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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曾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一个代表作就是“海归”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实验”。虽然持续不断的外战和内战使得一代知识精英的乡建努力终被蹉跎，但是先辈们的理想并没有被后来人遗忘。
初立志愿
1928年，38岁的晏阳初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和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载誉归国。在那个年代，以他这样的背景，谋得一份体面的美差混上个高官显贵并非难事，但他的头衔却是：平教总会总干事——一个靠募捐化缘的公益性的清贫组织。
不做官，也不发财，把自己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这是晏阳初“一战”时在欧洲战场立下的志愿。
“一战”期间，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去欧洲从事战场支援。1918年晏阳初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即赴法国，任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为欧洲战场的华工提供志愿服务。
晏阳初很多时间都在为这些不识字的华工们代写家信。后来他想，与其帮他们写，不如教他们识字以后自己写。他自己编了一本“千字课”，都是从华工们最常用的字词中选出。当时的情景，在晏阳初晚年回忆中记录：“表面上看，我在教他们；实际上，他们指点了我一生的方向。”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晏阳初像一个布道者，他到处演讲宣传，动员人们同他一起去服务中国的农民，振兴中国的农村，建设一个新中国。他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者。
陈筑山，曾在16岁考中秀才，后前往日本、美国留学11年，辛亥革命后成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当他听说晏阳初创办的平民学校可以用96小时读完《千字课》四册，大为惊喜。于是，他辞去了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一职，成为平教总会的平民文学部主任。
在平教总会，这样的洋博士们不胜枚举，他们原本都有体面的职位和丰厚的收入，但他们却甘心情愿放弃这一切，跟着晏阳初奔赴距北京两百多公里的河北定县，住进农民土屋。
选址定县
选择定县作为平教总会的实验基地，晏阳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晏阳初的考量中，教农民写字，只是他振兴中国农村计划的第一步。他想的是要建设一个“全国模范”样板。这样如果只在几个村里搞，影响太小，选择一个县的境域是个合适的目标。“集中人力物力于这一县境，工作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应可将这一县建设成为20世纪中国所需要的典型。”
这时，他和同事们了解到定县有一位乡绅米迪刚，已经在定县的翟城村做了不少开化民智的事，比如办新学、创办自治公所、讲演社、图书馆等，后来因内战而毁于一旦。晏阳初想，定县离北平不远，又处于华北一带的中心，交通便利，改良的结果容易传布。这里又有米迪刚翟城“模范村”的基础，确实是个理想的地点。他与米迪刚见面，一拍即合。1929年，平教总会全部迁移到定县。
从北京去定县，当年要乘火车，走六个多小时。但是正如晏阳初所指出的，这数百里的距离“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有史以来，这是中国读书人第一次大规模地实践“回到农村”、“回到民间”的口号，晏阳初要求同事们要和农民同起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一个“小北京”。
1929年7月，晏阳初把自己的全家都搬到了定县，同事们也纷纷把家眷迁了过来。实际的问题马上出现了。原本他们在北京都有优裕的生活，到了这里不光薪金少了一半，孩子上学都成问题，甚至连澡也洗不上。就算是博士们本人甘愿付出牺牲，他们的夫人却未必想得通。陆续地有人离开了定县，但是，又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据统计，在1935年的时候，平教总会在定县的工作人员达到最高峰的500多人，除了洋博士，也有国内的大、中学毕业生，以及各路热血青年。
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只是参与“定县实验”的第一步。怎样和农民打交道，才是博士们的真正难题。晏阳初的突破路径是借助乡村的长老。通过米迪刚，他们先说服村里的长老同意接待他们。然后他们去拜见长老。他先提出一个问题：村里有多少人识字？通常得到的回答是，一两个。为什么这么少？长老回答，我们没时间读书，我们太穷了。
这时晏阳初说，如果一天只花一小时来读书，你们也会不愿意吗？你知道花多少钱？一本书只要三分钱，所有四本教材只要一角二分钱，想想看，花一角二分钱就能学会阅读中文书。
下面的事，就是农民自己的事了。长老们敲起锣召集全村的人开会，由晏阳初们向大家解释平民学校的事情。解释完毕，他问村民们，谁想上我们的学校？几乎所有的人都举了手。
就这样，平民学校在定县遍地开花，全县472个村子办起470所平民学校，“平民千字课”发行了300万册。
四大教育
开办平民学校，教农民识字，只是“定县实验”的第一步。晏阳初发现，如果农民的经济状况不能得到改善，生计问题不能解决，他们就会慢慢失去读书识字的兴趣。晏阳初认识到，对乡村的改造是一个整体工程，他提出要有“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
冯锐主持的生计教育，一方面推广农业新技术，引进良种。比如从燕京大学引进纯种旁支猪与本地猪杂交，著名的美国来杭鸡也是那时引进的。另一方面，平教总会与高等学校开展合作。第一个合作单位是清华学校的农科，清华派当时的教务长梅贻琦亲到定县来考察，决定承担起园艺和病虫害两项任务，清华在定县的翟城村建立起了试验场。
在卫生教育上，平教总会为乡村建立起一套简单又经济实用的乡村保健制度。他们训练出一批乡村保健员，平日以预防为主，打防疫针，也可以为村民治疗轻微的疾病；又设立区卫生所、县保健院，逐步升级收治病情较重的病患农民。
而关于文艺教育，则是在识字教育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特别是一批新创作的话剧颇受欢迎。最让晏阳初得意的，是农民们后来居然自动出钱在村中建起了戏场——它不同于原来的传统戏台，原来的戏台农民们只能站在台下观看，而这个剧场，是圆形的，可以容纳几面坐着的观众。晏阳初参加了剧场的开幕礼，盛赞它“意义价值重大，实远过万里长城”。
然而在四大教育中最意义深远的，还属“公民教育”。这里已经触及到政治制度的改革。
当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以后，晏阳初们发现，他们的辛苦收入，会遭遇残酷的高利贷盘剥。于是，平教总会帮助他们组织起农民经营信用社，洽商银行以低息给农民贷款，收获季节时，组织起运销合作社，直接将粮食运往碾米厂。
制度上的改革远比帮农民识字难得多。按原来晏阳初的设想，这“四大教育”做下去，需要在定县干上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但是他才干到第七年，战争来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使得定县实验戛然而止。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
初立志愿
1928年，38岁的晏阳初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和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载誉归国。在那个年代，以他这样的背景，谋得一份体面的美差混上个高官显贵并非难事，但他的头衔却是：平教总会总干事——一个靠募捐化缘的公益性的清贫组织。
不做官，也不发财，把自己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这是晏阳初“一战”时在欧洲战场立下的志愿。
“一战”期间，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去欧洲从事战场支援。1918年晏阳初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即赴法国，任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为欧洲战场的华工提供志愿服务。
晏阳初很多时间都在为这些不识字的华工们代写家信。后来他想，与其帮他们写，不如教他们识字以后自己写。他自己编了一本“千字课”，都是从华工们最常用的字词中选出。当时的情景，在晏阳初晚年回忆中记录：“表面上看，我在教他们；实际上，他们指点了我一生的方向。”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晏阳初像一个布道者，他到处演讲宣传，动员人们同他一起去服务中国的农民，振兴中国的农村，建设一个新中国。他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者。
陈筑山，曾在16岁考中秀才，后前往日本、美国留学11年，辛亥革命后成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当他听说晏阳初创办的平民学校可以用96小时读完《千字课》四册，大为惊喜。于是，他辞去了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一职，成为平教总会的平民文学部主任。
在平教总会，这样的洋博士们不胜枚举，他们原本都有体面的职位和丰厚的收入，但他们却甘心情愿放弃这一切，跟着晏阳初奔赴距北京两百多公里的河北定县，住进农民土屋。
选址定县
选择定县作为平教总会的实验基地，晏阳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晏阳初的考量中，教农民写字，只是他振兴中国农村计划的第一步。他想的是要建设一个“全国模范”样板。这样如果只在几个村里搞，影响太小，选择一个县的境域是个合适的目标。“集中人力物力于这一县境，工作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应可将这一县建设成为20世纪中国所需要的典型。”
这时，他和同事们了解到定县有一位乡绅米迪刚，已经在定县的翟城村做了不少开化民智的事，比如办新学、创办自治公所、讲演社、图书馆等，后来因内战而毁于一旦。晏阳初想，定县离北平不远，又处于华北一带的中心，交通便利，改良的结果容易传布。这里又有米迪刚翟城“模范村”的基础，确实是个理想的地点。他与米迪刚见面，一拍即合。1929年，平教总会全部迁移到定县。
从北京去定县，当年要乘火车，走六个多小时。但是正如晏阳初所指出的，这数百里的距离“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有史以来，这是中国读书人第一次大规模地实践“回到农村”、“回到民间”的口号，晏阳初要求同事们要和农民同起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一个“小北京”。
1929年7月，晏阳初把自己的全家都搬到了定县，同事们也纷纷把家眷迁了过来。实际的问题马上出现了。原本他们在北京都有优裕的生活，到了这里不光薪金少了一半，孩子上学都成问题，甚至连澡也洗不上。就算是博士们本人甘愿付出牺牲，他们的夫人却未必想得通。陆续地有人离开了定县，但是，又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据统计，在1935年的时候，平教总会在定县的工作人员达到最高峰的500多人，除了洋博士，也有国内的大、中学毕业生，以及各路热血青年。
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只是参与“定县实验”的第一步。怎样和农民打交道，才是博士们的真正难题。晏阳初的突破路径是借助乡村的长老。通过米迪刚，他们先说服村里的长老同意接待他们。然后他们去拜见长老。他先提出一个问题：村里有多少人识字？通常得到的回答是，一两个。为什么这么少？长老回答，我们没时间读书，我们太穷了。
这时晏阳初说，如果一天只花一小时来读书，你们也会不愿意吗？你知道花多少钱？一本书只要三分钱，所有四本教材只要一角二分钱，想想看，花一角二分钱就能学会阅读中文书。
下面的事，就是农民自己的事了。长老们敲起锣召集全村的人开会，由晏阳初们向大家解释平民学校的事情。解释完毕，他问村民们，谁想上我们的学校？几乎所有的人都举了手。
就这样，平民学校在定县遍地开花，全县472个村子办起470所平民学校，“平民千字课”发行了300万册。
四大教育
开办平民学校，教农民识字，只是“定县实验”的第一步。晏阳初发现，如果农民的经济状况不能得到改善，生计问题不能解决，他们就会慢慢失去读书识字的兴趣。晏阳初认识到，对乡村的改造是一个整体工程，他提出要有“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
冯锐主持的生计教育，一方面推广农业新技术，引进良种。比如从燕京大学引进纯种旁支猪与本地猪杂交，著名的美国来杭鸡也是那时引进的。另一方面，平教总会与高等学校开展合作。第一个合作单位是清华学校的农科，清华派当时的教务长梅贻琦亲到定县来考察，决定承担起园艺和病虫害两项任务，清华在定县的翟城村建立起了试验场。
在卫生教育上，平教总会为乡村建立起一套简单又经济实用的乡村保健制度。他们训练出一批乡村保健员，平日以预防为主，打防疫针，也可以为村民治疗轻微的疾病；又设立区卫生所、县保健院，逐步升级收治病情较重的病患农民。
而关于文艺教育，则是在识字教育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特别是一批新创作的话剧颇受欢迎。最让晏阳初得意的，是农民们后来居然自动出钱在村中建起了戏场——它不同于原来的传统戏台，原来的戏台农民们只能站在台下观看，而这个剧场，是圆形的，可以容纳几面坐着的观众。晏阳初参加了剧场的开幕礼，盛赞它“意义价值重大，实远过万里长城”。
然而在四大教育中最意义深远的，还属“公民教育”。这里已经触及到政治制度的改革。
当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以后，晏阳初们发现，他们的辛苦收入，会遭遇残酷的高利贷盘剥。于是，平教总会帮助他们组织起农民经营信用社，洽商银行以低息给农民贷款，收获季节时，组织起运销合作社，直接将粮食运往碾米厂。
制度上的改革远比帮农民识字难得多。按原来晏阳初的设想，这“四大教育”做下去，需要在定县干上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但是他才干到第七年，战争来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使得定县实验戛然而止。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