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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把握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特点对于了解干部心理、调节干部行为、促进干部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从心理学视角切入、采用量化研究的范式对基层干部的一般性价值观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对467份有效数据的分析发现：干部群体价值观的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品格自律”、“公共利益”、“才能务实”、“人伦情感”、“名望成就”、“守法从众”、“家庭本位”和“金钱权力”，其结构符合现代中国人价值观的八因素结构，并表现出了明显的“好人定位”特点。而通过对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排序在性别、学历、行政级别和所处地区等变量上的差异比较发现，这种“好人定位”特点具有较为稳定的表现。
关键词：基层领导干部；一般性价值观；好人模型；自我价值定向
D262.3
一、引言
价值观（Values）是人们关于事物重要性的观念，是依据客体对于主体的重要性对客体进行价值评判和选择的标准；同时，价值观也是对个体进行行为判断的重要预测变量。目前，以中国社会环境为背景、以华人文化传承为基础所开展的价值观研究，从价值观的类型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一般性价值观和特定性价值观两大类。其中一般性价值观是针对同一地域或文化背景下普通民众所持有的一般性价值判定标准，例如费孝通提出的反映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差序格局”、杨国枢提出的“传统与现代”并存形态、黄光国的“面子”模型和金盛华等提出的“好人定位”模型等；而特定性价值观则主要针对某种特定行为或环境，例如工作价值观、择业价值观、婚恋价值观、消费价值观、人际价值观等等。[1]作为观察人类社会的重要切入点，有关价值观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研究者的关注。从研究方法上看，相关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思辨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两种范式。其中，思辨性研究通过系统的历史回顾、缜密的逻辑推理来探究个体的价值观念；而实证性研究则倾向于通过结构化的工具编制、测量来探讨个体价值观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党政干部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阶层群体，不但是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各项政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工作向前推进的重要参与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我们的事情能不能办好，既定的任务能不能如期完成，关键在人”。[2]为此，我们必须对干部群体的价值观问题深入研究、精准把握、合理引导、有效培养。当前，有关干部群体的价值观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基本上确立了“为人民服务”这一价值观念在干部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根本地位，这为干部群体对自身价值体系的规范与确立提供了正确、科学的思想路线与保障。从研究内容与方法来看，上述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干部政治价值观或职业价值观的认识，研究方法上也基本采用的是非量化研究范式。目前，从政治心理学视角、采用实证研究对干部群体的一般性价值观的专门性研究相对缺乏。为此，本研究拟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使用在本土文化背景下构建的针对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编制的测量工具，对我国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一般性价值观特点予以分析、研究。希望本研究结果能够为我们全面认识和系统把握干部群体价值观与行为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程序
（一）样本数据来源
有关基层公务员群体一般性价值观数据的收集工作，主要是在山东、福建、陕西、湖北和黑龙江等省份的10个市、县中开展的，问卷发放的主要对象为党政机关工作的、行政级别为处级及其以下的在职在岗公务人员。针对本次调查，研究者共发放问卷500份，其中有效问卷467份，有效率为93%。对所收集数据的样本信息进行初步的统计，结果发现：在467份有效数据中，被试年龄主要分布在20～60岁之间，平均年龄41.26岁；在被试的性别分布方面，女性被调查者114人（占总人数的24.41%），男性被调查者353人（占总人数的75.59%）；在被试的学历构成方面，高中及以下学历者4人（占总人数的0.86%），大专学历者93人（占总人数的19.91%），本科学历者314人（占总人数的67.24%），研究生学历者56人（占总人数的11.99%）；在被试的行政级别方面，科级以下人员95人（占总人数的20.34%），科级人员230人（占总人数的49.25%），处级人员142人（占总人数的30.41%）；在被试的地区来源分布方面，来自福建的被试92人（占总人数的19.70%），来自山东的被试98人（占总人数的20.99%），来自湖北的被试97人（占总人数的20.77%），来自黑龙江的被试90人（占总人数的19.27%），来自陕西的被试90人（占总人数的19.27%），具体见表1。
（二）测量工具
对于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的测量，我们采用了金盛华等人开发的“中国人价值观问卷”（Chinese Values Questionnaire， CVQ）。[1]问卷由32个6 点记分的项目组成，包括有品格自律（3个项目）、才能务实（4个项目）、公共利益（5个项目）、人伦情感（3个项目）、名望成就（3个项目）、家庭本位（3个项目）、守法从众（4个项目）、金钱权力（7个项目）等8个维度，并在国内的研究中广泛使用。在本次调查中，我们还对其信、效度指标进行了相关的复核检验。其中，RMSEA 为0.060，结构效度的相关拟合指数GFI、NFI、NNFI、IFI 和CFI 分别为0.87、0.86、0.90、0.91、0.91， χ2/df为2.66， 各项目的标准化载荷在0.38～0.90 之间；问卷8个维度品格自律、才能务实、公共利益、人伦情感、名望成就、家庭本位、守法从众、金钱权力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7、0.81、0.80、0.85、0.81、0.81、0.81、0.82。上述结果表明，该问卷在本次调查中表现出了良好的效度和信度。
（三）数据管理与统计
为了保证数据获得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我们事先对问卷作答的指导语进行了统一的规范设计，同时对调查问卷施测人员进行系统的操作培训，并要求参与调查者以匿名方式作答问卷。在数据的录入、管理和有关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特点的统计分析方面，研究者采用SPSS15.0软件进行操作处理；同时，通过多元统计分析软件Lisrel8.7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对调查问卷的结构效度予以检验。 三、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的调查结果
（一）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的总体情况
通过统计分析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在八个维度上得分的平均数与标准差，对该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特点予以描述，结果见表2。其中，除“金钱权力”外，干部群体的得分大小均超过了3.5分。其中，被干部群体最为看重的价值取向维度是“品格自律”，其他取向维度的得分有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公共利益”、“才能务实”、“人伦情感”、“名望成就”、“守法从众”和“家庭本位”，而排在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得分序列位置的最后一位的维度是“金钱权力”取向。
在表2中，我们对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得分的均值进行了位置排序。基于此结果，我们对相邻两个维度之间的平均数差异进行了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见表3），7对两两相邻的价值观维度之间的均值都表现除了显著的差异。
（二）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在不同性别、地区上的表现
为进一步检验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特点的稳定性水平，我们分别以性别变量和地区变量切入，对干部群体在八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值排序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其中，性别分类的描述结果与表2呈现的总体数据结果一致；而地区分类的描述结果，除福建和湖北两个省份的数据分析显示“才能务实”的得分高于“公共利益”的得分之外，其他省份的结果与总体结果一致。为明确这种价值观维度的排序差异是否表现出显著的不可逆转特性，我们将这两个省份在上述维度间的数值进行比较发现，其差异均不显著。其中，福建省的数据在两个维度之间的差异均值为0.05、t=0.52、p=0.61，湖北省的数据在两个维度之间的差异均值为0.02、t=0.27、p=0.79。
（三）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在不同学历、行政级别上的表现
我们对不同学历和不同行政级别的干部群体在八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值排序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见表5。其中，行政级别分类的描述结果与总体数据的结果一致；而在学历分类中，除研究生被试显示“才能务实”的得分高于“公共利益”的得分之外，其他学历类型的被试结果与总体结果一致。我们将研究生样本在上述维度间的数值进行比较发现，其差异均不显著，两个维度之间的差异均值为0.05、t=0.30、p=0.76。上述结果说明，尽管具有研究生学历的被试在一般性价值观维度的重要性排序结果方面与总体分析存在差异，但综合分析其整体趋势，这种差异仅仅表现为“数量”上的变化，而非“本质”上的逆转性易动。
四、分析与讨论
（一）干部群体价值观结构的比较
对于公务员价值观结构的研究，其目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了解公务员价值观的影响、构成要素；第二，形成对公务员价值观评价的基本架构。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针对公务员价值观结构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评价结构测量和理论结构建构。这两种研究从实践和理念两个层面描述和规划了公务员这一职业群体的基本价值取向，对我们了解公职人员的价值观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已有的相关研究也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即受群体职业标签的裹挟，使社会公众对该群体的认识无法摆脱既有观念的影响，其研究结果也难以与其他群体进行横向比较。为此，本研究作为评价结构测量类型的一次尝试，将关注点聚焦于“去职业标签化”后的一般性价值观描述分析，并在社会生活实际现象层面还原其价值取向构成特点。根据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将干部群体的一般性价值观结构与其他相关研究的内容进行了简单对比，如表6所示。
通过与相关研究的比较，我们认为本研究通过数据检验获得的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结构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以人为本理念成为干部群体价值观分析的工具基础。剥离公务员群体的职业标签来分析其价值观，并非降低对其价值观要求的标准，而是希望对其价值观现状的认识更具全面性和客观性。为此，本研究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一般性价值观作为分析其价值观结构与现状的切入点，真实的展现了干部群体作为社会人所具备的最基本的人性面特征。第二，生活视角的切入使得对干部群体价值观的把握更加生动具体。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所构架的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结构不仅突出了其工作方面的内容，同时还将其社会生活中的诸多要素纳入其中，使得我们基于价值观对公务员所形成的“群体心理画像”更为丰满生动、全面具体。第三，对干部群体价值观道德层面的测量、剖析更具操作性。干部群体道德层面价值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些研究虽然涉及到了这部分的内容，但是从其测量和解析的角度来看往往操作性不足、表述抽象意识形态化。本研究从个体日常工作生活的现象描述入手，深度切入干部群体价值观领域的基本道德行为表现，使得我们对干部群体道德价值取向的认识在一定程度可量化、易解读。
（二）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的特点与内涵
我们对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调查数据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模型拟合结果较好的支持了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8因素结构。对各维度的整体排序发现，模型显现出了以品格自律、公共利益、才能务实和人伦情感为优先选择的亲社会导向，而名望成就、守法从众、家庭本位和金钱权力四个维度则依次顺延至干部群体选择的第二梯队，具有鲜明的“好人定位”特性（见图1）。这种对自身价值体系的好人定位，恰恰表明自我价值定向对个体观念与行为的引导作用。在干部群体的价值观排序中，品格自律被放置在了其价值判断选择的最优位置，也进一步印证了“道德自律是领导干部价值观生成机制的首要选择”这一观点。[8]干部群体对品格自律的实践，不但具有较高的主客体互动价值，同时也是领导干部自我规范、自我促进、自我调节、自我容忍和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9]对于干部群体而言，其职业行为的基本准则和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仍旧基于“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尽管在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的排序中，其个人的才干能力占据有重要位置，但是他们仍旧表现出强烈的对于公共利益优先选择的意识，而干部群体对公共利益维度的深切关注也正是落实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现实表现。干部工作压力大、责任重，当我们将其还原为普通个体加以审视的时候，无法回避其对个人情感的体验与诉求，毕竟这是基层党政干部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和影响因素。[10] 西方领导价值观研究也发现，从众和权力是其价值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11]有关党政领导干部的人格研究也发现，严谨、高自我克制和高成就动机是干部群体在日常的工作中所表现出的重要的人格与行为特点。[12]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转型期，在相关制度体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干部群体不仅要具有全心全意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同时也要具备较高的依法行政意识和对民主法治建设的足够重视，要特别强调对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对民主法治价值观、公平正义价值观、诚信友爱价值观、创新价值观的重新塑造。[13]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对家庭及其成员的重视，恰恰反映了一种与“人伦情感”相对应的价值取向。对于家庭认知的正确评价，不仅涉及到干部群体个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与社会稳定和党的执政安全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干部群体中，金钱权力的得分排在了8个维度的最后一位；就其结果来看，其所透视出的内容与“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摘自《论语·里仁》）和“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摘自《朱文公文集》）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对照，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观念的一种具体反映。
金盛华等人对中国人价值观的研究对象包括有学生、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等4个社会群体。[1]但是，其研究并未涉及干部群体。我们在研究中使用了与其相同的测量工具，并将干部群体与其他群体一般性价值观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价值观序列的优先顺序上，两个研究中的结果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发现在于，金盛华等人关于4个群体的数据结果显示：当代中国民众对“才能务实”的排序位置要优于“公共利益”、对“家庭本位”的排序位置要优于“守法从众”；而本研究的结果则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样一个结果正好反映了干部群体的工作特性和组织要求。“为人民服务”作为领导干部价值观的实现过程与根本途径[14]，这就要求我们对干部的考察不能仅仅关注其个人才干与政绩，还要重视其是否对人民群体怀有真情实感。同时，随着以法治国建设的不断推进，干部群体在工作中也逐步树立起了依法施政的意识，而家庭排序位置的后移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领导干部“亏欠小家、奉献大家”的职业情怀。
（三）思考与启示
公务员作为我国社会生活当中的特殊职业群体，肩负着重要的行政执行任务。干部群体的价值观对于整个社会具有引领和表率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来重视公务员的价值观建设。[15]因此，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需要从事实发生的层面了解和把握公务员的价值观现状，并以此为基点开展价值观教育与建设。根据本研究对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结构与现状的实证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价值观对行为的指引作用具有情境性的特征，因此对干部群体的价值观教育要具有持续性和层次性。当前我国处于社会结构变化、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组织人事部门要帮助干部有效应对、抵制多元价值观和各种利益所带来的冲击、诱惑，并针对不同个人特征（例如不同地区、学历、级别、行政职权等）的公务员开展持续性、多层次性的价值观教育。第二，要通过行为塑造强化干部群体价值观的教育。作为态度的上位概念，价值观是个体态度系统化的抽象表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从态度与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来看，行为塑造对于价值观教育和转变将具有更好的效果，这与房宁、郑建君在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观察研究中所提出的“领导干部的格调养成”观点相一致。[16]第三，从价值观教育的具体内容来看，干部群体的法治观念培育需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本研究对数据分析的总体结果和对不同人口学变量的比较结果都显示，目前“法治观念”在干部群体价值取向的选择排序中位于相对靠后的位置，处在第二序列当中。为此，需在日常的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突出强化依法行政的理念，并配套相关的考核惩处办法，从而提升干部群体价值取向中的法治观念。
注释：
①因为高中及以下的被试者仅有4人，因此我们将这一部分数据与大专（93人）部分的样本予以合并，最终获得参与分析的有效数据n=9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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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房宁，郑建君.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状况观察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1，（6）.
作者简介：郑建君（1979―），男，心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治心理与行为。
（责任编辑：陈合营）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882ZD002）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基层领导干部；一般性价值观；好人模型；自我价值定向
D262.3
一、引言
价值观（Values）是人们关于事物重要性的观念，是依据客体对于主体的重要性对客体进行价值评判和选择的标准；同时，价值观也是对个体进行行为判断的重要预测变量。目前，以中国社会环境为背景、以华人文化传承为基础所开展的价值观研究，从价值观的类型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一般性价值观和特定性价值观两大类。其中一般性价值观是针对同一地域或文化背景下普通民众所持有的一般性价值判定标准，例如费孝通提出的反映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差序格局”、杨国枢提出的“传统与现代”并存形态、黄光国的“面子”模型和金盛华等提出的“好人定位”模型等；而特定性价值观则主要针对某种特定行为或环境，例如工作价值观、择业价值观、婚恋价值观、消费价值观、人际价值观等等。[1]作为观察人类社会的重要切入点，有关价值观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研究者的关注。从研究方法上看，相关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思辨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两种范式。其中，思辨性研究通过系统的历史回顾、缜密的逻辑推理来探究个体的价值观念；而实证性研究则倾向于通过结构化的工具编制、测量来探讨个体价值观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党政干部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阶层群体，不但是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各项政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工作向前推进的重要参与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我们的事情能不能办好，既定的任务能不能如期完成，关键在人”。[2]为此，我们必须对干部群体的价值观问题深入研究、精准把握、合理引导、有效培养。当前，有关干部群体的价值观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基本上确立了“为人民服务”这一价值观念在干部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根本地位，这为干部群体对自身价值体系的规范与确立提供了正确、科学的思想路线与保障。从研究内容与方法来看，上述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干部政治价值观或职业价值观的认识，研究方法上也基本采用的是非量化研究范式。目前，从政治心理学视角、采用实证研究对干部群体的一般性价值观的专门性研究相对缺乏。为此，本研究拟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使用在本土文化背景下构建的针对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编制的测量工具，对我国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一般性价值观特点予以分析、研究。希望本研究结果能够为我们全面认识和系统把握干部群体价值观与行为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程序
（一）样本数据来源
有关基层公务员群体一般性价值观数据的收集工作，主要是在山东、福建、陕西、湖北和黑龙江等省份的10个市、县中开展的，问卷发放的主要对象为党政机关工作的、行政级别为处级及其以下的在职在岗公务人员。针对本次调查，研究者共发放问卷500份，其中有效问卷467份，有效率为93%。对所收集数据的样本信息进行初步的统计，结果发现：在467份有效数据中，被试年龄主要分布在20～60岁之间，平均年龄41.26岁；在被试的性别分布方面，女性被调查者114人（占总人数的24.41%），男性被调查者353人（占总人数的75.59%）；在被试的学历构成方面，高中及以下学历者4人（占总人数的0.86%），大专学历者93人（占总人数的19.91%），本科学历者314人（占总人数的67.24%），研究生学历者56人（占总人数的11.99%）；在被试的行政级别方面，科级以下人员95人（占总人数的20.34%），科级人员230人（占总人数的49.25%），处级人员142人（占总人数的30.41%）；在被试的地区来源分布方面，来自福建的被试92人（占总人数的19.70%），来自山东的被试98人（占总人数的20.99%），来自湖北的被试97人（占总人数的20.77%），来自黑龙江的被试90人（占总人数的19.27%），来自陕西的被试90人（占总人数的19.27%），具体见表1。
（二）测量工具
对于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的测量，我们采用了金盛华等人开发的“中国人价值观问卷”（Chinese Values Questionnaire， CVQ）。[1]问卷由32个6 点记分的项目组成，包括有品格自律（3个项目）、才能务实（4个项目）、公共利益（5个项目）、人伦情感（3个项目）、名望成就（3个项目）、家庭本位（3个项目）、守法从众（4个项目）、金钱权力（7个项目）等8个维度，并在国内的研究中广泛使用。在本次调查中，我们还对其信、效度指标进行了相关的复核检验。其中，RMSEA 为0.060，结构效度的相关拟合指数GFI、NFI、NNFI、IFI 和CFI 分别为0.87、0.86、0.90、0.91、0.91， χ2/df为2.66， 各项目的标准化载荷在0.38～0.90 之间；问卷8个维度品格自律、才能务实、公共利益、人伦情感、名望成就、家庭本位、守法从众、金钱权力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7、0.81、0.80、0.85、0.81、0.81、0.81、0.82。上述结果表明，该问卷在本次调查中表现出了良好的效度和信度。
（三）数据管理与统计
为了保证数据获得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我们事先对问卷作答的指导语进行了统一的规范设计，同时对调查问卷施测人员进行系统的操作培训，并要求参与调查者以匿名方式作答问卷。在数据的录入、管理和有关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特点的统计分析方面，研究者采用SPSS15.0软件进行操作处理；同时，通过多元统计分析软件Lisrel8.7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对调查问卷的结构效度予以检验。 三、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的调查结果
（一）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的总体情况
通过统计分析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在八个维度上得分的平均数与标准差，对该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特点予以描述，结果见表2。其中，除“金钱权力”外，干部群体的得分大小均超过了3.5分。其中，被干部群体最为看重的价值取向维度是“品格自律”，其他取向维度的得分有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公共利益”、“才能务实”、“人伦情感”、“名望成就”、“守法从众”和“家庭本位”，而排在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得分序列位置的最后一位的维度是“金钱权力”取向。
在表2中，我们对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得分的均值进行了位置排序。基于此结果，我们对相邻两个维度之间的平均数差异进行了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见表3），7对两两相邻的价值观维度之间的均值都表现除了显著的差异。
（二）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在不同性别、地区上的表现
为进一步检验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特点的稳定性水平，我们分别以性别变量和地区变量切入，对干部群体在八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值排序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其中，性别分类的描述结果与表2呈现的总体数据结果一致；而地区分类的描述结果，除福建和湖北两个省份的数据分析显示“才能务实”的得分高于“公共利益”的得分之外，其他省份的结果与总体结果一致。为明确这种价值观维度的排序差异是否表现出显著的不可逆转特性，我们将这两个省份在上述维度间的数值进行比较发现，其差异均不显著。其中，福建省的数据在两个维度之间的差异均值为0.05、t=0.52、p=0.61，湖北省的数据在两个维度之间的差异均值为0.02、t=0.27、p=0.79。
（三）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在不同学历、行政级别上的表现
我们对不同学历和不同行政级别的干部群体在八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值排序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见表5。其中，行政级别分类的描述结果与总体数据的结果一致；而在学历分类中，除研究生被试显示“才能务实”的得分高于“公共利益”的得分之外，其他学历类型的被试结果与总体结果一致。我们将研究生样本在上述维度间的数值进行比较发现，其差异均不显著，两个维度之间的差异均值为0.05、t=0.30、p=0.76。上述结果说明，尽管具有研究生学历的被试在一般性价值观维度的重要性排序结果方面与总体分析存在差异，但综合分析其整体趋势，这种差异仅仅表现为“数量”上的变化，而非“本质”上的逆转性易动。
四、分析与讨论
（一）干部群体价值观结构的比较
对于公务员价值观结构的研究，其目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了解公务员价值观的影响、构成要素；第二，形成对公务员价值观评价的基本架构。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针对公务员价值观结构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评价结构测量和理论结构建构。这两种研究从实践和理念两个层面描述和规划了公务员这一职业群体的基本价值取向，对我们了解公职人员的价值观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已有的相关研究也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即受群体职业标签的裹挟，使社会公众对该群体的认识无法摆脱既有观念的影响，其研究结果也难以与其他群体进行横向比较。为此，本研究作为评价结构测量类型的一次尝试，将关注点聚焦于“去职业标签化”后的一般性价值观描述分析，并在社会生活实际现象层面还原其价值取向构成特点。根据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将干部群体的一般性价值观结构与其他相关研究的内容进行了简单对比，如表6所示。
通过与相关研究的比较，我们认为本研究通过数据检验获得的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结构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以人为本理念成为干部群体价值观分析的工具基础。剥离公务员群体的职业标签来分析其价值观，并非降低对其价值观要求的标准，而是希望对其价值观现状的认识更具全面性和客观性。为此，本研究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一般性价值观作为分析其价值观结构与现状的切入点，真实的展现了干部群体作为社会人所具备的最基本的人性面特征。第二，生活视角的切入使得对干部群体价值观的把握更加生动具体。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所构架的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结构不仅突出了其工作方面的内容，同时还将其社会生活中的诸多要素纳入其中，使得我们基于价值观对公务员所形成的“群体心理画像”更为丰满生动、全面具体。第三，对干部群体价值观道德层面的测量、剖析更具操作性。干部群体道德层面价值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些研究虽然涉及到了这部分的内容，但是从其测量和解析的角度来看往往操作性不足、表述抽象意识形态化。本研究从个体日常工作生活的现象描述入手，深度切入干部群体价值观领域的基本道德行为表现，使得我们对干部群体道德价值取向的认识在一定程度可量化、易解读。
（二）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的特点与内涵
我们对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调查数据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模型拟合结果较好的支持了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8因素结构。对各维度的整体排序发现，模型显现出了以品格自律、公共利益、才能务实和人伦情感为优先选择的亲社会导向，而名望成就、守法从众、家庭本位和金钱权力四个维度则依次顺延至干部群体选择的第二梯队，具有鲜明的“好人定位”特性（见图1）。这种对自身价值体系的好人定位，恰恰表明自我价值定向对个体观念与行为的引导作用。在干部群体的价值观排序中，品格自律被放置在了其价值判断选择的最优位置，也进一步印证了“道德自律是领导干部价值观生成机制的首要选择”这一观点。[8]干部群体对品格自律的实践，不但具有较高的主客体互动价值，同时也是领导干部自我规范、自我促进、自我调节、自我容忍和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9]对于干部群体而言，其职业行为的基本准则和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仍旧基于“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尽管在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的排序中，其个人的才干能力占据有重要位置，但是他们仍旧表现出强烈的对于公共利益优先选择的意识，而干部群体对公共利益维度的深切关注也正是落实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现实表现。干部工作压力大、责任重，当我们将其还原为普通个体加以审视的时候，无法回避其对个人情感的体验与诉求，毕竟这是基层党政干部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和影响因素。[10] 西方领导价值观研究也发现，从众和权力是其价值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11]有关党政领导干部的人格研究也发现，严谨、高自我克制和高成就动机是干部群体在日常的工作中所表现出的重要的人格与行为特点。[12]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转型期，在相关制度体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干部群体不仅要具有全心全意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同时也要具备较高的依法行政意识和对民主法治建设的足够重视，要特别强调对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对民主法治价值观、公平正义价值观、诚信友爱价值观、创新价值观的重新塑造。[13]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对家庭及其成员的重视，恰恰反映了一种与“人伦情感”相对应的价值取向。对于家庭认知的正确评价，不仅涉及到干部群体个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与社会稳定和党的执政安全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干部群体中，金钱权力的得分排在了8个维度的最后一位；就其结果来看，其所透视出的内容与“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摘自《论语·里仁》）和“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摘自《朱文公文集》）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对照，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观念的一种具体反映。
金盛华等人对中国人价值观的研究对象包括有学生、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等4个社会群体。[1]但是，其研究并未涉及干部群体。我们在研究中使用了与其相同的测量工具，并将干部群体与其他群体一般性价值观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价值观序列的优先顺序上，两个研究中的结果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发现在于，金盛华等人关于4个群体的数据结果显示：当代中国民众对“才能务实”的排序位置要优于“公共利益”、对“家庭本位”的排序位置要优于“守法从众”；而本研究的结果则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样一个结果正好反映了干部群体的工作特性和组织要求。“为人民服务”作为领导干部价值观的实现过程与根本途径[14]，这就要求我们对干部的考察不能仅仅关注其个人才干与政绩，还要重视其是否对人民群体怀有真情实感。同时，随着以法治国建设的不断推进，干部群体在工作中也逐步树立起了依法施政的意识，而家庭排序位置的后移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领导干部“亏欠小家、奉献大家”的职业情怀。
（三）思考与启示
公务员作为我国社会生活当中的特殊职业群体，肩负着重要的行政执行任务。干部群体的价值观对于整个社会具有引领和表率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来重视公务员的价值观建设。[15]因此，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需要从事实发生的层面了解和把握公务员的价值观现状，并以此为基点开展价值观教育与建设。根据本研究对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结构与现状的实证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价值观对行为的指引作用具有情境性的特征，因此对干部群体的价值观教育要具有持续性和层次性。当前我国处于社会结构变化、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组织人事部门要帮助干部有效应对、抵制多元价值观和各种利益所带来的冲击、诱惑，并针对不同个人特征（例如不同地区、学历、级别、行政职权等）的公务员开展持续性、多层次性的价值观教育。第二，要通过行为塑造强化干部群体价值观的教育。作为态度的上位概念，价值观是个体态度系统化的抽象表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从态度与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来看，行为塑造对于价值观教育和转变将具有更好的效果，这与房宁、郑建君在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观察研究中所提出的“领导干部的格调养成”观点相一致。[16]第三，从价值观教育的具体内容来看，干部群体的法治观念培育需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本研究对数据分析的总体结果和对不同人口学变量的比较结果都显示，目前“法治观念”在干部群体价值取向的选择排序中位于相对靠后的位置，处在第二序列当中。为此，需在日常的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突出强化依法行政的理念，并配套相关的考核惩处办法，从而提升干部群体价值取向中的法治观念。
注释：
①因为高中及以下的被试者仅有4人，因此我们将这一部分数据与大专（93人）部分的样本予以合并，最终获得参与分析的有效数据n=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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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房宁，郑建君.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状况观察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1，（6）.
作者简介：郑建君（1979―），男，心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治心理与行为。
（责任编辑：陈合营）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882ZD002）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