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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务员法》将于2019年6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提出职务职级并行制度等，将对公务员群体带来改变，尤其是45岁以下的年轻公务员。其中，“90后”公务员是重要组成部分。
“被现实磨损棱角”“在世俗中低下头颅”，这绝非是对“90后”公务员的描绘。“现实骨感，理想丰满，我们要做的是不瘦不胖的健康人，’才是他们的写照。
为真实全面地描绘当下的“90后”公务员群体，记者通过问卷调查和面对面访谈，多角度分析了他们的职业状态。
近半数“90后”公务员告别“菜鸟期”
年龄在公务员体系中，一直是个重要的标识。
从结构上看，28.5%的“90后”公务员是22～25岁，71. 5%的“90后”公务员处于25～29岁的阶段。
与年龄紧密相连的是工龄，数据显示，“90后”公务员工作时间在1～3年的占比为50.72%，工作3～5年的占比20.77%，工作5年以上的占比为15.46%。
从中可见，大部分“90后”公务员已度过职业磨合期，进入稳定状态。
工作经验的积累，使越来越多的“90后”公务员走向领导岗位。从级别看，眼下86.47%的“90后”公务员是科员身份，11. 59%的人已是副科级别，甚至涌现出多名“90后”的处级干部，如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挂任副县长郑睿臻、榆林市榆阳区挂任副区长倪志茂、福建省罗源县副县长蒋仁正、湖北省秭归县挂任副县长潘廷瑞、福建省福清市副市长袁琳。
这些“90后”干部大都学历较高，如郑睿臻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倪志茂、蒋仁正、潘廷瑞、袁琳均是北大博士，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副院长、四川省妇联兼职副主席刘明侦则是牛津大学博士。
对“90后”公务员来说，博士毕业毕竟是少数，数据显示，78.26%的成员是本科毕业，硕士学历毕业的占比为17. 87%，专科毕业占比为3.86%。
从工作部门看，“90后”公务员中有34. 3%的是在乡镇基层，39.13%的在县直部门，20. 29%的在市直部门，剩下6. 28%的在省直部门。其中，县、乡占总比例的73.43%。
活跃的思想、突出的能力、负责的态度，让“90后”公务员发挥着特有优势，在岗位上发光。
刘杰是某乡镇街道办员工，参与镇上的拆迁工作。以往镇里都是请来很多工作稳重、办过业务的老会计到现场计算相关项目，然后由村民填写各种人工表格，费时费力。刘杰自主设计一套EXCEL公式，只需将拆迁户信息资料填进去，数据自动生成。这一举动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并很快推广到其他乡镇。
赵思曾经所在的乡镇辖管12个村、12个社区，事务繁多，接触到很多群众。“他们到乡镇办事，会主动来看我，打招呼聊天。”有年盛夏，当地发生100多名群众上访事件。恰巧赵思在现场，他详细回答疑问、劝解现场，没有领导出面就化解了风波。“当大家在镇政府门口看见我时，就说放心了，因为他们对我很了解、信任。”
赵思说：“刚上班的时候，大家会感叹一声，‘90后’啊，真年轻，但其他方面并没觉得不同。”渐渐的，转变为“‘90后’，年轻有朝气，有激情，敢想敢做，对工作负责，更有想法”。
他们从基层开始“追梦”
面对“为什么选择公务员这个行业”问题时，41. 06%的“90后”公务员选择工作稳定，31. 88%的人是受父母的影响，8. 21%的人是跟从大众趋势，最后18.84%的人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梁骏是这18.84%中的一员。1990年出生的梁骏，201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安徽选调生，来到合肥一乡镇工作。“基层是梦开始的地方。支撑一个人走下去的是信念，做好岗位工作，为群众服务，并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这是梁骏对记者最先说的话。
对梁骏的采访是在2018年农历腊月十七下午，他同时进行着烟花禁燃禁放一线巡逻、安排县电视台对接采访、乡镇新春晚会三项任务。“电话不停、工作不停”的职业状态映入眼帘。
梁骏是乡镇宣传干事，工作中他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外宣工作、文化发展工作，同时参与一线抗洪、下乡扶贫、乡镇拆迁、秸秆禁烧等任务。2016年的抗洪抢险经历，让他记忆犹新。从一線抗沙包、三天两夜几乎不合眼，到转入后备负责食物、宣传写稿，他迎接着身体与思想的双重挑战。“抗洪工作让我学到很多，更深刻认识到公务员身上的责任和使命。”梁骏谈到那次体会。
与梁骏相比，基层是刘巧“造梦”的缘起。
1995年出生的刘巧，从小在县城长大，2017年正式成为乡镇扶贫办的成员。当时正值我国扶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阶段，22岁的她，从这个“特殊”的岗位上开启了职业生涯。
听不懂的方言、带有浓烈味道的旱厕、从未见过的坟头、夜晚方圆几里无人的宿舍……各种未料想的冲击向小小身躯袭来，刘巧委屈过、哭泣过。外在条件，是他们初到的不适应，而身边的人和事，真正改变了他们。
“身边的人与事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乡村有许多可怜的人需要帮助。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然我的努力微不足道，但点滴力量的汇聚，就一定能实现。”刘巧接受采访时说的这段话，让我们知道有一颗种子已经在她的心底发芽。
“90后”出生在物质丰盈、网络发达的年代，熟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唯在夕阳与田埂的奔波中，体验到乡土中国的另一面。
冲击与思考之后，他们践行着身份被赋予的使命，脚踩大地，走向成熟。
超四成满意工作收入
“看起来很美”与“不忘初心”，是悬横在很多“90后”公务员心中的一架天平。
大众眼中的公务员，是一份工作稳定、社会认可度高、收入可观的职业;公务员视角下却是工作强度大、工资待遇不高、晋升渠道有限的常态。 工资收入是所有理想与情怀安放的土壤。特别是“基层工资低”一直被谈论。围绕这个话题采访一位安徽乡镇干部时，他直接打开手机，点开工资接收短信：“我是研究生学历，享受副主任科员待遇，每月工资1972元。”
问卷中“工作付出与目前收入是否满意”一项，58.45%的人选择了不太满意，33.82%的人选择了基本满意，比较满意的占比仅为7. 25%。
“公务员加班频率高”，也一直是关注的焦点。问卷调查提供了具体数据，每天加班的“90后”公务员占比为21. 74%，一周多次为48. 31%，周末加班为7.25%，很少加班的占比是22. 71%。
“压力较大，主要来自成长不够所带来的焦虑。”在某省直机关工作的孙杨提到了这个“90后”公务员普遍存在的顾虑。茁壮成长、快速成长、健康成长，是很多“90后”公务员的自我要求。
但工作中学习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调查问卷显示，44.93%的“90后”公务员一年中没有机会出去培训，34. 3%的人每年有一次机会，12.08%的人每年有两次机会，仅有8.7%的人每年有三次机会。
业余时间自我学习是“90后”公务员一直在做的事。梁骏看完了三遍《习近平三十讲》，并做完一遍手抄笔记，做完一遍PPT记录;刘巧用零碎的时间刷看人民日报等APP，了解每日国内外事件;赵思从不追剧、不看小说、不玩游戏，加班结束后复习考研。
现实的局面，让“吐槽”成为“90后”公务们闲暇的自嘲。工资待遇与付出不相匹配;工作中会遇到“老派”作风的领导;文山会海屡屡不止;晋升通道太狭窄……“吐槽是因为关心，希望变得更好才去吐槽。”梁骏直言。
“吐槽”的背后，是“90后”公務员们明确的自我追求：“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情”“让自我价值得到实现”。
“考公务员的时候，怀有一腔抱负，想着要为社会为人民做些事情。”这是很多“90后”公务员的初衷。
赵思成功劝退100多名上访村民，撰写工作报告一次通过;刘巧对口帮扶的贫困户买了新冰箱，喂养的猪一天天变大;30个孩子用稚嫩而温暖的声音对梁骏说“谢谢”……微小的瞬间，是自我价值实现的瞬间，是满足的瞬间。
从刚入职场的“新生”，到渐渐掌控节奏，“想问题变得更全面”“脾气变得温和”“讲话的语速变慢”“凡事不能看表面”，成为很多“90后”公务员的改变。
有大局观、沉着稳重、有辩证思维，既是最初公务员选拔的考核要求，也是正式入职中的工作“标配”。桀骜不驯、个性突出，曾是安放在“90后”身上的判断语，但工作后的他们很快融入集体。
“90后”“公务员”，两个标签的双重叠加，带有更多意味。在更多地了解他们之后，“90后”公务员只是所有职业中的一种，正如孙杨所说：“每份工作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同时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承担自己的岗位职责，扮演好一颗螺丝钉，向其他职业一样为社会贡献力所能及的力量。”
“被现实磨损棱角”“在世俗中低下头颅”，这绝非是对“90后”公务员的描绘。“现实骨感，理想丰满，我们要做的是不瘦不胖的健康人，’才是他们的写照。
为真实全面地描绘当下的“90后”公务员群体，记者通过问卷调查和面对面访谈，多角度分析了他们的职业状态。
近半数“90后”公务员告别“菜鸟期”
年龄在公务员体系中，一直是个重要的标识。
从结构上看，28.5%的“90后”公务员是22～25岁，71. 5%的“90后”公务员处于25～29岁的阶段。
与年龄紧密相连的是工龄，数据显示，“90后”公务员工作时间在1～3年的占比为50.72%，工作3～5年的占比20.77%，工作5年以上的占比为15.46%。
从中可见，大部分“90后”公务员已度过职业磨合期，进入稳定状态。
工作经验的积累，使越来越多的“90后”公务员走向领导岗位。从级别看，眼下86.47%的“90后”公务员是科员身份，11. 59%的人已是副科级别，甚至涌现出多名“90后”的处级干部，如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挂任副县长郑睿臻、榆林市榆阳区挂任副区长倪志茂、福建省罗源县副县长蒋仁正、湖北省秭归县挂任副县长潘廷瑞、福建省福清市副市长袁琳。
这些“90后”干部大都学历较高，如郑睿臻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倪志茂、蒋仁正、潘廷瑞、袁琳均是北大博士，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副院长、四川省妇联兼职副主席刘明侦则是牛津大学博士。
对“90后”公务员来说，博士毕业毕竟是少数，数据显示，78.26%的成员是本科毕业，硕士学历毕业的占比为17. 87%，专科毕业占比为3.86%。
从工作部门看，“90后”公务员中有34. 3%的是在乡镇基层，39.13%的在县直部门，20. 29%的在市直部门，剩下6. 28%的在省直部门。其中，县、乡占总比例的73.43%。
活跃的思想、突出的能力、负责的态度，让“90后”公务员发挥着特有优势，在岗位上发光。
刘杰是某乡镇街道办员工，参与镇上的拆迁工作。以往镇里都是请来很多工作稳重、办过业务的老会计到现场计算相关项目，然后由村民填写各种人工表格，费时费力。刘杰自主设计一套EXCEL公式，只需将拆迁户信息资料填进去，数据自动生成。这一举动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并很快推广到其他乡镇。
赵思曾经所在的乡镇辖管12个村、12个社区，事务繁多，接触到很多群众。“他们到乡镇办事，会主动来看我，打招呼聊天。”有年盛夏，当地发生100多名群众上访事件。恰巧赵思在现场，他详细回答疑问、劝解现场，没有领导出面就化解了风波。“当大家在镇政府门口看见我时，就说放心了，因为他们对我很了解、信任。”
赵思说：“刚上班的时候，大家会感叹一声，‘90后’啊，真年轻，但其他方面并没觉得不同。”渐渐的，转变为“‘90后’，年轻有朝气，有激情，敢想敢做，对工作负责，更有想法”。
他们从基层开始“追梦”
面对“为什么选择公务员这个行业”问题时，41. 06%的“90后”公务员选择工作稳定，31. 88%的人是受父母的影响，8. 21%的人是跟从大众趋势，最后18.84%的人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梁骏是这18.84%中的一员。1990年出生的梁骏，201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安徽选调生，来到合肥一乡镇工作。“基层是梦开始的地方。支撑一个人走下去的是信念，做好岗位工作，为群众服务，并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这是梁骏对记者最先说的话。
对梁骏的采访是在2018年农历腊月十七下午，他同时进行着烟花禁燃禁放一线巡逻、安排县电视台对接采访、乡镇新春晚会三项任务。“电话不停、工作不停”的职业状态映入眼帘。
梁骏是乡镇宣传干事，工作中他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外宣工作、文化发展工作，同时参与一线抗洪、下乡扶贫、乡镇拆迁、秸秆禁烧等任务。2016年的抗洪抢险经历，让他记忆犹新。从一線抗沙包、三天两夜几乎不合眼，到转入后备负责食物、宣传写稿，他迎接着身体与思想的双重挑战。“抗洪工作让我学到很多，更深刻认识到公务员身上的责任和使命。”梁骏谈到那次体会。
与梁骏相比，基层是刘巧“造梦”的缘起。
1995年出生的刘巧，从小在县城长大，2017年正式成为乡镇扶贫办的成员。当时正值我国扶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阶段，22岁的她，从这个“特殊”的岗位上开启了职业生涯。
听不懂的方言、带有浓烈味道的旱厕、从未见过的坟头、夜晚方圆几里无人的宿舍……各种未料想的冲击向小小身躯袭来，刘巧委屈过、哭泣过。外在条件，是他们初到的不适应，而身边的人和事，真正改变了他们。
“身边的人与事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乡村有许多可怜的人需要帮助。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然我的努力微不足道，但点滴力量的汇聚，就一定能实现。”刘巧接受采访时说的这段话，让我们知道有一颗种子已经在她的心底发芽。
“90后”出生在物质丰盈、网络发达的年代，熟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唯在夕阳与田埂的奔波中，体验到乡土中国的另一面。
冲击与思考之后，他们践行着身份被赋予的使命，脚踩大地，走向成熟。
超四成满意工作收入
“看起来很美”与“不忘初心”，是悬横在很多“90后”公务员心中的一架天平。
大众眼中的公务员，是一份工作稳定、社会认可度高、收入可观的职业;公务员视角下却是工作强度大、工资待遇不高、晋升渠道有限的常态。 工资收入是所有理想与情怀安放的土壤。特别是“基层工资低”一直被谈论。围绕这个话题采访一位安徽乡镇干部时，他直接打开手机，点开工资接收短信：“我是研究生学历，享受副主任科员待遇，每月工资1972元。”
问卷中“工作付出与目前收入是否满意”一项，58.45%的人选择了不太满意，33.82%的人选择了基本满意，比较满意的占比仅为7. 25%。
“公务员加班频率高”，也一直是关注的焦点。问卷调查提供了具体数据，每天加班的“90后”公务员占比为21. 74%，一周多次为48. 31%，周末加班为7.25%，很少加班的占比是22. 71%。
“压力较大，主要来自成长不够所带来的焦虑。”在某省直机关工作的孙杨提到了这个“90后”公务员普遍存在的顾虑。茁壮成长、快速成长、健康成长，是很多“90后”公务员的自我要求。
但工作中学习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调查问卷显示，44.93%的“90后”公务员一年中没有机会出去培训，34. 3%的人每年有一次机会，12.08%的人每年有两次机会，仅有8.7%的人每年有三次机会。
业余时间自我学习是“90后”公务员一直在做的事。梁骏看完了三遍《习近平三十讲》，并做完一遍手抄笔记，做完一遍PPT记录;刘巧用零碎的时间刷看人民日报等APP，了解每日国内外事件;赵思从不追剧、不看小说、不玩游戏，加班结束后复习考研。
现实的局面，让“吐槽”成为“90后”公务们闲暇的自嘲。工资待遇与付出不相匹配;工作中会遇到“老派”作风的领导;文山会海屡屡不止;晋升通道太狭窄……“吐槽是因为关心，希望变得更好才去吐槽。”梁骏直言。
“吐槽”的背后，是“90后”公務员们明确的自我追求：“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情”“让自我价值得到实现”。
“考公务员的时候，怀有一腔抱负，想着要为社会为人民做些事情。”这是很多“90后”公务员的初衷。
赵思成功劝退100多名上访村民，撰写工作报告一次通过;刘巧对口帮扶的贫困户买了新冰箱，喂养的猪一天天变大;30个孩子用稚嫩而温暖的声音对梁骏说“谢谢”……微小的瞬间，是自我价值实现的瞬间，是满足的瞬间。
从刚入职场的“新生”，到渐渐掌控节奏，“想问题变得更全面”“脾气变得温和”“讲话的语速变慢”“凡事不能看表面”，成为很多“90后”公务员的改变。
有大局观、沉着稳重、有辩证思维，既是最初公务员选拔的考核要求，也是正式入职中的工作“标配”。桀骜不驯、个性突出，曾是安放在“90后”身上的判断语，但工作后的他们很快融入集体。
“90后”“公务员”，两个标签的双重叠加，带有更多意味。在更多地了解他们之后，“90后”公务员只是所有职业中的一种，正如孙杨所说：“每份工作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同时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承担自己的岗位职责，扮演好一颗螺丝钉，向其他职业一样为社会贡献力所能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