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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关于杨兆龙的系列文章即将收笔的时候，必须要回答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通过艰辛努力，争取到了像杨兆龙这样并不缺衣少穿、并不缺乏锦绣前程的人的认同和追随，但在建立了政权之后，为什么发生错整杨兆龙的悲剧，让杨兆龙弥留之际感叹“我这一生没有对不起共产党，而对不起蒋介石”？我觉得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阶级斗争扩大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就是高估敌人、对手的力量，对敌人、对手的反击过度，把不是敌人、对手的也当成了敌人、对手。历史早已表明，当一个阶级、一个民族误判形势，误以为自己有很多敌人、自己正面临被敌人吞噬、与敌人已经处于你死我活状态的时候，头脑很难再冷静，很难不狂热，什么法治、分权制衡体制等都难以阻挡激烈过火的群体性镇压行为。
当一个阶级、民族失去理智的时候，他们的民主就会成为劣质民主，甚或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例如，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就是通过民主而上台的。希特勒法西斯打出的两个旗号：一是民族主义，二是社会主义。希特勒打出民族主义，就是煽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狭隘的民族复仇情绪，鼓吹日耳曼民族是优等种族。希特勒纳粹党打出“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号和“工人政党”招牌，迎合了战后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期间中下层民众要求变革社会的愿望，因此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这一阶层和部分落后工人的选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的席位由1928年的12席增加到107席，成为国会中第二大党；1932年7月的国会选举，纳粹党席位由107席上升为230席，成为国会中最强大的党；1933年3月的国会选举，纳粹党的席位由230席增加到288席。希特勒提出的《授权法》（其内容是纳粹政府有权颁布它所要施行的法律而不受国会和参议院的约束）在国会以多数票通过，使希特勒成为议会选举的“专政者”。由于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希特勒最终成了总理。
美国算是资本主义法治和分权制衡体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吧，但当它误判敌情的时候，照样发生了有着“美国文革”之称的麦卡锡主义。二战结束后的美国，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消失，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而至。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与苏联对抗，另一方面在国内害怕共产主义兴起。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世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借口当年1月26日出版的《美亚》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与他们掌握的一份秘密材料在内容上相似，伙同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一起闯进了《美亚》杂志编辑部，并声称“从办公室搜出1700多份机密级和其他密级的政府文件”。6月6日，联邦调查局再次查抄《美亚》杂志编辑部，声称“搜查出1069页政府文件，其中有504页是保密性质的”。在《美亚》案的影响下，杜鲁门政府还是从1947年12月17日起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国防订货承包商实行所谓“忠诚调查”。其调查对象的范围甚至扩大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在帕萨迪纳，有个3岁的小姑娘为商店当广告模特，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报酬。在“忠诚调查”的影响下，美国的社会舆论也随之右转，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被迫更改了名称，甚至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恰在此时，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的一篇演说，将这一运动推向顶点。
麥卡锡声称在他手中，有“一份205 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有如晴天霹雳，令美国上下一片哗然。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更是借口杜鲁门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苏联”“出卖了蒋介石集团”“帮了共产主义的忙”，将民主党执政的20年称为“叛国20年”，并将锋头直指杜鲁门政府。1951年冬天，在麦卡锡的无端指责和谩骂中，马歇尔不得不主动辞职。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獗的时期，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清查，成千上万的华裔和亚裔被怀疑为“间谍”。在美国工作的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也因被指责在战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传讯。此后，钱学森多次发现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电话被窃听，他的“国家安全许可证”也被吊销。直到1955年离开美国前，钱学森一直受到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的监视。钱学森回国时不仅没有带回任何研究资料，甚至连一些私人生活物品都未带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也因受到“麦卡锡主义 ”的迫害，不得不偕同夫人离开祖国，远走瑞士。1972年2月19 日，斯诺客死日内瓦。
美国麦卡锡主义显示了当时美国主流意识出了问题，即：误以为共产主义力量快要在美国居于主导地位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快要灭亡了。这是美国式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当阶级斗争扩大化思维横行的时候，什么分权制衡、无罪推定、罪刑法定、控辩对抗等法治原则制度都会显得非常脆弱。“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体现”这个定义并非全错，当统治阶级意志、民族意志发生错误时候，法治自然跟着错，或者只能袖手旁观。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之所以在1957年之后不能正常发展，就是因为误判形势，认为旧的资产阶级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新生的资产阶级又破茧而出，“党变修、国变色、人变质”迫在眉睫，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愈演愈烈。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析的那样，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毛主席改变了党的八大所做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正确判断，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为此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运动，最后推向了高潮——“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大量事实已表明，1957年反右斗争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立法长期落后、中国1954年《宪法》遭受严重破坏的根本原因。杨兆龙晚年悲剧的发生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如果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维作怪，1955年肃反时和1957年反右后，就不会怀疑杨兆龙没去台湾和国外的原因是充当“国民党特务”；如果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思维作怪，杨兆龙可能就不会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如果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维作怪，公安机关就不会对杨兆龙使用“侦查陷阱”，派张良俊利用杨兆龙的爱学生和爱子之心，诱惑杨兆龙“投敌叛国”。阶级斗争扩大化是把我们辛辛苦苦从敌人阵营争取过来的杨兆龙，又试图推向敌人营垒的罪魁祸首。
第二，一些同志对地下党存有一定的成见。这一点是陈修良同志指出并强烈不满的一个问题。1950年初，陈修良穿着一件旧的西式短外衣，肩部有衬垫。南京市委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后来又成为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当着许多解放军战士，拍着她的肩，当面羞辱她说：“你们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服装！”1950年4月在陈修良调离南京数月后，南京市委给原南京地下党作出这样的结论：地下党员近两千人中，淮海战役以后发展的约有900余人；过去发展党的方针有偏差，手续不严格，比较偏重青年知识分子，在旧警局人员及一般公教人员中过分放手；解放后又未坚决执行中央和华东局停止发展的指示。通过所谓整顿，学区系统（大、中、小学）已坦白反省参加过其他党派、社团、封建组织的有202人（全数822人）；工区535个党员中，其中有政治关节和历史关节的有200人，不按入党手续的253人。
但此后经过无数次运动的审查，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最后发现，原南京地下党里并没有混入一个反革命分子。因此，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她强烈要求下，1979年7月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决定为地下党冤案平反，1985年江苏省委批准了南京市委《关于解决南京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得出结论：“南京地下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她身处国民党首都，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保持和发展了党的组织，领导了各种合法的和地下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中央文献研究室在是否把邓小平同志涉及对南京地下党评价问题的一篇文章收入《邓小平文选》时，征求了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的意见，最后慎重地没有收入。1990年，宋任穷同志写回忆录，一开始仍然沿袭过去南京地下党组织发展过快、成分不纯的说法，最后在征求陈修良意见之后，加以纠正了。
原江苏省副省长、沙轶因的丈夫汪冰石（1918—2003）说：南京地下党组织，在南京解放时，从市委到大学、中学、工厂、国民党首脑机关、特务系统有一套完整的组织。1942年以后，直到1949年解放前，从未遭到破坏。他们组织公开合法的斗争，组织秘密斗争，配合解放战争正面战场的斗争，不愧为“第二战场”（毛泽东语）的佼佼者。国民党撤退时，他们组织护厂、护校、保护公共财产的活动。接管后，国民党潜伏的特务組织、秘密电台迅速一一破获，地下党组织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是，从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起，每个地下党员都要交待本人出身、家庭成分、社会关系之类的问题，并要求与地主、资本家、身在海外的亲戚朋友“划清界限”。有这类关系的党员往往列入是“有问题”的党员，不予重用。即使是很老的地下党员，多数只担任副职。在“唯成分论”“外行领导内行”的指导思想下，一些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曾高举旗帜在反内战队伍中走在前列，毅然奔往解放区，直到解放初期那股狂热的锐气，渐渐失去了。对一些富有才华的学生、知识分子党员，缺少为他们创造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历史上正反方面的教训实在值得总结[汪冰石：《我们走在大路上》（未刊稿），第93，94页]。
弄清了这一背景，我们就理解了沙轶因在1955年肃反时不肯为杨兆龙作证的原因了，我们也理解了1955年肃反运动中，为什么上海党组织就不去找陈修良、白沙、王明远、沙轶因等依然健在的原南京地下党同志，了解一下杨兆龙当年为什么去做末任国民政府最高检察长、为什么没去台湾和国外的一系列原因。原南京地下党在解放后已不被信任，已处于不断的被审查之中。沙轶因长期被怀疑为“隐藏很深的特务”，根据之一：陆定一的夫人是从重庆某大学到延安去的特务，照此推论，沙轶因在重庆北碚区委（大学区）工作，不是有嫌疑吗？根据之二：你沙某从南京到武汉，又从重庆“还都”回南京，一直跟着国民党政府转，为什么没有被捕？岂不是有“隐藏更深”的嫌疑吗？
能够证明杨兆龙历史的人都自顾不暇，都无法、或不愿出来为杨兆龙的光荣革命历史作证，杨兆龙与南京地下党的交往历史恰巧成为他的负资产。肃反运动中要把杨兆龙送进监狱的人，恰巧又是当初做出原南京地下党“组织不纯”结论的领导人，这似乎有点巧合，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维作怪下，一系列巧合的因素都汇聚成错整我们自己同志的必然因素。
一个人很难摆脱时代给予的命运，南京地下党解放后曾经遭到的不公正的评价，决定了杨兆龙解放前的历史无人能够证明，退一步来说，就是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出来证明，又能被采信吗？
第三，一些同志长期存在藐视法治、推崇人治的思维方式，把倡导法治视为“以法抗党”。这就决定了最早揭露这一问题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唯一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并获得法学学士、做过律师的董必武同志，1956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我认为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少数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国家的法制有不重视或者不遵守的现象，并且对于这些现象的揭露和克服，也还没有引起各级党委足够的注意。”
接着，董必武又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的现象经常发生呢？”董老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历史根源。在我们党领导人民没有夺得全国的政权以前，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在突破旧统治的法制中进行的；夺得全国的政权以后，我们又彻底地摧毁了旧的政权机关和旧的法统。所以仇视旧法制的心理在我们党内和革命群众中有极深厚的基础，这种心理可能会引起对一切法制的轻视心理。二是社会根源。我国社会各阶级中，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我们党的成员最大一部分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当然，小资产阶级中各阶层的革命觉悟程度是有差别的。按照列宁的说法，小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情况下常常表现极端的革命狂热，但不能表现出坚韧性、有组织、有纪律和坚定精神。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对小资产阶级是容易投合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容易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相投合。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切轻视法制的思想，实质上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反映。 党的八大会议之后，党内轻视法治的现象并没有得到纠正。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道：“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因此，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岁月，谁主张法治，就很容易被视为依法对抗党的领导。像杨兆龙这样一批强烈主张加强法治的法学家难免与法律虚无主义的思潮发生对立，被划成反党右派分子，有其“必然性”。审视一下1957年的法学界，呼吁加强法制的人，不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寥若晨星。即使杨兆龙没有所谓的“历史问题”，就是仅凭他1957年呼吁尽快制定重要法典、批评新中国立法步伐不够快的言论，就足以把他划成右派分子了。在整个时代弥漫轻视法治的气氛下，信仰法治、宣传法治、捍卫法治的杨兆龙，能逃脱被整肃的命运吗？
第四，杨兆龙政治斗争经验欠缺。杨兆龙虽然在官场上任职多年，但他不是大学一毕业就到官场工作，从最基层的科员做起，然后一步一个台阶地升上去，相反，他是“学而优则仕”，从教授直接进入高层，因此，城府不深，职场经验不足。
王孝和是一个普通工人，他的死刑由蒋介石“钦定”，杨兆龙对此不敏感、不知情，还要一个普通科员来提醒他，说明他根本不是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老到“官僚”。本来人们也没觉得杨兆龙与王孝和案有什么关系，是他自己不知轻重地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主动地“坦白”出来，白字黑字，结果就成为1955年肃反时打算逮捕他的“重要依据”。
1957年反右斗争之前，杨兆龙在南京已经感到了一些领导人轻视法治、作风粗暴的问题，也风闻到了一些地方不依法办事的情况，但他还是以为像董必武这样讲法制的领导人居于多数。他最终“按捺不住”，在鸣放期间不仅写了文章，而且在一系列发言中，提出了非常“刺耳”的批评，比如，“要思考一下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合法性”问题，发言不像写文章那样可以相对周全、严密，只言片语，更容易让人断章取义。
虽然杨兆龙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是“在所难逃”，但轻信公安机关“耳目”张良俊的鼓动，送学生、送儿子偷渡香港，此事又一次表现了杨兆龙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他不知道党和政府的管理体制，早已不是千疮百孔的国民党党管体制，有那么容易偷渡的机会吗？他未经深入了解，就盲目相信了张良俊的谎言。
1958年下半年，他的好友就偷偷告訴他，政府准备逮捕他，他竟还不相信，还不小心防范，反而轻信张良俊，送学生和孩子偷渡出国。他实在缺乏政治敏感性。
解放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逐步展开，杨兆龙注定被整肃，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但把杨兆龙究竟能够整到什么程度，这就和杨兆龙的“政治防御”经验和能力有关了。恰巧杨兆龙是一个“政治防御”经验和能力缺乏的人，因此，这就不仅决定他会被整肃，还会被整肃得很厉害。
人应该有理想，但千万不能理想化。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
第一，阶级斗争扩大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就是高估敌人、对手的力量，对敌人、对手的反击过度，把不是敌人、对手的也当成了敌人、对手。历史早已表明，当一个阶级、一个民族误判形势，误以为自己有很多敌人、自己正面临被敌人吞噬、与敌人已经处于你死我活状态的时候，头脑很难再冷静，很难不狂热，什么法治、分权制衡体制等都难以阻挡激烈过火的群体性镇压行为。
当一个阶级、民族失去理智的时候，他们的民主就会成为劣质民主，甚或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例如，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就是通过民主而上台的。希特勒法西斯打出的两个旗号：一是民族主义，二是社会主义。希特勒打出民族主义，就是煽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狭隘的民族复仇情绪，鼓吹日耳曼民族是优等种族。希特勒纳粹党打出“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号和“工人政党”招牌，迎合了战后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期间中下层民众要求变革社会的愿望，因此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这一阶层和部分落后工人的选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的席位由1928年的12席增加到107席，成为国会中第二大党；1932年7月的国会选举，纳粹党席位由107席上升为230席，成为国会中最强大的党；1933年3月的国会选举，纳粹党的席位由230席增加到288席。希特勒提出的《授权法》（其内容是纳粹政府有权颁布它所要施行的法律而不受国会和参议院的约束）在国会以多数票通过，使希特勒成为议会选举的“专政者”。由于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希特勒最终成了总理。
美国算是资本主义法治和分权制衡体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吧，但当它误判敌情的时候，照样发生了有着“美国文革”之称的麦卡锡主义。二战结束后的美国，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消失，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而至。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与苏联对抗，另一方面在国内害怕共产主义兴起。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世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借口当年1月26日出版的《美亚》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与他们掌握的一份秘密材料在内容上相似，伙同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一起闯进了《美亚》杂志编辑部，并声称“从办公室搜出1700多份机密级和其他密级的政府文件”。6月6日，联邦调查局再次查抄《美亚》杂志编辑部，声称“搜查出1069页政府文件，其中有504页是保密性质的”。在《美亚》案的影响下，杜鲁门政府还是从1947年12月17日起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国防订货承包商实行所谓“忠诚调查”。其调查对象的范围甚至扩大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在帕萨迪纳，有个3岁的小姑娘为商店当广告模特，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报酬。在“忠诚调查”的影响下，美国的社会舆论也随之右转，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被迫更改了名称，甚至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恰在此时，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的一篇演说，将这一运动推向顶点。
麥卡锡声称在他手中，有“一份205 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有如晴天霹雳，令美国上下一片哗然。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更是借口杜鲁门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苏联”“出卖了蒋介石集团”“帮了共产主义的忙”，将民主党执政的20年称为“叛国20年”，并将锋头直指杜鲁门政府。1951年冬天，在麦卡锡的无端指责和谩骂中，马歇尔不得不主动辞职。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獗的时期，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清查，成千上万的华裔和亚裔被怀疑为“间谍”。在美国工作的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也因被指责在战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传讯。此后，钱学森多次发现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电话被窃听，他的“国家安全许可证”也被吊销。直到1955年离开美国前，钱学森一直受到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的监视。钱学森回国时不仅没有带回任何研究资料，甚至连一些私人生活物品都未带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也因受到“麦卡锡主义 ”的迫害，不得不偕同夫人离开祖国，远走瑞士。1972年2月19 日，斯诺客死日内瓦。
美国麦卡锡主义显示了当时美国主流意识出了问题，即：误以为共产主义力量快要在美国居于主导地位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快要灭亡了。这是美国式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当阶级斗争扩大化思维横行的时候，什么分权制衡、无罪推定、罪刑法定、控辩对抗等法治原则制度都会显得非常脆弱。“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体现”这个定义并非全错，当统治阶级意志、民族意志发生错误时候，法治自然跟着错，或者只能袖手旁观。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之所以在1957年之后不能正常发展，就是因为误判形势，认为旧的资产阶级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新生的资产阶级又破茧而出，“党变修、国变色、人变质”迫在眉睫，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愈演愈烈。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析的那样，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毛主席改变了党的八大所做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正确判断，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为此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运动，最后推向了高潮——“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大量事实已表明，1957年反右斗争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立法长期落后、中国1954年《宪法》遭受严重破坏的根本原因。杨兆龙晚年悲剧的发生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如果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维作怪，1955年肃反时和1957年反右后，就不会怀疑杨兆龙没去台湾和国外的原因是充当“国民党特务”；如果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思维作怪，杨兆龙可能就不会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如果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维作怪，公安机关就不会对杨兆龙使用“侦查陷阱”，派张良俊利用杨兆龙的爱学生和爱子之心，诱惑杨兆龙“投敌叛国”。阶级斗争扩大化是把我们辛辛苦苦从敌人阵营争取过来的杨兆龙，又试图推向敌人营垒的罪魁祸首。
第二，一些同志对地下党存有一定的成见。这一点是陈修良同志指出并强烈不满的一个问题。1950年初，陈修良穿着一件旧的西式短外衣，肩部有衬垫。南京市委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后来又成为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当着许多解放军战士，拍着她的肩，当面羞辱她说：“你们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服装！”1950年4月在陈修良调离南京数月后，南京市委给原南京地下党作出这样的结论：地下党员近两千人中，淮海战役以后发展的约有900余人；过去发展党的方针有偏差，手续不严格，比较偏重青年知识分子，在旧警局人员及一般公教人员中过分放手；解放后又未坚决执行中央和华东局停止发展的指示。通过所谓整顿，学区系统（大、中、小学）已坦白反省参加过其他党派、社团、封建组织的有202人（全数822人）；工区535个党员中，其中有政治关节和历史关节的有200人，不按入党手续的253人。
但此后经过无数次运动的审查，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最后发现，原南京地下党里并没有混入一个反革命分子。因此，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她强烈要求下，1979年7月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决定为地下党冤案平反，1985年江苏省委批准了南京市委《关于解决南京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得出结论：“南京地下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她身处国民党首都，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保持和发展了党的组织，领导了各种合法的和地下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中央文献研究室在是否把邓小平同志涉及对南京地下党评价问题的一篇文章收入《邓小平文选》时，征求了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的意见，最后慎重地没有收入。1990年，宋任穷同志写回忆录，一开始仍然沿袭过去南京地下党组织发展过快、成分不纯的说法，最后在征求陈修良意见之后，加以纠正了。
原江苏省副省长、沙轶因的丈夫汪冰石（1918—2003）说：南京地下党组织，在南京解放时，从市委到大学、中学、工厂、国民党首脑机关、特务系统有一套完整的组织。1942年以后，直到1949年解放前，从未遭到破坏。他们组织公开合法的斗争，组织秘密斗争，配合解放战争正面战场的斗争，不愧为“第二战场”（毛泽东语）的佼佼者。国民党撤退时，他们组织护厂、护校、保护公共财产的活动。接管后，国民党潜伏的特务組织、秘密电台迅速一一破获，地下党组织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是，从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起，每个地下党员都要交待本人出身、家庭成分、社会关系之类的问题，并要求与地主、资本家、身在海外的亲戚朋友“划清界限”。有这类关系的党员往往列入是“有问题”的党员，不予重用。即使是很老的地下党员，多数只担任副职。在“唯成分论”“外行领导内行”的指导思想下，一些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曾高举旗帜在反内战队伍中走在前列，毅然奔往解放区，直到解放初期那股狂热的锐气，渐渐失去了。对一些富有才华的学生、知识分子党员，缺少为他们创造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历史上正反方面的教训实在值得总结[汪冰石：《我们走在大路上》（未刊稿），第93，94页]。
弄清了这一背景，我们就理解了沙轶因在1955年肃反时不肯为杨兆龙作证的原因了，我们也理解了1955年肃反运动中，为什么上海党组织就不去找陈修良、白沙、王明远、沙轶因等依然健在的原南京地下党同志，了解一下杨兆龙当年为什么去做末任国民政府最高检察长、为什么没去台湾和国外的一系列原因。原南京地下党在解放后已不被信任，已处于不断的被审查之中。沙轶因长期被怀疑为“隐藏很深的特务”，根据之一：陆定一的夫人是从重庆某大学到延安去的特务，照此推论，沙轶因在重庆北碚区委（大学区）工作，不是有嫌疑吗？根据之二：你沙某从南京到武汉，又从重庆“还都”回南京，一直跟着国民党政府转，为什么没有被捕？岂不是有“隐藏更深”的嫌疑吗？
能够证明杨兆龙历史的人都自顾不暇，都无法、或不愿出来为杨兆龙的光荣革命历史作证，杨兆龙与南京地下党的交往历史恰巧成为他的负资产。肃反运动中要把杨兆龙送进监狱的人，恰巧又是当初做出原南京地下党“组织不纯”结论的领导人，这似乎有点巧合，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维作怪下，一系列巧合的因素都汇聚成错整我们自己同志的必然因素。
一个人很难摆脱时代给予的命运，南京地下党解放后曾经遭到的不公正的评价，决定了杨兆龙解放前的历史无人能够证明，退一步来说，就是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出来证明，又能被采信吗？
第三，一些同志长期存在藐视法治、推崇人治的思维方式，把倡导法治视为“以法抗党”。这就决定了最早揭露这一问题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唯一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并获得法学学士、做过律师的董必武同志，1956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我认为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少数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国家的法制有不重视或者不遵守的现象，并且对于这些现象的揭露和克服，也还没有引起各级党委足够的注意。”
接着，董必武又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的现象经常发生呢？”董老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历史根源。在我们党领导人民没有夺得全国的政权以前，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在突破旧统治的法制中进行的；夺得全国的政权以后，我们又彻底地摧毁了旧的政权机关和旧的法统。所以仇视旧法制的心理在我们党内和革命群众中有极深厚的基础，这种心理可能会引起对一切法制的轻视心理。二是社会根源。我国社会各阶级中，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我们党的成员最大一部分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当然，小资产阶级中各阶层的革命觉悟程度是有差别的。按照列宁的说法，小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情况下常常表现极端的革命狂热，但不能表现出坚韧性、有组织、有纪律和坚定精神。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对小资产阶级是容易投合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容易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相投合。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切轻视法制的思想，实质上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反映。 党的八大会议之后，党内轻视法治的现象并没有得到纠正。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道：“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因此，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岁月，谁主张法治，就很容易被视为依法对抗党的领导。像杨兆龙这样一批强烈主张加强法治的法学家难免与法律虚无主义的思潮发生对立，被划成反党右派分子，有其“必然性”。审视一下1957年的法学界，呼吁加强法制的人，不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寥若晨星。即使杨兆龙没有所谓的“历史问题”，就是仅凭他1957年呼吁尽快制定重要法典、批评新中国立法步伐不够快的言论，就足以把他划成右派分子了。在整个时代弥漫轻视法治的气氛下，信仰法治、宣传法治、捍卫法治的杨兆龙，能逃脱被整肃的命运吗？
第四，杨兆龙政治斗争经验欠缺。杨兆龙虽然在官场上任职多年，但他不是大学一毕业就到官场工作，从最基层的科员做起，然后一步一个台阶地升上去，相反，他是“学而优则仕”，从教授直接进入高层，因此，城府不深，职场经验不足。
王孝和是一个普通工人，他的死刑由蒋介石“钦定”，杨兆龙对此不敏感、不知情，还要一个普通科员来提醒他，说明他根本不是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老到“官僚”。本来人们也没觉得杨兆龙与王孝和案有什么关系，是他自己不知轻重地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主动地“坦白”出来，白字黑字，结果就成为1955年肃反时打算逮捕他的“重要依据”。
1957年反右斗争之前，杨兆龙在南京已经感到了一些领导人轻视法治、作风粗暴的问题，也风闻到了一些地方不依法办事的情况，但他还是以为像董必武这样讲法制的领导人居于多数。他最终“按捺不住”，在鸣放期间不仅写了文章，而且在一系列发言中，提出了非常“刺耳”的批评，比如，“要思考一下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合法性”问题，发言不像写文章那样可以相对周全、严密，只言片语，更容易让人断章取义。
虽然杨兆龙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是“在所难逃”，但轻信公安机关“耳目”张良俊的鼓动，送学生、送儿子偷渡香港，此事又一次表现了杨兆龙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他不知道党和政府的管理体制，早已不是千疮百孔的国民党党管体制，有那么容易偷渡的机会吗？他未经深入了解，就盲目相信了张良俊的谎言。
1958年下半年，他的好友就偷偷告訴他，政府准备逮捕他，他竟还不相信，还不小心防范，反而轻信张良俊，送学生和孩子偷渡出国。他实在缺乏政治敏感性。
解放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逐步展开，杨兆龙注定被整肃，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但把杨兆龙究竟能够整到什么程度，这就和杨兆龙的“政治防御”经验和能力有关了。恰巧杨兆龙是一个“政治防御”经验和能力缺乏的人，因此，这就不仅决定他会被整肃，还会被整肃得很厉害。
人应该有理想，但千万不能理想化。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