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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赞铁路的建设者
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非洲时，专程祭扫了援坦中国专家公墓，指出坦赞铁路是中坦友谊的重要象征和中坦合作的重要成果。
83岁的王英本坐在电视机前看到了这一幕，他的眼角湿润了。作为第一批援坦的中方铁路专家技术组长，他离开那片赤土近40年了。
王英本前往坦桑尼亚时处境并不好。“文革”末期，他担任北京铁路局丰台站站长兼党委书记，作为一名参加过四保临江的“老革命”，他被造反派所困，不得不“靠边站”。他自感无用武之地，主动请缨前往最艰苦的地方工作。
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坦桑尼亚的艰苦条件还是让他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援助者吃尽苦头。旱季的时候，天气酷热、头顶烈日，地上热气腾腾，人两脚被烫得站不住；雨季时候靴子里灌满雨水，脚被泡肿了。特殊地形、疾病流行、蚁虫成阵、蚊蝇成群、野生动物袭击，此前就有五十多名铁路专家和技术人员为修建坦赞铁路牺牲了生命。
作为铁路方面的负责人之一，王英本还要反复对中方专家强调恪守外事纪律，即使是休息时间也不许单人离开生活区，铁道部规定为了不给坦方增加负担，一千多名专家的吃、穿、用全部从国内运来。
严格的管理换来的是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人的尊重，中国人外出办事总是受到额外的关照。有一次王英本去库拉西尼车站的途中，车陷到泥潭里，一群素不相识的非洲孩子从邻近的村子里跑出来，自发跳到泥坑里帮着推车。这么多年过去了，王英本似乎还能听到那些孩子用斯瓦西里语说的“中国人，好”的稚声童语。
全长1860.5公里的坦赞铁路于1976年完成了全线工程收尾和设备安装配套等工作，王英本又继续留在坦桑尼亚，参与这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大干线的第一期运营管理工作，任专家组组长兼党委书记，1979年回国。
对万里部长直言不讳
1949年1月，解放天津的硝烟刚刚散去。19岁的王英本得知“马上要进北京城了”，他和战友们兴冲冲地跑到照相馆照下戎装相。谁知不久，他们就得到动员令脱下军装，转入国家铁路建设。再舍不得也没办法。1949年年底，他被分配到天津铁路局天津车站工作，后来被选为连他自己才八个半（有一名候补党员）党员的党支部书记。
铁道部64年的发展史上，先后有15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吕正操、万里……王英本感到这些高级领导工作十分深入、平易近人。万里在“文革”中担任铁道部部长，可谓临危受命。一次工作汇报，王英本说：“部长，您不知道，您面前这一杯茶水，在我们车上卖多少钱，我们也做不了主。”万里大吃一惊。等部长走了，同事们面面相觑，有个人忍不住对王英本嘀咕道：“对部长这么说话，你可真够直的。”
还有一次万里到王英本负责的丰台火车站视察。了解完车站的情况，他对王英本说：“走，去看看机车。”火车机车归机务段管理，离车站站台有一段路，万里步履匆匆，王英本也忙跟上去介绍情况。王英本从基层干起，对机务段的大小事情如数家珍，万里听得兴致勃勃，问得很细致，还登上一个火车头仔仔细细地查看。
不要钱 不要权
1991年，王英本从北京市铁路局副局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他本想好好休息一下，谁知找他“出山”的人一拨又一拨。王英本暗自定下两条规矩：“不要钱，不要权，凡是能赚钱的，能当官的活，我都不干。”最后，他组建了北京华北地方铁路协会，并被推选为常务副会长，同时还担任中国铁路老战士协会花卉协会副会长。
华北地区地方铁路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为了配合物资外运，北京市、天津市、河北、山西、内蒙古修建合资铁路4条和地方铁路18条。这些铁路有的归地方政府管理，有的归合资政府管理，运力调配等环节还需要铁道部调配。北京华北地方铁路协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王英本为此忙碌20年，支农物资运送、积压食盐调配、地方新建铁路检查，他过得很充实。
在花卉协会担任职务，则是因为在国外工作对他的触动。当年他常看到在外国友人家中插满了鲜花，而国人连一件颜色鲜艳的衣服都没有。如今，养花怡情养性已成为国人共识，铁道系统退休老同志爱花养花的越来越多，王英本觉得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
这两个协会都不收会费，王英本这种甩开膀子“白干”的劲头，让有些人不理解，他却为自己的远见得意。他说，当年我只学过《资本论》，却没有见过“资本”。随着经济迅猛发展，人们才恍然大悟——“资本”的诱惑原来这样大。可是怎么运用资本，怎么守住底线，这是一门学问。王英本说，铁路管理本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听说2004年兰州铁路局友人挪用几十亿公款炒股已是惊天大案。刘志军的案子出来后，很多老同志都想不通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空子”。随后了解详情，才知道政企不分让这些蛀虫拥有了难以想象的寻租空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说， 有50%的利润，他（资本家）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王英本说，“言犹在耳，对我做事做人都是一个警醒。”
一生最爱《矛盾论》
除了协会工作，王英本还义务为小朋友“上课”，组织离退休的老伙伴们参加各种文体活动，身兼数职却精力充沛。在国庆60周年之际，他当选为全国先进离休干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同志的接见。
王英本年轻时身体并不好，“文革”中也饱受摧残。可无论批斗如何残酷，他每天晚上都是心平气和地入睡。因为他总想着毛泽东的《矛盾论》中说：“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向它的相反方向转化。”我对朋友说：“他们斗我斗得越厉害，离时局转化的日子就不会远了。”情况也的确如此，可见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垮掉，如果一个苹果内核烂了，果肉是不可能健康的。
王英本说，我这一生都是边劳动边学习。我学的最有用的两本书一本是《矛盾论》，一本是只读了一部分的《资本论》。后来，我一直从事铁路的运营管理工作，《资本论》对我帮助特别大。而毛泽东的《矛盾论》则让我顺利迈过人生的各个关口。
人生就是一个产生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无论道路多么曲折，人生多么坎坷，时间有多么长，一个人的价值和本质最终会水落石出。王英本颇有心得。
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非洲时，专程祭扫了援坦中国专家公墓，指出坦赞铁路是中坦友谊的重要象征和中坦合作的重要成果。
83岁的王英本坐在电视机前看到了这一幕，他的眼角湿润了。作为第一批援坦的中方铁路专家技术组长，他离开那片赤土近40年了。
王英本前往坦桑尼亚时处境并不好。“文革”末期，他担任北京铁路局丰台站站长兼党委书记，作为一名参加过四保临江的“老革命”，他被造反派所困，不得不“靠边站”。他自感无用武之地，主动请缨前往最艰苦的地方工作。
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坦桑尼亚的艰苦条件还是让他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援助者吃尽苦头。旱季的时候，天气酷热、头顶烈日，地上热气腾腾，人两脚被烫得站不住；雨季时候靴子里灌满雨水，脚被泡肿了。特殊地形、疾病流行、蚁虫成阵、蚊蝇成群、野生动物袭击，此前就有五十多名铁路专家和技术人员为修建坦赞铁路牺牲了生命。
作为铁路方面的负责人之一，王英本还要反复对中方专家强调恪守外事纪律，即使是休息时间也不许单人离开生活区，铁道部规定为了不给坦方增加负担，一千多名专家的吃、穿、用全部从国内运来。
严格的管理换来的是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人的尊重，中国人外出办事总是受到额外的关照。有一次王英本去库拉西尼车站的途中，车陷到泥潭里，一群素不相识的非洲孩子从邻近的村子里跑出来，自发跳到泥坑里帮着推车。这么多年过去了，王英本似乎还能听到那些孩子用斯瓦西里语说的“中国人，好”的稚声童语。
全长1860.5公里的坦赞铁路于1976年完成了全线工程收尾和设备安装配套等工作，王英本又继续留在坦桑尼亚，参与这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大干线的第一期运营管理工作，任专家组组长兼党委书记，1979年回国。
对万里部长直言不讳
1949年1月，解放天津的硝烟刚刚散去。19岁的王英本得知“马上要进北京城了”，他和战友们兴冲冲地跑到照相馆照下戎装相。谁知不久，他们就得到动员令脱下军装，转入国家铁路建设。再舍不得也没办法。1949年年底，他被分配到天津铁路局天津车站工作，后来被选为连他自己才八个半（有一名候补党员）党员的党支部书记。
铁道部64年的发展史上，先后有15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吕正操、万里……王英本感到这些高级领导工作十分深入、平易近人。万里在“文革”中担任铁道部部长，可谓临危受命。一次工作汇报，王英本说：“部长，您不知道，您面前这一杯茶水，在我们车上卖多少钱，我们也做不了主。”万里大吃一惊。等部长走了，同事们面面相觑，有个人忍不住对王英本嘀咕道：“对部长这么说话，你可真够直的。”
还有一次万里到王英本负责的丰台火车站视察。了解完车站的情况，他对王英本说：“走，去看看机车。”火车机车归机务段管理，离车站站台有一段路，万里步履匆匆，王英本也忙跟上去介绍情况。王英本从基层干起，对机务段的大小事情如数家珍，万里听得兴致勃勃，问得很细致，还登上一个火车头仔仔细细地查看。
不要钱 不要权
1991年，王英本从北京市铁路局副局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他本想好好休息一下，谁知找他“出山”的人一拨又一拨。王英本暗自定下两条规矩：“不要钱，不要权，凡是能赚钱的，能当官的活，我都不干。”最后，他组建了北京华北地方铁路协会，并被推选为常务副会长，同时还担任中国铁路老战士协会花卉协会副会长。
华北地区地方铁路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为了配合物资外运，北京市、天津市、河北、山西、内蒙古修建合资铁路4条和地方铁路18条。这些铁路有的归地方政府管理，有的归合资政府管理，运力调配等环节还需要铁道部调配。北京华北地方铁路协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王英本为此忙碌20年，支农物资运送、积压食盐调配、地方新建铁路检查，他过得很充实。
在花卉协会担任职务，则是因为在国外工作对他的触动。当年他常看到在外国友人家中插满了鲜花，而国人连一件颜色鲜艳的衣服都没有。如今，养花怡情养性已成为国人共识，铁道系统退休老同志爱花养花的越来越多，王英本觉得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
这两个协会都不收会费，王英本这种甩开膀子“白干”的劲头，让有些人不理解，他却为自己的远见得意。他说，当年我只学过《资本论》，却没有见过“资本”。随着经济迅猛发展，人们才恍然大悟——“资本”的诱惑原来这样大。可是怎么运用资本，怎么守住底线，这是一门学问。王英本说，铁路管理本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听说2004年兰州铁路局友人挪用几十亿公款炒股已是惊天大案。刘志军的案子出来后，很多老同志都想不通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空子”。随后了解详情，才知道政企不分让这些蛀虫拥有了难以想象的寻租空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说， 有50%的利润，他（资本家）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王英本说，“言犹在耳，对我做事做人都是一个警醒。”
一生最爱《矛盾论》
除了协会工作，王英本还义务为小朋友“上课”，组织离退休的老伙伴们参加各种文体活动，身兼数职却精力充沛。在国庆60周年之际，他当选为全国先进离休干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同志的接见。
王英本年轻时身体并不好，“文革”中也饱受摧残。可无论批斗如何残酷，他每天晚上都是心平气和地入睡。因为他总想着毛泽东的《矛盾论》中说：“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向它的相反方向转化。”我对朋友说：“他们斗我斗得越厉害，离时局转化的日子就不会远了。”情况也的确如此，可见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垮掉，如果一个苹果内核烂了，果肉是不可能健康的。
王英本说，我这一生都是边劳动边学习。我学的最有用的两本书一本是《矛盾论》，一本是只读了一部分的《资本论》。后来，我一直从事铁路的运营管理工作，《资本论》对我帮助特别大。而毛泽东的《矛盾论》则让我顺利迈过人生的各个关口。
人生就是一个产生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无论道路多么曲折，人生多么坎坷，时间有多么长，一个人的价值和本质最终会水落石出。王英本颇有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