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大江东去》堪称阿耐的代表作。作为一部网络文学作品，它既体现出类型化写作的鲜明特征和深化趋向，又在相当程度上松卸了网络文学写作和传统文学写作的障壁，为网络文学的写作模式提供了另种向度的可能。本文将从类型化视角、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时代变革下人性书写的力度三个方面解读该书，挖掘文本背后蕴含的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深度类型化 现实主义 网络小说 主流
阿耐的小说一向以绵密曲折的故事情节、立体饱满的人物塑造和强烈深厚的现实关怀著称。自小说《欢乐颂》的同名剧热播以来，阿耐的知名度与关注度直线飙升。2018年年尾，根据其所著小说《大江东去》改编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再次成为年度“爆款”。随着电视剧的开播，原著《大江东去》也掀起了新的阅读热和讨论热。其实，早在2009年，该书便以网络小说的身份获得中宣部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这是网络小说首次获得国家级文艺奖项，此殊荣既是网络文学以创作实绩获得官方主流认可的里程碑，又证明了网络文学不全是“虚悬无着”“娱乐至死”的“爽文”培养皿，它还内蕴着历史审思、现实拷问、情感追索等诸多可能，有着精品化和经典化的潜力与冲动。
《大江东去》堪称“鸿篇巨制”，以一百五十余万字的篇幅全面细致深入地表现了中国改革开放1978年至1998年二十年的伟大历史进程，政治领域的摸索探路、经济领域的改革突围、社会生活的渐变发展都得到了典型而有力的表现，可以说是对“天翻地覆”二十年历史与现实的一次“正面强攻”。而小说本身在类型化上的选择和成熟表達，在“纯文学”式微与网络文学“缥缈玄幻”的大文学语境下对现实主义的坚持与重申，都使得作品越涉出了文本本身，其意义的讨论空间也得以大大恢拓。
一、“趋主流化”：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网络回响
韦勒克在梳理现实主义的概念史时，提到“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时代性概念，是一个不断调整的概念，是一种理想的典型。①”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到龚古尔、左拉等人的自然主义到以客观现实主义闻名的福楼拜，对“现实”和“真实”的理解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甚至倾向于加洛蒂所说的“无边化”。本文无意于在现实主义的学理性讨论里纠缠，而仅仅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叙事的总体原则和美学方法。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叙事方式或美学判断早已融入了中国文学的血脉之中。对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注和对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一向是士大夫们天经地义的行为举措。集中反映在文学场域，则无论是“文以载道”还是“经世致用”，强调的均是发挥文章对现实的干预和影响作用。步入现代以来，最先取得成就的也是以反映现实为基础的社会问题类小说。从冰心的“问题小说”至文学研究会主张的“为人生写作”的口号，到茅盾领衔的“社会剖析小说”，再到左翼文学“文艺大众化”的政策方针，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主线之一即是有力切入社会矛盾的核心，以回应人们对跌宕政治生活不满的心灵诉求，直到先锋文学的出现。“先锋文学运动”大力倡导“纯文学”理论，讲究文本审美和形式的创造与变异，讲究小说叙事的技巧实验和语言风格的异质。当“纯文学”对文学本质的系列规定作为“文学性”确立下来时，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文学理论，而成为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新的文学标准，这就形成了‘纯文学’与‘政治’‘现实主义’相对立的潜在思维。②”所谓的严肃传统作家们选择向玄虚高迈的象牙塔逃逸，关心现实似乎成为一种过时的文学态度，即便作家有心反映现实，也容易耽溺于幻化莫测的现实镜像，提供的无非是文学性削弱后的“新闻速写”。
网络文学起初也不是现实主义的“福地”。邵燕君指出，“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十几年来，最繁盛的类型文都是幻想类的（奇幻、玄幻、科幻）。③”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一旦不受约束的想象力漫无目的地滋生，只为满足表层的欲望索求而提供“私人订制”般的周到“服务”，作品本身的文学质地就会一再贬损，更遑论留有“现实性”的生存空间。
《大江东去》的适时出现有着无法预估的意义。它是在文学总体环境颓靡，美学追求指向“虚无”，“非理性”背景下的一次倒戈，且由于它网络小说的属性使倒戈不止步于表面的“虚晃一枪”，而是彻彻底底、毅然决然。黯然已久的“现实主义”得到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提振，一种古老的含有伟大人类精神的创作方法借由在网络上击撞出的荡然回响堂而皇之地再度返回。
《大江东去》在三个层面上贯彻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第一，是“史诗性”的叙述复苏了关于人的价值的尊严，塑造了真实生动的典型人物。改革开放的历史浩荡起伏，充斥着兴奋与希望，也夹杂着茫然和不知所措。小说以三个人物的奋斗史忠实地再现了经济改革历程。宋运辉从小顶着“黑五类”的身份，忍受着同龄人的欺侮与疏离，他抓住高考恢复的机遇，读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他来到金州化工厂，目睹了水书记和费厂长内斗，满腔抱负的他扎根基层，醉心技术钻研，然而国有企业的政治倾轧迫使他妥协外逃，来到东海成为一方诸侯，他也在逐年的历练中蜕变成了典型的官僚。宋运辉理想高迥，对改革开放的走向有着难以企及的前瞻，但现实泥泞，让他一步步迈得艰辛。这其实无异于改革开放恢宏历史的“寓言”：在时间的“汹涌洪流”中，一个国家如何凭借民族的智慧和勇力破浪前行。雷东宝和杨巡更是“大历史”下的“小人物”，他们或缺乏知识，或家境贫寒，凭借过于常人的“霸蛮”和机灵闯出了一番天地，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创造者。阿耐有着勾勒宏大格局的野心，高扬激壮的精神状态和理想情操成了小说的主要格调。第二，对日常生活的表达，还原了其自身“毛茸茸”的质感，让作品始终洋溢着沛满的生气与火气。除开重大事件的记述外，小说最引人入胜的还有那些“闲笔”，小说中写到喇叭裤和文眉的出现，1987年费翔首次登上春晚舞台，从桑塔纳到奔驰等。生活一点一滴的演变唤醒了共同的记忆和情感，阿耐以工匠般细致的耐心磨亮了现实细微处的光泽。琐碎的繁杂的人间烟火将角色从高置着的历史舞台上解放，为原本只是作家观念的傀儡们注入了鲜实的血肉。第三，作者有着对真相孜孜不倦的意图，他洞察了生活的形式，并要为这形式找到合理的依据。陈晓明说过，现实主义作品“它不要背后的真相，它的真相就在事实性里。④”这一点恰好能反映出现实主义作家的现实关怀与人文情结。阿耐揭示了发展之路上所遇到的种种困境，人们既面临着具体的生存压力，也有着不为人道的精神难题。雷东宝重情重义，有担当，负责任，可对宋运萍炽热的爱终究没敌过男人动物性的本能，他与韦春红的结合是第一次对誓言的背叛，当知晓韦春红不能生育之后，出轨冯欣欣则在生命繁衍的伦理逻辑外构成第二次背叛，可他对韦春红的依恋，将儿子几以“交易买卖”的形式从冯欣欣手中夺走又伤害了第三个女人。他以悍然无畏的姿态建功立业，赢得众人尊重，但他在感情中的懦弱无为让他永久地背负着道德的枷锁。阿耐将雷东宝的复杂性写得淋漓尽致，让人又怜又恨。小说中还三番五次提到发展、污染和治理的关系，小说结尾，宋运辉一家重走当年他出村的小路，宋引询问父亲为什么发展要破坏自然环境，就像是一个神秘不可言的“循环”，此情节不光是人物本身对发展的反思，更蕴隐着作者对现实的思考与疑问。 《大江东去》的成功可以视作是网络文学期盼已久的自证。它体现着“趋主流化”，即向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传统和主流文学审美靠拢。同时它也证明着在经过数十年泥沙俱下无所不包的初期发展后，网络文学具备了再进一步的可能，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创作出不朽的文学经典。
二、职业性与知识性：深度类型化的经济史书写
小说出现类型化应该说是小说成熟的标志之一，这说明小说以时间或语言为辨别方式的标度向文学内部组织或结构模式游移。沃伦在阐释文学类型的历史时敏锐地指出说明性是现代类型理论的主要特点，“现代的类型理论不但不强调种类与种类之间的区分，反而把兴趣集中在寻找某一个种类中所包含的与其他种类共通的特性，以及共有的文学技巧和文学效用。⑤”他还指出类型文学里体现了所有的美学技巧，创作者和读者也就此达成了某种“共识”：类型既是作者赖以成规方便使用的“道具”，又符合读者的审美习惯和阅读期待。
在中国，类型文学的历史也很悠久，研究者喜欢把主题结构相似，风格意蕴接近的小说划归一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了大致的分门别类，从六朝的志怪小说一直到清朝的谴责小说共析出了十种类别。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常出现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主义等名词，虽是现象和思潮的提炼与表述，但未尝不暗示着一种类型化的倾向和解释。经典的严肃文学作家们可能对此颇有反感，韩少功就曾多次反對冠以“寻根文学主将”的名头，莫言也疑惑自己前一秒还是评论家所说的寻根文学作家，后一秒就成了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甚至在台北演讲时，专门谈到了他与新历史主义的关系，他认为新历史小说的涌现和研究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不独是韩少功和莫言，几乎现在当行的经典文学作家都反对以类型解释他们的作品，因为现代小说从根本上言是反类型的。现代经典作家们秉持着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等西方大师的教谕，怀揣着影响的焦虑，致力于触摸人类经验的边界，探寻人类的本质，挑战惯常的道德成规，揭示被遮蔽的现实，洞见没有被展示的可能，以通向昆德拉所谓的“发现存在”，他们大都是“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一言的信徒。但是没有作家能完全逃脱类型而写作，正如沃伦说的那样，“优秀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已有的类型，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扩张它。⑥”小说的类型化与经济的勃兴、消费的盛行和全球化过程密切相关。葛红兵曾论述过小说类型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小说创作的类型化是经济市场深入发展的结果。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带来了社会的阶层化，社会的阶层化导致了文学审美趣味的阶层化。审美趣味的阶层分化是小说创作类型化的直接动力。⑦”商业资本的精准操作在网络这一公共使用平台上引导了分化的社会阶层，使其形成一个个“圈子”，“圈子”里面是有着共同的文学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的群体。以“圈子”打开阅读市场成为网络文学的常规手段，穿越/玄幻/盗墓/修仙/言情/军事等类型化网络小说应运而生。理解了这一点就明白了李敬泽在观察网络文学时发出的感叹，“它就是通俗文学，其基本形态就是类型小说。⑧”
网络小说及其类型化降低了写作的门槛，它以更宽容广博的胸怀接纳了各行各业的视角、逻辑与知识内容。在现代社会的分工体系下，职业工种的精细和繁多使他们之间的壁障愈加难以打通，他们更愿意阅读与他们工作生活贴近的相关小说。在这一需求下，类型化小说朝着纵深自我掘进，出现了“深度类型化”的小说。“深度类型化”小说着重塑造某专业领域的角色人物，在符合专业准则的前提下讲述动人的故事，揭秘不被瞩目的具有特殊性的日常细部，预设读者有一定基础的该领域的专业素养或知识储备，其主要特点是职业性和知识性的彰显。近年来不断冒涌的工业科技/刑侦/医生/职场小说就有显著“深度类型化”的趋势。
阿耐的《大江东去》就是一部“深度类型化”的小说。一方面是职业性。阿耐的本职是一名职业经理人，做过营销和采购，也做过工厂管理，有着丰富的企业运营和管理经验。她谈到思考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处理写作所遇到的疑惑时有所感慨，“寻找答案时，搜集过去的报纸，翻阅过去的报告文学，以及阅读历年出台的相关文件汇编、同时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对照着想，有种原来如此的醒悟。⑨”这样的思索和撰写方式明显有着纪实性的考量，讲究忠实和客观的呈现，虚构的目的导向是不可变更的史实，人物和故事不再与历史并置、交叉、对位，不再构成质疑和消解的力量，它是一部“本就如此”的小说，滑向了理所当然和众所周知，而《大江东去》编年体的结构体例更是齐整规范了叙事口吻，它不允许挑衅、冒犯、梦幻和颠倒，记忆上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偏差，它要老老实实，按部就班、斗榫合缝地将故事说得圆融。这种讲述故事的方式是职业性的要求，所追求的是“复印”效果，是形式和记录的真实。这就决定了《大江东去》首先是部经济史，其次再是一部讲述经济史的小说，这个顺序不可置换。《大江东去》的职业性还体现在四个主要角色的塑造上。四个主要角色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和梁思申体现着浓厚的经济学色彩，分别对应着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和外国资本四种形式。他们固守着作者赋予的身份，没有表现出尽可能的复杂性和越界欲望，他们仿佛是为了阐明四种经济形式概念和流变而存在，凸显的是作者职业性的写作认知。
另一方面是知识性。在小说里展示知识原本就是对创作者的一次测验。纪众曾说，“在文学作品中有机地融进些知识内容，这原是文学对生活关系的必然。⑩”巴尔扎克、博尔赫斯、帕慕克等作家所创作的“百科全书式”风格的作品便以格局的宏廓、知识的富赡取胜。不过，“深度类型化”小说的知识性与前述略有不同，它以职业性为基础，罗列的是尖细晦奥的学科专业内容。《大江东去》里就有大量历史资料的堆砌，学术概念的分析甄别，以及通过人物之口转述出来的文件政策内容，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当这些知识渗入故事肌理，参与人物性格塑造，化为具有象征和隐喻的符号代码时就能深拓作品的意蕴和境界。宋运辉多次以国内政策调整后的发展大势写信告诫远在海外的梁思申要脚踏实地，问题应当联系实际具体分析就显得真实可信。影视改编作品开头，宋运辉全文背诵中央文件更是一个值得无穷玩味的细节，瞬间让时代的困窘、政府的锐取、百姓的众相和宋运辉个人的坚韧执着以及对上大学的渴望得到有层次有角度有强度的刻画。当知识脱离了具体的情景和人物关系，就容易流于单纯的历史陈述和知识炫示，《大江东去》充斥着大篇幅拗口的逻辑推衍，使本就卷帙浩繁的小说显得琐碎冗长，有时简直令人恹恹欲睡，更是造成了情节转折的生硬和人物的“扁平化”。 三、楔入宏大时代的人性书写：“正面强攻”与个人成长的交融
鲜有作家能真正做到对历史和现实“正面强攻”，阿耐是那些少数中的一个。不过她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并不只是完美呈现了改革史的宏拔与坎坷，还在于对人物的精雕。她将时代变迁与人物成长紧揉在一起，化作筋骨相连的整体。因此在她的笔下，既有张扬飞掣的雄势，又有平稳落地的法度。
雷东宝是《大江东去》最出彩的角色之一，从他身上最能显现时代描绘与人性书写不可分割的特点。雷东宝是个改革者。改革者形象是改革文学的重要成果，“从《乔厂长上任记》开始，改革文学就致力于建构起以人为核心的叙事形态，塑造具有卓越才能与奉献精神的改革者往往超过作家对作品故事性的追求而成为第一要务。?”从乔光朴到《新星》中的李向南、再到《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众多改革者以光辉伟岸的道德品质和超拔脱俗的思想信念给予读者无尽的精神力量。他们大多意识超前，敢作敢为，关心民间疾苦，捍卫国家利益，忽视个人享受，是智慧和勤劳的化身。改革文学最大的弊病也在于此，过度标榜改革者的完美让人物变得苍白贫薄，连带着描写的改革故事也陷入“失真”的泥淖。雷东宝的出现，深化了改革者形象，他的矛盾、纠结，反复释放出无穷无尽的韵味，改革者形象不再呆板，反而前所未有得饱满与深刻。
雷东宝不是“高大全”英雄式的改革者，尽管他与其他改革者一样有着为天下先的闯劲、一往无前的魄力和坚定不移的意志，他的孔武猛毅保证了他的执行力，但他骨子里是个“大老粗”，不懂策略和计谋。他前期抓住改革开放的先机，敢拼敢想，办成了砖厂、养殖场、电缆厂，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后期却因霸道专权与自负失去了村民的爱戴，被宏伟和正明用计架空了权力。在这过程中，他也从大公无私为村民谋福祉的书记变成想霸占集体财产不讲理的“雷老虎”。个人生活上，雷东宝缺陷十足的性格注定其忽略家人，宋运萍因担忧他的安危丧命，他的情感生活由是一波三折。雷东宝的经历正好可以理解为整个改革开放的缩影，初始的活力火苗不可抑制地形成燎原之势，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渐趋平稳，无法跟上时代步伐的产业设置和领导者就会被淘汰。雷东宝们可歌可泣，各有辛酸，他们是这二十年波诡云谲里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如果要用一个词描述雷东宝，应该是改革者里难得的“悲剧式”英雄。他传奇又唏嘘的经历无法复制，在这场与时光的较量中互有胜场。他以他的成功证实了时势造英雄，他同样也以自己的失败确证了改革開放的艰难。
阿耐还凭借另外两个男主人公的成长路径完成了时代与个人的想象。宋运辉和杨巡的成长都与女性有关，但其含义却大异其趣。宋运辉是实用主义的代表，精明强干，在金州工厂里的杰出表现引来了程厂长的关注，在有意无意之中，程厂长设计将女儿程开颜介绍给他。宋运辉愿意与程开颜结合，并非是发自肺腑的真爱，而是有着现实功利的考虑，他希望借助程厂长的关系和资源取得事业上的长远发展。婚后两人不合，有所积怨，宋运辉终于在主政东海后提出了离婚。之后对陶医生有所打算也是基于合适的需求，直到他确认自己所爱是梁思申，最终冲破成见与之在一起。就个人而言，宋运辉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情感之路，他的成熟一面由于物质条件（职位晋升、地位显赫等），一面由于心灵日益丰盛（见识增广、与妻子志同道合等）。宋运辉的择偶颇能代表那一批经过特殊年代的人群，他们依旧笼罩在社会对家庭成分计较的阴影下，采取的是务实的办法。宋运辉最后选择梁思申固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家庭因素的影响，至少两个人的成功结缘突显了社会观念已经走向了开放、包容和多元。
杨巡的形象讨喜，是个人奋进终获成功的榜样。他早年在东北闯荡，回家偶然见到戴凤娇，随即与之热恋。由于母亲的干涉最后分道扬镳。母亲的遽然离世让他与妹妹杨逦心生隔阂，后来他虽然遇到命中所爱梁思申，却以个体户的莽撞和小格局做了假账，因此终止了与梁思申的合作。感情与事业的双重失利让他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自学了高中课程，通读了《经济学原理》，并熟练掌握了《税法》。他的成熟让他散发出不可阻挡的个人魅力，最后征服了重点大学毕业的任遐迩。杨巡的成功崎岖多险，难道不正像无数“名不正言不顺”的个体户挣扎蹒跚的写照？
《大江东去》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深度类型化的文本风格，个人成长与宏大时代熔铸一体的写作立场成就了网络小说的无上荣光，也成为经济类小说当之无愧的一面旗帜。当然它并非十全十美，也难以冠上“伟大”二字，作品信息的过度饱和和情节连缀上的不通畅显示了作者的文字把控功力还需加强，而长达一百五十万字的篇幅更是多数读者难以通达的迍邅之途。阿耐创作上的得与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能为后来的创作者提供更多的经验借鉴。
注释：
①[美]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M].罗钢，王馨钵，杨德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37.
②梁鸿.当代文学往何处去——对“重返现实主义”思潮的再认识.文艺理论与批评[J]，2007（1）.
③邵燕君.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15（1）.
④陈晓明.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1.
⑤[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232.
⑥[美]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233.
⑦葛红兵，肖青峰.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实践——小说类型学研究论纲.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8（5）.
⑧李敬泽.网络文学：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人民日报[N]，2014-7-25（24）.
⑨阿耐.从记忆的内存里，挖出最冷僻的事件.文汇报[N]，2017-6-13（11）.
⑩纪众.浅谈小说中的知识性蕴含.文学评论[J]，1984（5）.
?苏奎.改革、改革者与改革文学.兰州学刊[J]，2014（6）.
李泳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硕士，主修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深度类型化 现实主义 网络小说 主流
阿耐的小说一向以绵密曲折的故事情节、立体饱满的人物塑造和强烈深厚的现实关怀著称。自小说《欢乐颂》的同名剧热播以来，阿耐的知名度与关注度直线飙升。2018年年尾，根据其所著小说《大江东去》改编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再次成为年度“爆款”。随着电视剧的开播，原著《大江东去》也掀起了新的阅读热和讨论热。其实，早在2009年，该书便以网络小说的身份获得中宣部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这是网络小说首次获得国家级文艺奖项，此殊荣既是网络文学以创作实绩获得官方主流认可的里程碑，又证明了网络文学不全是“虚悬无着”“娱乐至死”的“爽文”培养皿，它还内蕴着历史审思、现实拷问、情感追索等诸多可能，有着精品化和经典化的潜力与冲动。
《大江东去》堪称“鸿篇巨制”，以一百五十余万字的篇幅全面细致深入地表现了中国改革开放1978年至1998年二十年的伟大历史进程，政治领域的摸索探路、经济领域的改革突围、社会生活的渐变发展都得到了典型而有力的表现，可以说是对“天翻地覆”二十年历史与现实的一次“正面强攻”。而小说本身在类型化上的选择和成熟表達，在“纯文学”式微与网络文学“缥缈玄幻”的大文学语境下对现实主义的坚持与重申，都使得作品越涉出了文本本身，其意义的讨论空间也得以大大恢拓。
一、“趋主流化”：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网络回响
韦勒克在梳理现实主义的概念史时，提到“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时代性概念，是一个不断调整的概念，是一种理想的典型。①”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到龚古尔、左拉等人的自然主义到以客观现实主义闻名的福楼拜，对“现实”和“真实”的理解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甚至倾向于加洛蒂所说的“无边化”。本文无意于在现实主义的学理性讨论里纠缠，而仅仅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叙事的总体原则和美学方法。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叙事方式或美学判断早已融入了中国文学的血脉之中。对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注和对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一向是士大夫们天经地义的行为举措。集中反映在文学场域，则无论是“文以载道”还是“经世致用”，强调的均是发挥文章对现实的干预和影响作用。步入现代以来，最先取得成就的也是以反映现实为基础的社会问题类小说。从冰心的“问题小说”至文学研究会主张的“为人生写作”的口号，到茅盾领衔的“社会剖析小说”，再到左翼文学“文艺大众化”的政策方针，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主线之一即是有力切入社会矛盾的核心，以回应人们对跌宕政治生活不满的心灵诉求，直到先锋文学的出现。“先锋文学运动”大力倡导“纯文学”理论，讲究文本审美和形式的创造与变异，讲究小说叙事的技巧实验和语言风格的异质。当“纯文学”对文学本质的系列规定作为“文学性”确立下来时，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文学理论，而成为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新的文学标准，这就形成了‘纯文学’与‘政治’‘现实主义’相对立的潜在思维。②”所谓的严肃传统作家们选择向玄虚高迈的象牙塔逃逸，关心现实似乎成为一种过时的文学态度，即便作家有心反映现实，也容易耽溺于幻化莫测的现实镜像，提供的无非是文学性削弱后的“新闻速写”。
网络文学起初也不是现实主义的“福地”。邵燕君指出，“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十几年来，最繁盛的类型文都是幻想类的（奇幻、玄幻、科幻）。③”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一旦不受约束的想象力漫无目的地滋生，只为满足表层的欲望索求而提供“私人订制”般的周到“服务”，作品本身的文学质地就会一再贬损，更遑论留有“现实性”的生存空间。
《大江东去》的适时出现有着无法预估的意义。它是在文学总体环境颓靡，美学追求指向“虚无”，“非理性”背景下的一次倒戈，且由于它网络小说的属性使倒戈不止步于表面的“虚晃一枪”，而是彻彻底底、毅然决然。黯然已久的“现实主义”得到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提振，一种古老的含有伟大人类精神的创作方法借由在网络上击撞出的荡然回响堂而皇之地再度返回。
《大江东去》在三个层面上贯彻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第一，是“史诗性”的叙述复苏了关于人的价值的尊严，塑造了真实生动的典型人物。改革开放的历史浩荡起伏，充斥着兴奋与希望，也夹杂着茫然和不知所措。小说以三个人物的奋斗史忠实地再现了经济改革历程。宋运辉从小顶着“黑五类”的身份，忍受着同龄人的欺侮与疏离，他抓住高考恢复的机遇，读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他来到金州化工厂，目睹了水书记和费厂长内斗，满腔抱负的他扎根基层，醉心技术钻研，然而国有企业的政治倾轧迫使他妥协外逃，来到东海成为一方诸侯，他也在逐年的历练中蜕变成了典型的官僚。宋运辉理想高迥，对改革开放的走向有着难以企及的前瞻，但现实泥泞，让他一步步迈得艰辛。这其实无异于改革开放恢宏历史的“寓言”：在时间的“汹涌洪流”中，一个国家如何凭借民族的智慧和勇力破浪前行。雷东宝和杨巡更是“大历史”下的“小人物”，他们或缺乏知识，或家境贫寒，凭借过于常人的“霸蛮”和机灵闯出了一番天地，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创造者。阿耐有着勾勒宏大格局的野心，高扬激壮的精神状态和理想情操成了小说的主要格调。第二，对日常生活的表达，还原了其自身“毛茸茸”的质感，让作品始终洋溢着沛满的生气与火气。除开重大事件的记述外，小说最引人入胜的还有那些“闲笔”，小说中写到喇叭裤和文眉的出现，1987年费翔首次登上春晚舞台，从桑塔纳到奔驰等。生活一点一滴的演变唤醒了共同的记忆和情感，阿耐以工匠般细致的耐心磨亮了现实细微处的光泽。琐碎的繁杂的人间烟火将角色从高置着的历史舞台上解放，为原本只是作家观念的傀儡们注入了鲜实的血肉。第三，作者有着对真相孜孜不倦的意图，他洞察了生活的形式，并要为这形式找到合理的依据。陈晓明说过，现实主义作品“它不要背后的真相，它的真相就在事实性里。④”这一点恰好能反映出现实主义作家的现实关怀与人文情结。阿耐揭示了发展之路上所遇到的种种困境，人们既面临着具体的生存压力，也有着不为人道的精神难题。雷东宝重情重义，有担当，负责任，可对宋运萍炽热的爱终究没敌过男人动物性的本能，他与韦春红的结合是第一次对誓言的背叛，当知晓韦春红不能生育之后，出轨冯欣欣则在生命繁衍的伦理逻辑外构成第二次背叛，可他对韦春红的依恋，将儿子几以“交易买卖”的形式从冯欣欣手中夺走又伤害了第三个女人。他以悍然无畏的姿态建功立业，赢得众人尊重，但他在感情中的懦弱无为让他永久地背负着道德的枷锁。阿耐将雷东宝的复杂性写得淋漓尽致，让人又怜又恨。小说中还三番五次提到发展、污染和治理的关系，小说结尾，宋运辉一家重走当年他出村的小路，宋引询问父亲为什么发展要破坏自然环境，就像是一个神秘不可言的“循环”，此情节不光是人物本身对发展的反思，更蕴隐着作者对现实的思考与疑问。 《大江东去》的成功可以视作是网络文学期盼已久的自证。它体现着“趋主流化”，即向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传统和主流文学审美靠拢。同时它也证明着在经过数十年泥沙俱下无所不包的初期发展后，网络文学具备了再进一步的可能，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创作出不朽的文学经典。
二、职业性与知识性：深度类型化的经济史书写
小说出现类型化应该说是小说成熟的标志之一，这说明小说以时间或语言为辨别方式的标度向文学内部组织或结构模式游移。沃伦在阐释文学类型的历史时敏锐地指出说明性是现代类型理论的主要特点，“现代的类型理论不但不强调种类与种类之间的区分，反而把兴趣集中在寻找某一个种类中所包含的与其他种类共通的特性，以及共有的文学技巧和文学效用。⑤”他还指出类型文学里体现了所有的美学技巧，创作者和读者也就此达成了某种“共识”：类型既是作者赖以成规方便使用的“道具”，又符合读者的审美习惯和阅读期待。
在中国，类型文学的历史也很悠久，研究者喜欢把主题结构相似，风格意蕴接近的小说划归一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了大致的分门别类，从六朝的志怪小说一直到清朝的谴责小说共析出了十种类别。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常出现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主义等名词，虽是现象和思潮的提炼与表述，但未尝不暗示着一种类型化的倾向和解释。经典的严肃文学作家们可能对此颇有反感，韩少功就曾多次反對冠以“寻根文学主将”的名头，莫言也疑惑自己前一秒还是评论家所说的寻根文学作家，后一秒就成了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甚至在台北演讲时，专门谈到了他与新历史主义的关系，他认为新历史小说的涌现和研究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不独是韩少功和莫言，几乎现在当行的经典文学作家都反对以类型解释他们的作品，因为现代小说从根本上言是反类型的。现代经典作家们秉持着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等西方大师的教谕，怀揣着影响的焦虑，致力于触摸人类经验的边界，探寻人类的本质，挑战惯常的道德成规，揭示被遮蔽的现实，洞见没有被展示的可能，以通向昆德拉所谓的“发现存在”，他们大都是“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一言的信徒。但是没有作家能完全逃脱类型而写作，正如沃伦说的那样，“优秀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已有的类型，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扩张它。⑥”小说的类型化与经济的勃兴、消费的盛行和全球化过程密切相关。葛红兵曾论述过小说类型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小说创作的类型化是经济市场深入发展的结果。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带来了社会的阶层化，社会的阶层化导致了文学审美趣味的阶层化。审美趣味的阶层分化是小说创作类型化的直接动力。⑦”商业资本的精准操作在网络这一公共使用平台上引导了分化的社会阶层，使其形成一个个“圈子”，“圈子”里面是有着共同的文学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的群体。以“圈子”打开阅读市场成为网络文学的常规手段，穿越/玄幻/盗墓/修仙/言情/军事等类型化网络小说应运而生。理解了这一点就明白了李敬泽在观察网络文学时发出的感叹，“它就是通俗文学，其基本形态就是类型小说。⑧”
网络小说及其类型化降低了写作的门槛，它以更宽容广博的胸怀接纳了各行各业的视角、逻辑与知识内容。在现代社会的分工体系下，职业工种的精细和繁多使他们之间的壁障愈加难以打通，他们更愿意阅读与他们工作生活贴近的相关小说。在这一需求下，类型化小说朝着纵深自我掘进，出现了“深度类型化”的小说。“深度类型化”小说着重塑造某专业领域的角色人物，在符合专业准则的前提下讲述动人的故事，揭秘不被瞩目的具有特殊性的日常细部，预设读者有一定基础的该领域的专业素养或知识储备，其主要特点是职业性和知识性的彰显。近年来不断冒涌的工业科技/刑侦/医生/职场小说就有显著“深度类型化”的趋势。
阿耐的《大江东去》就是一部“深度类型化”的小说。一方面是职业性。阿耐的本职是一名职业经理人，做过营销和采购，也做过工厂管理，有着丰富的企业运营和管理经验。她谈到思考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处理写作所遇到的疑惑时有所感慨，“寻找答案时，搜集过去的报纸，翻阅过去的报告文学，以及阅读历年出台的相关文件汇编、同时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对照着想，有种原来如此的醒悟。⑨”这样的思索和撰写方式明显有着纪实性的考量，讲究忠实和客观的呈现，虚构的目的导向是不可变更的史实，人物和故事不再与历史并置、交叉、对位，不再构成质疑和消解的力量，它是一部“本就如此”的小说，滑向了理所当然和众所周知，而《大江东去》编年体的结构体例更是齐整规范了叙事口吻，它不允许挑衅、冒犯、梦幻和颠倒，记忆上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偏差，它要老老实实，按部就班、斗榫合缝地将故事说得圆融。这种讲述故事的方式是职业性的要求，所追求的是“复印”效果，是形式和记录的真实。这就决定了《大江东去》首先是部经济史，其次再是一部讲述经济史的小说，这个顺序不可置换。《大江东去》的职业性还体现在四个主要角色的塑造上。四个主要角色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和梁思申体现着浓厚的经济学色彩，分别对应着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和外国资本四种形式。他们固守着作者赋予的身份，没有表现出尽可能的复杂性和越界欲望，他们仿佛是为了阐明四种经济形式概念和流变而存在，凸显的是作者职业性的写作认知。
另一方面是知识性。在小说里展示知识原本就是对创作者的一次测验。纪众曾说，“在文学作品中有机地融进些知识内容，这原是文学对生活关系的必然。⑩”巴尔扎克、博尔赫斯、帕慕克等作家所创作的“百科全书式”风格的作品便以格局的宏廓、知识的富赡取胜。不过，“深度类型化”小说的知识性与前述略有不同，它以职业性为基础，罗列的是尖细晦奥的学科专业内容。《大江东去》里就有大量历史资料的堆砌，学术概念的分析甄别，以及通过人物之口转述出来的文件政策内容，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当这些知识渗入故事肌理，参与人物性格塑造，化为具有象征和隐喻的符号代码时就能深拓作品的意蕴和境界。宋运辉多次以国内政策调整后的发展大势写信告诫远在海外的梁思申要脚踏实地，问题应当联系实际具体分析就显得真实可信。影视改编作品开头，宋运辉全文背诵中央文件更是一个值得无穷玩味的细节，瞬间让时代的困窘、政府的锐取、百姓的众相和宋运辉个人的坚韧执着以及对上大学的渴望得到有层次有角度有强度的刻画。当知识脱离了具体的情景和人物关系，就容易流于单纯的历史陈述和知识炫示，《大江东去》充斥着大篇幅拗口的逻辑推衍，使本就卷帙浩繁的小说显得琐碎冗长，有时简直令人恹恹欲睡，更是造成了情节转折的生硬和人物的“扁平化”。 三、楔入宏大时代的人性书写：“正面强攻”与个人成长的交融
鲜有作家能真正做到对历史和现实“正面强攻”，阿耐是那些少数中的一个。不过她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并不只是完美呈现了改革史的宏拔与坎坷，还在于对人物的精雕。她将时代变迁与人物成长紧揉在一起，化作筋骨相连的整体。因此在她的笔下，既有张扬飞掣的雄势，又有平稳落地的法度。
雷东宝是《大江东去》最出彩的角色之一，从他身上最能显现时代描绘与人性书写不可分割的特点。雷东宝是个改革者。改革者形象是改革文学的重要成果，“从《乔厂长上任记》开始，改革文学就致力于建构起以人为核心的叙事形态，塑造具有卓越才能与奉献精神的改革者往往超过作家对作品故事性的追求而成为第一要务。?”从乔光朴到《新星》中的李向南、再到《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众多改革者以光辉伟岸的道德品质和超拔脱俗的思想信念给予读者无尽的精神力量。他们大多意识超前，敢作敢为，关心民间疾苦，捍卫国家利益，忽视个人享受，是智慧和勤劳的化身。改革文学最大的弊病也在于此，过度标榜改革者的完美让人物变得苍白贫薄，连带着描写的改革故事也陷入“失真”的泥淖。雷东宝的出现，深化了改革者形象，他的矛盾、纠结，反复释放出无穷无尽的韵味，改革者形象不再呆板，反而前所未有得饱满与深刻。
雷东宝不是“高大全”英雄式的改革者，尽管他与其他改革者一样有着为天下先的闯劲、一往无前的魄力和坚定不移的意志，他的孔武猛毅保证了他的执行力，但他骨子里是个“大老粗”，不懂策略和计谋。他前期抓住改革开放的先机，敢拼敢想，办成了砖厂、养殖场、电缆厂，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后期却因霸道专权与自负失去了村民的爱戴，被宏伟和正明用计架空了权力。在这过程中，他也从大公无私为村民谋福祉的书记变成想霸占集体财产不讲理的“雷老虎”。个人生活上，雷东宝缺陷十足的性格注定其忽略家人，宋运萍因担忧他的安危丧命，他的情感生活由是一波三折。雷东宝的经历正好可以理解为整个改革开放的缩影，初始的活力火苗不可抑制地形成燎原之势，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渐趋平稳，无法跟上时代步伐的产业设置和领导者就会被淘汰。雷东宝们可歌可泣，各有辛酸，他们是这二十年波诡云谲里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如果要用一个词描述雷东宝，应该是改革者里难得的“悲剧式”英雄。他传奇又唏嘘的经历无法复制，在这场与时光的较量中互有胜场。他以他的成功证实了时势造英雄，他同样也以自己的失败确证了改革開放的艰难。
阿耐还凭借另外两个男主人公的成长路径完成了时代与个人的想象。宋运辉和杨巡的成长都与女性有关，但其含义却大异其趣。宋运辉是实用主义的代表，精明强干，在金州工厂里的杰出表现引来了程厂长的关注，在有意无意之中，程厂长设计将女儿程开颜介绍给他。宋运辉愿意与程开颜结合，并非是发自肺腑的真爱，而是有着现实功利的考虑，他希望借助程厂长的关系和资源取得事业上的长远发展。婚后两人不合，有所积怨，宋运辉终于在主政东海后提出了离婚。之后对陶医生有所打算也是基于合适的需求，直到他确认自己所爱是梁思申，最终冲破成见与之在一起。就个人而言，宋运辉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情感之路，他的成熟一面由于物质条件（职位晋升、地位显赫等），一面由于心灵日益丰盛（见识增广、与妻子志同道合等）。宋运辉的择偶颇能代表那一批经过特殊年代的人群，他们依旧笼罩在社会对家庭成分计较的阴影下，采取的是务实的办法。宋运辉最后选择梁思申固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家庭因素的影响，至少两个人的成功结缘突显了社会观念已经走向了开放、包容和多元。
杨巡的形象讨喜，是个人奋进终获成功的榜样。他早年在东北闯荡，回家偶然见到戴凤娇，随即与之热恋。由于母亲的干涉最后分道扬镳。母亲的遽然离世让他与妹妹杨逦心生隔阂，后来他虽然遇到命中所爱梁思申，却以个体户的莽撞和小格局做了假账，因此终止了与梁思申的合作。感情与事业的双重失利让他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自学了高中课程，通读了《经济学原理》，并熟练掌握了《税法》。他的成熟让他散发出不可阻挡的个人魅力，最后征服了重点大学毕业的任遐迩。杨巡的成功崎岖多险，难道不正像无数“名不正言不顺”的个体户挣扎蹒跚的写照？
《大江东去》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深度类型化的文本风格，个人成长与宏大时代熔铸一体的写作立场成就了网络小说的无上荣光，也成为经济类小说当之无愧的一面旗帜。当然它并非十全十美，也难以冠上“伟大”二字，作品信息的过度饱和和情节连缀上的不通畅显示了作者的文字把控功力还需加强，而长达一百五十万字的篇幅更是多数读者难以通达的迍邅之途。阿耐创作上的得与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能为后来的创作者提供更多的经验借鉴。
注释：
①[美]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M].罗钢，王馨钵，杨德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37.
②梁鸿.当代文学往何处去——对“重返现实主义”思潮的再认识.文艺理论与批评[J]，2007（1）.
③邵燕君.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15（1）.
④陈晓明.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1.
⑤[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232.
⑥[美]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233.
⑦葛红兵，肖青峰.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实践——小说类型学研究论纲.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8（5）.
⑧李敬泽.网络文学：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人民日报[N]，2014-7-25（24）.
⑨阿耐.从记忆的内存里，挖出最冷僻的事件.文汇报[N]，2017-6-13（11）.
⑩纪众.浅谈小说中的知识性蕴含.文学评论[J]，1984（5）.
?苏奎.改革、改革者与改革文学.兰州学刊[J]，2014（6）.
李泳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硕士，主修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