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顺利的采访都是由细节决定的，所以记者们个个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对采访过程也抱有一种奇特到近乎病态的好奇心。早年易立竞写她那著名的《病人崔永元》时跟小崔聊了7个小时，回来马上被同事追问：“聊那么久，中途你上厕所了吗？”
　　老易也真是厉害，悍然答道：“没有！我们俩都没有！”
　　因为朔爷出了名的不见人，出了名的难采访，稿子一出来，我也被同行们各种好奇提问微信轰炸。从王朔现任女友是谁，直问到他接受采访时所穿睡裤的款式质地。
　　除去那些我承诺不能提供的答案，对这种内部提问我一般都老老实实作答。
　　“聊那么久？他请你吃饭了没？”
　　“吃了。还一起抽了烟喝了酒嚼了大杏仁儿。”
　　“你对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如果只用一句概括的话。”
　　“害羞。以及为了掩饰这种害羞，张牙舞爪。”
　　采访公众人物常有一种迷思，即：大众好奇心的边界到底在哪里？隐私权和知情权发生冲突时，倒向哪边？有时聊得投机，采访对象会把他的秘密倾囊以授（虽然有人第二天会后悔），写出来必定轰动，也必定伤及无辜，写还是不写？
　　多年来王朔在大众印象中已经被塑造成了一个言语放诞性情乖戾的人，但我所见的王朔全不是这样。“我见完记者常常整整一天脑子里会不断复盘我们说过的话，哪些话又不该说。我怕见记者。”于是他会在采访后时不时追一个电话过来，惴惴地商量，“哎，我说的那句话，还有那件事，还是，别写了吧？”
　　在我们聊了又聊的录音里，有大量精彩的谈话内容就这样被按下不表。可惜吗？也不可惜。写文化类的人物报道，毕竟不是写事关公众利益或社会公义的新闻调查。记者生涯里我重复最多的一句承诺，我觉得自己守住了，“我答应不写的，我就不会写。”
　　他不再像几年前那样带着旺盛的攻击性，也深知自己已经被最大程度地妖魔化了。他拒绝接受拍照，于是徐静蕾帮我们拍了一组，在老徐的镜头下他显得放松，眼神里有保存完好的少年心性，但在网上能找到的大多数照片里他微带狰狞。“他们故意用我那样的照片，龇牙咧嘴的，横眉立目的。”
　　我终于说服他又拍了一组照片，他哀号“我这次丢人算丢到家喽”。
　　拍完他语音留言来，“喜欢你们的摄影师，90年代那会儿，北京有好多搞文艺的人都这样。”他原本以为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了，“所以说你们还是一个正经刊物。”
　　但他在镜头里依然紧张，眼神警觉，嘴角带着抗拒之色，像一只长期夜行的猫突然闯进强光时，愣神的那一刹那。
　　我在观察他，这个敏感的猫科动物当然也在观察我。采访有时就像两只蚂蚁在宏大的世界里偶然碰面，以触须相握，交换信息，如果频道对上，对方就会把一辈子的秘密托付给你。每逢这样的时刻，我常会回忆起以前那些把秘密交给我的人，为他们的际遇再次鼻尖一酸。
　　王朔是什么时候开始选择相信我的？我的复盘能力不如他。但我觉得也许是在他试图描述，为什么这些年来他不想见人，为什么不愿出席活动，为什么避世而居，伶牙俐齿说话不打磕楞的朔爷停顿一秒，想要寻找一个准确的说法时，我说了一句，“因为在社交中你会用别人的眼光评价自己。”那是我进屋后他第一次正眼看了我一眼，勺子挖水般的一眼，觉得我可能并不是一个频道冲突的人。
　　第二次再去见他，他生怕我找不到他的家，在微信里留了言，还是不放心，又打了字，详细解释了应该告诉司机怎么走。我们约的是下午两点，但我显然严重低估了北京的交通情况。我告诉他，堵车。天气灰暗肃杀，很冷，沿途树木伸向天空，像剥剔掉肉的骨架。下车后我走进他家小区，不用敲门，还隔着老远就看见他已经站定在玻璃落地门边要帮我开门。天气不好，屋子里光线很暗。他有时连续很多天都不见人，后来我想，在我晚到的这一个多小时里，老王一定是，隔一会就到门口看看，隔一会就到门口看看，张望一个从外面世界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