里面看出情色爱国主义呢？为什么证实历史、铭记历史会被认为是消费苦难？我搞不懂现在很多人的心态，正视历史就那么难吗？”
　　在项目启动之初，张黎就料到了外界的某些反应，“但已经顾不上那些了，当时满脑子就是一个念头，一定要把它拍出来，充斥得满满的。”片名四十九日，是指从南京城破到大屠杀发生的7周时间，同时49天也是传统的“满七”，告慰亡灵的日子。

重回南京1937

　　和其他导演相比，张黎的创作耗时最长的阶段是首尾两端：开机前，他和编剧、主演会做很长时间的案头准备；关机后，他会花超过大半年的时间做后期。在剧本创作阶段，他和编剧需要阅读大量相关书籍和材料。消化这些资料的同时，他按照角色不同，挑出相关内容整理好给到具体演员。
　　演员张歆怡在剧中饰演孟书娟，她也参演过电影《金陵十三钗》，出演同一角色。拍摄电影版时，“导演甚至没有给我们看过剧本，他喜欢现场给我们讲戏。”在拍摄《四十九日·祭》时，她除了收到完整剧本，还有导演提供的一堆史料。
　　宋佳在剧中的角色是女一号、秦淮河畔藏玉楼青楼头牌赵玉墨，她收到的资料除了大屠杀相关书籍、纪录片，还包括清末作家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陶慕宁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做完这些功课之后，她心底的赵玉墨愈见清晰真切：青楼不同于妓馆，头牌不是普通风尘女子。历史上，秦淮八艳之一的顾眉生后来甚至成为一品夫人；近代史上的小凤仙和赛金花也是青楼头牌，她们一个帮助蔡锷成功出逃，一个嫁给状元洪钧成为大使夫人出使欧洲。
　　原著中，赵玉墨和孟繁明第一次相遇时，她“戴一串雪白的珍珠，拿一本《新月》杂志”。“要不是命运多舛，她何尝不是一个正常人家知书达理的小姐呢？”宋佳眼里的赵玉墨原本就不可能时刻搔首弄姿、见谁都妖娆风骚，和电影版中大不一样，她在角色塑造笔记里写道，“同一个人物存在于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中，风格扮相也会各有特点、不尽相同。同样，赵玉墨也可以以各种形态尽情存在着。在艺术形式中，玉墨的分身越多越好，形态模样越丰富越好，这样会有更多的人通过玉墨的故事铭记时代的苦难。” 　　南京郊外的石湫片场，附近方圆5公里之内连个超市都没有。《四十九日·祭》剧组在这里安营扎寨，像封闭一样从2月呆到了8月。和张歆怡一起饰演女学生的还有其他几个上初中的同龄小演员，大家平日私下照样嬉戏打闹，但是一到片场，连说话都很小声，“因为现场非常安静。”
　　张黎作品一如既往凝聚着一群一线实力演员。除了宋佳，还有张嘉译和黄志忠担纲主演。“嘉译每天在现场也不怎么说话，不拍戏时就是一根接一根抽烟，看剧本。”宋佳说大家都沉浸在那个气氛里，内心并不轻松。关机之后，她休息了整整9个月，才从角色里走出来。
　　在剧中，有一场戏是赵玉墨在教堂后院拖着浦生小妹的棺椁下葬。拍摄时，张黎没有作太多解释，让宋佳拖着棺材一次又一次重来。按照导演要求，玉墨这个时候的状态必须几近虚脱。

　　“导演最后用的一定是我拍的最后一条。”宋佳解释，“人本能的那种精疲力竭，跟演出来真的不一样。”张黎觉得宋佳个性里强的部分占多数，而玉墨在那场戏里，绝对不可以有半点流露。“所以导演就要把演员的这部分磨掉，一定要真的那种接近崩溃。演员要是心理素质差点儿，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怎么会这样。”
　　张歆怡观察到，整个拍摄期间，张黎最有耐心的就是对演员，他从来没有对他们急过。
　　“因为演员的表演状态非常脆弱。每个演员都有角色之外的喜怒哀乐，但一到现场，就必须进入角色的情绪。这对演员身心来说是非常大的考验，你怎么让人家一年365天在一个状态里？作为导演，你只能努力去营造气氛，呵护演员。”张黎说。
　　惟一的例外，是拍战后清算时庭审大屠杀日军指挥官那场戏。当时群众演员里总是有人在笑，张黎罕见地在现场发脾气。
　　张黎对表演一直要求严格。也是在法庭庭审这场高潮戏中，宋佳有一场歇斯底里的控诉。后来配音时她试了好几次，都不能一气完成。“我都不明白，当时在现场我怎么演下来的。”

浩劫中的民族自救

　　和评论声满是各种质疑不一样，张黎对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评价比较高。筹拍新剧之前，他把电影版看了不下4次。
　　“非常严整，电影化程度非常高。”他如此评价，“严格按照电影格式来，人物的出场、定位铺陈、戏份大小、危机的递进和化解都没什么可挑剔的，主题也清晰，没什么破绽。”
　　在追问下，张黎说出了他眼里电影版的缺陷，“一定要说不好的地方，就是结局软了。前面营造烘托了那么长时间，最后的结尾应该比现在更华丽。卡车开走了，‘走’就意味着胜利大逃亡吗？接下来是不是会死？最后这一点，就背离历史真实有点远，不可能生还。就算逃生成功，故事讲到这会儿了，为什么创作者要让她们生呢？导演主观的创作欲望是什么？”
　　在电视剧版的改编中，张黎解决了人物如何生还之后，回答了为什么要让她们生还。“我们当时拍之前，就坚定一个想法，一定要拍战后清算。”成片里用了最后4集篇幅拍摄1947年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对一级战犯的审判。“我们不仅要揭露罪行，而且历史账必须清算。这是我们这个戏里很重要的一笔。”
　　1946年2月15日，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主要审理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1946年8月，战犯谷寿夫被押解到中国，1947年4月26日在雨花台被执行枪决。
　　“南京审判组织得极为困难，当时美国不希望组织南京审判，他们坚持有东京审判就够了，理由就是担心中国人公报私仇。”张黎说。在剧中结尾部分，幸存的孟书娟是法庭上的一名书记员，她变身证人，控诉道，“千千万万个私仇汇集在一起，就是一个民族的公愤。”
　　张黎是从摄影师转型的导演。从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时拍的第一部作品，是与导演吴子牛合作的《候补队员》。随后二人还合作了《喋血黑谷》。这是第五代影人出道时最常见的合作模式。
　　张、吴二人的合作在筹备《晚钟》的过程中宣告结束。“《晚钟》前面一开始也是一场杀戮，但日军为什么杀中国人，是因为中国人先杀了他们的狗，所以他们报复。”张黎至今仍然记得在当年召开的研讨会上，学者戴锦华同样感到愤怒。“她说在日本人为什么杀中国人这个问题上不容讨论。所以我总是在说，我这次拍的不是一部战争片，是灾难片。”
　　尽管合作的演员无一例外都说张黎是个擅长拍男人戏的导演，但《四十九日·祭》里还是出现了相当篇幅的感情戏：玉墨和教导大队教官戴涛、玉墨的姐妹之一红菱和教堂厨师乔治、豆蔻和浦生之间都萌生了情感。戴涛牺牲后，玉墨痛不欲生；战争结束后，人们在南京城的下水道里发现了两具紧紧抱在一起的骸骨，那是逃生失败的红菱和乔治；战后的南京审判法庭上，已经严重毁容、面目全非的豆蔻用自己遍身的刺刀伤疤出庭作证，她的原型就是怀孕6个月、被刺37刀的幸存者李秀英。
　　因为审查的原因，这些原本在张黎的构思中相对完整的几条感情线做了不同程度删减，在播出的版本里让人觉得进展过快或者莫名其妙，呈现的效果并不理想。
　　剧中结尾，孟书娟追出法庭外，问赵玉墨：你当时对戴教官萌生爱意了吗？玉墨回她说：在日本人拿刺刀挑中国人肠子的时候，哪有那么多儿女情长？你们审判几个犯人有什么用？我们从前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
　　“我觉得这段戏非常残酷，但是很动人。”张黎说，“这个戏说穿了，还是讲一个民族自救的故事。我们写了一场灾难或者浩劫中间，这些中国男人和女人们抱团取暖相濡以沫的故事。但实际上它非常理想化，其实只是我们希望的人在这种情形下应该有的样子。”

我的硬度一直都在

　　《四十九日·祭》开播之际，张黎正在北京怀柔赶拍新戏《少帅》。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部关于张学良的传纪题材应运而生。张黎说新戏是“一个另类生命的成长史”。有一段时间，他在《少帅》片场收工之后，便赶回位于市区北四环的工作室机房，按照审查意见抓紧修改即将送播的《四十九日·祭》。 　　所有修改全部由他亲自监督执行，这也是张黎作品的标签之一。国产电视剧圈很多署名的高产导演已经不过问后期，但张黎一直坚持自己负责配音、剪辑、配乐和修改的每一个环节。在他自己审过之前，不会有一盘样带从张黎工作室发出去。即使时间压力再大，哪怕发现一个错别字，也必须重新出带。
　　他还坚持一个创作原则：到目前为止接拍的所有戏，只拿纯导演片酬，而不像某些导演那样整体接盘。后者通常会带来更大的物质回报，但往往会牺牲制作。在他看来，“白天做导演，晚上做会计，怎么可能拍出像样的东西？”
　　12月下旬，《四十九日·祭》播出收官，最后的收视成绩“不算太差，也没有任何奇迹”。这个结局从项目启动之初就没有悬念。在它之后，接档的是范冰冰工作室出品、由她领衔主演的古装剧《武媚娘传奇》，该剧单集收购价是《四十九日·祭》的两倍，从开播之日起收视就居高不下，一度创下国产剧收视新高。
　　“张黎的作品需要你慢下来去体会，但是环境不会慢下来。”和他多次合作的一位制片人反问我，“你说现在艺术家生存的时代不好吗？他们这辈人成长的经历这么丰富，这都是一个创作者的财富。怎么到了现在这几年，就突然都变了，它就没用了。我相信这是短时间，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会特别难熬。”
　　“痛苦是正常的，必须承受。”张黎一笑，“忍着呗。”
　　合作者有时不理解，有些戏份一看就无法保留，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大气力去写，去拍，去剪？对于制片方来说，这都是成本和精力。我把这个问题转给了张黎。
　　“传播就会有障碍，自身能力的障碍和外部障碍会始终存在。自身能力，只能靠修为去慢慢解决。外部障碍，我们就要去克服、去抗争，去争一分是一分。当然首先你得存活。一句老子不干了，嘴是痛快了，那又怎样呢？不过是你放弃了自我传播的机会。100字被砍掉了40个字，打了六折，那我就传播60个字，下次再传播60个字。”
　　“要是有一天变成一折了呢？”我问。
　　“那我就不做了，也可以啊。可万一，中间有一个八折呢？”
　　不会有人质疑张黎在业内的一线标杆地位，《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往事》等旧作，时至今日仍被很多观众反复重温。他一直自信自己是个技术派导演，从物理指标来看，张黎团队一直都是电影级别：摄影、灯光、美术团队全都是电影班底。新戏《少帅》的摄影师上一部电影作品是吴宇森的《太平轮》。在新剧片场，我看到他为一场戏花了4个多小时布光，“我只不过拍的篇幅比电影长了些。”
　　张黎的创作频率基本保持着一年半一部新作问世。近年中，他有两部电视剧作品没能面世，一部是《孔子》，一部是《九年》。
　　看过《孔子》样片的业内人士给出的评价相当高，它在日本和韩国的海外发行非常不错。我百思不解的是，我们的孔子学院开到了全世界，这部戏居然在国内会遭遇无人发行的尴尬。
　　张黎作品以古装和年代戏为主，《九年》是他第一次涉足当下题材。主人公是一群北漂青年，故事时间跨度是从2003年非典开始到2012年。张黎说这是一部“拿人肉换猪肉”的青春故事，就是拿生命换物质，写一群年轻人在这个物质时代磕磕碰碰挣扎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点。和《孔子》一样，《九年》也没有进入发行渠道，据说理由是“太文艺”。
　　张黎的一位制片人告诉我，“他的生活很简单。他不开微博，不用微信；不喝酒，前几年把烟也戒了，也不出去应酬，就是拍戏，一部弄完再弄下一部。不拍的时候就在家看国外同行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每次关机的时候，我都没有太大的喜悦，或者像别人那样长松一口气。因为两天之后，我们的后期就开始了。”
　　关机前的张黎也没有丝毫喜悦，相反是他最焦虑的时候。“总担心有什么该拍的没拍到。”和他共事过的工作人员不会出现这种担忧。在剧组的小会议室里，半面墙都是密密麻麻的全剧分场表，工作量和拍摄进度一目了然；在现场，他用双机拍摄了足够丰富的角度和机位，在后期剪辑时一直都有多种方案。
　　张黎中午和晚上都不吃饭。问及缘由，他说是害怕犯困。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每天的早餐很讲究，也吃得特别多。我还发现无论拍戏现场还是收工之后，他的身边都会有瓜子之类的小零食。不止一个人告诉我，那是他缓解焦虑的方法。
　　“他心里也急，怎么可能不急？”一位制片人说，“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去逐渐理解市场、适应市场。这些年他身上的变化也挺大的。”
　　张黎变了吗？
　　“变是肯定在变。我觉得主要是我达成目的的一些方法变了。有句话说，浑身是铁，你打不了几颗钉。任何一个团队永远都是良莠不齐，所以必须忍，让，调整。但对于导演来说，主要得看作品变没变，作品的力度变了，那就是真变了。但我觉得我没有，我的东西出来，硬度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