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牵嘉庚情 魂系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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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岁,普通孩子还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年纪,他却孤身一人漂洋过海回到祖国,小小年纪尝尽离愁别苦的辛酸。
  十年浩劫,他遭受种种不公待遇,却当作“祖国对我的考验”,怀着“诚毅”之心苦苦坚守。
  年过古稀,他和妻子靠摆地摊照相维系生活,克勤克俭,清贫度日。
  就是这样一个成长于忧患中的印度尼西亚归侨,一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却慷慨捐出数百万积蓄感恩母校,助学助教,回报祖国,几乎倾尽所有。
  很多人不了解,甚至说他脑筋有问题,但他却说,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永远不会忘记,是6年的集美中学生活暖热了他的心,是嘉庚精神的感召指引着他不断前行,是祖国和学校的悉心培养成就了他的今天。
  这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杜成国,一位经历过岁月洗礼,唏嘘过人生坎坷,历经世事沧桑却仍然怀抱一颗赤子之心,拥有宽广大气胸怀的老人。
  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科教兴国”的强音也随之奏起。而老一代教育家们仍然以他们朴素的人生理念践行着他们捐资助学、教育强国的信念—“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这是陈嘉庚先生的名言,也是杜成国的人生信条。他以自己的人生道路践行这一人生信条,更让人们看到新时代陈嘉庚精神的写照。昭昭此心,祖国可鉴,人民可鉴,集美的万千学子可鉴。
  正如著名学者崔卫平所说,“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正是因为有了无数的杜成国,有了他们微弱却执着的光芒照耀,百年梦圆的道路才不会黑暗,百年梦圆的那一天才不再遥不可及。
  一个信守一生的承诺:
  做永远的集美人
  经历了五十多年的艰难坎坷,每一次回到集美母校,一切忧伤和不幸都烟消云散,我仿佛又回到童年,又回到那温馨的集体生活。同学不是兄弟胜似兄弟,老师校长不是父母胜似父母。我是一位浪迹天涯的海外赤子、海内孤儿,集美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成长的土地。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心都紧紧与她在一起。
  —杜成国
  下南洋,近代中国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之一。杜成国的父亲杜丕林就是下南洋大军中的一员。年仅13岁,他便跟随远嫁的姐姐到了印度尼西亚,努力奋斗,顽强生活。因贫病交加,五岁父母双亡成了孤儿,由于顽皮被人骂作“煮过的豆子,发不了芽”,杜丕林发愤图强,自学成才,成了印尼锡江远近闻名的针灸医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受战乱的国人终于扬眉吐气,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更是兴奋不已,敲锣打鼓,纷纷高呼:“回到祖国去,建设新中国!”据统计,新中国成立的五年间,各行各业的华侨华人归国者近18万,杜成国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一走、一回,不仅代表了一个家庭的选择,而且蕴藏着海外华侨对强大祖国的向往,它预示着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复兴、一个时代的更迭。
  杜成国生于1940年,当时的印尼正遭受日本侵略,频遭轰炸,跑防空洞是他模糊的儿时记忆中鲜明的一件事。彼时的中国,也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拯救国家危亡,爱国华侨陈嘉庚带头捐款捐物,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积极奔走,组织募捐,支援祖国的抗日。
  “当时家里生活并不富裕,但爸爸还是积极捐了很多钱,还有药品、衣物等。这是华侨的心愿,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小家再难,也要积极支援。”杜成国是“生于忧患”中的,很小的时候,就体会了战争带来的恐惧和动荡与不安,懂得和平的可贵;很小就知道国难当头,岂能坐视;也是在那时候,他就知道了陈嘉庚和他创办的集美学校,以至1953年决定回国时,毅然直奔集美中学。“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尽管当时只有13岁,尽管已经过去60年,杜成国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背负着父母和海外华侨“建设新中国”的寄托与期望,他踏上了从印度尼西亚开往香港的邮轮。
  那是1953年4月16日,在那个永生难忘的日子,他与热血沸腾、怀着满腔报国志的归国华侨学生一起,高唱着《共青团员之歌》,历经12个日夜的海上漂泊才抵达香港九龙。在这里,杜成国换乘火车,经过罗湖到广州,再由广州改乘烧炭汽车,终于在4天的颠簸后到达目的地厦门集美中学。“当年和我一起从锡江回国的,就有后来享有‘香港音乐教父’之称的戴思聪和他的两位姐姐,成就都很突出。我是5月1日到的集美,先被安排到了集美小学听课,9月一开学,我就成为了集美中学初中80组戊班的一员学生。”
  1953年,集美中学新到来的校长是越南归侨叶振汉。同为归侨,叶振汉校长对侨生的心理活动有准确的把握,尤其关心侨生的思想教育和学习生活,采取多种方式为侨生创造“理想校园”、“温馨家园”,让这些远离父母亲人的孩子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杜成国说,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回想当年,他的语气不由自主地柔和了许多,他忆及:
  “叶振汉校长为我们设立了‘侨生辅导组’和后来的‘勤工俭学办公室’,还有少先队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对我们的成长影响很大,甚至是一生。”
  “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子,第一次远离父母住在集体宿舍,难免会想家,出问题、闹情绪。老师们就耐心找我们谈心交朋友,从生活上照顾我们,夜里还要值班,帮忙盖被子;病了送医院,无微不至,校园内充满团结友爱的气氛。”
  “我比较调皮,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在印尼读小学就换了三个学校,可在集美,一呆就是6年。学校费尽心机照顾我们,担心侨生孤单、想家,闹情绪,所以搞了很多的课外活动,组织各种兴趣小组,一方面分散注意力,排忧解难;另一方面也让我们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锻炼和成长,从而调动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
  “我参加了摄影小组,跟同学们出去活动的时候,经常帮他们照相留念,让他们可以寄给父母看。这也为我后来成为专业摄影记者打下基础。因为集美没有报社和记者,后来我就做了通讯员。之外我还参加了游泳、健美小组。”   “那时学校里环境很好,同学们的关系都非常融洽。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参加各种活动—那时解放军到学校和我们联欢、旱灾的时候我们到农村抗旱……台湾飞机来轰炸的时候,我们一起跑防空洞。晚上还有学生纠察队巡逻站岗,保护我们的安宁和安全。”
  “我们一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修筑海堤、建潮汐发电站等。虽然那个时候国家很困难,大家总弄得满身都是泥,也很累,但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活得很有价值,接受了祖国的考验,这些都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他至今仍记得,自己突发急性阑尾炎和额头受伤两次住院期间,叶校长亲自探望、老师悉心照料带给他的感动。“患急性阑尾炎是在1954年,当时集美医院做不了手术,学校就把我送到了20公里之外的鼓浪屿第二医院。校长和老师竟然亲自到鼓浪屿去看我,非常不容易,现在想来都觉得很感动。”
  将心比心,知恩图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认准一条路,学校对我好,我就全心全意、踏踏实实地为它做奉献。”杜成国说,只有在集美学习、生活过的人,才真正懂得集美的特别之处,懂得集美带给每一个学生心灵和精神上的满足。
  这一时期的集美中学,也确实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单讲杜成国的同学,就有国际著名企业家丁文志、张祥盛,中国科学院士俞昌旋,电影导演黄健中,音乐家李海晖、陈能济,以及吴玉雷、陈福祥、叶安达、何宇光、何子江、苏慧敏等等……他们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为国家默默做着贡献。“我们都感念叶振汉校长为教育、为集美、为我们所做出的贡献,也为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批斗和冤屈不平,更为他的早逝而伤心。”杜成国说,他为叶校长雕塑铜像,就是为了纪念他为陈嘉庚教育事业的贡献,也是对所有学校领导对教育事业所做出贡献的纪念。
  1959年6月20日,杜成国到北京报考电影学院,离开了集美母校。60年来,和母校老师、校友一直有联络,一有校庆,大家都会回集美……“定居香港后回集美更快,现在深圳到厦门的动车也开通了,一趟才三个半小时,一天就能来回。我们离母校更近了,心也贴得更紧了!”
  他说集美不仅教会他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教会他谋生的本领,更教他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父母给了我生命,任何时候我都将珍惜;集美学校给了我灵魂,‘诚毅’校训使我受益终身。”
  “‘诚毅’校训要求我们‘诚以待人,毅以处事’,‘诚’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对党、对人民、对祖国无限忠诚,就是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毅’是做事的基本准则,就是要艰苦奋斗,百折不挠。”
  杜成国念念不忘那6年,时隔多年仍对它充满感恩,始终以“集美人”自居,所有的头衔也都与集美有关。“做永远的集美人”,这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随便说说,杜成国倾资助学的义举,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桩仍在延续的义举:
  倾资助学助教
  他不是什么大老板,而是一个靠摆地摊照相挣钱的年逾七旬的老人。他信奉的是爱国、感恩、回馈。他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摆地摊,冒着严寒酷暑,靠三元五元、十元八元地挣,点点滴滴地攒,一分一文都来得不容易。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他不忘母校、校主的培育之恩,成百万地大手笔捐款,也实在不容易。
  这两个“不容易”都凸显了他感恩校主,回馈社会的拳拳赤子心。
  —集美校友总会理事长、研究员、教授任镜波
  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常年摆着一个露天的照相摊位。在那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个忙碌的老人,年逾古稀却精神抖擞,他忙着招揽顾客、帮顾客拍照、打印照片,夫人则为客人化妆拍照,每天工作不定时。
  在《集美校友捐款芳名录》上,有一个人的名字总是频繁出现,捐得不一定最多,却是频率最高的。几年来,他的捐款总额已经超过了500万,至于到底有多少,很难计算清楚。
  这两面都属于杜成国。他信奉陈嘉庚先生的金钱观—“我的金钱取诸社会,亦当用诸社会”、“财是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所以,尽管挣得不易,但着实捐得洒脱,“最贫穷的富翁”这个名号也由此得来。
  历经沧桑,克勤克俭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这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出自苏联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杜成国的座右铭,陪伴他度过一生。1953年时,“我当时是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宋庆龄是我们的会长。我看了这部电影,保尔这段话对我的影响很大。每当遭受苦难的时候,我就默念这段话,从中汲取力量,平静烦乱的心情。”
  1984年,杜成国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出差,突发胃穿孔。几经周折,才送到100里外的郑州省医院,但找不到相关领导签字手术,而过长的等待也使胃穿孔加重,引发了腹膜炎,情况十分危急。几经周折才找到出差在外的中新社领导,由同行的同事签字,整整痛了12个小时的杜成国才上了手术台。
  十年后,杜成国在与朋友聚会时,盛情之下吃了糯米糕和海鲜,再次引发胃穿孔,半夜三更又不幸躺上了手术台。
  “当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我就想,不能死,我的生命只有一次,我还要培养我的孩子,还要完成替父母报效祖国的心愿,还要看到小康社会的建成……我不怕死,但舍不得死,我要求自己一定要顽强,要活下去。”杜成国说,那两次胃穿孔都差点要了他的命,是保尔·柯察金的这段话支撑着他渡过了那段痛得死去活来的时间。
  同样还是这段话,支撑着他熬过一段又一段艰苦的岁月—
  文革期间,被下放海南岛,杜成国与身在河北文安商业部干校的妻子、寄养在上海弟妹家的女儿天各一方,饱受思念之苦;
  因为海外关系,因为有房产,他被划为“华侨房产主”,关牛棚、被批斗,监督劳动,遭受各种不公正待遇;   初到香港时,生活艰难,不得不暂时带着孩子寄住在表弟家;为了生活费和供房款,他四处奔波,尝试各种工作;长女离家出走,儿子上学被人欺侮,一切都让他焦头烂额……
  杜成国不止一次慨叹:“像我们华侨,在国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国刚刚才好几年,又遇到这样的事,个人受到了很大的委屈。但家毕竟是自己的,国是我们民族的,祖国大地有我们付出的爱,有我们付出的血汗,有我们付出的青春年华,五星红旗有我们血染的风采,我们不爱,谁爱?”尽管爱得辛苦,委曲求全,尽管已是垂暮之年,但杜成国说,爱本身就是一条很不平坦的道路,是很多感情交织在一起的,不会因为一两件事情而改变。爱也需要反复磨练,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后来,杜成国在偶然的一次机会到维多利亚公园为朋友拍照,印尼女佣过来要求照相,问一张多少钱?这启发了杜成国,从此他成了照相个体户,开始在公园摆地摊帮人照相,他很满意这份“无压力、无拘无束、不受气,可以广交朋友,又有不错收入”的工作。
  虽然收入尚可,但着实辛苦。“不仅有黑社会滋扰,频频受欺,还有英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各种条框限制。2002年,我被政府票控,理由是阻街、滋扰他人。后来因我年纪大,又没有领取综援,法院从轻判了250元港币的罚款。当我从法院走出来的时候,却被突如其来的记者包围,第二天,香港几乎所有的媒体,大报、杂志、电台就让我出了名。”杜成国的这次出名,也迫使香港政府最终同意艺人在公园及各景点从事摄影服务,还给他发了牌照。这之后,杜成国的工作才稍微稳定了些。
  不论寒冬酷暑,一律露天工作,大雨来了一身湿,太阳出来一身汗,一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就这样,23年来,一天一天地过,一元一元地攒。虽然辛苦,但他并不气馁,有了钱就想报恩,为学校尽一点心意,不辜负父母的寄托。
  现在的杜成国已过古稀之年,仍然每天风雨无阻的出摊。他们制作了各种巨幅布景吸引顾客,想出各种新服务满足顾客需求,比如合成、喷绘。他与深圳的照相馆合作加工照片,每星期跑两趟深圳,经常乘末班车回港,只为了节省购买加工设备的成本……
  在开源的同时,杜成国也非常注重节流。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没有高级的手机、照相机,也没有戒指、手表。日常的娱乐项目都没有,更别提什么奢侈性的消费活动。
  因为真正穷过,深切了解没有钱的辛苦,所以就算生活稍有改善,他仍然坚持着清贫简朴的生活。夫妇二人一天的生活费不足百元,大多是馒头面包、速溶咖啡,一个盒饭两个人分着吃,日子过得非常简朴。“我不在乎物质上的东西,我只在乎精神上的安慰,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是用金钱、用物质换不来的。”但他却一直积极参加爱国社团活动,尽责尽力尽义务,还捐款不断。
  倾资助学,感恩图报
  2013年10月21日,集美学校创办100周年纪念日,杜成国受邀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纪念活动。少有人了解,到现在的十余年间,杜成国个人已向母校捐款超过500万。
  2010年,集美中学高中部新校区破土动工,半年之后,即将封顶的五幢教学楼却遭遇了300多万的资金缺口,焦急的校领导想到了找校友“化缘”。远在香港的杜成国很快听到了这一消息,适值集美中学92周年校庆,他当即表示愿意捐款200万,用于高中部新校区建设,以实际行动解母校燃眉之急。
  当天,杜成国还向集美校友会捐资100万,其中80万用于设立“杜成国教育基金”,资助贫困生,20万用于集美校友会馆建设。
  2011年10月15日,集美中学高中部新校区落成典礼暨集美中学成立93周年庆典上,杜成国再次捐出138万,其中38万用于为新校区新增一处校园文化点—“嘉庚精神·薪火相传”嘉庚群雕。
  看着台上的普通老人,人们有惊讶,有不解,更多的是敬佩。其实杜成国做的,远不止于此—
  2000年,他提议创办《集美中学报》,并首捐5000元港币作为办报基金,还捐了笔记本电脑和摄影器材,之后也经常几百几千的赞助出版经费。
  2011年,他为集美的公益事业捐款,为集美医院捐款购商医两用车一辆,感恩医院在上学时对他的救助与关怀。
  同时,他还为集美报社捐款20万元设立“杜成国新闻基金”,并赠送相机和彩照打印机,鼓励学生们多动笔,多摄影。
  2013年,他与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弟回到故乡泉州马甲镇,出资100万以父亲杜丕林的名义设立“杜丕林教育基金”。
  此外,多年来,杜成国还经常赞助集美中学的退休教职工协会等……
  2013年12月18日,他还和夫人专程赶回集美,为集美中学40位学生颁发了每人1000元的助学金……
  “很多人不理解我,说人家有钱人都舍不得乱花,你怎么一下捐那么多,疯了吧?我不是追求虚荣,更不是要出风头。我只不过是感恩,感谢国家培养了我,感谢集美中学培养了我。我只不过是做了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不枉父母对我的寄托,不枉学校对我的培养。”杜成国说,人与人的生活目标不同,生活道路也不一样,他只是遵循内心的指引。
  果戈里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使自己的一生变为有用的一生,纵然只能效绵薄之力,我也会热血沸腾。”杜成国说:“人的价值,不在于你自己在说什么,而在于人家看到你在做什么。”这位再平凡不过的老人,这个经济状况频爆红灯、申请补贴也只拿到50元钱的穷苦人,在自己经济有所好转之后,能够倾己所有、尽己所能,对母校涌泉相报,他用最质朴的行动表达了对母校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
  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
  传承嘉庚精神
  杜成国一生最崇拜的人是集美学校的校主陈嘉庚。他一生拍过无数照片,但他最钟爱的是他在集美中学读书时拍的与陈嘉庚在鳌园的合影,直到现在,他还经常出示这照片,犹如家珍……为弘扬陈嘉庚精神,维护、发展陈嘉庚的遗业,他出资出力,献计献策,不遗余力。   —《集美校友》杂志主编、集美大学教授陈经华
  2013年9月22日,“中国公益事业促进会十周年年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杜成国及妻子应邀出席,并被授予“中国公益事业杰出贡献人物”、以及“2013中国公益事业形象大使”荣誉称号。
  11月17日,杜成国再次受邀来京,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2013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并荣膺“2013中国经济人物”殊荣。
  这是对他数十年如一日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嘉奖,更是对他遵循嘉庚先生“爱国爱乡爱侨爱校”教导、弘扬嘉庚精神的充分肯定。
  之前在中新社做摄影记者的时候,杜成国也曾出入各种高端场合,但以获奖嘉宾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荣誉,这是第一次。“人民大会堂是我们国家最崇高的地方,一定要到过,这是我一生的荣誉。”
  杜成国很欣慰是因为传承嘉庚精神、捐资助教而被肯定,他乐于做“嘉庚精神的折光”,他说:“站在那么高的领奖台上,向大家宣誓,从集美中学一直走到人民大会堂,是陈嘉庚的精神照耀着我,是华侨旗帜指引着我走向正确的方向。我能有今天的成绩,归功于陈嘉庚,归功于集美中学。没有陈嘉庚办这个学校,就没有集美中学,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100年前,是陈嘉庚倾尽毕生资财和心血,创办了以集美中学为主的集美学校,并立下“诚毅”校训。因为经常充当“摄影师”帮陈嘉庚拍照,杜成国与陈嘉庚很熟,他清楚地了解,陈嘉庚在海外创业的艰苦,募集资金的艰难,日常生活的艰苦。“他的家很简朴,没有席梦思床,没有沙发椅,全都是木头的。”
  其实在当时的华人企业家中,比陈嘉庚富有的并不在少数,但为国家和民族兴学育才始终如一地慷慨输捐而自己一生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的,唯有陈嘉庚。正因为如此,黄炎培先生曾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他办学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为中国及世界所罕见。
  集美中学被称为“侨生摇篮”,培养的5万多名校友,相当一部分分布在海外,成名成家成才,为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积极贡献。郭沫若先生有联赞曰:“鳌园博物大观百闻不如一见,鹭江集美中学万人共仰千秋”。
  毛泽东主席称赞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总理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尽无限艰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
  陈嘉庚的一生孕育了伟大的嘉庚精神,他用忧国忧民的强烈意识和爱国爱乡的赤子之情,为后人树立起了这面鲜艳的旗帜,鼓舞着海内外华侨为中华腾飞而无私奉献。
  嘉庚精神的内涵集中反映在爱国主义精神,还体现在重义轻利、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诚实守信、嫉恶好善的重德精神,刚健果毅、坚韧不拔的自强精神,艰苦朴素、勤勉节俭的清廉精神,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等五个方面。
  如今,我们可以更加深这一解读:陈嘉庚一生不断追求的,正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正是今天中国梦的主旨。陈嘉庚先生是追求中国梦的光辉典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嘉庚精神,无疑是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精神。
  在集美中学学习和生活的6年,深受嘉庚精神的影响,老一辈教育家的言传身教,让他从小就有了教育是千秋万世的事业之信念,并坚持一生。
  与陈嘉庚先生的合影,是杜成国的宝贝,几十年来,老人小心的珍藏着。那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中的杜成国身体微侧,下巴上昂,脸上满是幸福得意的微笑。快门瞬间闪动,却留下了永恒的影像,半个世纪后,中新社60周年社庆,杜成国遇到了照片中与他比肩而立的杨北钊记者。“他已经快80岁了,老态龙钟。我们一起回忆当年,感慨很多。”
  作为陈嘉庚的弟子,杜成国利用一切机会宣扬嘉庚精神,时刻将“诚毅”藏在心中,事事以传承嘉庚精神为准则,一直在为弘扬嘉庚精神积极奔走。
  他前后捐资铸造三座陈嘉庚个人雕像和一组群雕,分别立于集美小学、集美中学新区、山西大田县集美学校抗战内迁旧址等地,表达自己对陈嘉庚的爱,也引导现在的年青人学习嘉庚精神;
  他积极建议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保护、恢复陈嘉庚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以“杜丕林楼”、“叶振汉楼”、“杜成国楼”,为自己在集美中学捐资建造的三座大楼命名,表达他对母校的热爱、对父亲的孝顺,以及对师长的感恩。
  他立下遗嘱,表示“死后不要追悼会,不要荣誉,只希望那一天把我的骨灰撒在母校的土地上,永远陪伴母校。”
  闽海之滨,有我集美乡;
  山明兮水秀,胜地冠南疆。
  天然位置,惟序与黉;
  英才乐育,蔚为国光。
  全国士聚一堂,师中实小共提倡。
  春风吹和煦,桃李尽成行。
  树人需百年,美哉教泽长。
  “诚毅”二字中心藏,大家勿忘,大家勿忘!
  这首集美校歌诞生于1918年,歌声飘荡近百年,见证了这座学校的动荡与沧桑,也记录下每一位集美人的成长、喜乐与感恩。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杜成国用自己的生命之火照亮了别人的世界,也获得了内心的光明与温暖。如今,年过古稀的杜成国仍然奋斗在路上,感恩、回馈,不曾停歇,“我很欣慰,还能为母校、为祖国做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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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这是一个有着特定指向的复合型理想,体现了中国政治、哲学、文化、科技、社会各方面的时代关切。中国梦是强国梦、复兴梦,实现“中国梦”,科技是动力、是支撑,中国梦连着科技梦,科技梦助推中国梦,科技梦赋予了科技界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2013年7月26日上午,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板壳力学和管理学专家、原暨南大学校长、本刊总编辑刘人怀做客浙江省科协与浙报集团主办的第36期“科学+会客厅”,为大家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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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一书中对诗的作用进行了如下阐述:诗应该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该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这就是“寓教于乐”最初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意识到,教育也应该具有这样的作用。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古往今来每一位师者在传道授业解惑之中都渴望让学生成为“乐之者”。北大力学系教授王敏中在其50余年的执教生涯中一直在追寻这样的教育之道。他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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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禧,1935年10月出生于湖北武汉。1961年毕业于前苏联敖德萨水文气象学院,现任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追踪国际科技发展的前沿,转而从事遥感技术和应用研究,是我国遥感技术应用领域的最早开拓者之一。曾多次参加或主持国家科技攻关和中国科学院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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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中医针灸”和“京剧”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针灸在中医体系的地位应该是最高的,中医就是从针灸发展来的。”谈起针灸的历史,针灸大师程莘农如是说。  但是,如今针灸的发展,状况堪忧。  针灸由“针”和“灸”构成。可如今针灸却面临“有针无灸”,中医学界也存在“存针废灸”的声音。“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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