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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的中心内容为“近代《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代表性译作赏析”，因此，在写作过程中，笔者翻阅历史，选择了《绣像小说》和中华书局译本，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近代福尔摩斯译作，通过对小说中为人们所熟知的章节进行提取与对比的方式，系统、深入的对《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译作进行了赏析，希望能够在某些方面为针对近代西方小说译作所开展的赏析工作提供帮助。
关键词：近代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代表性译作；译作赏析
作者简介：董丽娇，女，吉林长春人，1991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02
引言：
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翻译文学出现的时间约为19世纪70年代，针对译本展开研究的活动也由此而产生。和传统观念中的翻译研究不同，译本研究作为译介学的组成部分，研究的重点在于社会文化现象。本文针对《福尔摩斯探案前几全集》译本展开的研究，最终目的在于对不同时期社会文化对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进行考察。
一、《绣像小说》译本——1903年
在《绣像小说》上发表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译文共有五篇，该译本不仅将原文开端的内容进行了大量删减，还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转为了第三人称，这样做并不代表翻译方法缺乏应有的严密性，反而是由于对社会环境和文化之间具有的差异性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原作中部分人物存在难以被传统社会读者所接受的嗜好和性格，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细节之一即为福尔摩斯有吸食毒品的习惯，毒品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代表着无法被磨灭的精神和肉体损伤，因此，在对《遗孀匿女案》和其他存在相关细节的章节进行翻译时，译者均酌情针对这一细节进行了删减。
除此之外，福尔摩斯在日常生活中所显示出的散漫行为与无聊举止也在相关译本中被悉数删除，这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普遍认为福尔摩斯的部分举动与他在破案过程中展示出的严谨存在矛盾，实际上，正是由于有散漫与严谨的矛盾存在，才将福尔摩斯所具有的、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魅力进行了突出与强化。虽然西方的读者能够对上述内容加以理解，但是对处于封建社会背景下的我国读者而言，他们往往会将侦探与公案小说所塑造的“清官”画上等号，因此，对于作为正义化身的侦探——福尔摩斯而言，他应当具备廉洁清正、谨慎行事、严于律己的特点，但是他本人就经常做出使用手枪向墙壁进行随意射击等有悖于常规的举动，这与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大相径庭[1]。
在对《墨斯格雷夫礼典案》进行翻译的过程中，也存在较为明显的文化干预。原著中，福尔摩斯在和摩斯格雷夫见面之后，二者之间展开了一段谈话：摩斯格雷夫向福尔摩斯询问，他是否已经将自己所具有的特殊能力加以施展，福尔摩斯的回答是“我现在已经开始靠这些小聪明而谋生了”。这句话体现了柯南·道尔对个人能力、智慧与知识的重视，这也是生活在维多利亚王朝后期的人们普遍具有的观念。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福尔摩斯极其得意的语气进行了调整，呈现出福尔摩斯对远离尘世的生活的向往之情，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士大夫”思想，作为对知识分子影响极深的思想，道家思想所阐述的生活方式即为“遗落世情，清静无为”，这自然就成为了生活在当时社会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向往的生活。
二、中华书局译本——1916年
与《绣像小说》的版本相比，中华书局在1916年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译作共有十二册，涵盖了原著绝大部分的故事，除此之外，中华书局译本较为明显的特征在于对第一人称的沿用，这从侧面说明了翻译工作更加忠于原作，但是在对该译作进行阅读的过程中，还是能够从对女性个性、外貌等方面进行翻译的片段中发现文化干预痕迹的存在。
柯南·道尔陛下的女性角色普遍具有果敢、坚强的性格特点。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虽然已经进行了辛亥革命，但是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仍旧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通过对当时所流行的各类小说进行阅读不难看出，妩媚、糅合、谦卑仍旧是女性形象的主流，拥有果敢、坚强性格的女子自然难以被当时的中国所接受，因此，在对《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还是遵循社会主流，对书中女性的性格和外貌进行了细微的调整。以《格兰其庄园》为例，译者在对原著中描写布莱肯斯特尔夫人外貌的片段进行翻译时，运用了“玉容惨淡”、“泪含眼角”以及“令人怜惜”等词汇，将重心放在了夫人的妩媚与无助方面，却有选择性的对原文中描写夫人机警、坚强的话语进行了删除。
另外，对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思想呈现最为直观的部分在于对女性情感的控制，男性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随意纳妾，女性却必须做到从一而终。在对《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同样存在这一情况。以《波斯米亚丑闻》为例，柯南·道尔通过“艾琳·艾德勒”这一女性角色，表达了对社会出身、地位的轻视，以及对个人能力、品格的推崇，但是在中华书局的译本中，译者不仅将传统社会所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糅合在了文章滞洪，而且还以传统道德观念为出发点，在文中插入了“而尤病在所爱不专”的句子，通读《波斯米亚丑闻》的译作可以发现，译本中着重强调了女性对爱情应当做到无条件专一，这同样是文化干预的体现[2]。
在中华书局译本中，与“主观添加”出现频率相比肩的另一现象即为“肆意删减”，导致该现象出现的原因同样与文化差异具有直接关联。仍旧以《格兰其庄园》为例，柯南·道尔借由福尔摩斯之手，通过对克罗克船长、布莱特尔夫人与尤斯塔斯爵士三人之间的事情进行描写，即：克罗克船长在争斗中，打死了自己所钟情的布莱特尔夫人的丈夫——尤斯塔斯爵士，该爵士性格暴躁、蛮横无理，福尔摩斯认为尤斯塔爵士的死可以被看作“罪有应得”，因此，他决定放走凶手——克罗克船长。虽然福尔摩斯的身份决定了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将克罗克船长放走，但是他仍旧履行了假的审判程序，这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与神圣性，但是在中文译本中，由于传统社会所遵从的儒家观念过于强调“自律”，因此，译者将文章的重点放在对克罗克船长的行为进行表扬的方面。
三、对近代《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代表性译作进行整体评价
近代《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代表性译作，从整体上来看与原著已经极为接近，这主要是因为近代对西方小说进行翻译的主要目的在于文明的输入与思想的借鉴，无论是译者还是其他人，普遍存在文学意识薄弱的问题，另外，当时社会尚未制定科学、系统的翻译理论，以此，在对西方小说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现象为“意译”，对《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来说也是如此。在对小说进行“意译”的过程中，译者常用的翻译方法包括以下几种：其一，小说中的地名和人名进行更改；第二，对小说原有的体例进行更改；其三，对小说内容进行主观添加；其四，将部分与小说整体脉络无关的情节进行删除[3]。立足于译者自身的视角，对上述翻译方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导致这些方法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将小说内容更加本土化，便于读者接受；另一方面是尊重当时社会人们的阅读习惯。无论是言情小说、科学小说还是政治小说，在输入过程中普遍都会出现上述情况，与这些小说相对比而言，《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近代的代表性译作中，译者对文章的更改通常集中在“将部分与小说整体脉络无关的情节进行刪除”，极其难能可贵。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绣像小说》以及中华书局译本所翻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虽然由于所处社会的不同，译者会有选择性的对原著中的某些部分进行添加或是删减，但是整体来看，由于译者普遍不具备与柯南·道尔相比肩的逻辑推理能力，在翻译的过程中自然无法大量篡改小说内容，正是因为如此，近现代《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代表性译作与原作极为接近。
参考文献：
[1]都庭芳. 《福尔摩斯探案》译本对中国近代侦探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J]. 青海社会科学，2014，03：150-153.
[2]龚志平. 从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的译介看西方叙事技巧在晚清的接受和影响[J]. 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07：93.
[3]曹宇琳. 语用预设理论下《福尔摩斯探案集》逻辑推理研究[D]. 南昌航空大学，2013.
关键词：近代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代表性译作；译作赏析
作者简介：董丽娇，女，吉林长春人，1991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02
引言：
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翻译文学出现的时间约为19世纪70年代，针对译本展开研究的活动也由此而产生。和传统观念中的翻译研究不同，译本研究作为译介学的组成部分，研究的重点在于社会文化现象。本文针对《福尔摩斯探案前几全集》译本展开的研究，最终目的在于对不同时期社会文化对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进行考察。
一、《绣像小说》译本——1903年
在《绣像小说》上发表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译文共有五篇，该译本不仅将原文开端的内容进行了大量删减，还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转为了第三人称，这样做并不代表翻译方法缺乏应有的严密性，反而是由于对社会环境和文化之间具有的差异性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原作中部分人物存在难以被传统社会读者所接受的嗜好和性格，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细节之一即为福尔摩斯有吸食毒品的习惯，毒品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代表着无法被磨灭的精神和肉体损伤，因此，在对《遗孀匿女案》和其他存在相关细节的章节进行翻译时，译者均酌情针对这一细节进行了删减。
除此之外，福尔摩斯在日常生活中所显示出的散漫行为与无聊举止也在相关译本中被悉数删除，这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普遍认为福尔摩斯的部分举动与他在破案过程中展示出的严谨存在矛盾，实际上，正是由于有散漫与严谨的矛盾存在，才将福尔摩斯所具有的、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魅力进行了突出与强化。虽然西方的读者能够对上述内容加以理解，但是对处于封建社会背景下的我国读者而言，他们往往会将侦探与公案小说所塑造的“清官”画上等号，因此，对于作为正义化身的侦探——福尔摩斯而言，他应当具备廉洁清正、谨慎行事、严于律己的特点，但是他本人就经常做出使用手枪向墙壁进行随意射击等有悖于常规的举动，这与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大相径庭[1]。
在对《墨斯格雷夫礼典案》进行翻译的过程中，也存在较为明显的文化干预。原著中，福尔摩斯在和摩斯格雷夫见面之后，二者之间展开了一段谈话：摩斯格雷夫向福尔摩斯询问，他是否已经将自己所具有的特殊能力加以施展，福尔摩斯的回答是“我现在已经开始靠这些小聪明而谋生了”。这句话体现了柯南·道尔对个人能力、智慧与知识的重视，这也是生活在维多利亚王朝后期的人们普遍具有的观念。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福尔摩斯极其得意的语气进行了调整，呈现出福尔摩斯对远离尘世的生活的向往之情，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士大夫”思想，作为对知识分子影响极深的思想，道家思想所阐述的生活方式即为“遗落世情，清静无为”，这自然就成为了生活在当时社会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向往的生活。
二、中华书局译本——1916年
与《绣像小说》的版本相比，中华书局在1916年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译作共有十二册，涵盖了原著绝大部分的故事，除此之外，中华书局译本较为明显的特征在于对第一人称的沿用，这从侧面说明了翻译工作更加忠于原作，但是在对该译作进行阅读的过程中，还是能够从对女性个性、外貌等方面进行翻译的片段中发现文化干预痕迹的存在。
柯南·道尔陛下的女性角色普遍具有果敢、坚强的性格特点。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虽然已经进行了辛亥革命，但是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仍旧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通过对当时所流行的各类小说进行阅读不难看出，妩媚、糅合、谦卑仍旧是女性形象的主流，拥有果敢、坚强性格的女子自然难以被当时的中国所接受，因此，在对《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还是遵循社会主流，对书中女性的性格和外貌进行了细微的调整。以《格兰其庄园》为例，译者在对原著中描写布莱肯斯特尔夫人外貌的片段进行翻译时，运用了“玉容惨淡”、“泪含眼角”以及“令人怜惜”等词汇，将重心放在了夫人的妩媚与无助方面，却有选择性的对原文中描写夫人机警、坚强的话语进行了删除。
另外，对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思想呈现最为直观的部分在于对女性情感的控制，男性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随意纳妾，女性却必须做到从一而终。在对《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同样存在这一情况。以《波斯米亚丑闻》为例，柯南·道尔通过“艾琳·艾德勒”这一女性角色，表达了对社会出身、地位的轻视，以及对个人能力、品格的推崇，但是在中华书局的译本中，译者不仅将传统社会所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糅合在了文章滞洪，而且还以传统道德观念为出发点，在文中插入了“而尤病在所爱不专”的句子，通读《波斯米亚丑闻》的译作可以发现，译本中着重强调了女性对爱情应当做到无条件专一，这同样是文化干预的体现[2]。
在中华书局译本中，与“主观添加”出现频率相比肩的另一现象即为“肆意删减”，导致该现象出现的原因同样与文化差异具有直接关联。仍旧以《格兰其庄园》为例，柯南·道尔借由福尔摩斯之手，通过对克罗克船长、布莱特尔夫人与尤斯塔斯爵士三人之间的事情进行描写，即：克罗克船长在争斗中，打死了自己所钟情的布莱特尔夫人的丈夫——尤斯塔斯爵士，该爵士性格暴躁、蛮横无理，福尔摩斯认为尤斯塔爵士的死可以被看作“罪有应得”，因此，他决定放走凶手——克罗克船长。虽然福尔摩斯的身份决定了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将克罗克船长放走，但是他仍旧履行了假的审判程序，这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与神圣性，但是在中文译本中，由于传统社会所遵从的儒家观念过于强调“自律”，因此，译者将文章的重点放在对克罗克船长的行为进行表扬的方面。
三、对近代《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代表性译作进行整体评价
近代《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代表性译作，从整体上来看与原著已经极为接近，这主要是因为近代对西方小说进行翻译的主要目的在于文明的输入与思想的借鉴，无论是译者还是其他人，普遍存在文学意识薄弱的问题，另外，当时社会尚未制定科学、系统的翻译理论，以此，在对西方小说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现象为“意译”，对《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来说也是如此。在对小说进行“意译”的过程中，译者常用的翻译方法包括以下几种：其一，小说中的地名和人名进行更改；第二，对小说原有的体例进行更改；其三，对小说内容进行主观添加；其四，将部分与小说整体脉络无关的情节进行删除[3]。立足于译者自身的视角，对上述翻译方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导致这些方法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将小说内容更加本土化，便于读者接受；另一方面是尊重当时社会人们的阅读习惯。无论是言情小说、科学小说还是政治小说，在输入过程中普遍都会出现上述情况，与这些小说相对比而言，《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近代的代表性译作中，译者对文章的更改通常集中在“将部分与小说整体脉络无关的情节进行刪除”，极其难能可贵。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绣像小说》以及中华书局译本所翻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虽然由于所处社会的不同，译者会有选择性的对原著中的某些部分进行添加或是删减，但是整体来看，由于译者普遍不具备与柯南·道尔相比肩的逻辑推理能力，在翻译的过程中自然无法大量篡改小说内容，正是因为如此，近现代《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代表性译作与原作极为接近。
参考文献：
[1]都庭芳. 《福尔摩斯探案》译本对中国近代侦探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J]. 青海社会科学，2014，03：150-153.
[2]龚志平. 从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的译介看西方叙事技巧在晚清的接受和影响[J]. 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07：93.
[3]曹宇琳. 语用预设理论下《福尔摩斯探案集》逻辑推理研究[D]. 南昌航空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