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产业分工在区域范围内和区域范围外的深化与变革，不仅塑造着全球经济的新发展，而且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变迁。以东亚一体化为样本的“开放区域主义”为区域范围和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平轴模式”与“双核模式”是产业分工在东亚区域的实践新样式，“四环模式”与“网络模式”是产业分工在区域间合作与全球建构进程中呈现出的新思路。中国积极参与产业分工的区域化与全球化进程，以区域合作为基础，努力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构造基于区域间主义的全球分工合作网络框架，进而塑造更为合理与合作的国际关系新体系。
【关键词】产业分工 开放区域主义 平轴模式 双核模式 全球网络架构
【中图分类号】F11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5.006
世界格局变迁以经济发展为引擎，经济发展以产业分工为基础，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全球产业分工调整、重构、再构实践和进程成为世界形势大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世界以及区域权力结构变动，国家间利益博弈的跌宕起伏，以及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的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复杂交织，都与以产业分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因素息息相关。恰是不同经济要素在世界不同区域的分配差异性和层次性，造成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世界体系中地位和影响的差异性，这种结构性差异反过来又影响和决定了国家和地区在世界性产业分工框架中的权力满足度以及实现度，进而塑造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重要引擎，并在开放区域主义的理念框架下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大大促进了这一变化。事实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区域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升级的动力源，中国参与和推动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以区域性进程为基础的跨区域合作，乃至全球性网络化架构，逐渐形成了一种世界性产业分工的发展趋势，并在未来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建构中发挥着渐进性的催生作用。本文将探讨中国在以东亚区域和国际性产业分工为基础，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区域间合作机制的建构，从而最终形成网络性世界体系进程中可能的作用。
开放区域主义理论框架
冷战结束后，“区域主义”的发展迅速在全球展开，成为世界范围内区域合作的理论指导。近年来，国际局势的复杂化致使“区域主义”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执行似乎淡出了国际社会的视野，①但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区域主义的行为仍在发挥着推动国际合作的积极作用。从全球范围来看，区域主义的发展进程大体经历了传统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和开放区域主义三个阶段：欧洲的区域一体化注重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基础上推进贸易融合的“浅一体化”（Shallow of Integration）进程，是一种最为经典的“区域主义”实践模式，可称之为“传统区域主义”；北美自贸区通过在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推行贸易、金融、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全面合作的“深度一体化”（Deep Integration）②进程，掀起了内涵不同的“第二波区域合作的浪潮”，③可称之为“新区域主义”；而“开放区域主义”是区域化发展的另外一种新模式，它既吸取了传统区域主义的合理因素，注重特定的区域性，又将新区域主义加以深化，强调区域化过程中的包容性与多样性。
从区域主义发展的东亚实践进程来看，东亚区域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开放区域主义”，它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其一，相对明确的地域性。东亚国家基于内部自然融合的作用和面对世界其他区域的一体化压力，逐渐形成了较为明确的东亚区域意识（regional awareness），并形成了区域认同感（sense of identity），从而决定共同推进东亚一体化，建立东亚共同体。“开放区域主义”首先要求有相对明确的地域范围作为一体化的平台，这是某种程度的传统区域主义的回归。当然，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是在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多层性的基础上推进的，凸显包容性（inclusiveness）。也就是说，东亚区域化是在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区域整合，将形成一个多样性中的统一体（Unity with Diversity）。④
其二，内部的开放性。东亚国家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中十分强调“一致性”与“舒适度”，“协商”与“合作”，这决定了东亚合作机制的观念开放、进程开放和体制开放。所谓观念开放，指的是东亚各国处于一个平等互敬的大家庭中，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只要能够提出符合本区域整体利益的建议，便可以得到鼓励和支持。这就是一种开放式的观念主导模式。所谓进程开放，指的是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并不要求成员国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处于同一水平。所谓体制开放，是指东亚国家反对大国以自身利益主导区域合作而危及小国利益，反对一些国家将自身需要强加于别国而损害整体的协调，反对国家间相互激烈竞争与对抗而破坏区域的稳定与和谐。在东亚合作进程中，中日韩三国都愿意支持东盟的主导作用，实力相对较弱的东盟所保持的这种特殊地位，保障了东亚合作机制的有效和稳定。
其三，外向的开放性。东亚国家在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并不排斥区域外组织和国家，相反，对它们以某种形式的参与持欢迎的态度。⑤迄今为止，东亚国家以东亚区域为基础与区域外国家和组织建立了一系列多边合作机制，这些机制有东亚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洲外长对话会议、亚欧会议、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亚非次区域组织会议等，东亚国家几乎与世界的所有其他区域都建立了对话与合作的平台。⑥
由此可见，东亚“开放区域主义”所决定的东亚区域合作模式，既吸纳了传统区域主义的合理因素，注重区域性，强调一体化应在特定区域内进行；同时又将新区域主义的意义加以深化，强调内部的包容性，并容纳区域外国家以某种形式参与，从而实现了对“新区域主义”的一种超越。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东亚区域合作机制逐步形成了一个双层结构的框架，即一方面以“10 3”为平台深化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以东亚13国为一方，积极开展与东亚区域外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这样，东亚区域通过这些多边的机制化安排，将自己很好地编织进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网络之中。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从理论上说区域主义应该是区域内各国所持有的共同主张、理念和政策，但在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制定战略和政策都是以实现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绝对超国家的区域主义是不存在的。在东亚区域，无论是东盟、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中，都要考虑如何体现自身的国家利益。由此，它们对东亚“开放区域主义”都有着各自的理解，从而形成某种程度的所谓“竞争性区域主义”。⑦即各国都希望在推动东亚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并能更多地体现自身利益。但需要指出的是，东亚“开放区域主义”并不是各种“放大的民族主义”间竞争的结果，⑧也不是各方所持观点的简单相加，而是各方利益的妥协、协调、融合的博弈结果。因为区域主义的本质是，国家通过区域事务中的合作与融合，使国家利益在相互交汇中得到更好的体现。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双赢或多赢的结果。
“开放区域主义”还有一个突出的要素，就是区域的开放性。虽然它强调区域性的归属，但这种区域不是封闭性的，而需要对区域外的国家和其他区域开放，并通过紧密的合作，甚至是机制化的连接，形成一种以特定区域为基础的开放式合作网络。这样，一种新型的全球性关系便应运而生，这就是“区域间主义”。区域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是指一个区域与另一个区域各种行为体（国家或非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区域间主义”超越传统地理范围的、以多层次的跨大陆或大洋的区域之间关系为特征。⑨“区域间主义”的核心特性是以自身地缘范围的区域为平台，再与其他区域建立制度化的相互间合作机制，因此，“集团对集团”是区域间主义的一个重点。⑩区域间主义不仅是两个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也可能是一种通过双边相互交往的进程，东亚区域和欧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而相互交流。区域间主义是不同区域之间的制度化的关系，它能促进国际关系的制度化，已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新的层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不断加快，区域间主义在世界各区域间关系中逐渐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一种新型全球性区域间合作的网络结构，因此西方有的学者把这种“区域间主义”又称为“全球多边区域主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区域间主义”与“跨区域主义”是有明显区别的。后者往往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对其他区域的发展中国家间的机制化合作，区域的界定是模糊的；而前者则是区域与区域间平等的机制化合作，区域的界定是清晰的，是一种走向一体化的区域之间的制度化的合作构架。?
基于以上区域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析，我们可以用图形（图1）做出简要的说明。
由图可见，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中观层次的区域一体化理论框架下，作为一种政策理念的区域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欧洲共同体为蓝本的“传统区域主义”。它有效地把欧洲同质性的国家聚合在一起，通过在欧洲大部分范围内推动一体化进程而建构了一个区域性共同体，终于走出了“欧洲悲剧”，维持了战后欧洲的长久和平、发展与繁荣。冷战结束后的亚太地区则把区域主义推向了第二阶段：“新区域主义”。发达国家和发达区域通过跨区域性的合作，利用自身的政治经济优势，向其他区域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援助和开展合作，从而建构一种所谓“跨区域主义”框架。在这种跨区域合作进程中，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确实通过获得发达国家和发达区域的贸易与投资，提升了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发达区域（基本是西方国家）通过政治介入、意识形态主导、经济掌控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及其区域进行主宰。因此，这种以“跨区域性”为特征的“新区域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达区域的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形成了它（们）与其他发展中区域的单向优势，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单向依赖。这是一种不平等和不对等的单向双层关系。区域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东亚倡导的“开放区域主义”。其特征是“区域 开放”，即强调国家的区域属性，并以此推动以特定地缘范围内国家间的区域合作。它在形式上似乎是传统区域主义的回归，但实质上又与其内在的同质性和外在的排他性不同，更注重内在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以及外在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开放区域主义”与“新区域主义”的不同在于，它强调区域范围和属性，在对外开放的合作过程中不被区域外势力（发达国家和发达区域）所主宰，而是在“区域间主义”的理念指导下，以自身所在的区域为平台再与其他区域之间开展对等而平等的合作。当然，目前国际社会中三个阶段的“区域主义”都同时存在，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但也可以相互兼容。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可以在交叉存在和互通互联的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种区域间的合作网络。
美国学者帕尔莫认为：“亚太地区成为了世界秩序形成和未来国际关系进程的一个主要实验场。”?随着东亚的“开放区域主义”的演进，它在国际关系舞台上已显现出普世性的效应。因为只有开放的合作才能实现不断进步，才能更好地发挥区域优势，才能顺应时代潮流。?事实上，世界其他区域在不同程度的一体化进程中，并不排除区域外其他国家和集团，相反，都与之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协调机制。如果我们聚焦于特定的区域，都可以画出一个类似东亚与其他区域和国家协调的机制化建设的多层次景象。这样，整个世界便形成了国家―区域—全球三个层次的结构体系。这或许是未来世界秩序建构的一种新形式。
东亚分工体系的“平轴模式”
在东亚传统的区域合作中，“雁行模式”（Pattern of Flying Geese）是区域内产业分工合作的经典模式，该概念最早源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日本经济学界，当时的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896～1974年）提出了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论，或称雁行经济发展理论。哈佛大Raymond Vernon教授于1966年提倡所谓产品周期理论的雁行形态论，由此该理论引起全世界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丰富了该理论。1985年，大来佐武郎博士向全世界宣传“雁行”经济发展理论。此后，该理论被总结为“雁行模式”概念，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亚太地区各国、国际机构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日本以这一模式（图2）开展产业分工，较为有效地带动了东亚经济的发展。
笔者提出“平轴模式”的分析框架，是想尝试对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一种学理的路径认识。但是，“平轴模式”并不是东亚区域所独有，其实在共同体建设较为紧密的世界其他区域都可以适用，这也是区域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使然，只是由于东亚经济结构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使其更具有特色。不过，东亚区域的官方合作机制与欧洲共同体相比（更谈不上与欧洲联盟相比），其内在的机制化和约束力的程度还较低，甚至比非洲联盟还显得松散。但这种官方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已经建立，随着区域国际关系走向常规布局，最终将逐渐形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制度化框架，并为整体的区域共同体建构奠定基础。
亚太分工体系的“双核模式”
冷战后，对于亚太多边合作框架的建构，美国和中国都采取了共同但有差异的方式，选择参与符合各自利益的多边合作框架。在参与的过程中，两国都以不同的方式或借助不同手段对多边合作框架的构建施加影响，使之符合各自的利益。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中美两国在泛亚太区域合作进程中既有合作又存在竞争。在各个多边合作框架内，中美两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因此，美国学者曾一度提出所谓“G2”的方式来解释中美两国的相互紧密依存，以及协调处理全球和地区事务的构想。在经济领域内，中美两国是区域内产业分工体系的两个主要动力机制，在此，笔者提出一种“双核模式”的分析框架，来解释正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中美关系，及其未来在整个太平洋区域的国际关系构架中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试图在经济领域重构由其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结构。2008年2月，美国宣布参与原来由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智利四个小国建构的“跨太平洋伙伴国关系”（Trans-Pacific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TPP）框架，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并将之正式定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此后，美国推动它以《美韩自由贸易协定》（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KORUS FTA）为范本，成为涵盖从投资到环境标准，从劳工标准到知识产权，以及政府行为和新兴产业如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等方方面面的协议。近来，美国政府又积极推动并主导TPP（又称“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谈判，并试图尽快建立这一高水平的贸易体制，实现其在亚太地区产业分工体系中的控制性目标。
如图5所示，中美两国亚太地区推动的多边跨区域性机制看似具有相互竞争性，但两国都处于一个太平洋大区域中，从各自利益需求出发而推动的构架，仍然可以相互兼容，甚至最终重合在一起。从开放区域主义的视角来看，一方面，中国参与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与美国推动的TPP在客观上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双方都给对方的发展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可能会更倾向于发展同TPP国家的合作，而其余的东盟国家可能会更倾向于发展RCEP。RCEP与TPP的竞争很可能加深东盟国家的分歧，这样的分歧也许在很大程度上会损害东盟的凝聚力和一体化进程。东盟旨在维护其成员国的向心性，并且发展东南亚国家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如东盟经济共同体与“东盟 3”机制等），但如果东盟没有及时有效地应对TPP带来的挑战，其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将会大大下降。尽管存在诸多竞争，但东盟主导的RCEP与美国主导的TPP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它们在很多方面呈互补态势，为地区内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更多选择。对于东盟来说，其主导的RCEP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目前东亚地区繁琐的FTA和RTA进行整合，以便建立一个高层次的自由贸易区，优化地区产业分工，其最终的理想依然是促进东亚共同体建设，排除外部大国对东亚一体化的控制，而并不是与TPP进行对抗。TPP谈判将中国这一东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排除在外，使后者的地区战略处在被动的局面；而RCEP却为中国参与东亚地区主义进程提供了机遇，对于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抓住机遇推进区域合作，促进自身产业升级从而加强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都提供了动力。对于美国而言，TPP与RCEP在成员上有所重叠，目前TPP门槛过高，谈判时常陷入停滞。RCEP带来成员市场的开放、经济结构的调整及东亚地区自由贸易程度的加强，对于美国来说也很可能会利于其在未来将更多东亚国家吸纳到TPP谈判中。目前美国对于RCEP没有明确的反对，正如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所说，TPP与RCEP“是互补的，不一定是竞争的”。
在太平洋区域内，中美相互间经济依存度极高，而且已经在亚太多边合作框架内达成了很多共识。如2010年11月在日本横滨召开的第十八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的领导人宣言（《横滨宣言》）说，APEC将继续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切实行动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建设。这是中美双方的一项重要共识。鉴于未来TPP与RCEP两种涵盖太平洋大部分区域的经济贸易合作框架将逐渐重合，中美两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国家可以在APEC框架内，共同为建构一个涵盖整个环太平洋的“亚太经济自由贸易区”。可以说，建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序幕已经徐徐拉开，一个整合东亚共同体、西太平洋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的相互对接与兼容的整体经济一体化的亚太经济大厦将在不远的将来建构起来。
鉴于此，我们需要认识到，一方面，在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推进贸易投资的发展，以及解决该地区热点问题，应对地区突发性事件，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中美互利合作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另一方，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两国在政治和军事安全方面存在的竞争不是短时期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和机制改革方面，中美也还未形成合作的局面。美国要通过其制订的国际规则、维护其国际机制规则的制定权来“领导”世界，继续维护其在太平洋的强大影响力；中国则为求发展而融入国际社会，将更多地参与多边合作，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中美两国在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发展，优化产业布局与配置，实现产业效能升级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者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既合作，又竞争，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地区发展。
仔细审视中美两国对亚太地区多边合作的参与情况，我们可以认为，多边合作框架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并不一定是中美加入或靠近这些机制的诉求目的。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机制能够通过倡导标准与规则来影响国家行为，因此，亚太多边合作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有时可以说是外部因素为达到本身的利益或为维护成员国集体的利益而发挥的一种潜在的作用。这些影响同时也帮助中美实现了本身所诉求的政治经济利益。
产业分工的区域间主义与世界体系网络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对国际关系发展趋势有两个基本判断，即国际关系全球化和区域合作一体化。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全球化是区域一体化的动力。为顺应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趋势，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亚洲的一体化进程，并将推动这一进程作为一项重要的外交战略选择。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得益于亚洲区域性合作机制的安排，亚洲经济发展的产业分工结构和特质也决定了中国在亚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和作用。中国致力于发挥自己身处亚洲中心位置的地缘优势和影响力，通过积极参与多重区域合作机制，努力建构一个相互协作和稳定繁荣的亚洲，区域间主义成为中国参与亚洲一体化的理论指引。中国政府努力从四个方向积极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我们可以称之为“四环外交”。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上图是从中国和东亚的视角来分析全球正在建构的区域间合作网络化框架，但绝不能说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或者是以东亚为中心的世界框架。其实，如果以世界每个区域为视角，都可以规划出如上所表述的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区域间的这种全球网络化的框架。如图8所示。
这样，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一道编织起了一个涵盖全球的多重区域间合作圈的构架。这种以东亚为基点的涵盖全球各个区域的网络化设计，并不是以东亚为中心的结构。其实，在这一网络结构中，以世界任何一个区域为基点，都可以成为这种网络结构的中心。我们不能说有什么来源于“北京共识”的所谓“中国模式”，但世界秩序的建构不应该再是传统的基于权力模式的强权政治，国际社会是一个大家庭，全球人类都是大家庭的成员。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世界各国人民应该携手团结，共同应对来自经济、金融、人为和自然的非传统安全的各种类型的威胁。这种网络化世界秩序是一个无权力中心的秩序，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共处、共生、共赢的国际秩序。各个区域通过经常的相互对话、交流、协调与合作，从而在政治安全上相互协调，经贸产业上互为补充，社会文化上交流融合，最终建构一个人类相互协调与和谐的全球范围的人类共同体。 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纷繁复杂的当地国际关系体系中，“区域主义”仍在世界各区域发挥着直接和潜在作用，指导这个区域合作机制的建构。“开放区域主义”则是以东亚区域一体化为基本实践路径的区域性合作的理论支撑，并在世界各区域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政策理念。而在东亚和亚太区域，无论是从“雁行模式”向“平轴模式”的演变，还是“双核模式”下中美互动模式，都是世界分工体系在世界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双重作用下，所表现出来的发展样式。任一形式的产业分工模式都推动了区域整合进程，塑造了国际经济格局，影响了世界体系变迁。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度，以区域为基点，以区域范围内和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变迁为动力，建构全球合作的网络化结构，重构世界体系与格局，这是产业分工变迁催生国际体系演变的基本逻辑所在。
（外交学院外交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王峥是本文的共同作者）
注释
韩爱勇：《东亚地区主义何以走向衰落？》，《外交评论》，2015年第5期，第67～96页。
Mary E. Burfisher， Sherman Robinson， Karen Thierfelder， "Regionalism： Old and New， Theory and Practi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Agricultural Policy Reform and the WTO： Where Are We Heading？" Capri （Italy）， June 23-26， 2003；这种在本质上是“小国对大国作出单方面让步或额外支付的现象被称为新地区主义”，陈勇：《新地区主义与东亚一体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Bjorn Hettne， Andr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pp. 7-8.
Su Hao， "Nature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Zhang Yun-ling， ed.， East Asian Regionalism： Trend and Response，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2005， pp. 43-48.
秦治来：《准确理解地区主义的“开放性”——以东亚地区合作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2期，第71～72页。
苏浩：《东亚开放地区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46～49页。
庞中英：《东亚地区主义的进展与其问题——能否打破现实主义的思维牢笼》，《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3期，第6页。
庞中英认为，东亚各国提出各自的区域主义，是东亚各国的地区战略、地区政策、地区意识形态、地区观念，东亚各种地区主义都是名副其实的各种“放大的民族主义”。庞中英：《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论东亚地区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10～11页。
Heiner Hanggi， Ralf Roloff and Jurgen Rula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郑先武：《欧盟与区域间主义：区域效用与全球意义》，《欧洲研究》，2008年第8期，第28页；周玉渊：《地区间主义的两种形式——基于欧盟与中国对非地区间合作经验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7期，第22～23页。
Michael Reiterer， "Interregionalism as a New Diplomatic Tool： The EU and East Asia，"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11， 2006， pp. 223-243
Sebastian Bersick， Wim Stokhof and Paul van der Velde， eds， Multi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Asian-European Relations in a Global Context，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肖斌、张晓慧“东亚区间主义：理论与现实”，《当代亚太》，2010年第6期，第33～48页。
Norman D.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exington Books， 1991， p. 126.
《中国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http：//news.thebeijingnews.com/0099/2005/1215/015@148081.htm。
张雨：《从雁行模式到“10 3”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5期，第15～17页。
日本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平成13年版（2001年），“第1章 東アジアを舞台とした大競争時代”。
陈文鸿：《中国兴起与东亚产业分工格局变化趋势》，《开放导报》，2004年第1期，第28页；张红霞：《东亚地区产业分工模式的演进及 中国的对策》，《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5期，第27页。 苏浩：《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4期，第59页。“平轴模式”的提法最早见李罗力先生的一次演讲报道：《中国正在塑造一个全新的亚洲经济圈》，《深圳商报》，2002年11月19日。笔者借用了这一概念并将其学理化。
陈文鸿：《中国兴起与东亚产业分工格局变化趋势》，《开放导报》，2004年第1期，第22～26页；《东亚产业内贸易与东亚国际生产分工网络浅析》，《亚太经济》，2006年第6期，第6～8页。
Kevin H. Zhang， ed.， China as a World Factory， Routledge， June 2006.
柳剑平、孙云华：《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主攻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7期，第17页；百度网络文章更加详细第介绍了著名的中国产品“芭比娃娃”在产业分工中的作用，见《中国制造在芭比娃娃价值链中的地位》，http：//wenku.baidu.com/。
高宇宁先生认为，“中国还只能是‘世界车间’，要成为‘世界工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Yuning Gao， China as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An Analysis at the National and Industrial Level of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Routledge； August 2014， p. 199.
范洪颖：《东亚大趋势：经济区域主义》，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5～145页。
Peter A. Petri， "Multrack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n Trade： Noodle Bowl or Matrix？" Asia-Pacific Issues， No. 86， October 2008.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oup of Two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 The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3， 2009； Henry C.K. Liu， "Brzezinski’s G2 Grand Strategy"， Asian Times， 22 April 2009.
苏浩：《国际关系中的“双核”动力源》，《瞭望新闻周刊》，2012年第19期，2012年5月7日，第54页。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fact-sheets/2011/november/united-states-trans-pacific-partnership.
Bernard K. Gordon， "Trading Up in Asia，"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2， pp.17-22.
杨泽瑞：《TPP：实现亚太自贸区的途径？》，《世界知识》，2010年第6期，第56～57页。
栾鹤：《RCEP对抗TPP是个伪命题》，《中国贸易报》，2012年12月4日，第3版。
《APEC峰会力推亚太自贸区建设》，http：//finance.sina.com.cn/j/20101115/06328951765.shtml。
徐惠喜：《吹响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号角》，《经济日报》，2014年4月25日。
笔者在2009年曾在日本发表的论文中便提出“四环外交”的概念。参见Su Hao， "Harmonious World： The Conceive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Framework of China’s Foreign Affairs，" in Masafuni Iida ed.， China’s Shift： Global Strategy of the Rising Power，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Japan， 2009， pp. 41-47.
苏浩：《中国应打造周边“四环外交”》，《凤凰周刊》，2013年第36期。
胡锦涛：《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成员国领导人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2006/06/17，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2006zt/yaxinhu/t258398.htm；温家宝：《共建和平、繁荣的和谐东亚——在第十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288992.htm。
笔者的观点与欧洲一些学者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参见Bjorn Hettne， Andr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March 1999， pp. 20-23； Bjorn Hettne， "In Search of World Order，" in Bjorn Hettne， Bertil Odnobereds，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World Order， Stockholm： EGDI， 2002， pp. 6-25. Sebastian Bersick， Wim Stokhof and Paul van der Velde， eds.， Multi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Asian-European Relations in a Global Context，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Heiner Hanggi， Ralf Roloff and Jurgen Rula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8.
刘宗义：《地区间主义的发展及对我国的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第43～50页。
Su Hao， "Harmonious World： The Conceive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Framework of China’s Foreign Affairs，" in Masafuni Iida ed.， China’s Shift： Global Strategy of the Rising Power，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Japan， 2009， pp. 55-56.
Su Hao， "Harmonious World： The Conceive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Framework of China’s Foreign Affairs，" in Masafuni Iida ed.， China’s Shift： Global Strategy of the Rising Power，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Japan， 2009， pp. 52-54.
责 编/郑韶武
Abstract： The deepen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and outside the region not only shapes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but also affects the change of the world pattern. The "open regionalism"， with East Asian integration as a sample， provides new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the region and around the globe. The "flat axis model" and the "dual core model" are new practices of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in East Asia， and the "four ring model" and the "network model" are the new ideas concerning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process of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global constructing. China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the reg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process of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rough regional cooperation， strives to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build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network framework based on inter-regionalism， thus creating a more reasonable and cooperativ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ystem.
Keywords：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open regionalism， flat axis model， dual core model， global network structure
【关键词】产业分工 开放区域主义 平轴模式 双核模式 全球网络架构
【中图分类号】F11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5.006
世界格局变迁以经济发展为引擎，经济发展以产业分工为基础，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全球产业分工调整、重构、再构实践和进程成为世界形势大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世界以及区域权力结构变动，国家间利益博弈的跌宕起伏，以及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的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复杂交织，都与以产业分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因素息息相关。恰是不同经济要素在世界不同区域的分配差异性和层次性，造成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世界体系中地位和影响的差异性，这种结构性差异反过来又影响和决定了国家和地区在世界性产业分工框架中的权力满足度以及实现度，进而塑造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重要引擎，并在开放区域主义的理念框架下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大大促进了这一变化。事实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区域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升级的动力源，中国参与和推动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以区域性进程为基础的跨区域合作，乃至全球性网络化架构，逐渐形成了一种世界性产业分工的发展趋势，并在未来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建构中发挥着渐进性的催生作用。本文将探讨中国在以东亚区域和国际性产业分工为基础，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区域间合作机制的建构，从而最终形成网络性世界体系进程中可能的作用。
开放区域主义理论框架
冷战结束后，“区域主义”的发展迅速在全球展开，成为世界范围内区域合作的理论指导。近年来，国际局势的复杂化致使“区域主义”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执行似乎淡出了国际社会的视野，①但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区域主义的行为仍在发挥着推动国际合作的积极作用。从全球范围来看，区域主义的发展进程大体经历了传统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和开放区域主义三个阶段：欧洲的区域一体化注重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基础上推进贸易融合的“浅一体化”（Shallow of Integration）进程，是一种最为经典的“区域主义”实践模式，可称之为“传统区域主义”；北美自贸区通过在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推行贸易、金融、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全面合作的“深度一体化”（Deep Integration）②进程，掀起了内涵不同的“第二波区域合作的浪潮”，③可称之为“新区域主义”；而“开放区域主义”是区域化发展的另外一种新模式，它既吸取了传统区域主义的合理因素，注重特定的区域性，又将新区域主义加以深化，强调区域化过程中的包容性与多样性。
从区域主义发展的东亚实践进程来看，东亚区域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开放区域主义”，它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其一，相对明确的地域性。东亚国家基于内部自然融合的作用和面对世界其他区域的一体化压力，逐渐形成了较为明确的东亚区域意识（regional awareness），并形成了区域认同感（sense of identity），从而决定共同推进东亚一体化，建立东亚共同体。“开放区域主义”首先要求有相对明确的地域范围作为一体化的平台，这是某种程度的传统区域主义的回归。当然，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是在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多层性的基础上推进的，凸显包容性（inclusiveness）。也就是说，东亚区域化是在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区域整合，将形成一个多样性中的统一体（Unity with Diversity）。④
其二，内部的开放性。东亚国家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中十分强调“一致性”与“舒适度”，“协商”与“合作”，这决定了东亚合作机制的观念开放、进程开放和体制开放。所谓观念开放，指的是东亚各国处于一个平等互敬的大家庭中，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只要能够提出符合本区域整体利益的建议，便可以得到鼓励和支持。这就是一种开放式的观念主导模式。所谓进程开放，指的是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并不要求成员国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处于同一水平。所谓体制开放，是指东亚国家反对大国以自身利益主导区域合作而危及小国利益，反对一些国家将自身需要强加于别国而损害整体的协调，反对国家间相互激烈竞争与对抗而破坏区域的稳定与和谐。在东亚合作进程中，中日韩三国都愿意支持东盟的主导作用，实力相对较弱的东盟所保持的这种特殊地位，保障了东亚合作机制的有效和稳定。
其三，外向的开放性。东亚国家在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并不排斥区域外组织和国家，相反，对它们以某种形式的参与持欢迎的态度。⑤迄今为止，东亚国家以东亚区域为基础与区域外国家和组织建立了一系列多边合作机制，这些机制有东亚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洲外长对话会议、亚欧会议、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亚非次区域组织会议等，东亚国家几乎与世界的所有其他区域都建立了对话与合作的平台。⑥
由此可见，东亚“开放区域主义”所决定的东亚区域合作模式，既吸纳了传统区域主义的合理因素，注重区域性，强调一体化应在特定区域内进行；同时又将新区域主义的意义加以深化，强调内部的包容性，并容纳区域外国家以某种形式参与，从而实现了对“新区域主义”的一种超越。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东亚区域合作机制逐步形成了一个双层结构的框架，即一方面以“10 3”为平台深化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以东亚13国为一方，积极开展与东亚区域外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这样，东亚区域通过这些多边的机制化安排，将自己很好地编织进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网络之中。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从理论上说区域主义应该是区域内各国所持有的共同主张、理念和政策，但在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制定战略和政策都是以实现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绝对超国家的区域主义是不存在的。在东亚区域，无论是东盟、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中，都要考虑如何体现自身的国家利益。由此，它们对东亚“开放区域主义”都有着各自的理解，从而形成某种程度的所谓“竞争性区域主义”。⑦即各国都希望在推动东亚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并能更多地体现自身利益。但需要指出的是，东亚“开放区域主义”并不是各种“放大的民族主义”间竞争的结果，⑧也不是各方所持观点的简单相加，而是各方利益的妥协、协调、融合的博弈结果。因为区域主义的本质是，国家通过区域事务中的合作与融合，使国家利益在相互交汇中得到更好的体现。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双赢或多赢的结果。
“开放区域主义”还有一个突出的要素，就是区域的开放性。虽然它强调区域性的归属，但这种区域不是封闭性的，而需要对区域外的国家和其他区域开放，并通过紧密的合作，甚至是机制化的连接，形成一种以特定区域为基础的开放式合作网络。这样，一种新型的全球性关系便应运而生，这就是“区域间主义”。区域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是指一个区域与另一个区域各种行为体（国家或非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区域间主义”超越传统地理范围的、以多层次的跨大陆或大洋的区域之间关系为特征。⑨“区域间主义”的核心特性是以自身地缘范围的区域为平台，再与其他区域建立制度化的相互间合作机制，因此，“集团对集团”是区域间主义的一个重点。⑩区域间主义不仅是两个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也可能是一种通过双边相互交往的进程，东亚区域和欧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而相互交流。区域间主义是不同区域之间的制度化的关系，它能促进国际关系的制度化，已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新的层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不断加快，区域间主义在世界各区域间关系中逐渐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一种新型全球性区域间合作的网络结构，因此西方有的学者把这种“区域间主义”又称为“全球多边区域主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区域间主义”与“跨区域主义”是有明显区别的。后者往往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对其他区域的发展中国家间的机制化合作，区域的界定是模糊的；而前者则是区域与区域间平等的机制化合作，区域的界定是清晰的，是一种走向一体化的区域之间的制度化的合作构架。?
基于以上区域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析，我们可以用图形（图1）做出简要的说明。
由图可见，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中观层次的区域一体化理论框架下，作为一种政策理念的区域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欧洲共同体为蓝本的“传统区域主义”。它有效地把欧洲同质性的国家聚合在一起，通过在欧洲大部分范围内推动一体化进程而建构了一个区域性共同体，终于走出了“欧洲悲剧”，维持了战后欧洲的长久和平、发展与繁荣。冷战结束后的亚太地区则把区域主义推向了第二阶段：“新区域主义”。发达国家和发达区域通过跨区域性的合作，利用自身的政治经济优势，向其他区域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援助和开展合作，从而建构一种所谓“跨区域主义”框架。在这种跨区域合作进程中，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确实通过获得发达国家和发达区域的贸易与投资，提升了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发达区域（基本是西方国家）通过政治介入、意识形态主导、经济掌控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及其区域进行主宰。因此，这种以“跨区域性”为特征的“新区域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达区域的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形成了它（们）与其他发展中区域的单向优势，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单向依赖。这是一种不平等和不对等的单向双层关系。区域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东亚倡导的“开放区域主义”。其特征是“区域 开放”，即强调国家的区域属性，并以此推动以特定地缘范围内国家间的区域合作。它在形式上似乎是传统区域主义的回归，但实质上又与其内在的同质性和外在的排他性不同，更注重内在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以及外在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开放区域主义”与“新区域主义”的不同在于，它强调区域范围和属性，在对外开放的合作过程中不被区域外势力（发达国家和发达区域）所主宰，而是在“区域间主义”的理念指导下，以自身所在的区域为平台再与其他区域之间开展对等而平等的合作。当然，目前国际社会中三个阶段的“区域主义”都同时存在，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但也可以相互兼容。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可以在交叉存在和互通互联的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种区域间的合作网络。
美国学者帕尔莫认为：“亚太地区成为了世界秩序形成和未来国际关系进程的一个主要实验场。”?随着东亚的“开放区域主义”的演进，它在国际关系舞台上已显现出普世性的效应。因为只有开放的合作才能实现不断进步，才能更好地发挥区域优势，才能顺应时代潮流。?事实上，世界其他区域在不同程度的一体化进程中，并不排除区域外其他国家和集团，相反，都与之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协调机制。如果我们聚焦于特定的区域，都可以画出一个类似东亚与其他区域和国家协调的机制化建设的多层次景象。这样，整个世界便形成了国家―区域—全球三个层次的结构体系。这或许是未来世界秩序建构的一种新形式。
东亚分工体系的“平轴模式”
在东亚传统的区域合作中，“雁行模式”（Pattern of Flying Geese）是区域内产业分工合作的经典模式，该概念最早源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日本经济学界，当时的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896～1974年）提出了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论，或称雁行经济发展理论。哈佛大Raymond Vernon教授于1966年提倡所谓产品周期理论的雁行形态论，由此该理论引起全世界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丰富了该理论。1985年，大来佐武郎博士向全世界宣传“雁行”经济发展理论。此后，该理论被总结为“雁行模式”概念，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亚太地区各国、国际机构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日本以这一模式（图2）开展产业分工，较为有效地带动了东亚经济的发展。
笔者提出“平轴模式”的分析框架，是想尝试对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一种学理的路径认识。但是，“平轴模式”并不是东亚区域所独有，其实在共同体建设较为紧密的世界其他区域都可以适用，这也是区域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使然，只是由于东亚经济结构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使其更具有特色。不过，东亚区域的官方合作机制与欧洲共同体相比（更谈不上与欧洲联盟相比），其内在的机制化和约束力的程度还较低，甚至比非洲联盟还显得松散。但这种官方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已经建立，随着区域国际关系走向常规布局，最终将逐渐形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制度化框架，并为整体的区域共同体建构奠定基础。
亚太分工体系的“双核模式”
冷战后，对于亚太多边合作框架的建构，美国和中国都采取了共同但有差异的方式，选择参与符合各自利益的多边合作框架。在参与的过程中，两国都以不同的方式或借助不同手段对多边合作框架的构建施加影响，使之符合各自的利益。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中美两国在泛亚太区域合作进程中既有合作又存在竞争。在各个多边合作框架内，中美两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因此，美国学者曾一度提出所谓“G2”的方式来解释中美两国的相互紧密依存，以及协调处理全球和地区事务的构想。在经济领域内，中美两国是区域内产业分工体系的两个主要动力机制，在此，笔者提出一种“双核模式”的分析框架，来解释正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中美关系，及其未来在整个太平洋区域的国际关系构架中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试图在经济领域重构由其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结构。2008年2月，美国宣布参与原来由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智利四个小国建构的“跨太平洋伙伴国关系”（Trans-Pacific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TPP）框架，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并将之正式定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此后，美国推动它以《美韩自由贸易协定》（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KORUS FTA）为范本，成为涵盖从投资到环境标准，从劳工标准到知识产权，以及政府行为和新兴产业如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等方方面面的协议。近来，美国政府又积极推动并主导TPP（又称“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谈判，并试图尽快建立这一高水平的贸易体制，实现其在亚太地区产业分工体系中的控制性目标。
如图5所示，中美两国亚太地区推动的多边跨区域性机制看似具有相互竞争性，但两国都处于一个太平洋大区域中，从各自利益需求出发而推动的构架，仍然可以相互兼容，甚至最终重合在一起。从开放区域主义的视角来看，一方面，中国参与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与美国推动的TPP在客观上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双方都给对方的发展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可能会更倾向于发展同TPP国家的合作，而其余的东盟国家可能会更倾向于发展RCEP。RCEP与TPP的竞争很可能加深东盟国家的分歧，这样的分歧也许在很大程度上会损害东盟的凝聚力和一体化进程。东盟旨在维护其成员国的向心性，并且发展东南亚国家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如东盟经济共同体与“东盟 3”机制等），但如果东盟没有及时有效地应对TPP带来的挑战，其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将会大大下降。尽管存在诸多竞争，但东盟主导的RCEP与美国主导的TPP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它们在很多方面呈互补态势，为地区内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更多选择。对于东盟来说，其主导的RCEP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目前东亚地区繁琐的FTA和RTA进行整合，以便建立一个高层次的自由贸易区，优化地区产业分工，其最终的理想依然是促进东亚共同体建设，排除外部大国对东亚一体化的控制，而并不是与TPP进行对抗。TPP谈判将中国这一东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排除在外，使后者的地区战略处在被动的局面；而RCEP却为中国参与东亚地区主义进程提供了机遇，对于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抓住机遇推进区域合作，促进自身产业升级从而加强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都提供了动力。对于美国而言，TPP与RCEP在成员上有所重叠，目前TPP门槛过高，谈判时常陷入停滞。RCEP带来成员市场的开放、经济结构的调整及东亚地区自由贸易程度的加强，对于美国来说也很可能会利于其在未来将更多东亚国家吸纳到TPP谈判中。目前美国对于RCEP没有明确的反对，正如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所说，TPP与RCEP“是互补的，不一定是竞争的”。
在太平洋区域内，中美相互间经济依存度极高，而且已经在亚太多边合作框架内达成了很多共识。如2010年11月在日本横滨召开的第十八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的领导人宣言（《横滨宣言》）说，APEC将继续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切实行动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建设。这是中美双方的一项重要共识。鉴于未来TPP与RCEP两种涵盖太平洋大部分区域的经济贸易合作框架将逐渐重合，中美两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国家可以在APEC框架内，共同为建构一个涵盖整个环太平洋的“亚太经济自由贸易区”。可以说，建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序幕已经徐徐拉开，一个整合东亚共同体、西太平洋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的相互对接与兼容的整体经济一体化的亚太经济大厦将在不远的将来建构起来。
鉴于此，我们需要认识到，一方面，在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推进贸易投资的发展，以及解决该地区热点问题，应对地区突发性事件，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中美互利合作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另一方，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两国在政治和军事安全方面存在的竞争不是短时期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和机制改革方面，中美也还未形成合作的局面。美国要通过其制订的国际规则、维护其国际机制规则的制定权来“领导”世界，继续维护其在太平洋的强大影响力；中国则为求发展而融入国际社会，将更多地参与多边合作，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中美两国在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发展，优化产业布局与配置，实现产业效能升级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者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既合作，又竞争，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地区发展。
仔细审视中美两国对亚太地区多边合作的参与情况，我们可以认为，多边合作框架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并不一定是中美加入或靠近这些机制的诉求目的。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机制能够通过倡导标准与规则来影响国家行为，因此，亚太多边合作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有时可以说是外部因素为达到本身的利益或为维护成员国集体的利益而发挥的一种潜在的作用。这些影响同时也帮助中美实现了本身所诉求的政治经济利益。
产业分工的区域间主义与世界体系网络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对国际关系发展趋势有两个基本判断，即国际关系全球化和区域合作一体化。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全球化是区域一体化的动力。为顺应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趋势，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亚洲的一体化进程，并将推动这一进程作为一项重要的外交战略选择。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得益于亚洲区域性合作机制的安排，亚洲经济发展的产业分工结构和特质也决定了中国在亚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和作用。中国致力于发挥自己身处亚洲中心位置的地缘优势和影响力，通过积极参与多重区域合作机制，努力建构一个相互协作和稳定繁荣的亚洲，区域间主义成为中国参与亚洲一体化的理论指引。中国政府努力从四个方向积极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我们可以称之为“四环外交”。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上图是从中国和东亚的视角来分析全球正在建构的区域间合作网络化框架，但绝不能说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或者是以东亚为中心的世界框架。其实，如果以世界每个区域为视角，都可以规划出如上所表述的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区域间的这种全球网络化的框架。如图8所示。
这样，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一道编织起了一个涵盖全球的多重区域间合作圈的构架。这种以东亚为基点的涵盖全球各个区域的网络化设计，并不是以东亚为中心的结构。其实，在这一网络结构中，以世界任何一个区域为基点，都可以成为这种网络结构的中心。我们不能说有什么来源于“北京共识”的所谓“中国模式”，但世界秩序的建构不应该再是传统的基于权力模式的强权政治，国际社会是一个大家庭，全球人类都是大家庭的成员。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世界各国人民应该携手团结，共同应对来自经济、金融、人为和自然的非传统安全的各种类型的威胁。这种网络化世界秩序是一个无权力中心的秩序，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共处、共生、共赢的国际秩序。各个区域通过经常的相互对话、交流、协调与合作，从而在政治安全上相互协调，经贸产业上互为补充，社会文化上交流融合，最终建构一个人类相互协调与和谐的全球范围的人类共同体。 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纷繁复杂的当地国际关系体系中，“区域主义”仍在世界各区域发挥着直接和潜在作用，指导这个区域合作机制的建构。“开放区域主义”则是以东亚区域一体化为基本实践路径的区域性合作的理论支撑，并在世界各区域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政策理念。而在东亚和亚太区域，无论是从“雁行模式”向“平轴模式”的演变，还是“双核模式”下中美互动模式，都是世界分工体系在世界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双重作用下，所表现出来的发展样式。任一形式的产业分工模式都推动了区域整合进程，塑造了国际经济格局，影响了世界体系变迁。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度，以区域为基点，以区域范围内和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变迁为动力，建构全球合作的网络化结构，重构世界体系与格局，这是产业分工变迁催生国际体系演变的基本逻辑所在。
（外交学院外交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王峥是本文的共同作者）
注释
韩爱勇：《东亚地区主义何以走向衰落？》，《外交评论》，2015年第5期，第67～96页。
Mary E. Burfisher， Sherman Robinson， Karen Thierfelder， "Regionalism： Old and New， Theory and Practi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Agricultural Policy Reform and the WTO： Where Are We Heading？" Capri （Italy）， June 23-26， 2003；这种在本质上是“小国对大国作出单方面让步或额外支付的现象被称为新地区主义”，陈勇：《新地区主义与东亚一体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Bjorn Hettne， Andr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pp. 7-8.
Su Hao， "Nature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Zhang Yun-ling， ed.， East Asian Regionalism： Trend and Response，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2005， pp. 43-48.
秦治来：《准确理解地区主义的“开放性”——以东亚地区合作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2期，第71～72页。
苏浩：《东亚开放地区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46～49页。
庞中英：《东亚地区主义的进展与其问题——能否打破现实主义的思维牢笼》，《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3期，第6页。
庞中英认为，东亚各国提出各自的区域主义，是东亚各国的地区战略、地区政策、地区意识形态、地区观念，东亚各种地区主义都是名副其实的各种“放大的民族主义”。庞中英：《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论东亚地区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10～11页。
Heiner Hanggi， Ralf Roloff and Jurgen Rula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郑先武：《欧盟与区域间主义：区域效用与全球意义》，《欧洲研究》，2008年第8期，第28页；周玉渊：《地区间主义的两种形式——基于欧盟与中国对非地区间合作经验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7期，第22～23页。
Michael Reiterer， "Interregionalism as a New Diplomatic Tool： The EU and East Asia，"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11， 2006， pp. 223-243
Sebastian Bersick， Wim Stokhof and Paul van der Velde， eds， Multi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Asian-European Relations in a Global Context，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肖斌、张晓慧“东亚区间主义：理论与现实”，《当代亚太》，2010年第6期，第33～48页。
Norman D.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exington Books， 1991， p. 126.
《中国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http：//news.thebeijingnews.com/0099/2005/1215/015@148081.htm。
张雨：《从雁行模式到“10 3”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5期，第15～17页。
日本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平成13年版（2001年），“第1章 東アジアを舞台とした大競争時代”。
陈文鸿：《中国兴起与东亚产业分工格局变化趋势》，《开放导报》，2004年第1期，第28页；张红霞：《东亚地区产业分工模式的演进及 中国的对策》，《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5期，第27页。 苏浩：《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4期，第59页。“平轴模式”的提法最早见李罗力先生的一次演讲报道：《中国正在塑造一个全新的亚洲经济圈》，《深圳商报》，2002年11月19日。笔者借用了这一概念并将其学理化。
陈文鸿：《中国兴起与东亚产业分工格局变化趋势》，《开放导报》，2004年第1期，第22～26页；《东亚产业内贸易与东亚国际生产分工网络浅析》，《亚太经济》，2006年第6期，第6～8页。
Kevin H. Zhang， ed.， China as a World Factory， Routledge， June 2006.
柳剑平、孙云华：《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主攻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7期，第17页；百度网络文章更加详细第介绍了著名的中国产品“芭比娃娃”在产业分工中的作用，见《中国制造在芭比娃娃价值链中的地位》，http：//wenku.baidu.com/。
高宇宁先生认为，“中国还只能是‘世界车间’，要成为‘世界工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Yuning Gao， China as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An Analysis at the National and Industrial Level of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Routledge； August 2014， p. 199.
范洪颖：《东亚大趋势：经济区域主义》，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5～145页。
Peter A. Petri， "Multrack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n Trade： Noodle Bowl or Matrix？" Asia-Pacific Issues， No. 86， October 2008.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oup of Two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 The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3， 2009； Henry C.K. Liu， "Brzezinski’s G2 Grand Strategy"， Asian Times， 22 April 2009.
苏浩：《国际关系中的“双核”动力源》，《瞭望新闻周刊》，2012年第19期，2012年5月7日，第54页。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fact-sheets/2011/november/united-states-trans-pacific-partnership.
Bernard K. Gordon， "Trading Up in Asia，"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2， pp.17-22.
杨泽瑞：《TPP：实现亚太自贸区的途径？》，《世界知识》，2010年第6期，第56～57页。
栾鹤：《RCEP对抗TPP是个伪命题》，《中国贸易报》，2012年12月4日，第3版。
《APEC峰会力推亚太自贸区建设》，http：//finance.sina.com.cn/j/20101115/06328951765.shtml。
徐惠喜：《吹响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号角》，《经济日报》，2014年4月25日。
笔者在2009年曾在日本发表的论文中便提出“四环外交”的概念。参见Su Hao， "Harmonious World： The Conceive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Framework of China’s Foreign Affairs，" in Masafuni Iida ed.， China’s Shift： Global Strategy of the Rising Power，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Japan， 2009， pp. 41-47.
苏浩：《中国应打造周边“四环外交”》，《凤凰周刊》，2013年第36期。
胡锦涛：《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成员国领导人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2006/06/17，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2006zt/yaxinhu/t258398.htm；温家宝：《共建和平、繁荣的和谐东亚——在第十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288992.htm。
笔者的观点与欧洲一些学者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参见Bjorn Hettne， Andr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March 1999， pp. 20-23； Bjorn Hettne， "In Search of World Order，" in Bjorn Hettne， Bertil Odnobereds，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World Order， Stockholm： EGDI， 2002， pp. 6-25. Sebastian Bersick， Wim Stokhof and Paul van der Velde， eds.， Multi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Asian-European Relations in a Global Context，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Heiner Hanggi， Ralf Roloff and Jurgen Rula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8.
刘宗义：《地区间主义的发展及对我国的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第43～50页。
Su Hao， "Harmonious World： The Conceive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Framework of China’s Foreign Affairs，" in Masafuni Iida ed.， China’s Shift： Global Strategy of the Rising Power，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Japan， 2009， pp. 55-56.
Su Hao， "Harmonious World： The Conceive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Framework of China’s Foreign Affairs，" in Masafuni Iida ed.， China’s Shift： Global Strategy of the Rising Power，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Japan， 2009， pp. 52-54.
责 编/郑韶武
Abstract： The deepen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and outside the region not only shapes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but also affects the change of the world pattern. The "open regionalism"， with East Asian integration as a sample， provides new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the region and around the globe. The "flat axis model" and the "dual core model" are new practices of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in East Asia， and the "four ring model" and the "network model" are the new ideas concerning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process of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global constructing. China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the reg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process of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rough regional cooperation， strives to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build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network framework based on inter-regionalism， thus creating a more reasonable and cooperativ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ystem.
Keywords：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open regionalism， flat axis model， dual core model， global network 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