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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文化对乡村生活理念、居住格局和生产方式等具有强大的引导和支撑作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和魂。因地制宜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需要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变迁相适应的文化变迁。以青海民和县杏儿乡7个自然村为例，在文化交融视域下探析乡村文化的变迁，提出为适应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社会内源性和外源性发展，应在时代变迁中凸显文化的区域特色、乡土特色和民族特色，在传承和创新中对乡村“原生型”“关联型”“碎片元素型”活态文化功能进行整体性提升。在尊重多族群主体性、相融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整合-展示”“吸纳-交融”“整体-活态”的文化传承与变迁路径。
关键词：乡村文化;文化交融;乡村振兴;民族地区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从2004年至今，我国已连续15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指导“三农”工作。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提高农村物质水平固然重要，但要真正振兴农村，文化振兴才是根本。
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应的是中国农村当前正在发生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治理之变”“基础结构之变”和“价值之变”。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草根也是最具魅力的传统文化[1]。乡村文化建设是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目标和战略要求。从发展的角度来说，文化产业的发展大有潜力。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经济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居民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以文化为抓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让农村发展更有活力。从传承的角度来说，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发展乡村文化是保持中华文化多样性、让中华文化更加丰富且有活力的现实需要。
一、田野点概况及地方实践
（一）田野点基本概况
青海民和县杏儿乡位于甘青两省交界拉脊山南端的日扎山下，海拔在2 000～2 300米之间，距民和县城110公里，东北分别与官亭镇、甘沟乡为邻，西北与化隆县塔加乡接壤，南与甘肃积石山县隔河相望。据《民和县志》记载，杏儿乡所在地古为羌地，随后有位商人诺尔布桑保把此地作为自己的牧场和“牛圈”，当时在牧场有金姓、王姓、乔姓三户人家，之后汉、土族先民陆续迁来。这里是多元文化共存藏、汉、土多民族共居的民族乡，形成以藏传佛教文化为核心的藏文化、以儒释道为基础的汉文化，是古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必经之地，也是河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全乡总面积654平方公里，共有7个自然村32个社（庄），截止2018年12月全乡共有村民1 044户，4 536名藏、汉、土族群众，其中藏族占68%，汉族占22%，土族占10%。现有耕地面积10 01572亩，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牧业为辅的多民族聚居乡。藏、汉、土三类不同的民族文化交汇在这一区域，成为一种多元文化交融的时空场域，多族群地域文化呈现多元性、融合共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
其中协拉村、胜利村和峨哇村为单一民族藏族聚居村，这三个村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保存有多处历史文化遗产，如著名的“峨尔洼寺”（建于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和“杏儿寺”（建于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峨尔洼寺”藏语称“峨尔哇吉祥静虑洲”，“峨尔哇” 系藏语“牛圈”之变音;“杏儿寺”藏语全称“才旦噶丹夏珠林”，意为“才旦具喜讲修洲”。其他四个村是藏、汉、土族互嵌式居住格局村，以种植业、第三产业及外出务工为主。以前当地藏族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956年后，汉族、土族和其他地方的藏族逐步搬迁定居，从事农业种植，但游牧文化对当地的影响一直存在。
文化变迁可以分为无意识的变迁和有意识的变迁，而有意识的变迁按类型分为主动变迁、指导性变迁和强制变迁三种类型。文化的變迁是随社会的变迁而变迁的，是文化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文化内部因素来看，文化的接触和传播、新的发明和发现、价值观的冲突等是变迁的主要原因。从文化的外部条件来看，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变动、人口和自然环境的变化等是变迁的次要原因。
（二）田野点的地方实践
杏儿乡属于北温带高原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较深，传统文化方式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但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打破了传统单一的生计方式。人们的生计方式与所处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结构的多元化变迁必然引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农牧地制度、经济收入、家庭婚姻生活和心理等文化结构的变迁，逐渐形成相对开放的文化心理。胜利村和峨哇村近几年以“峨尔洼寺”为中心，推动乡村旅游文化产业，带动文化转型和生计方式变迁，旅游产业的嵌入大大加快了当地的文化转型。在最初政府的指导性变迁基础上，当地文化中的主动性变迁因素不断增长。
卡洒哇村、乱石头村、日扎村和协拉村是藏、汉、土多民族互嵌式居住格局村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村落文化，文化中开放融合的同质因素增多，多民族、多文化、多种生产方式等构成了当地特有的内部文化结构。农户主要以农牧业和商业为主，为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文化变迁的主动性因素较强。
大庄村为单一民族聚居村，是半农半牧的原生态村落，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小农意识和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原生态文化保留较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相对较小，绝大多数农户的收入主要以饲养牦牛、黄牛、驴、骡、山羊、绵羊等为主。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经济收入和心理等文化结构的主动性变迁较弱。
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农户的物质生活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因文化知识和技术欠缺，打工找不到好的工种，只能靠体力挣辛苦钱。由于城市多元环境的影响，进城务工人员中，许多夫妻感情出现裂痕，造成单亲家庭增多，村民的精神压力普遍增大。 由于迁徙互动及“马赛克式”的交错居住格局和土地互嵌，各族群之间在长期互嵌式日常生产生活中存在广泛的经济与社会交往，从族群迁徙“相遇到互动再到互助相融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差异共生的命运共同体”[2]，这种互动与互助相融形成多族群之间文化交错认同、差异共生“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多族群共居民族关系。
二、文化的变迁、交融和发展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人们的生计方式和文化价值观也发生了变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行政村、自然村数量大幅度减少，行政村从1986年到2011年减少258 020个，平均每年减少10 321个;自然村从1990年到2013年共减少1 123 200个，平均每年减少48 835个[3]。村落是乡村文化传承的场域，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标志着当代中国已经从乡村社会转型为城镇化社会。
乡村文化对乡村生活理念、居住格局和生产方式具有强大的引导和支撑作用，费孝通认为农民的人文世界一般是属于民间的范围，这个范围里有多种层次的文化，它有已接受了的大传统，而同时保持着原有小传统的本身，有些是暴露在地上的，有些是隐蔽在地下的，甚至有些已打进了潜意识的文化[4]。乡村文化是中国的母体文化，是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村规民约、生活习俗、生产方式、民间信仰等的精神家园沉淀，是村民创造性、能动性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动力。在社会转型期，中国乡村居民一方面有对中国百年之久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期盼，另一方面，面对快速消逝的乡村文化，也感到阵痛和担忧[5]。按城镇化的五个硬指标要求，真正融入城镇化的人只是少部分，更多的人在“亦城亦乡”“半工半农”的夹缝中漂泊不定。
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为主导，许多传统文化在“亦城亦乡”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引起乡村传统文化的变迁，使乡村文化逐渐失去原有的源泉和动力，年轻的村民对自己家乡的许多民间文化和乡土文化的认同与认知慢慢消失。我国农民整体文化素质相对偏低， 而最具有文化活力的中青年人常年在外，这不仅加剧了农村文化单调化的趋势，而且，国家统计局2019年2月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显示，国家诸多建设农村文化的政策和措施在农村基层社区难以落实到位[6]。青海杏儿乡是藏族、汉族、土族多元文化共存、多族群共居的传统村落，社会组织的核心要素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呈现单向、封闭的社会结构。杏儿乡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务工，村里剩下的大多是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而近几年，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也跟随丈夫进城，留下老无所依的空巢老人。与其他乡村不同的是，杏儿乡村庄的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在村里举行重大的节日仪式活动时，都能按时返回家乡积极参加文化活动，并且大多数村庄村民的居住家园修建的也比较好，大部分是砖混结构的松木门窗的房子，加上院落，每家每户的住房面积都在300平方米左右。儿子和儿媳妇大部分与老人居住在一起，有的即使和父母分家，但大部分时间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主要是为了方便照顾父母，这是当地村民推崇孝道文化的力证和思想观念的共识。
同时，围绕人的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所固有的文化仪式正在逐渐变迁。2018年杏儿乡制订了乡规民约，积极倡导喜事新办、厚养薄葬、勤俭节约、文明理事的社会新风尚。在尊重传统民俗的基础上，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礼节和缩短举行各种礼仪时间。婚姻由以前的“内婚制”逐渐演变为婚姻自由，通婚圈逐渐从本地本民族向外地本民族或其他民族扩展，族际通婚由以前的排斥逐渐演变为认同，且藏汉族际通婚有逐渐增加的趋势。2010年藏汉通婚总人数为10万人，比2000年增加6 000人，其中藏族男性与汉族通婚人口增加3 562人，藏族女性与汉族通婚人口增加了2 458人，男性比女性多1 104人。从通婚性别比看，藏汉通婚性别比2000年“五普”的时候为61.2，2010年“六普”的时候上升为64.6，这两个数据以及变动趋势说明藏族与汉族的通婚中，藏族女性嫁给汉族男性的人數明显多于藏族男性娶汉族女性，但是这种差距在缩小[7]。藏汉通婚增加是由于两个族的互动及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葬礼是村庄无法舍弃的规则仪式。主持葬礼仪式的阴阳先生由于大多是家族传承的，年轻人已后继无人，所以葬礼仪式不得不简化。许多民间文化面临逐渐湮灭的境地。村庄文化活动日渐式微，棋牌文化、网络文化等的大肆传播更是让乡村文化流于粗俗。青年人对家乡的记忆，慢慢地就只剩下年迈的父母。农村情淡人散，人们梦里老家的模样变的越来越模糊，“乡愁”已然找不到昔日寄托的场景。
在杏儿乡，传统的家庭性别观念认为女孩子不应该多读书而应固守于家庭，这一传统观念依然影响着人们对新知识新事物的接受。LM（女，37岁，大专，峨哇村小学教师）讲述了在求学过程中受到的来自家庭及村落的社会舆论压力：“1990年代初，我考上高中，爷爷奶奶爸爸都反对我继续上学，说女孩子上什么高中。妈妈顶住了种种压力供我在县城上高中，村里也有人说，女孩子上学干什么呢？支持的人很少，反对的人多。但村委会奖励我，让其他女孩子向我学习，三年后我考上了大学，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女大学生，现在我当老师可以教书育人。”在村委会和母亲的支持和奖励下，LM成为人民教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改变了村民的旧观念。在自觉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年轻一代的女性并不轻易屈从于传统家庭观念和愚昧落后的乡风乡俗，个体在冲破乡村传统价值观念束缚的过程中，指导性变迁的力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8]。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指导性变迁逐渐增进乡村社会自主性变迁，乡村旧的价值观念逐渐被改变。
人类的许多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与所处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每个地方的民俗礼仪文化都是多年积习而成的。杏儿乡的许多藏汉土民族以自然村庄为单位，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至五月十三日举行民间山神祭祀“拉则”节仪式活动，这个仪式是该地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大传统文化事项和范本。从仪式互动到交往扩展，激发群体的情感融合、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促进文化交融。 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范式。峨哇村以“峨尔洼寺”为著称，近几年通过举办“传承传统文化、感受乡村魅力”为主题的文化旅游节，以藏舞、拉伊、民族乐器表演等方式，大力发展乡村文化，增强村民文化自信，推进“峨尔洼寺”文化和“拉则”节仪式、传承向更高层次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峨尔洼寺”文化和“拉则”节仪式这重大传统民族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为了增强年轻村民对自己家乡民间文化和乡土文化的认同与认知，政府积极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培育乡土文化人才，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创新发展文化产业，释放乡村文化内在潜力，以繁荣农村文化、培育文明乡风，助力乡村振兴。
三、乡村文化振兴的四重维度
我们所需要的乡村振兴不单纯是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振兴，而是既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振兴，也包括治理体系创新和生态文明进步在内的全面振兴[8]。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文化振兴，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是否真正强，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指标，而文化振兴是根本。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是文化强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杏儿乡是多民族聚居与多元文化交融汇聚之地，由于受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乡村民间文化和乡土文化受到很大冲击，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流失，甚至有消失的危险。习近平总书记说少数民族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资产，我们尊重文化多样性“把根留住”是乡风文明的要求，让文化在农村留下来活起来，产生乡村文明的“内生动力”，传承和弘扬农村传统优秀文化，让民间文化和乡土文化形成乡村特色[9]。赵旭东认为人类整体将面对一种新的世界交往形态，即由彼此互动交流`铸造'的互惠共享的新局面[10]。在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共居的地域，形成不同群体从相交到相融“美美与共”的“整合-展示”与“吸纳-交融”的活态演变建构秩序（见图1），是振兴乡村文化的有效路径。
（一）培育人才，让乡村文化传下来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11]。在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中，应把农民作为文化人才队伍培养传承的主体，挖掘乡土文化能人、民间文化传承人和民间艺人。
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杏儿乡有劳动能力的农牧民大多数进入城市寻求发展机会，造成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流失或缺失，导致乡村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应有的挖掘与活态传承，使乡村文化基因和血脉难以延续，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虽然年长一辈的杏儿乡村民对于乡土文化仍保留着深厚的情感，但只靠中老年人这一群体对乡村文化传承显得力不从心。所以，我们应明确农村多元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以及培育有较高文化素养、较强生存和发展能力以及责任担当意识的多元主体，才能为乡村振兴奠定人力资源基础[12]。培育新型乡土文化人才，坚持培、用并重，进行分类培训，加大“教、传、帮、带”力度，创新培育模式，在多民族之间促进文化交流交错认同、差异共生，不同群体在相交相融过程中进行文化互鉴，形成“和而不同”的多族群共居民族关系。农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实施者、推动者和获益者。乡村文化振兴不能寄希望于单向度的政府行政力量，而需要将激发农民的活力、创新力作为根本立足点[13]。政府需因地制宜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激发农牧民对文化的认同性、传承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推动乡村社会有序运行，形成区域性多民族协同共建的乡村文化整体系统。
（二）夯实基础，让乡村文化留下来
切实建好、管好、用好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让传统文化在乡村留下来，实现乡村文化活态化和常态化。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及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首先要满足硬件需求。政府通过农村文化发展专项基金投入、社会组织捐助等方式，推进农村文化活动阵地分类建设，根据不同民族乡村地域文化建成突出民族文化元素的特色阵地，以特色活动聚人心、汇人气。
杏兒乡是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共居的村落，由于多种原因，近几年部分村落只是补修了原来的村文化广场。纵向比较，村庄的确在日益变化，从收入、消费、生活等各个方面看，杏儿乡农牧民生活水平不断在提高，但横向比较，杏儿乡还很贫瘠，主要是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贫瘠，部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丧失了其特有的功能。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地理条件、人口因素、文化因素、历史因素等影响，城乡差别一直在扩大，虽然一系列惠农措施都在扶持农业发展和农民富裕，但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着与农民意愿脱节的情况，存在着吃力不讨好的问题，存在着花钱养懒汉的弊端。无法普惠的政策取向与农民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形成冲突，“低保”“精准扶贫”等执行偏差是引起乡村不稳定因素的导火索，许多家庭都想成为“低保户”和“贫困户”。这就需要政府部门主动深入调查和政策宣传，尽量做到公平公开公正，让村民的意识从指导性变迁向主动变迁转变。
创作农民组织、农民演出、农民观看的以歌颂祖国家乡和倡导崇德向善等为重点的“乡土节目”，通过藏舞、拉伊、民族乐器表演等方式，举办文化活动，让乡文化站、村综合文化广场等文化发挥聚集效应。充分挖掘藏族服饰制作、酩馏酒酿造、酥油制作、藏族歌曲和古农具、古家具、古餐具等民族特色文化品牌，在尊重文化内生演变规律基础上，形成一种“整合-展示”与“吸纳-交融”的动态演变体系。让优秀乡土文化和民族特色活动促进多族群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让乡村文化留下来。
（三）创新形式，让乡村文化活起来
要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因村制宜，精准施策，结合乡村实际，根据乡村民俗文化的差异，创新推出农牧民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和喜闻乐见的崇德向善的文化产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振奋农民群众精神风貌和行为文化。
杏儿乡具有多族群地域文化和“马赛克式”的交错居住格局等特征，因此，在创新形式上要统筹把握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和良性互动，尊重多族群之间文化交错认同、差异共生的渐进性和包容性的发展规律。 藏、汉、土民族共同举办山神祭祀“拉则”节仪式时，村里的多民族共同参与其中，这对促进多民族文化交融、多元文化共存和认同、多族群共居地区和区域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涂尔干指出：“人民举行仪式，是为了将过去的信念保存下来，将群体的正常面貌保持下来，而不是因为仪式可能会产生物质效果。”[14]山神祭祀仪式凝聚了族群成员的团结意识，强化了区域空间内的文化认同。
通过“教、传、帮、带”的创新培育模式，以增强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环境下的生命力，讲好乡村文化故事，传播好乡村文化声音，传承好民族文化，弘扬乡土文化和中华民族养老、敬老的优秀孝道文化，营造浓厚的敬老、养老氛围的行为文化。通过乡村风俗、乡规民约、道德模范等文化元素，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文化。
（四）探索特色，让乡村文化富起来
乡村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和魂。杏儿乡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乡土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杏儿乡乔乡长语重心长地说：“人的观念一定要改变过来，改变不过来还是有问题，虽然暂时脱贫了，但还是有一定风险存在，村里环境改变了，村民手里也有钱了，而村民的观念跟不上，村规民约也是从制度上对过往的陋习做个彻底改变，形成制度文化。”当今时代，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千变万化，因此，文化建设注重人文化、大众化、实体化、特色化，推进理念、手段、方法的创新，用“滴灌式”的方法多做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工作。
杏儿乡先后荣获国务院及市、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2018年12月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2019年9月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乡进步模范集体”称号。依托著名的日扎山、“峨尔洼寺”和“杏儿寺”，每年举辦“藏乡风情浓、花儿颂盛世”为主题的赏花儿文化活动，组织展演具有地域特色的多民族文艺节目和传统的游戏竞技文化，充分展现了日扎山地域极富人文特色和发展活力的风采。依托多民族文化资源，结合各民族文化和产业资源，打造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特色+文化”的美丽乡村，“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因村制宜，精准施策，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特色乡村是人们“记得住乡愁”的寄托，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石，乡村文化和民族特色建设与发展，内核就是当地民族特色文化和风土人情。
四、结 语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了变化，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区域性多民族文化发展存在着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平衡到均衡、从不充分到充分的过程。振兴乡村文化需从中华文明发展史的视域去认识和探究，乡村文化价值的重建，就是以现代人的视角、现代化的眼光对乡村文化的回望和致敬，是当代人对乡村文化的反哺与滋养[15]。如何让乡土文化回归并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让农耕文化的优秀菁华成为建构农村文明的底色，是摆在我们面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时代课题。[16]“安土重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保护乡村风貌，弘扬乡村特色文化，留住乡村记忆是永恒的话题。
乡村文化振兴是扭转乡村萎缩衰落失序的有力抓手，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治理策略。在科学把握乡村差异性的整体性基础上因村制宜、精准施策，重视地方“乡土本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从根本上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在乡村地区，尤其是多民族聚居的乡村地区，保障各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相融性，强调其差异性和多样性，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加强对乡村社会内部各文化要素的保护传承、优化重组及开发利用，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政府引导、村民参与，形成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乡村文化系统，在尊重多族群主体性、相融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整合-展示”“吸纳-交融”“整体-活态”的文化传承与变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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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文化;文化交融;乡村振兴;民族地区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从2004年至今，我国已连续15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指导“三农”工作。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提高农村物质水平固然重要，但要真正振兴农村，文化振兴才是根本。
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应的是中国农村当前正在发生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治理之变”“基础结构之变”和“价值之变”。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草根也是最具魅力的传统文化[1]。乡村文化建设是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目标和战略要求。从发展的角度来说，文化产业的发展大有潜力。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经济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居民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以文化为抓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让农村发展更有活力。从传承的角度来说，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发展乡村文化是保持中华文化多样性、让中华文化更加丰富且有活力的现实需要。
一、田野点概况及地方实践
（一）田野点基本概况
青海民和县杏儿乡位于甘青两省交界拉脊山南端的日扎山下，海拔在2 000～2 300米之间，距民和县城110公里，东北分别与官亭镇、甘沟乡为邻，西北与化隆县塔加乡接壤，南与甘肃积石山县隔河相望。据《民和县志》记载，杏儿乡所在地古为羌地，随后有位商人诺尔布桑保把此地作为自己的牧场和“牛圈”，当时在牧场有金姓、王姓、乔姓三户人家，之后汉、土族先民陆续迁来。这里是多元文化共存藏、汉、土多民族共居的民族乡，形成以藏传佛教文化为核心的藏文化、以儒释道为基础的汉文化，是古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必经之地，也是河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全乡总面积654平方公里，共有7个自然村32个社（庄），截止2018年12月全乡共有村民1 044户，4 536名藏、汉、土族群众，其中藏族占68%，汉族占22%，土族占10%。现有耕地面积10 01572亩，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牧业为辅的多民族聚居乡。藏、汉、土三类不同的民族文化交汇在这一区域，成为一种多元文化交融的时空场域，多族群地域文化呈现多元性、融合共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
其中协拉村、胜利村和峨哇村为单一民族藏族聚居村，这三个村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保存有多处历史文化遗产，如著名的“峨尔洼寺”（建于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和“杏儿寺”（建于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峨尔洼寺”藏语称“峨尔哇吉祥静虑洲”，“峨尔哇” 系藏语“牛圈”之变音;“杏儿寺”藏语全称“才旦噶丹夏珠林”，意为“才旦具喜讲修洲”。其他四个村是藏、汉、土族互嵌式居住格局村，以种植业、第三产业及外出务工为主。以前当地藏族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956年后，汉族、土族和其他地方的藏族逐步搬迁定居，从事农业种植，但游牧文化对当地的影响一直存在。
文化变迁可以分为无意识的变迁和有意识的变迁，而有意识的变迁按类型分为主动变迁、指导性变迁和强制变迁三种类型。文化的變迁是随社会的变迁而变迁的，是文化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文化内部因素来看，文化的接触和传播、新的发明和发现、价值观的冲突等是变迁的主要原因。从文化的外部条件来看，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变动、人口和自然环境的变化等是变迁的次要原因。
（二）田野点的地方实践
杏儿乡属于北温带高原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较深，传统文化方式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但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打破了传统单一的生计方式。人们的生计方式与所处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结构的多元化变迁必然引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农牧地制度、经济收入、家庭婚姻生活和心理等文化结构的变迁，逐渐形成相对开放的文化心理。胜利村和峨哇村近几年以“峨尔洼寺”为中心，推动乡村旅游文化产业，带动文化转型和生计方式变迁，旅游产业的嵌入大大加快了当地的文化转型。在最初政府的指导性变迁基础上，当地文化中的主动性变迁因素不断增长。
卡洒哇村、乱石头村、日扎村和协拉村是藏、汉、土多民族互嵌式居住格局村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村落文化，文化中开放融合的同质因素增多，多民族、多文化、多种生产方式等构成了当地特有的内部文化结构。农户主要以农牧业和商业为主，为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文化变迁的主动性因素较强。
大庄村为单一民族聚居村，是半农半牧的原生态村落，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小农意识和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原生态文化保留较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相对较小，绝大多数农户的收入主要以饲养牦牛、黄牛、驴、骡、山羊、绵羊等为主。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经济收入和心理等文化结构的主动性变迁较弱。
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农户的物质生活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因文化知识和技术欠缺，打工找不到好的工种，只能靠体力挣辛苦钱。由于城市多元环境的影响，进城务工人员中，许多夫妻感情出现裂痕，造成单亲家庭增多，村民的精神压力普遍增大。 由于迁徙互动及“马赛克式”的交错居住格局和土地互嵌，各族群之间在长期互嵌式日常生产生活中存在广泛的经济与社会交往，从族群迁徙“相遇到互动再到互助相融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差异共生的命运共同体”[2]，这种互动与互助相融形成多族群之间文化交错认同、差异共生“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多族群共居民族关系。
二、文化的变迁、交融和发展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人们的生计方式和文化价值观也发生了变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行政村、自然村数量大幅度减少，行政村从1986年到2011年减少258 020个，平均每年减少10 321个;自然村从1990年到2013年共减少1 123 200个，平均每年减少48 835个[3]。村落是乡村文化传承的场域，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标志着当代中国已经从乡村社会转型为城镇化社会。
乡村文化对乡村生活理念、居住格局和生产方式具有强大的引导和支撑作用，费孝通认为农民的人文世界一般是属于民间的范围，这个范围里有多种层次的文化，它有已接受了的大传统，而同时保持着原有小传统的本身，有些是暴露在地上的，有些是隐蔽在地下的，甚至有些已打进了潜意识的文化[4]。乡村文化是中国的母体文化，是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村规民约、生活习俗、生产方式、民间信仰等的精神家园沉淀，是村民创造性、能动性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动力。在社会转型期，中国乡村居民一方面有对中国百年之久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期盼，另一方面，面对快速消逝的乡村文化，也感到阵痛和担忧[5]。按城镇化的五个硬指标要求，真正融入城镇化的人只是少部分，更多的人在“亦城亦乡”“半工半农”的夹缝中漂泊不定。
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为主导，许多传统文化在“亦城亦乡”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引起乡村传统文化的变迁，使乡村文化逐渐失去原有的源泉和动力，年轻的村民对自己家乡的许多民间文化和乡土文化的认同与认知慢慢消失。我国农民整体文化素质相对偏低， 而最具有文化活力的中青年人常年在外，这不仅加剧了农村文化单调化的趋势，而且，国家统计局2019年2月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显示，国家诸多建设农村文化的政策和措施在农村基层社区难以落实到位[6]。青海杏儿乡是藏族、汉族、土族多元文化共存、多族群共居的传统村落，社会组织的核心要素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呈现单向、封闭的社会结构。杏儿乡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务工，村里剩下的大多是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而近几年，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也跟随丈夫进城，留下老无所依的空巢老人。与其他乡村不同的是，杏儿乡村庄的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在村里举行重大的节日仪式活动时，都能按时返回家乡积极参加文化活动，并且大多数村庄村民的居住家园修建的也比较好，大部分是砖混结构的松木门窗的房子，加上院落，每家每户的住房面积都在300平方米左右。儿子和儿媳妇大部分与老人居住在一起，有的即使和父母分家，但大部分时间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主要是为了方便照顾父母，这是当地村民推崇孝道文化的力证和思想观念的共识。
同时，围绕人的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所固有的文化仪式正在逐渐变迁。2018年杏儿乡制订了乡规民约，积极倡导喜事新办、厚养薄葬、勤俭节约、文明理事的社会新风尚。在尊重传统民俗的基础上，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礼节和缩短举行各种礼仪时间。婚姻由以前的“内婚制”逐渐演变为婚姻自由，通婚圈逐渐从本地本民族向外地本民族或其他民族扩展，族际通婚由以前的排斥逐渐演变为认同，且藏汉族际通婚有逐渐增加的趋势。2010年藏汉通婚总人数为10万人，比2000年增加6 000人，其中藏族男性与汉族通婚人口增加3 562人，藏族女性与汉族通婚人口增加了2 458人，男性比女性多1 104人。从通婚性别比看，藏汉通婚性别比2000年“五普”的时候为61.2，2010年“六普”的时候上升为64.6，这两个数据以及变动趋势说明藏族与汉族的通婚中，藏族女性嫁给汉族男性的人數明显多于藏族男性娶汉族女性，但是这种差距在缩小[7]。藏汉通婚增加是由于两个族的互动及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葬礼是村庄无法舍弃的规则仪式。主持葬礼仪式的阴阳先生由于大多是家族传承的，年轻人已后继无人，所以葬礼仪式不得不简化。许多民间文化面临逐渐湮灭的境地。村庄文化活动日渐式微，棋牌文化、网络文化等的大肆传播更是让乡村文化流于粗俗。青年人对家乡的记忆，慢慢地就只剩下年迈的父母。农村情淡人散，人们梦里老家的模样变的越来越模糊，“乡愁”已然找不到昔日寄托的场景。
在杏儿乡，传统的家庭性别观念认为女孩子不应该多读书而应固守于家庭，这一传统观念依然影响着人们对新知识新事物的接受。LM（女，37岁，大专，峨哇村小学教师）讲述了在求学过程中受到的来自家庭及村落的社会舆论压力：“1990年代初，我考上高中，爷爷奶奶爸爸都反对我继续上学，说女孩子上什么高中。妈妈顶住了种种压力供我在县城上高中，村里也有人说，女孩子上学干什么呢？支持的人很少，反对的人多。但村委会奖励我，让其他女孩子向我学习，三年后我考上了大学，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女大学生，现在我当老师可以教书育人。”在村委会和母亲的支持和奖励下，LM成为人民教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改变了村民的旧观念。在自觉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年轻一代的女性并不轻易屈从于传统家庭观念和愚昧落后的乡风乡俗，个体在冲破乡村传统价值观念束缚的过程中，指导性变迁的力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8]。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指导性变迁逐渐增进乡村社会自主性变迁，乡村旧的价值观念逐渐被改变。
人类的许多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与所处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每个地方的民俗礼仪文化都是多年积习而成的。杏儿乡的许多藏汉土民族以自然村庄为单位，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至五月十三日举行民间山神祭祀“拉则”节仪式活动，这个仪式是该地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大传统文化事项和范本。从仪式互动到交往扩展，激发群体的情感融合、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促进文化交融。 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范式。峨哇村以“峨尔洼寺”为著称，近几年通过举办“传承传统文化、感受乡村魅力”为主题的文化旅游节，以藏舞、拉伊、民族乐器表演等方式，大力发展乡村文化，增强村民文化自信，推进“峨尔洼寺”文化和“拉则”节仪式、传承向更高层次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峨尔洼寺”文化和“拉则”节仪式这重大传统民族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为了增强年轻村民对自己家乡民间文化和乡土文化的认同与认知，政府积极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培育乡土文化人才，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创新发展文化产业，释放乡村文化内在潜力，以繁荣农村文化、培育文明乡风，助力乡村振兴。
三、乡村文化振兴的四重维度
我们所需要的乡村振兴不单纯是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振兴，而是既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振兴，也包括治理体系创新和生态文明进步在内的全面振兴[8]。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文化振兴，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是否真正强，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指标，而文化振兴是根本。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是文化强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杏儿乡是多民族聚居与多元文化交融汇聚之地，由于受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乡村民间文化和乡土文化受到很大冲击，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流失，甚至有消失的危险。习近平总书记说少数民族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资产，我们尊重文化多样性“把根留住”是乡风文明的要求，让文化在农村留下来活起来，产生乡村文明的“内生动力”，传承和弘扬农村传统优秀文化，让民间文化和乡土文化形成乡村特色[9]。赵旭东认为人类整体将面对一种新的世界交往形态，即由彼此互动交流`铸造'的互惠共享的新局面[10]。在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共居的地域，形成不同群体从相交到相融“美美与共”的“整合-展示”与“吸纳-交融”的活态演变建构秩序（见图1），是振兴乡村文化的有效路径。
（一）培育人才，让乡村文化传下来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11]。在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中，应把农民作为文化人才队伍培养传承的主体，挖掘乡土文化能人、民间文化传承人和民间艺人。
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杏儿乡有劳动能力的农牧民大多数进入城市寻求发展机会，造成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流失或缺失，导致乡村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应有的挖掘与活态传承，使乡村文化基因和血脉难以延续，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虽然年长一辈的杏儿乡村民对于乡土文化仍保留着深厚的情感，但只靠中老年人这一群体对乡村文化传承显得力不从心。所以，我们应明确农村多元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以及培育有较高文化素养、较强生存和发展能力以及责任担当意识的多元主体，才能为乡村振兴奠定人力资源基础[12]。培育新型乡土文化人才，坚持培、用并重，进行分类培训，加大“教、传、帮、带”力度，创新培育模式，在多民族之间促进文化交流交错认同、差异共生，不同群体在相交相融过程中进行文化互鉴，形成“和而不同”的多族群共居民族关系。农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实施者、推动者和获益者。乡村文化振兴不能寄希望于单向度的政府行政力量，而需要将激发农民的活力、创新力作为根本立足点[13]。政府需因地制宜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激发农牧民对文化的认同性、传承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推动乡村社会有序运行，形成区域性多民族协同共建的乡村文化整体系统。
（二）夯实基础，让乡村文化留下来
切实建好、管好、用好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让传统文化在乡村留下来，实现乡村文化活态化和常态化。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及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首先要满足硬件需求。政府通过农村文化发展专项基金投入、社会组织捐助等方式，推进农村文化活动阵地分类建设，根据不同民族乡村地域文化建成突出民族文化元素的特色阵地，以特色活动聚人心、汇人气。
杏兒乡是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共居的村落，由于多种原因，近几年部分村落只是补修了原来的村文化广场。纵向比较，村庄的确在日益变化，从收入、消费、生活等各个方面看，杏儿乡农牧民生活水平不断在提高，但横向比较，杏儿乡还很贫瘠，主要是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贫瘠，部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丧失了其特有的功能。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地理条件、人口因素、文化因素、历史因素等影响，城乡差别一直在扩大，虽然一系列惠农措施都在扶持农业发展和农民富裕，但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着与农民意愿脱节的情况，存在着吃力不讨好的问题，存在着花钱养懒汉的弊端。无法普惠的政策取向与农民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形成冲突，“低保”“精准扶贫”等执行偏差是引起乡村不稳定因素的导火索，许多家庭都想成为“低保户”和“贫困户”。这就需要政府部门主动深入调查和政策宣传，尽量做到公平公开公正，让村民的意识从指导性变迁向主动变迁转变。
创作农民组织、农民演出、农民观看的以歌颂祖国家乡和倡导崇德向善等为重点的“乡土节目”，通过藏舞、拉伊、民族乐器表演等方式，举办文化活动，让乡文化站、村综合文化广场等文化发挥聚集效应。充分挖掘藏族服饰制作、酩馏酒酿造、酥油制作、藏族歌曲和古农具、古家具、古餐具等民族特色文化品牌，在尊重文化内生演变规律基础上，形成一种“整合-展示”与“吸纳-交融”的动态演变体系。让优秀乡土文化和民族特色活动促进多族群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让乡村文化留下来。
（三）创新形式，让乡村文化活起来
要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因村制宜，精准施策，结合乡村实际，根据乡村民俗文化的差异，创新推出农牧民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和喜闻乐见的崇德向善的文化产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振奋农民群众精神风貌和行为文化。
杏儿乡具有多族群地域文化和“马赛克式”的交错居住格局等特征，因此，在创新形式上要统筹把握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和良性互动，尊重多族群之间文化交错认同、差异共生的渐进性和包容性的发展规律。 藏、汉、土民族共同举办山神祭祀“拉则”节仪式时，村里的多民族共同参与其中，这对促进多民族文化交融、多元文化共存和认同、多族群共居地区和区域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涂尔干指出：“人民举行仪式，是为了将过去的信念保存下来，将群体的正常面貌保持下来，而不是因为仪式可能会产生物质效果。”[14]山神祭祀仪式凝聚了族群成员的团结意识，强化了区域空间内的文化认同。
通过“教、传、帮、带”的创新培育模式，以增强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环境下的生命力，讲好乡村文化故事，传播好乡村文化声音，传承好民族文化，弘扬乡土文化和中华民族养老、敬老的优秀孝道文化，营造浓厚的敬老、养老氛围的行为文化。通过乡村风俗、乡规民约、道德模范等文化元素，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文化。
（四）探索特色，让乡村文化富起来
乡村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和魂。杏儿乡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乡土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杏儿乡乔乡长语重心长地说：“人的观念一定要改变过来，改变不过来还是有问题，虽然暂时脱贫了，但还是有一定风险存在，村里环境改变了，村民手里也有钱了，而村民的观念跟不上，村规民约也是从制度上对过往的陋习做个彻底改变，形成制度文化。”当今时代，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千变万化，因此，文化建设注重人文化、大众化、实体化、特色化，推进理念、手段、方法的创新，用“滴灌式”的方法多做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工作。
杏儿乡先后荣获国务院及市、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2018年12月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2019年9月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乡进步模范集体”称号。依托著名的日扎山、“峨尔洼寺”和“杏儿寺”，每年举辦“藏乡风情浓、花儿颂盛世”为主题的赏花儿文化活动，组织展演具有地域特色的多民族文艺节目和传统的游戏竞技文化，充分展现了日扎山地域极富人文特色和发展活力的风采。依托多民族文化资源，结合各民族文化和产业资源，打造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特色+文化”的美丽乡村，“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因村制宜，精准施策，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特色乡村是人们“记得住乡愁”的寄托，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石，乡村文化和民族特色建设与发展，内核就是当地民族特色文化和风土人情。
四、结 语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了变化，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区域性多民族文化发展存在着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平衡到均衡、从不充分到充分的过程。振兴乡村文化需从中华文明发展史的视域去认识和探究，乡村文化价值的重建，就是以现代人的视角、现代化的眼光对乡村文化的回望和致敬，是当代人对乡村文化的反哺与滋养[15]。如何让乡土文化回归并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让农耕文化的优秀菁华成为建构农村文明的底色，是摆在我们面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时代课题。[16]“安土重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保护乡村风貌，弘扬乡村特色文化，留住乡村记忆是永恒的话题。
乡村文化振兴是扭转乡村萎缩衰落失序的有力抓手，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治理策略。在科学把握乡村差异性的整体性基础上因村制宜、精准施策，重视地方“乡土本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从根本上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在乡村地区，尤其是多民族聚居的乡村地区，保障各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相融性，强调其差异性和多样性，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加强对乡村社会内部各文化要素的保护传承、优化重组及开发利用，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政府引导、村民参与，形成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乡村文化系统，在尊重多族群主体性、相融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整合-展示”“吸纳-交融”“整体-活态”的文化传承与变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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