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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生是谁？
上世纪70年代，在官方宣传中，张铁生被捧为“白卷英雄”，成为红极一时的知青典型，成为政治人物的座上宾。后被打为“四人帮”帮凶，成为公众嘲讽的对象。
在熟悉他的朋友的眼中，张铁生是一个原则性强、有情有义、吃苦耐劳的人，但在政治上不够成熟，不懂得转弯。
他的性格很容易在人群中树立起威信。朋友们因为信服他的人品，愿意与他携手创业。他和6位合伙人共同创办的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即将在资本市场公开上市发行股票。作为第六大股东，张铁生持有禾丰牧业3224万股，持股比例为6.8%。参考合丰牧业每股收益和主板市盈率，张铁生或将成为身价过3亿元的亿万富翁。
从1973到2012，张铁生从默默无闻到一步登天，再跌落谷底，他并未放弃，在全新的时代面前，他成为赢家。张铁生的40年折射出的，正是中国时代进程的剪影。
无处安放的青春
张铁生本姓刘，1950年出生在辽宁锦州市兴城县。上初中时，张铁生是劳动积极分子，学校每次组织学生下乡劳动，他都干得很踏实认真，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他还乐于助人，学校里评助学金，同学们照顾他，但他坚决不要，硬让给其他同学。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高考制度被废除，1966至1968年的三届初、高中学生升学路被阻断。1968年10月，初中毕业前夕，张铁生把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革命的大字报贴到学校礼堂，不久，他被分配到兴城县望海公社厂子沟大队插队落户。
1969年秋天，母亲响应国家号召城镇人口下乡的运动，从城里回到老家——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张铁生跟随她到这里继续插队。半年后，被当地农民推选为大队仓库保管员。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由张春桥、姚文元参与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文化课考试，提出“十六字”招生办法和“两个估计”，全国高校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
同一年，张铁生因为工作勤奋，获当地农民认可，被推选为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并加入共青团。他也收获了与同村姑娘小侯的爱情。
在队长任上，张铁生坚持原则、反对干部特殊化的个性凸显出来。有一次，枣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岳阳波的孩子，把生产队一只胶轮车的内胎割成弹弓皮，拿去玩耍，张铁生坚持要岳阳波按价赔偿。
当时在生产队里，有些干部白天出去开会，早晨不出工，但是仍然算工分，张铁生坚持按缺早工扣这些干部的工分。张铁生自己则是玩命地干农活，因为获得当地百姓的拥护，他的威信逐渐确立起来。成为生产队里出勤率最高的人，1972年，他出勤340多天。
大学梦
1973年3月10日，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国务院批准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
江青等人对《意见》有很大意见，毛远新从辽宁赴京，与江青等人进行密谋。他们称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
1973年6月，枣山大队推荐张铁生参加高考，他在公社招生组“考生登记表”的“本人志愿”一栏里填写了兽医和农田水利两个专业。
他没有时间复习功课，作为生产队长，他要带领社员锄草抗旱。本来县里通知说，考试前会组织考生统一复习3周，张铁生读中学时是个好学生，他认为有这3周时间足够了。不料县里取消了复习计划，而张铁生并不知道。
6月27日，接到通知的张铁生赶到了县城，他是最后一个到达的考生。带队的人焦急地对他说，快回家取书 ，明天开卷考语文，后天考数理化，大后天就回家听信。张铁生一下子慌了，赶忙跑到商店买了一支小钢笔，同学们给他送去了一大堆初中教科书。张铁生抓紧时间翻了翻数学教材。
第二天，张铁生匆忙上阵考试。第一科考语文，作文题目是《谈学习〈为人民服务〉一文的体会》，他写得非常流畅，可惜没来得及把作文抄写到考卷上，这让他很懊恼。
第三天上午考数学，试题大部分是一些基础知识和常识问题，考生可以翻书，监考教师对考生会作适当的启发。
中午，张铁生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他越想越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与大学擦肩而过，便掏出纸笔，起草了一封给领导的信，解释自己没有能好好复习功课的原因，希望领导酌情考虑。之后，在极度疲劳和紧张中，张铁生在长椅上睡着了。
等他醒来赶到考场，已经开考20分钟了，考场闭门不让进入。情急之下，张铁生跳窗进入教室。考场是他的母校，监考老师认识他，没说什么，还给他发了考卷。
张铁生拿到理化考卷，只会做前面几道小题，监考老师看他不答卷，对他说：“你还在傻想什么，不快答题？这样简单的题，怎么也能及格。”这时，离考试结束还有很长时间，张铁生便把中午起草的信抄写到理化考卷的背面。
当时在考场上写信的除了张铁生，还有一位女知青。第四天，张铁生得知了考试结果：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
“白卷英雄”的诞生
时任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分管文教和宣传）听说一个生产队长答不出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时，如获至宝，当晚命人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并立即组建联合调查组，到兴城调查。
联合调查组经过调查后，看中了张铁生。他们认为，女知青报考的志愿都是理工科的，说明她考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离开农村，而张铁生报考的两个志愿中，第一志愿是兽医，第二志愿是农田水利，可见他上大学不是为了离开农村，而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农村，他上大学的动机没有问题，非常纯粹。此外，张铁生的信也比那个女知青写得好。
7月15日，县招生办公室通知张铁生补考，他除回答了一般问题外，还针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大学门，向谁开》。
7月16日，调查组回到沈阳。毛远新了解情况后，亲手删去了张铁生信中要求上大学的字眼，加了编者按，指示《辽宁日报》发表。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写在试卷背后的信。
编者按中写道：“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另加编者按语：“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随后，《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1973年的文化考试很快作废，大批优秀的青年人命运由此被改变。而张铁生的“幸运”，日后也被证明是一段悲剧。
大学红人
1973年9月，根据张铁生想学兽医或水利的志愿，有关部门分配他去沈阳农学院牧医系学习，后来沈阳农学院搬迁到辽宁铁岭市农村。提前报到的同学听说和张铁生一个班，异常高兴，都希望能在车站接到他。真正接到他的是女同学董礼平，两人的夫妻缘分就此埋下。
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后，张铁生成为校园内的风云人物。入学后没几天，张铁生和同学赵文全、张占山共同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成为沈阳农学院第一个新生马列学习小组，引领学校内的马列学习风气。
1974年3月，张铁生和同学老师们一起奔赴农村，帮助农村进行“阶级斗争”。在4个月内，张铁生和同学们为生产队治疗牲畜疾病，并为农村培训了一批赤脚兽医。
1975年1月，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并受到江青接见。
当年4月，邓小平找教育部长周荣鑫谈话，支持周荣鑫着手整顿教育。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从5月起，周荣鑫多次在教育部和各高校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听取意见，了解情况。
同时，周荣鑫针对“四人帮”对教育的破坏，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知识无用论”、“知识私有论”、“在教育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理论”等，受到了教育界的欢迎。
在教育部办的《教育革命通讯》上，根据邓小平、周荣鑫的观点，连续发表了《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等文章，这些文章，直接而有力地反驳了“四人帮”在教育界散布的极左思想。教育部还派出一些干部到各大中学校宣传整顿的意义和思想，调整了部分高校的领导班子。许多高校出现了老师纷纷开课、学生认真读书的新景象。
当年8月，上级党委决定调整沈阳农学院的领导，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新班子，张铁生被选拔为这个新领导班子的副组长、党委书记。
11月29日，张铁生在《辽宁青年》发表《对教育界某刊物上奇谈怪论的批判》，主要是批判《教育革命通讯》第10期上刊登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一文。
他在文章中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趁我们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机，趁全国各条战线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 要在教育战线上打开缺口，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
这篇文章被“四人帮”称为张铁生的“新答卷”，后来又被刊登在1976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
政治暗流涌动
1976年1月，铁岭农学院组织四十多名申请当农民的应届毕业生去大寨参观，这在当时是一种政治待遇。张铁生本不想去，他的社会活动太多了，可同学们一定让他去。因为当时去大寨参观的人很多，如果张铁生去，他们这个参观团的规格就提高了，张无法拒绝同学们的请求。
从沈阳到大寨路过北京，大家很想到清华大学去看一看，铁岭农学院便与清华大学联系。清华大学听说是张铁生带队，马上表示欢迎，并且邀请张铁生给学生做报告。他们在清华大学受到热情接待，还参观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物理实验室。张铁生给清华学子做了报告。离京前，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谢静宜接见了张铁生，迟群主要讲了批邓的事。
张铁生等人离开北京到大寨参观时，接到山西省委电话，请他去太原做报告。2月10日，张铁生在太原市湖滨会堂做报告，主题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张铁生的报告在山西省引起强烈反响，成了爆炸性新闻。张铁生讲话的内容，山西省的干部从来没有听到过，特别是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激烈言论，直接牵连到中央上层的政治斗争，这让山西省委感到紧张，他们立即把张的讲话内容反馈到中央政治局。
江青得到消息后，马上打电话找毛远新，毛远新立即派秘书找张铁生，让张不要再讲话，尽快回辽宁。
6月12日，新华社发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吴献忠、张铁生、柴春泽、王冬梅、刘继业等知青写的《辽宁省吴献忠等十九名下乡知识青年给全省人民的信》。这些辽宁知青典型在信中称，某高层领导就是“拔根”复辟的总代表，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罪魁祸首。后来这封信成为吴献忠、张铁生等人被批判的证据之一。
在辽宁知青于立波主编的《共和国知青》中，吴献忠回忆：1976年，锦州召开知青代表会，本来她不想去，但后来柴春泽、张铁生都出席了，柴春泽认为：锦州开知青会，吴献忠是锦州的典型、全省的典型，她如果不参加，这个知青会到底算怎么回事？后来知青办没有办法，派车把吴献忠接到会议现场。
吴献忠回忆，当时，会议已经开了一半，市委的报告引起知青代表的不满，给市委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关系紧张了一些，但是根本不存在“夺权”的问题。有知青抢市委领导的话筒，被定性为造市委的反，夺市委的权。其实，这个知青只是想针对市委某些领导，他们的子女不下乡，存在“走后门”现象，后来媒体报道把这次会议称为“预谋夺锦州市委的权”。
9月9日，张铁生去法库县秀水河公社彭家堡大队送一个同学，这位同学也是兽医，是在彭家堡插队的刘继业向张要的应届毕业生。刘继业和张铁生相识于1974年，张对刘很是敬重。
当天中午，法库县县委来电话通知，下午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重要新闻。张铁生意识到中国发生了大事。下午4点，播音员宣读中共中央的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毛泽东逝世让张铁生对中国命运充满了担心，他拉上刘继业坐车去沈阳，向省里知青办打听情况。他们见到一位副主任，没打听到什么内部情况。张铁生说了他的担心和想法，主要是担心毛主席去世后修正主义上台，对华国锋能否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怀疑。
离开省知青办后，他们又去了团省委。团省委有两个人值班，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记录速度特别快，所以，当张铁生把他的担心和盘托出时，这位工作人员做了详细记录，记录时间是9月9日晚11时30分。这份谈话记录不久就成了给张铁生和刘继业定罪的主要证据，后来出现在一份供批判用的材料上，名曰“张铁生、刘继业的反动言论”。
张铁生的政治热情过了头，在重大政治事件发生的当口，为自己惹祸上身，这与他性格有关，也与他政治上不成熟有关。他的一位老朋友评价说，“他（张铁生）属于有屁就放的这种人，现在也这样。”
从红人到罪人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集团被粉碎。10月10日，张铁生大学毕业，回到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继续插队务农。10月17日，张铁生吃过早饭，一辆吉普车开到村里，省知青办的一位领导和组织部的一位干部从车上下来，以到锦州开会的名义，将他带走，这是他牢狱生涯的开端。
有关部门先是将张铁生安置在兴城县当地驻军军营里。到部队后，一位军代表向他传达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文件。这个消息让张铁生十分震惊，他没想到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中国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他当即说：“这是政变，右派上台了。”
军代表对张铁生的话做了记录。张铁生看着军代表把自己的话一字一句记录下来，并没有惧怕。他对自己有信心，对毛远新有信心，他不相信毛远新会反对毛主席，但他没有想到此时的毛远新已自身难保。
有关部门将张铁生安置在军营主要是希望他思想转弯子，一个多星期后，他始终转不过弯，又被带到沈阳，继续到学习班转弯子，还是转不过来。
张铁生没有意识到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化，对省知青办的一位领导说：“希望组织上尽快给我一个结论，我好早点回农村去，改变生产队的落后面貌，实现我的理想。”这位领导劝张铁生赶紧表态，赶紧转弯子，赶紧揭发批判毛远新，晚了就来不及了，但张并未领会到其中的涵义。
11月18 日，《山西日报》刊登了《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 揭露了张铁生1976年2月在山西进行反革命煽动的言行，拉开了对他揭批的序幕。
12月，张铁生被押到沈阳市郊陈相屯，单独关在某防化部队的院子里。那个院子戒备森严，气氛紧张，警卫战士一个小时换一次岗，张铁生每天24小时都在监视之下。
对张铁生的批斗会也随之展开，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一站竟然是他的母校——铁岭农学院。在批斗会上，张铁生知道自己被定性为“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从母校批斗会押走时，只有董礼平一人默默相送。
12月14日，在锦州开完批判会后，晚上8点多钟，张铁生被关进沈阳看守所。随着张铁生被关押，辽宁知青的典型柴春泽、吴献忠、刘继业等相继被关押进看守所。
恢复高考
1977年7月21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上任后的第二天，邓小平主动向中央提出由他来分管科技、教育这两项已经停滞多年的工作，得到了中央的认可。
8月4日，恢复工作仅仅10天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自召集并主持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9月19日，会议开到第36天，邓小平亲自找教育部负责人进行了一次谈话，他指出：教育部不要成为教育改革的阻力，1977恢复高考的决定不能变。
9月30日，教育部重新修订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终于呈报到国务院。在审批中，邓小平对政治审查条件重新进行了改写。他指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同月，中共中央37号文件将王、张、江、姚专案组编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下发全国。其中公布有“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材料”，包括“白卷”影印件，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张铁生的审查情况报告。
报告称：审查证明，张铁生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和亲信毛远新等人一手炮制的假典型，真右派，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反革命打手。报告在列举他“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事实后得出结论：“大量的确凿的事实证明，张铁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报告最后举出张铁生生父的历史问题，以证明他堕落成现行反革命，是有深刻阶级根源的。
10月21日，新华社正式对外公布：中国政府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牢狱之灾
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判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张铁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拒绝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
他在辩论发言时称，自己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小将”，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该宽容和谅解的“错误”。
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张铁生不服判决，以没有反革命目的、构不成反革命犯罪为理由，上诉辽宁省高级法院，被驳回，维持原判。
张铁生是所有知青中被判刑最重的一个。他的一位老朋友说：“张铁生是不是被‘四人帮’利用，这个问题涉及到政治定性问题，这是铁生的问题最根本的地方。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很多问题也解决了。”
6月，张铁生由锦州看守所转朝阳石棉矿，井下采矿半年。1984年元旦开始，他由兽医改为医生。从卫生员到医生，从病房到门诊，自学苦修，终有所成。
张铁生入狱后，小侯家悔婚，小侯坚决不同意，甚至从家里搬了出来。可是，她不知道张铁生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会怎样，来找她外调的人接连不断，赤脚医生也不让她干了，走到哪里背后都有人指指点点。张铁生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她：不要等了，我是没有指望的人。小侯26岁时嫁给了县城里的一位工人。
1989年，张铁生被转到辽宁凌源监狱。在监狱卫生所，他担任过医生兼护士，负责全监狱犯人的医护工作，从未出过差错。
1990年春，张铁生通过省级乡村医师考试。当年2月，有关部门允许张铁生家人探监，在经历了近十年牢狱生活后，他终于与家人第一次狱中见面。兄弟姐妹的到来温暖了张铁生的心，晚辈们邮寄给他的书信、照片和录音，让他享受到人伦之福。但张铁生此时也得知，亲生父亲怀着对他的思念和遗憾去世了，而养父脑溢血瘫痪也一年多了。
亲人们在张铁生遭难的时候并未抛弃他，给予他所有可能的关爱。到1990年10月，张铁生的亲人总计12次九十多人前往监狱探视他。11月4日，同胞兄弟姐妹买了蛋糕，专程赶到监狱，给张铁生过40岁生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过生日。
出狱
1991年10月16日清晨，张铁生服满刑期，当走出监狱大门、回望身后的高墙时，他很想拍张照片以作留念，但因提前出狱，家人未到，只能作罢。他找了一家招待所住下等待家人，苦等15年的董礼平把他接回了家。
11月4 日，董礼平张罗着为张铁生举办了一个小型生日晚会，与张铁生要好的几个同学也都来参加了。12 月22 日，张铁生亲弟弟刘铁山张罗着，为张铁生、董礼平在兴城县天鹅饭店举行了婚礼。婚礼只有双方家人、亲戚和几位同学参加。凌源劳改二支队的政委、大队长等人特意从凌源赶到兴城，参加了张铁生的婚礼。
董礼平在2003年接受《华商晨报》采访时表示，“铁生未娶，而我未嫁，当然最重要的是，同学这么多年，真是挺了解的。那时，铁生也很让人同情的，没有母亲，后来也没有了父亲。”
一个月后，张铁生前未婚妻小侯托人给张铁生送来一束花，写了一封信。张铁生一个人握着那封信跑到海边，足足站了一个小时。
结完婚之后，张铁生还没有从牢狱里的生活习惯转变过来，他整天窝在家里，不愿意出去见人。很多人听说张铁生出来了，都大老远来看望他，特别是当年插队的枣山大队的乡亲们。人们的热情暖化了张铁生心里对社会的戒备感，他开始带着董礼平回到枣山大队探望乡亲们。
生活逐渐回复正常，他开始想工作的事。1992 年初，张铁生找到一位在市政府部门供职的远房亲戚，询问给他安排工作的事。那位远亲无奈地让他自谋生路。张铁生想凭借自己在监狱里帮人看病的经验，在兴城县办一个私人诊所，但因他没有专业技术职称，办不了工商营业执照，只能作罢。
张铁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有一次，刘继业请张铁生夫妇俩及其他几位战友一起吃饭。刘凑了500块钱打算接济张铁生，“略补无米之炊”，张挥手强调说：“我没那么困难！”在座的老朋友们都知道他处于困难期。张铁生接过500块钱，直接扔进了靠墙立的壁橱后缝隙，任凭刘继业怎么掏也没能掏出来。在张铁生这个“挺刚”的东北男人心里，有家人和老战友的支持，已经无限温暖了。
知青命运
那些与张铁生同时期的辽宁五大知青典型：柴春泽、吴献忠、刘继业、王冬梅也开始了不同的人生。
1979年12月13日，经历了18个月铁窗生涯后，柴春泽被宣布无罪释放。出狱后，柴春泽很自卑，神经受到刺激，有些不正常。后来，柴春泽和知青战友刘立新在一个极其简陋的“防震棚”里举行了婚礼，爱情让他获得新生。
1985年，中共赤峰市委常委会批准，柴春泽留在赤峰广播电视大学工作。在他心中，还有浓浓的知青情结，他先后主编、参编了《中国知青人生感悟录》、《中国知青口述史》、《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大型画册》等书。2004年，柴春泽个人出资创办了多个知青网站。2005年2月，他接受了“鲁豫有约”栏目的专访，回忆知青岁月。
现在，柴春泽已经退休，他经常到各地去参加各种由知青举办的联谊会，他们一起缅怀过去，展望未来。
柴春泽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我们的命运和共和国紧紧连在一起。我们的成绩和共和国连在一起，我们跌的跤、我们犯的错误也是在共和国这片土地上，我相信在新时期，我们能够迈向新的生活，还会有新的人生分号。”
1980年7月，吴献忠被释放，按照她的意愿，有关部门分配她到锦州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1982年，吴献忠结婚，后来有了小孩。90年代初期，吴献忠与丈夫感情破裂而离婚，调到辽宁省抚顺市百万鸡场工作。1998年9月，吴献忠创办了辽宁知青食品公司，刘继业是股东。吴献忠的梦想是，未来有一天能够盖一座漂亮的知青大厦，就像现在的农垦大厦、工会大厦一样。
1979年，刘继业被关押两年之后释放，被分配到沈阳建工局下属的沈阳安装工业集团。他妻子沈庆林是一个特别要强的女人，1991年，42岁时，她在毫无英语基础的情况下，自己努力，通过了托福考试，到美国去学习工商管理。1992年，刘继业夫妇把大儿子送到美国读高中和大学。刘继业和二儿子留在了中国，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死心塌地的“爱国主义者”，这可能是他不随夫人去美国的原因。后来，刘继业在总经济师的位置上退休。
知青王冬梅后来考取了大学，毕业后到《辽宁日报》下属的《半岛晨报》做记者，有时也写书。现在她已经退休，在全国各地走走看看，写写自己感兴趣的事。
现在各地知青们都积极举办各种论坛会议，集体怀念过去的岁月，挖掘知青精神，辽宁知青于立波就是其中比较知名的一个。据于立波介绍，对于过去，知青们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几派，有悔派、无悔派、反思派。
作为知青典型，张铁生和他的朋友们是如何看待过去的呢？在得闲时，张铁生会和朋友们偶尔相聚小酌，他们更多谈到的是创业、养家、子女教育等话题，到现在，他们的谈话内容有50%与孩子有关。在张铁生朋友的记忆中，张铁生从未抱怨过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从来没有怨天尤人，更是几乎不谈过去的那些岁月。
张铁生的一位老朋友引用黑格尔的话说：“存在即是合理。”“那个时代毕竟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不能回头歌颂那个时代。”“清风一缕、白云一片，都过去了。”张铁生也是这种心态。对这些花甲老人来说，他们只是想安安分分的过完下半辈子。
本文部分细节参考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南海风云人物沉浮录》（顾保孜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青史：大潮》（刘小萌著）
上世纪70年代，在官方宣传中，张铁生被捧为“白卷英雄”，成为红极一时的知青典型，成为政治人物的座上宾。后被打为“四人帮”帮凶，成为公众嘲讽的对象。
在熟悉他的朋友的眼中，张铁生是一个原则性强、有情有义、吃苦耐劳的人，但在政治上不够成熟，不懂得转弯。
他的性格很容易在人群中树立起威信。朋友们因为信服他的人品，愿意与他携手创业。他和6位合伙人共同创办的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即将在资本市场公开上市发行股票。作为第六大股东，张铁生持有禾丰牧业3224万股，持股比例为6.8%。参考合丰牧业每股收益和主板市盈率，张铁生或将成为身价过3亿元的亿万富翁。
从1973到2012，张铁生从默默无闻到一步登天，再跌落谷底，他并未放弃，在全新的时代面前，他成为赢家。张铁生的40年折射出的，正是中国时代进程的剪影。
无处安放的青春
张铁生本姓刘，1950年出生在辽宁锦州市兴城县。上初中时，张铁生是劳动积极分子，学校每次组织学生下乡劳动，他都干得很踏实认真，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他还乐于助人，学校里评助学金，同学们照顾他，但他坚决不要，硬让给其他同学。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高考制度被废除，1966至1968年的三届初、高中学生升学路被阻断。1968年10月，初中毕业前夕，张铁生把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革命的大字报贴到学校礼堂，不久，他被分配到兴城县望海公社厂子沟大队插队落户。
1969年秋天，母亲响应国家号召城镇人口下乡的运动，从城里回到老家——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张铁生跟随她到这里继续插队。半年后，被当地农民推选为大队仓库保管员。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由张春桥、姚文元参与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文化课考试，提出“十六字”招生办法和“两个估计”，全国高校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
同一年，张铁生因为工作勤奋，获当地农民认可，被推选为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并加入共青团。他也收获了与同村姑娘小侯的爱情。
在队长任上，张铁生坚持原则、反对干部特殊化的个性凸显出来。有一次，枣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岳阳波的孩子，把生产队一只胶轮车的内胎割成弹弓皮，拿去玩耍，张铁生坚持要岳阳波按价赔偿。
当时在生产队里，有些干部白天出去开会，早晨不出工，但是仍然算工分，张铁生坚持按缺早工扣这些干部的工分。张铁生自己则是玩命地干农活，因为获得当地百姓的拥护，他的威信逐渐确立起来。成为生产队里出勤率最高的人，1972年，他出勤340多天。
大学梦
1973年3月10日，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国务院批准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
江青等人对《意见》有很大意见，毛远新从辽宁赴京，与江青等人进行密谋。他们称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
1973年6月，枣山大队推荐张铁生参加高考，他在公社招生组“考生登记表”的“本人志愿”一栏里填写了兽医和农田水利两个专业。
他没有时间复习功课，作为生产队长，他要带领社员锄草抗旱。本来县里通知说，考试前会组织考生统一复习3周，张铁生读中学时是个好学生，他认为有这3周时间足够了。不料县里取消了复习计划，而张铁生并不知道。
6月27日，接到通知的张铁生赶到了县城，他是最后一个到达的考生。带队的人焦急地对他说，快回家取书 ，明天开卷考语文，后天考数理化，大后天就回家听信。张铁生一下子慌了，赶忙跑到商店买了一支小钢笔，同学们给他送去了一大堆初中教科书。张铁生抓紧时间翻了翻数学教材。
第二天，张铁生匆忙上阵考试。第一科考语文，作文题目是《谈学习〈为人民服务〉一文的体会》，他写得非常流畅，可惜没来得及把作文抄写到考卷上，这让他很懊恼。
第三天上午考数学，试题大部分是一些基础知识和常识问题，考生可以翻书，监考教师对考生会作适当的启发。
中午，张铁生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他越想越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与大学擦肩而过，便掏出纸笔，起草了一封给领导的信，解释自己没有能好好复习功课的原因，希望领导酌情考虑。之后，在极度疲劳和紧张中，张铁生在长椅上睡着了。
等他醒来赶到考场，已经开考20分钟了，考场闭门不让进入。情急之下，张铁生跳窗进入教室。考场是他的母校，监考老师认识他，没说什么，还给他发了考卷。
张铁生拿到理化考卷，只会做前面几道小题，监考老师看他不答卷，对他说：“你还在傻想什么，不快答题？这样简单的题，怎么也能及格。”这时，离考试结束还有很长时间，张铁生便把中午起草的信抄写到理化考卷的背面。
当时在考场上写信的除了张铁生，还有一位女知青。第四天，张铁生得知了考试结果：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
“白卷英雄”的诞生
时任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分管文教和宣传）听说一个生产队长答不出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时，如获至宝，当晚命人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并立即组建联合调查组，到兴城调查。
联合调查组经过调查后，看中了张铁生。他们认为，女知青报考的志愿都是理工科的，说明她考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离开农村，而张铁生报考的两个志愿中，第一志愿是兽医，第二志愿是农田水利，可见他上大学不是为了离开农村，而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农村，他上大学的动机没有问题，非常纯粹。此外，张铁生的信也比那个女知青写得好。
7月15日，县招生办公室通知张铁生补考，他除回答了一般问题外，还针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大学门，向谁开》。
7月16日，调查组回到沈阳。毛远新了解情况后，亲手删去了张铁生信中要求上大学的字眼，加了编者按，指示《辽宁日报》发表。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写在试卷背后的信。
编者按中写道：“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另加编者按语：“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随后，《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1973年的文化考试很快作废，大批优秀的青年人命运由此被改变。而张铁生的“幸运”，日后也被证明是一段悲剧。
大学红人
1973年9月，根据张铁生想学兽医或水利的志愿，有关部门分配他去沈阳农学院牧医系学习，后来沈阳农学院搬迁到辽宁铁岭市农村。提前报到的同学听说和张铁生一个班，异常高兴，都希望能在车站接到他。真正接到他的是女同学董礼平，两人的夫妻缘分就此埋下。
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后，张铁生成为校园内的风云人物。入学后没几天，张铁生和同学赵文全、张占山共同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成为沈阳农学院第一个新生马列学习小组，引领学校内的马列学习风气。
1974年3月，张铁生和同学老师们一起奔赴农村，帮助农村进行“阶级斗争”。在4个月内，张铁生和同学们为生产队治疗牲畜疾病，并为农村培训了一批赤脚兽医。
1975年1月，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并受到江青接见。
当年4月，邓小平找教育部长周荣鑫谈话，支持周荣鑫着手整顿教育。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从5月起，周荣鑫多次在教育部和各高校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听取意见，了解情况。
同时，周荣鑫针对“四人帮”对教育的破坏，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知识无用论”、“知识私有论”、“在教育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理论”等，受到了教育界的欢迎。
在教育部办的《教育革命通讯》上，根据邓小平、周荣鑫的观点，连续发表了《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等文章，这些文章，直接而有力地反驳了“四人帮”在教育界散布的极左思想。教育部还派出一些干部到各大中学校宣传整顿的意义和思想，调整了部分高校的领导班子。许多高校出现了老师纷纷开课、学生认真读书的新景象。
当年8月，上级党委决定调整沈阳农学院的领导，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新班子，张铁生被选拔为这个新领导班子的副组长、党委书记。
11月29日，张铁生在《辽宁青年》发表《对教育界某刊物上奇谈怪论的批判》，主要是批判《教育革命通讯》第10期上刊登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一文。
他在文章中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趁我们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机，趁全国各条战线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 要在教育战线上打开缺口，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
这篇文章被“四人帮”称为张铁生的“新答卷”，后来又被刊登在1976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
政治暗流涌动
1976年1月，铁岭农学院组织四十多名申请当农民的应届毕业生去大寨参观，这在当时是一种政治待遇。张铁生本不想去，他的社会活动太多了，可同学们一定让他去。因为当时去大寨参观的人很多，如果张铁生去，他们这个参观团的规格就提高了，张无法拒绝同学们的请求。
从沈阳到大寨路过北京，大家很想到清华大学去看一看，铁岭农学院便与清华大学联系。清华大学听说是张铁生带队，马上表示欢迎，并且邀请张铁生给学生做报告。他们在清华大学受到热情接待，还参观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物理实验室。张铁生给清华学子做了报告。离京前，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谢静宜接见了张铁生，迟群主要讲了批邓的事。
张铁生等人离开北京到大寨参观时，接到山西省委电话，请他去太原做报告。2月10日，张铁生在太原市湖滨会堂做报告，主题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张铁生的报告在山西省引起强烈反响，成了爆炸性新闻。张铁生讲话的内容，山西省的干部从来没有听到过，特别是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激烈言论，直接牵连到中央上层的政治斗争，这让山西省委感到紧张，他们立即把张的讲话内容反馈到中央政治局。
江青得到消息后，马上打电话找毛远新，毛远新立即派秘书找张铁生，让张不要再讲话，尽快回辽宁。
6月12日，新华社发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吴献忠、张铁生、柴春泽、王冬梅、刘继业等知青写的《辽宁省吴献忠等十九名下乡知识青年给全省人民的信》。这些辽宁知青典型在信中称，某高层领导就是“拔根”复辟的总代表，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罪魁祸首。后来这封信成为吴献忠、张铁生等人被批判的证据之一。
在辽宁知青于立波主编的《共和国知青》中，吴献忠回忆：1976年，锦州召开知青代表会，本来她不想去，但后来柴春泽、张铁生都出席了，柴春泽认为：锦州开知青会，吴献忠是锦州的典型、全省的典型，她如果不参加，这个知青会到底算怎么回事？后来知青办没有办法，派车把吴献忠接到会议现场。
吴献忠回忆，当时，会议已经开了一半，市委的报告引起知青代表的不满，给市委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关系紧张了一些，但是根本不存在“夺权”的问题。有知青抢市委领导的话筒，被定性为造市委的反，夺市委的权。其实，这个知青只是想针对市委某些领导，他们的子女不下乡，存在“走后门”现象，后来媒体报道把这次会议称为“预谋夺锦州市委的权”。
9月9日，张铁生去法库县秀水河公社彭家堡大队送一个同学，这位同学也是兽医，是在彭家堡插队的刘继业向张要的应届毕业生。刘继业和张铁生相识于1974年，张对刘很是敬重。
当天中午，法库县县委来电话通知，下午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重要新闻。张铁生意识到中国发生了大事。下午4点，播音员宣读中共中央的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毛泽东逝世让张铁生对中国命运充满了担心，他拉上刘继业坐车去沈阳，向省里知青办打听情况。他们见到一位副主任，没打听到什么内部情况。张铁生说了他的担心和想法，主要是担心毛主席去世后修正主义上台，对华国锋能否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怀疑。
离开省知青办后，他们又去了团省委。团省委有两个人值班，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记录速度特别快，所以，当张铁生把他的担心和盘托出时，这位工作人员做了详细记录，记录时间是9月9日晚11时30分。这份谈话记录不久就成了给张铁生和刘继业定罪的主要证据，后来出现在一份供批判用的材料上，名曰“张铁生、刘继业的反动言论”。
张铁生的政治热情过了头，在重大政治事件发生的当口，为自己惹祸上身，这与他性格有关，也与他政治上不成熟有关。他的一位老朋友评价说，“他（张铁生）属于有屁就放的这种人，现在也这样。”
从红人到罪人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集团被粉碎。10月10日，张铁生大学毕业，回到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继续插队务农。10月17日，张铁生吃过早饭，一辆吉普车开到村里，省知青办的一位领导和组织部的一位干部从车上下来，以到锦州开会的名义，将他带走，这是他牢狱生涯的开端。
有关部门先是将张铁生安置在兴城县当地驻军军营里。到部队后，一位军代表向他传达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文件。这个消息让张铁生十分震惊，他没想到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中国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他当即说：“这是政变，右派上台了。”
军代表对张铁生的话做了记录。张铁生看着军代表把自己的话一字一句记录下来，并没有惧怕。他对自己有信心，对毛远新有信心，他不相信毛远新会反对毛主席，但他没有想到此时的毛远新已自身难保。
有关部门将张铁生安置在军营主要是希望他思想转弯子，一个多星期后，他始终转不过弯，又被带到沈阳，继续到学习班转弯子，还是转不过来。
张铁生没有意识到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化，对省知青办的一位领导说：“希望组织上尽快给我一个结论，我好早点回农村去，改变生产队的落后面貌，实现我的理想。”这位领导劝张铁生赶紧表态，赶紧转弯子，赶紧揭发批判毛远新，晚了就来不及了，但张并未领会到其中的涵义。
11月18 日，《山西日报》刊登了《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 揭露了张铁生1976年2月在山西进行反革命煽动的言行，拉开了对他揭批的序幕。
12月，张铁生被押到沈阳市郊陈相屯，单独关在某防化部队的院子里。那个院子戒备森严，气氛紧张，警卫战士一个小时换一次岗，张铁生每天24小时都在监视之下。
对张铁生的批斗会也随之展开，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一站竟然是他的母校——铁岭农学院。在批斗会上，张铁生知道自己被定性为“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从母校批斗会押走时，只有董礼平一人默默相送。
12月14日，在锦州开完批判会后，晚上8点多钟，张铁生被关进沈阳看守所。随着张铁生被关押，辽宁知青的典型柴春泽、吴献忠、刘继业等相继被关押进看守所。
恢复高考
1977年7月21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上任后的第二天，邓小平主动向中央提出由他来分管科技、教育这两项已经停滞多年的工作，得到了中央的认可。
8月4日，恢复工作仅仅10天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自召集并主持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9月19日，会议开到第36天，邓小平亲自找教育部负责人进行了一次谈话，他指出：教育部不要成为教育改革的阻力，1977恢复高考的决定不能变。
9月30日，教育部重新修订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终于呈报到国务院。在审批中，邓小平对政治审查条件重新进行了改写。他指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同月，中共中央37号文件将王、张、江、姚专案组编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下发全国。其中公布有“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材料”，包括“白卷”影印件，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张铁生的审查情况报告。
报告称：审查证明，张铁生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和亲信毛远新等人一手炮制的假典型，真右派，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反革命打手。报告在列举他“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事实后得出结论：“大量的确凿的事实证明，张铁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报告最后举出张铁生生父的历史问题，以证明他堕落成现行反革命，是有深刻阶级根源的。
10月21日，新华社正式对外公布：中国政府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牢狱之灾
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判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张铁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拒绝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
他在辩论发言时称，自己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小将”，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该宽容和谅解的“错误”。
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张铁生不服判决，以没有反革命目的、构不成反革命犯罪为理由，上诉辽宁省高级法院，被驳回，维持原判。
张铁生是所有知青中被判刑最重的一个。他的一位老朋友说：“张铁生是不是被‘四人帮’利用，这个问题涉及到政治定性问题，这是铁生的问题最根本的地方。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很多问题也解决了。”
6月，张铁生由锦州看守所转朝阳石棉矿，井下采矿半年。1984年元旦开始，他由兽医改为医生。从卫生员到医生，从病房到门诊，自学苦修，终有所成。
张铁生入狱后，小侯家悔婚，小侯坚决不同意，甚至从家里搬了出来。可是，她不知道张铁生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会怎样，来找她外调的人接连不断，赤脚医生也不让她干了，走到哪里背后都有人指指点点。张铁生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她：不要等了，我是没有指望的人。小侯26岁时嫁给了县城里的一位工人。
1989年，张铁生被转到辽宁凌源监狱。在监狱卫生所，他担任过医生兼护士，负责全监狱犯人的医护工作，从未出过差错。
1990年春，张铁生通过省级乡村医师考试。当年2月，有关部门允许张铁生家人探监，在经历了近十年牢狱生活后，他终于与家人第一次狱中见面。兄弟姐妹的到来温暖了张铁生的心，晚辈们邮寄给他的书信、照片和录音，让他享受到人伦之福。但张铁生此时也得知，亲生父亲怀着对他的思念和遗憾去世了，而养父脑溢血瘫痪也一年多了。
亲人们在张铁生遭难的时候并未抛弃他，给予他所有可能的关爱。到1990年10月，张铁生的亲人总计12次九十多人前往监狱探视他。11月4日，同胞兄弟姐妹买了蛋糕，专程赶到监狱，给张铁生过40岁生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过生日。
出狱
1991年10月16日清晨，张铁生服满刑期，当走出监狱大门、回望身后的高墙时，他很想拍张照片以作留念，但因提前出狱，家人未到，只能作罢。他找了一家招待所住下等待家人，苦等15年的董礼平把他接回了家。
11月4 日，董礼平张罗着为张铁生举办了一个小型生日晚会，与张铁生要好的几个同学也都来参加了。12 月22 日，张铁生亲弟弟刘铁山张罗着，为张铁生、董礼平在兴城县天鹅饭店举行了婚礼。婚礼只有双方家人、亲戚和几位同学参加。凌源劳改二支队的政委、大队长等人特意从凌源赶到兴城，参加了张铁生的婚礼。
董礼平在2003年接受《华商晨报》采访时表示，“铁生未娶，而我未嫁，当然最重要的是，同学这么多年，真是挺了解的。那时，铁生也很让人同情的，没有母亲，后来也没有了父亲。”
一个月后，张铁生前未婚妻小侯托人给张铁生送来一束花，写了一封信。张铁生一个人握着那封信跑到海边，足足站了一个小时。
结完婚之后，张铁生还没有从牢狱里的生活习惯转变过来，他整天窝在家里，不愿意出去见人。很多人听说张铁生出来了，都大老远来看望他，特别是当年插队的枣山大队的乡亲们。人们的热情暖化了张铁生心里对社会的戒备感，他开始带着董礼平回到枣山大队探望乡亲们。
生活逐渐回复正常，他开始想工作的事。1992 年初，张铁生找到一位在市政府部门供职的远房亲戚，询问给他安排工作的事。那位远亲无奈地让他自谋生路。张铁生想凭借自己在监狱里帮人看病的经验，在兴城县办一个私人诊所，但因他没有专业技术职称，办不了工商营业执照，只能作罢。
张铁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有一次，刘继业请张铁生夫妇俩及其他几位战友一起吃饭。刘凑了500块钱打算接济张铁生，“略补无米之炊”，张挥手强调说：“我没那么困难！”在座的老朋友们都知道他处于困难期。张铁生接过500块钱，直接扔进了靠墙立的壁橱后缝隙，任凭刘继业怎么掏也没能掏出来。在张铁生这个“挺刚”的东北男人心里，有家人和老战友的支持，已经无限温暖了。
知青命运
那些与张铁生同时期的辽宁五大知青典型：柴春泽、吴献忠、刘继业、王冬梅也开始了不同的人生。
1979年12月13日，经历了18个月铁窗生涯后，柴春泽被宣布无罪释放。出狱后，柴春泽很自卑，神经受到刺激，有些不正常。后来，柴春泽和知青战友刘立新在一个极其简陋的“防震棚”里举行了婚礼，爱情让他获得新生。
1985年，中共赤峰市委常委会批准，柴春泽留在赤峰广播电视大学工作。在他心中，还有浓浓的知青情结，他先后主编、参编了《中国知青人生感悟录》、《中国知青口述史》、《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大型画册》等书。2004年，柴春泽个人出资创办了多个知青网站。2005年2月，他接受了“鲁豫有约”栏目的专访，回忆知青岁月。
现在，柴春泽已经退休，他经常到各地去参加各种由知青举办的联谊会，他们一起缅怀过去，展望未来。
柴春泽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我们的命运和共和国紧紧连在一起。我们的成绩和共和国连在一起，我们跌的跤、我们犯的错误也是在共和国这片土地上，我相信在新时期，我们能够迈向新的生活，还会有新的人生分号。”
1980年7月，吴献忠被释放，按照她的意愿，有关部门分配她到锦州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1982年，吴献忠结婚，后来有了小孩。90年代初期，吴献忠与丈夫感情破裂而离婚，调到辽宁省抚顺市百万鸡场工作。1998年9月，吴献忠创办了辽宁知青食品公司，刘继业是股东。吴献忠的梦想是，未来有一天能够盖一座漂亮的知青大厦，就像现在的农垦大厦、工会大厦一样。
1979年，刘继业被关押两年之后释放，被分配到沈阳建工局下属的沈阳安装工业集团。他妻子沈庆林是一个特别要强的女人，1991年，42岁时，她在毫无英语基础的情况下，自己努力，通过了托福考试，到美国去学习工商管理。1992年，刘继业夫妇把大儿子送到美国读高中和大学。刘继业和二儿子留在了中国，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死心塌地的“爱国主义者”，这可能是他不随夫人去美国的原因。后来，刘继业在总经济师的位置上退休。
知青王冬梅后来考取了大学，毕业后到《辽宁日报》下属的《半岛晨报》做记者，有时也写书。现在她已经退休，在全国各地走走看看，写写自己感兴趣的事。
现在各地知青们都积极举办各种论坛会议，集体怀念过去的岁月，挖掘知青精神，辽宁知青于立波就是其中比较知名的一个。据于立波介绍，对于过去，知青们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几派，有悔派、无悔派、反思派。
作为知青典型，张铁生和他的朋友们是如何看待过去的呢？在得闲时，张铁生会和朋友们偶尔相聚小酌，他们更多谈到的是创业、养家、子女教育等话题，到现在，他们的谈话内容有50%与孩子有关。在张铁生朋友的记忆中，张铁生从未抱怨过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从来没有怨天尤人，更是几乎不谈过去的那些岁月。
张铁生的一位老朋友引用黑格尔的话说：“存在即是合理。”“那个时代毕竟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不能回头歌颂那个时代。”“清风一缕、白云一片，都过去了。”张铁生也是这种心态。对这些花甲老人来说，他们只是想安安分分的过完下半辈子。
本文部分细节参考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南海风云人物沉浮录》（顾保孜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青史：大潮》（刘小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