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当前，太湖流域的水土污染已经严重影响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该文总结了土壤水土环境的主要污染源：农业面源、工业污染、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城市面源，指出太湖流域的主要污染源构成已经有所变化，近几年逐步凸显的旅游资源盲目开发带来的污染破坏与快速城市化进程造成的城市面源污染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进而剖析了政府在太湖流域水土污染及其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不完善的环保制度体系、地方政府在污染治理中的被动应对方式等都是造成太湖长期污染的直接原因，而政府公共信息披露不足、公众参与度低则加剧了太湖流域水土污染治理的难度。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
关键词：太湖;水土环境污染;政府;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21）18-0134-05
Analysis of Water and Soil Environment Pollution Sources and Government Factors in Taihu Lake Watershed
JIANG Sisi1 et al.
（1Jiangsu Suzhou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 Center， Suzhou 215200， China）
Abstract： Water and soil pollution in the Taihu Lake Watershed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The main pollution sources of the water and soil environment includes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dustrial pollution， un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urba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main pollution sources in the Taihu Lake Watershed have changed.Unfortunatel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un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urba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aused by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has not got enough attention.Government factors in the water and soil environment pollution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Imperfe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 and negative attitudes of local government to the pollution treatment are the direct causes of long-term pollution in the Taihu Lake Watershed， while the lack of public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further exacerbates the cost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the difficulty of water and soil pollu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Taihu Lake; Water and soil pollution; Governm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1 引言
太湖流域跨江蘇、浙江、安徽和上海3省1市，是我国人口和城镇最为密集的经济发达地区。该区域的面积、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国的0.38%、4.2%和11%，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重要的增长区域之一。然而，当前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太湖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水质变坏，70年代鱼虾绝代，80年代变成公害，90年代还在受害”，这首民谣便是目前太湖境内许多城镇内河污染变迁的真实写照。太湖水质在20世纪80年代为Ⅱ类水质，随后因富营养化程度不断加重，2000—2009年以来大多维持在劣Ⅴ类水质[1，2]。2019年苏州环境公报显示，目前太湖湖体（苏州辖区）的总体水质处于Ⅳ类，虽然整体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但局部水域情况仍不乐观。
目前，太湖流域的年平均排放废水量约为40亿m3，污染物折算为：COD40万t，总氮9.60万t，总磷0.86万t。由于太湖局部水域每年暴发蓝藻水华，污染饮用水源，沿岸大量居民缺乏合格的饮用水供应，水质性水荒日趋严重，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与经济生产等诸多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每年因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0多亿元。尽管政府部门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污染物减排，出台多项行政法规加大违规处罚力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量，但太湖流域水土污染负荷仍居高不下。太湖流域水质指标仍然将会成为江苏省“十四五”重大环境目标之一。
现已大量的关于太湖流域水土环境的相关研究，但多数研究仍以水环境演替与水质管理技术为主，涉及地方政府在流域水土环境中作用的研究仍较少。为此，本文总结了太湖流域水土环境污染源现状，分析了水土环境污染源中各级地方政府因素，旨在为太湖流域的水土环境污染治理与改善提供新的视角。 2 太湖水土环境主要污染源分析
2.1 农业面源污染 太湖流域的水土环境问题突出表现在太湖水体富营养化和流域河网水质恶化2个方面。国内有很多专家学者对此开展了相关研究，长期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污染的影响正成为继工业污染和城市污染之后的最大污染源之一[3]。农业面源污染是指农村地区在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未经合理处置的污染物对水体、土壤和空气及农产品造成的污染，具有位置、途径、数量不确定，随机性大，发布范围广，防治难度大等特点。农业面源污染主要包括农村居民生活废物，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使用而流失的农药、化肥、残留在农田中的农用薄膜和处置不当的农业畜禽粪便、恶臭气体以及不科学的水产养殖等产生的水体污染物。与点源污染相比，面源污染范围更广，不确定性更大，成分、过程更复杂，更难以控制。
水产养殖（鱼虾蟹）凭借着优越的水域自然条件，一直以来是太湖流域的主要特色经济产业之一，且太湖三白、阳澄湖大闸蟹、太湖大闸蟹都是太湖流域的拳头产品，是当地特色品牌。虽然近年来对围网养殖实行了不断整治，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禁渔期督查执法力度不断加大，但因长三角地区人口密度大，周边居民对物质生活水平的需求高，每年对水产的数量和品质要求逐渐提升。利益的驱动下，水产养殖户增大了饲料投放量和鱼苗的养殖密度，一直以来太湖流域的氮磷总量始终高居不下。这一点也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证实[4]。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统计，畜禽规模养殖场水污染物排放量：化学需氧量604.83万t，氨氮7.50万t，总氮37.00万t，总磷8.04万t[5]，在农业面源污染中占比分别达56.7%、34.7%、26.2%、33.2%。根据太仓市“十二五”农业发展规划、畜牧业发展规划，结合畜禽粪污日产生量及历年养殖量回归分析，发现全市畜禽粪尿产生量和养殖污水产生量均呈增长趋势，自2011年至2020年的10年间，畜禽粪便产生量增加5.40万t，污水产生量增加7.07万t[6]。若仍以传统的处理方式，仅设简易存贮池，养殖粪污时常直排入太湖流域各支流、汇流，周边的水域和土壤仍将长期遭受严重污染，且后期治理周期漫长，治理成本也不菲。
农田排水与土壤流失所释放的氮、磷，是造成太湖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污染物质之一。苏南太湖流域是我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全区面积仅占全国的0.4%，而化肥用量占全国的1.3%，过量施肥和施肥结构的不合理使流域内农田氮随径流排水进入河流最终输入太湖。据估计，来自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氮占太湖水體总氮的37.5%，因此。减少农田氮流失已经成为控制太湖面源污染的关键措施之一[7]。蔬菜地是太湖流域重要土地利用方式之一，近几年面积逐渐扩大。蔬菜地氮肥的使用量是水田与旱地3～8倍[8]，加上旱地蔬菜复种指数高，年肥料施入量大，频繁浇灌等原因，不仅大量的氮素随水进入太湖水体损失，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而且蔬菜体内硝酸盐大量积累，威胁人畜健康。因此，控制太湖地区农田土壤特别是蔬菜地土壤氮的淋失，是治理太湖水体氮污染的关键之一。王彩绒等[9]研究发现：太湖流域典型蔬菜地表层土壤氮素普遍盈余，蔬菜地土壤碱解氮含量在102～109mg/L的面积占研究面积的63%，因土壤氮含量处于较高水平，其向水体迁移的风险很大。段亮等[10]估算了太湖流域典型旱地氮磷向水体迁移的年负荷分别为12.7kg/hm2、4.0kg/hm2，分别约占年施肥量的5.6%、4.1%，其中氮淋失的主要形式是硝酸盐氮与颗粒态氮，而正磷酸盐则是磷流失的主要形式，占总磷的76%，是控制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结果表明：氮磷向水体迁移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夏季和秋季为氮磷高负荷季节，其氮和磷输出量分别占全年的83.4%、79.8%[10]。有研究表明，用经济林来部分替代粮食作物（如玉米-油菜轮作）种植与蔬菜生产，可大幅地减少田间磷的淋失。高超等[11]历经3年的田间试验证实，竹园与板栗园的经济收益与玉米-油菜轮作相近，但板栗园的磷淋失量仅为玉米-油菜轮作的24.7%。其次，由于太湖流域降雨期相对集中，旱地土壤侵蚀和磷随地表径流的流失主要发生在6—9月降雨集中分布的梅雨和台风季节，暴雨集中期尽量减少施肥和翻耕等农事活动，可以有效降低农田生态系统磷的输出，而且稻田水旱轮作方式可极大地降低磷的淋失量，其年均流失量约为旱地玉米-油菜轮作与蔬菜地的1/3。根据目前长三角地区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村生活污水和农村垃圾数量仍持续快速增加[12，13]，两者对太湖流域水土环境污染的贡献将呈上升趋势。
2.2 工业污染源 太湖流域共有15条主要入河支流，由于这些水系承纳了境内所排放的工业废水，工业污染已经成为太湖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张利民等[14]调查了望虞河小流域，它是太湖流域入湖河流中面积最大、污染负荷最重的区域，结果表明：太湖流域望虞河西岸水体氮磷污染严重，纺织印染、冶金、电子与化工等重污染企业是工业污染的主要来源，排污量占工业污染排放量90%以上，其中纺织印染业是污染物排放最大的工业行业，张家港市和江阴市为望虞河小流域氮磷的主要贡献地。与此同时，环太湖地区周围大量小矿山的无序开采，对太湖流域的污染也不可忽视。2001年，沈月娣[15]报道了太湖南岸湖州市导流港两岸近百家石矿企业对太湖主要入湖东苕溪的污染，当时这些企业随意倾倒的废渣已经造成河道堵塞，河床抬高，淤积量达8万m3。经过20年地方政府不断的努力，虽然河道淤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对于局部地区生态平衡的影响是否仍然存在，特别是底质污染，仍将需要通过长期的监测和治理。这也是太湖水污染治理的一个难点与重点。
2.3 旅游资源的盲目开发和建设 太湖是我国著名的“五大淡水湖”之一，是国务院1982年审定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之一。太湖流域素有江南水乡的美誉，然而旅游业的过度开发已经对太湖流域的生态环境，包括水土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与破坏。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比如，张智慧[16]对“太湖第一胜景”——鼋头渚风景区开展了旅游活动对其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水生植被，旅游干扰程度对景区各水景景点的水质受旅游活动的影响更大，游人踩踏使景区土壤的硬度增加，含水量减少，容重增加，并且使有机质减少，土壤肥力下降，已经对景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近年来，太湖的游船大量增加，以太湖流域苏州段为例，2010年已有超过300艘游船经营[17]，而船舶在运行中滴漏的油类物质会污染水环境[18]。目前，对太湖境内游船的节能减排工作尚未得到重视，而随着旅游船只在太湖全境的逐年增长，其对太湖水土环境的污染可能会继续增加。近年来，太湖沿岸兴建了许多旅游景点，包括宾馆、休疗养院和娱乐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对太湖流域的经济贡献率逐年上升。但这种对旅游资源的盲目开发与掠夺性使用，不仅破坏了太湖流域原有的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而且旅游设施的使用造成了太湖流域废水废渣废气排放量的增加，旅游者的涌入产生了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垃圾，旅游资源降低了太湖的自我调节功能和自净能力。另外，自2007年太湖供水危机后，太湖船菜被全部取缔。太湖船菜具有鲜明的地域环境特色，如何在保障生态环境的大前提下，传承和发展船菜也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2.4 城市面源污染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面源污染尚未得到根本治理的同时，太湖流域的城市面源污染却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快速的区域之一，太湖流域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得该地区由城市所输送的面源污染问题日益突出。通过对嘉兴市地表街尘、地表径流、受纳平原河网水体和沉积物样品的分析[19]，结果表明，街尘作为城镇各种污染物的载体和降雨径流污染的主要来源，Cr、Cu、Ni、Pb、Zn等5种重金属的含量分别为122.5、152.6、90.2、172.1和319.0mg/kg，明显高于城镇土壤和农业土壤。在城镇地表径流过程中，污染物的形态主要为颗粒态，城镇地表径流使街尘发生运移并造成受纳水体的污染物浓度较降雨前有大幅提升，其中，重金属和总悬浮物总浓度分别增加43%～166%、270%～510%。平原河网的水文条件和景观空间格局特征使地表径流颗粒物在进入水体后发生原位沉积，城镇段河道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含量比其他河段高。在平原河网地区地表径流的运移过程中，城镇地表是面源污染物的“源”，地表街尘是输送载体，而河道是面源污染物的“汇”。
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太湖流域大量的农村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造成耕地的缩减趋势非常剧烈。1978—2004年，城市化进程与土地缩减量都随着时间呈近直线上升趋势[20]。由于土地利用方式的变更，城市面源污染的贡献愈来愈大。王鑫[21]采用GIS技术，对江苏省境内太湖上游地区进行了研究，发现入湖所有监测断面水质均为重污染或超重污染。自南向北，从蠡河流域、宜兴大部到常州市区、无锡市区，土地利用开发程度越来越大，耕地大量减少，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和水域，而各地区入湖监测断面的水质逐渐恶化。此外，调查结果表明，建设用地和耕地面积的比重越大，林地比重越小，水质恶化趋势越明显。然而，原有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后，将大幅度增加对太湖流域的污染贡献，这种趋势值得警惕。
3 太湖流域水土污染治理的对策建议
3.1 填补制度漏洞，构筑多层次环保体系 太湖流域的水质情况一直是各级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涉及诸多方面。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农业、工业、旅游业、城乡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努力。2011年国务院发布了《太湖流域管理条例》，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苏州市发布了《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2015年浙江省发布了《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2017年浙江省发布的《浙江省农业废弃物处理与利用促进办法》，2018年江苏省发布了《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和《江苏省打好太湖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2020年江苏省公布了《江苏省水域保护办法》。水利部自2002年起先后实施了“引江济太”调水试验和扩大引江济太调水试验。这些制度的分布，都使得太湖流域的生态更健康、防洪更安全、引水更可靠、航运更经济。
制度的颁布是上层建筑的构建，下层基础的夯实也很重要。《太湖流域管理条例》[22]第二十五条规定：太湖流域实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这条制度主要针对工业企业，特别是太湖流域发达的印染、化工、造纸、钢铁、电镀、食品制造等行业。然而，面源污染同样也极具危害性，且具有分散性、隐蔽性的特点。水中抗生素一部分来源于医院和药厂的废水，另一部分来自水产和畜禽养殖废水以及垃圾填埋场。太湖位于长江下游，水产和畜禽养殖业是主要经济支柱。水体中抗生素浓度是否也具有较高浓度，这一点已被胡冠九等[23]的研究证实：取自太湖的饮用水水源地的抗生素质量浓度略高于长江;武旭跃等[24]的研究也提出喹诺酮类和磺胺类抗生素在太湖贡湖湾南区检出量高与流域周边的水产养殖有关。目前污染源排放标准多以行业工艺划分类别，但是对于农业养殖类的监测和农村生产废水的排放标准仍是较不完善，且处理方式和治理水平相对于工业废水和城镇污水也较滞后。因此，建议以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环保机构和公众参与的模式改善农业废水处置方式，构建水产养殖和畜禽养殖的在线监测系统，加大监督性监测力度，完善《渔业（水产养殖）水质标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3.2 被动应对转化为主动出击，形成常态化联动管理 1999年1月太湖“零点行动”宣布太湖流域上千家重点排污单位已基本实现达标排放，同时宣布太湖治污第一阶段的成功将为太湖2000年返清奠定基础。然而，研究证实：2000年太湖流域仍有约50%的水质为V类与劣V类，水质并未有明显改善[25]。2006年江苏省提出“三年化工整治”，用3年时间彻底整治“小化工”环境污染和生态安全问题，然而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2007年的太湖蓝藻暴发引起的饮用水危机[26，27]。在部分太湖主要支流，生活污染源与工业污染源的污染负荷已经超过农业面源污染，成为影响太湖流域污染的主要污染源[14]。考虑到各级地方政府在工业发展中往往起主导性作用，可见太湖污染久治不愈与各级政府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在污染治理中被动应对的管理方式。
政府本身的利益導向与太湖污染有直接关系。政府本应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但其本身也是具有自身利益要求的公共主体，当前各级政府的考量标准中，经济发展指标是主要的因子之一，而工业可作为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28]，能够为地方政府带来显著的政绩，从而受到青睐。然而，由于工业布局不合理、缺乏足够的污染治理设施与污染类工业的过分发展，当前太湖流域仍有相当部分的区域以环境污染为代价来获取经济的快速增长。
太湖流域的污染与治理不是单独一个地方或者省、市可以解决的。太湖流域涉及江苏、安徽、浙江与上海3省1市，各省市单打独斗，效果往往甚微。除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块状分割外，还存在各部门之间的条状分割。譬如，环保部门主要职责是监督水环境，水利部门负责管理河道，建设部门管理城市污水系统，渔业养殖对水环境有重大影响，但是却属于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太湖流域属于完整的生态系统，当问题出现时，多个部门之间易出现互相推诿或扯皮现象。因此，长三角一体高质量发展不仅在经济上起引领作用，在环境保护创新和意识上也将协调合作。政府机构对外严格执行“三同时”，建立环境保护精准联合执法机制，对内明确环境保护责任制，严肃处理渎职失职行为，多管齐下，多措并举。 3.3 开诚布公，提升公众参与环保事业动力 长期以来，中国的环境治理主要是由政府发起的。在2007年太湖水污染事件中，政府并未在第一时间披露，这表明政府对于信息披露并未给予足够重视。信息披露反映了公众在重大环境事务上并未享有应有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由于信息公开不足，各政府管理机构容易与工业企业漠视自身的责任和民众的权利。只有及时、充分地披露政府信息，水土污染问题才能在有效的法律保障下得到解决。对于一个有效而具有可持续的环境管理体系而言，公众参与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29，30]。通过公众参与，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了保证，也更容易参与环境保护活动，支持政府的环境治理措施。
参考文献
[1]张维理，武淑霞，冀宏杰，等.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估计及控制对策Ⅰ.21世纪初期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形势估计[J].中国农业科学，2004，37（7）：1008-1017.
[2]金相灿，胡小贞，储昭升，等.“绿色流域建设”的湖泊富营养化防治思路及其在洱海的应用[J].环境科学研究，2011，24（11）：1203-1209.
[3]闫丽珍，石敏俊，王磊.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及控制研究进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1）：99-107.
[4]李翠梅，张绍广，姚文平，等.太湖流域苏州片区农业面源污染负荷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16，23（3）：354-359.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R/OL].[2020-06-08].http：//www.gov.cn/xinwen/2020-06/10/content_5518391.htm.
[6]马国胜，沈文忠，李玲，等.江苏太湖流域畜禽养殖及农业氮磷污染防治示范区构建技术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6，14（12）：144-148.
[7]金苗，任泽，史建鹏，等.太湖水体富营养化中农业面污染源的影响研究[J].环境科学与技术，2010，33（10）：106-109，119.
[8]陆轶峰，李宗逊，雷宝坤.滇池流域农田氮、磷肥施用现状与评价[J].云南环境科学，2003，22（1）：34-37.
[9]王彩绒，吕家珑，胡正义，等.太湖流域典型蔬菜地土壤氮及pH空间变异特征[J].水土保持学报，2005，19（3）：17-20.
[10]段亮，段增强，夏四清.太湖旱地非点源污染定量化研究[J].水土保持通报，2006，26（6）：40-43.
[11]高超，朱继业，朱建国，等.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地表径流磷输出及其季节性分布特征[J].环境科学学报，2005，25（11）：543-1549.
[12]杨林章，王德建，夏立忠.太湖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特征及控制途径[J].中国水利，2004，205：29-30.
[13]刘永德，何品晶，邵立明.太湖流域农村生活垃圾面源污染贡献值估算[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08，27（4）：1442-1445.
[14]张利民，王水，韩敏，等.太湖流域望虞河西岸地区氮磷污染来源解析及控制对策[J].湖泊科学，2010，22（3）：315-320.
[15]沈月娣.论太湖流域水资源环境的法律保护[J].浙江林学院学报，2001，18（4）：428-432.
[16]张智慧.鼋头渚风景区旅游环境[D].无锡：江南大学，2010.
[17]李平.关于太湖东西山风景旅游区分道通航制的可行性分析[C]?中国航海学会内河海事专业委员会2010年度海事管理学术交流论文集2010.
[18]刘胜吉，王建，尹必峰.单缸直喷柴油机燃烧LPG的改装设计及燃烧过程研究[J].农业工程学报，2004，20（4）：79-83.
[19]赵洪涛，李叙勇，王为东，等.城镇街尘污染与平原河网水体的源-汇效应研究[J].环境科学学报，2010，30（6）：1295-1301.
[20]Jie C.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A real challenge to soil protection and food security[J].Catena，2007，69（1）：1-15.
[21]王鑫.环太湖地区土地利用与水质响应关系的研究——以太湖西北地区为例[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9.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太湖流域管理条例[Z].[2011-09-07].
[23]胡冠九，陈素兰，穆肃，等.江苏省某市典型饮用水水源中抗生素质量浓度特征[J].水资源保护，2016，32（3）：84-88.
[24]武旭跃，邹华，朱荣，等.太湖贡湖湾水域抗生素污染特征分析与生态风险评价[J].环境科学，2016，37（12）：4596-4604.
[25]秦伯强.太湖水环境演化过程与机理[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26]刘聚涛，杨永生，高俊峰，等.太湖蓝藻水华分级及其时空变化[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1（2）：156-160.
[27]朱梦圆，朱广伟，王永平.太湖蓝藻水华衰亡对沉积物氮、磷释放的影响[J].环境科学，2011，32（2）：409-415.
[28]胡欣欣.太湖“化工之乡”变形记[J/OL].[2012-04-21].http：//finance.ifeng.com/news/region/20120421/5974190.shtml.
[29]Carnes SA，Schweitzer M，Peelle EB，Wolfe AK，Munro JF.Measuring the succ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on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and waste management activities in the U.S.Department of Energy[J].Technology in Society，1998，20（4）：385-406.
[30]L.Graham S.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making：the state-of-the-art in Canada[J].Geoforum，1984，15（2）：253-259.
（責编：张宏民）
关键词：太湖;水土环境污染;政府;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21）18-0134-05
Analysis of Water and Soil Environment Pollution Sources and Government Factors in Taihu Lake Watershed
JIANG Sisi1 et al.
（1Jiangsu Suzhou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 Center， Suzhou 215200， China）
Abstract： Water and soil pollution in the Taihu Lake Watershed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The main pollution sources of the water and soil environment includes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dustrial pollution， un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urba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main pollution sources in the Taihu Lake Watershed have changed.Unfortunatel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un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urba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aused by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has not got enough attention.Government factors in the water and soil environment pollution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Imperfe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 and negative attitudes of local government to the pollution treatment are the direct causes of long-term pollution in the Taihu Lake Watershed， while the lack of public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further exacerbates the cost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the difficulty of water and soil pollu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Taihu Lake; Water and soil pollution; Governm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1 引言
太湖流域跨江蘇、浙江、安徽和上海3省1市，是我国人口和城镇最为密集的经济发达地区。该区域的面积、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国的0.38%、4.2%和11%，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重要的增长区域之一。然而，当前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太湖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水质变坏，70年代鱼虾绝代，80年代变成公害，90年代还在受害”，这首民谣便是目前太湖境内许多城镇内河污染变迁的真实写照。太湖水质在20世纪80年代为Ⅱ类水质，随后因富营养化程度不断加重，2000—2009年以来大多维持在劣Ⅴ类水质[1，2]。2019年苏州环境公报显示，目前太湖湖体（苏州辖区）的总体水质处于Ⅳ类，虽然整体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但局部水域情况仍不乐观。
目前，太湖流域的年平均排放废水量约为40亿m3，污染物折算为：COD40万t，总氮9.60万t，总磷0.86万t。由于太湖局部水域每年暴发蓝藻水华，污染饮用水源，沿岸大量居民缺乏合格的饮用水供应，水质性水荒日趋严重，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与经济生产等诸多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每年因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0多亿元。尽管政府部门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污染物减排，出台多项行政法规加大违规处罚力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量，但太湖流域水土污染负荷仍居高不下。太湖流域水质指标仍然将会成为江苏省“十四五”重大环境目标之一。
现已大量的关于太湖流域水土环境的相关研究，但多数研究仍以水环境演替与水质管理技术为主，涉及地方政府在流域水土环境中作用的研究仍较少。为此，本文总结了太湖流域水土环境污染源现状，分析了水土环境污染源中各级地方政府因素，旨在为太湖流域的水土环境污染治理与改善提供新的视角。 2 太湖水土环境主要污染源分析
2.1 农业面源污染 太湖流域的水土环境问题突出表现在太湖水体富营养化和流域河网水质恶化2个方面。国内有很多专家学者对此开展了相关研究，长期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污染的影响正成为继工业污染和城市污染之后的最大污染源之一[3]。农业面源污染是指农村地区在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未经合理处置的污染物对水体、土壤和空气及农产品造成的污染，具有位置、途径、数量不确定，随机性大，发布范围广，防治难度大等特点。农业面源污染主要包括农村居民生活废物，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使用而流失的农药、化肥、残留在农田中的农用薄膜和处置不当的农业畜禽粪便、恶臭气体以及不科学的水产养殖等产生的水体污染物。与点源污染相比，面源污染范围更广，不确定性更大，成分、过程更复杂，更难以控制。
水产养殖（鱼虾蟹）凭借着优越的水域自然条件，一直以来是太湖流域的主要特色经济产业之一，且太湖三白、阳澄湖大闸蟹、太湖大闸蟹都是太湖流域的拳头产品，是当地特色品牌。虽然近年来对围网养殖实行了不断整治，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禁渔期督查执法力度不断加大，但因长三角地区人口密度大，周边居民对物质生活水平的需求高，每年对水产的数量和品质要求逐渐提升。利益的驱动下，水产养殖户增大了饲料投放量和鱼苗的养殖密度，一直以来太湖流域的氮磷总量始终高居不下。这一点也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证实[4]。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统计，畜禽规模养殖场水污染物排放量：化学需氧量604.83万t，氨氮7.50万t，总氮37.00万t，总磷8.04万t[5]，在农业面源污染中占比分别达56.7%、34.7%、26.2%、33.2%。根据太仓市“十二五”农业发展规划、畜牧业发展规划，结合畜禽粪污日产生量及历年养殖量回归分析，发现全市畜禽粪尿产生量和养殖污水产生量均呈增长趋势，自2011年至2020年的10年间，畜禽粪便产生量增加5.40万t，污水产生量增加7.07万t[6]。若仍以传统的处理方式，仅设简易存贮池，养殖粪污时常直排入太湖流域各支流、汇流，周边的水域和土壤仍将长期遭受严重污染，且后期治理周期漫长，治理成本也不菲。
农田排水与土壤流失所释放的氮、磷，是造成太湖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污染物质之一。苏南太湖流域是我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全区面积仅占全国的0.4%，而化肥用量占全国的1.3%，过量施肥和施肥结构的不合理使流域内农田氮随径流排水进入河流最终输入太湖。据估计，来自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氮占太湖水體总氮的37.5%，因此。减少农田氮流失已经成为控制太湖面源污染的关键措施之一[7]。蔬菜地是太湖流域重要土地利用方式之一，近几年面积逐渐扩大。蔬菜地氮肥的使用量是水田与旱地3～8倍[8]，加上旱地蔬菜复种指数高，年肥料施入量大，频繁浇灌等原因，不仅大量的氮素随水进入太湖水体损失，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而且蔬菜体内硝酸盐大量积累，威胁人畜健康。因此，控制太湖地区农田土壤特别是蔬菜地土壤氮的淋失，是治理太湖水体氮污染的关键之一。王彩绒等[9]研究发现：太湖流域典型蔬菜地表层土壤氮素普遍盈余，蔬菜地土壤碱解氮含量在102～109mg/L的面积占研究面积的63%，因土壤氮含量处于较高水平，其向水体迁移的风险很大。段亮等[10]估算了太湖流域典型旱地氮磷向水体迁移的年负荷分别为12.7kg/hm2、4.0kg/hm2，分别约占年施肥量的5.6%、4.1%，其中氮淋失的主要形式是硝酸盐氮与颗粒态氮，而正磷酸盐则是磷流失的主要形式，占总磷的76%，是控制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结果表明：氮磷向水体迁移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夏季和秋季为氮磷高负荷季节，其氮和磷输出量分别占全年的83.4%、79.8%[10]。有研究表明，用经济林来部分替代粮食作物（如玉米-油菜轮作）种植与蔬菜生产，可大幅地减少田间磷的淋失。高超等[11]历经3年的田间试验证实，竹园与板栗园的经济收益与玉米-油菜轮作相近，但板栗园的磷淋失量仅为玉米-油菜轮作的24.7%。其次，由于太湖流域降雨期相对集中，旱地土壤侵蚀和磷随地表径流的流失主要发生在6—9月降雨集中分布的梅雨和台风季节，暴雨集中期尽量减少施肥和翻耕等农事活动，可以有效降低农田生态系统磷的输出，而且稻田水旱轮作方式可极大地降低磷的淋失量，其年均流失量约为旱地玉米-油菜轮作与蔬菜地的1/3。根据目前长三角地区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村生活污水和农村垃圾数量仍持续快速增加[12，13]，两者对太湖流域水土环境污染的贡献将呈上升趋势。
2.2 工业污染源 太湖流域共有15条主要入河支流，由于这些水系承纳了境内所排放的工业废水，工业污染已经成为太湖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张利民等[14]调查了望虞河小流域，它是太湖流域入湖河流中面积最大、污染负荷最重的区域，结果表明：太湖流域望虞河西岸水体氮磷污染严重，纺织印染、冶金、电子与化工等重污染企业是工业污染的主要来源，排污量占工业污染排放量90%以上，其中纺织印染业是污染物排放最大的工业行业，张家港市和江阴市为望虞河小流域氮磷的主要贡献地。与此同时，环太湖地区周围大量小矿山的无序开采，对太湖流域的污染也不可忽视。2001年，沈月娣[15]报道了太湖南岸湖州市导流港两岸近百家石矿企业对太湖主要入湖东苕溪的污染，当时这些企业随意倾倒的废渣已经造成河道堵塞，河床抬高，淤积量达8万m3。经过20年地方政府不断的努力，虽然河道淤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对于局部地区生态平衡的影响是否仍然存在，特别是底质污染，仍将需要通过长期的监测和治理。这也是太湖水污染治理的一个难点与重点。
2.3 旅游资源的盲目开发和建设 太湖是我国著名的“五大淡水湖”之一，是国务院1982年审定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之一。太湖流域素有江南水乡的美誉，然而旅游业的过度开发已经对太湖流域的生态环境，包括水土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与破坏。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比如，张智慧[16]对“太湖第一胜景”——鼋头渚风景区开展了旅游活动对其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水生植被，旅游干扰程度对景区各水景景点的水质受旅游活动的影响更大，游人踩踏使景区土壤的硬度增加，含水量减少，容重增加，并且使有机质减少，土壤肥力下降，已经对景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近年来，太湖的游船大量增加，以太湖流域苏州段为例，2010年已有超过300艘游船经营[17]，而船舶在运行中滴漏的油类物质会污染水环境[18]。目前，对太湖境内游船的节能减排工作尚未得到重视，而随着旅游船只在太湖全境的逐年增长，其对太湖水土环境的污染可能会继续增加。近年来，太湖沿岸兴建了许多旅游景点，包括宾馆、休疗养院和娱乐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对太湖流域的经济贡献率逐年上升。但这种对旅游资源的盲目开发与掠夺性使用，不仅破坏了太湖流域原有的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而且旅游设施的使用造成了太湖流域废水废渣废气排放量的增加，旅游者的涌入产生了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垃圾，旅游资源降低了太湖的自我调节功能和自净能力。另外，自2007年太湖供水危机后，太湖船菜被全部取缔。太湖船菜具有鲜明的地域环境特色，如何在保障生态环境的大前提下，传承和发展船菜也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2.4 城市面源污染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面源污染尚未得到根本治理的同时，太湖流域的城市面源污染却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快速的区域之一，太湖流域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得该地区由城市所输送的面源污染问题日益突出。通过对嘉兴市地表街尘、地表径流、受纳平原河网水体和沉积物样品的分析[19]，结果表明，街尘作为城镇各种污染物的载体和降雨径流污染的主要来源，Cr、Cu、Ni、Pb、Zn等5种重金属的含量分别为122.5、152.6、90.2、172.1和319.0mg/kg，明显高于城镇土壤和农业土壤。在城镇地表径流过程中，污染物的形态主要为颗粒态，城镇地表径流使街尘发生运移并造成受纳水体的污染物浓度较降雨前有大幅提升，其中，重金属和总悬浮物总浓度分别增加43%～166%、270%～510%。平原河网的水文条件和景观空间格局特征使地表径流颗粒物在进入水体后发生原位沉积，城镇段河道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含量比其他河段高。在平原河网地区地表径流的运移过程中，城镇地表是面源污染物的“源”，地表街尘是输送载体，而河道是面源污染物的“汇”。
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太湖流域大量的农村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造成耕地的缩减趋势非常剧烈。1978—2004年，城市化进程与土地缩减量都随着时间呈近直线上升趋势[20]。由于土地利用方式的变更，城市面源污染的贡献愈来愈大。王鑫[21]采用GIS技术，对江苏省境内太湖上游地区进行了研究，发现入湖所有监测断面水质均为重污染或超重污染。自南向北，从蠡河流域、宜兴大部到常州市区、无锡市区，土地利用开发程度越来越大，耕地大量减少，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和水域，而各地区入湖监测断面的水质逐渐恶化。此外，调查结果表明，建设用地和耕地面积的比重越大，林地比重越小，水质恶化趋势越明显。然而，原有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后，将大幅度增加对太湖流域的污染贡献，这种趋势值得警惕。
3 太湖流域水土污染治理的对策建议
3.1 填补制度漏洞，构筑多层次环保体系 太湖流域的水质情况一直是各级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涉及诸多方面。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农业、工业、旅游业、城乡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努力。2011年国务院发布了《太湖流域管理条例》，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苏州市发布了《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2015年浙江省发布了《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2017年浙江省发布的《浙江省农业废弃物处理与利用促进办法》，2018年江苏省发布了《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和《江苏省打好太湖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2020年江苏省公布了《江苏省水域保护办法》。水利部自2002年起先后实施了“引江济太”调水试验和扩大引江济太调水试验。这些制度的分布，都使得太湖流域的生态更健康、防洪更安全、引水更可靠、航运更经济。
制度的颁布是上层建筑的构建，下层基础的夯实也很重要。《太湖流域管理条例》[22]第二十五条规定：太湖流域实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这条制度主要针对工业企业，特别是太湖流域发达的印染、化工、造纸、钢铁、电镀、食品制造等行业。然而，面源污染同样也极具危害性，且具有分散性、隐蔽性的特点。水中抗生素一部分来源于医院和药厂的废水，另一部分来自水产和畜禽养殖废水以及垃圾填埋场。太湖位于长江下游，水产和畜禽养殖业是主要经济支柱。水体中抗生素浓度是否也具有较高浓度，这一点已被胡冠九等[23]的研究证实：取自太湖的饮用水水源地的抗生素质量浓度略高于长江;武旭跃等[24]的研究也提出喹诺酮类和磺胺类抗生素在太湖贡湖湾南区检出量高与流域周边的水产养殖有关。目前污染源排放标准多以行业工艺划分类别，但是对于农业养殖类的监测和农村生产废水的排放标准仍是较不完善，且处理方式和治理水平相对于工业废水和城镇污水也较滞后。因此，建议以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环保机构和公众参与的模式改善农业废水处置方式，构建水产养殖和畜禽养殖的在线监测系统，加大监督性监测力度，完善《渔业（水产养殖）水质标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3.2 被动应对转化为主动出击，形成常态化联动管理 1999年1月太湖“零点行动”宣布太湖流域上千家重点排污单位已基本实现达标排放，同时宣布太湖治污第一阶段的成功将为太湖2000年返清奠定基础。然而，研究证实：2000年太湖流域仍有约50%的水质为V类与劣V类，水质并未有明显改善[25]。2006年江苏省提出“三年化工整治”，用3年时间彻底整治“小化工”环境污染和生态安全问题，然而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2007年的太湖蓝藻暴发引起的饮用水危机[26，27]。在部分太湖主要支流，生活污染源与工业污染源的污染负荷已经超过农业面源污染，成为影响太湖流域污染的主要污染源[14]。考虑到各级地方政府在工业发展中往往起主导性作用，可见太湖污染久治不愈与各级政府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在污染治理中被动应对的管理方式。
政府本身的利益導向与太湖污染有直接关系。政府本应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但其本身也是具有自身利益要求的公共主体，当前各级政府的考量标准中，经济发展指标是主要的因子之一，而工业可作为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28]，能够为地方政府带来显著的政绩，从而受到青睐。然而，由于工业布局不合理、缺乏足够的污染治理设施与污染类工业的过分发展，当前太湖流域仍有相当部分的区域以环境污染为代价来获取经济的快速增长。
太湖流域的污染与治理不是单独一个地方或者省、市可以解决的。太湖流域涉及江苏、安徽、浙江与上海3省1市，各省市单打独斗，效果往往甚微。除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块状分割外，还存在各部门之间的条状分割。譬如，环保部门主要职责是监督水环境，水利部门负责管理河道，建设部门管理城市污水系统，渔业养殖对水环境有重大影响，但是却属于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太湖流域属于完整的生态系统，当问题出现时，多个部门之间易出现互相推诿或扯皮现象。因此，长三角一体高质量发展不仅在经济上起引领作用，在环境保护创新和意识上也将协调合作。政府机构对外严格执行“三同时”，建立环境保护精准联合执法机制，对内明确环境保护责任制，严肃处理渎职失职行为，多管齐下，多措并举。 3.3 开诚布公，提升公众参与环保事业动力 长期以来，中国的环境治理主要是由政府发起的。在2007年太湖水污染事件中，政府并未在第一时间披露，这表明政府对于信息披露并未给予足够重视。信息披露反映了公众在重大环境事务上并未享有应有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由于信息公开不足，各政府管理机构容易与工业企业漠视自身的责任和民众的权利。只有及时、充分地披露政府信息，水土污染问题才能在有效的法律保障下得到解决。对于一个有效而具有可持续的环境管理体系而言，公众参与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29，30]。通过公众参与，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了保证，也更容易参与环境保护活动，支持政府的环境治理措施。
参考文献
[1]张维理，武淑霞，冀宏杰，等.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估计及控制对策Ⅰ.21世纪初期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形势估计[J].中国农业科学，2004，37（7）：1008-1017.
[2]金相灿，胡小贞，储昭升，等.“绿色流域建设”的湖泊富营养化防治思路及其在洱海的应用[J].环境科学研究，2011，24（11）：1203-1209.
[3]闫丽珍，石敏俊，王磊.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及控制研究进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1）：99-107.
[4]李翠梅，张绍广，姚文平，等.太湖流域苏州片区农业面源污染负荷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16，23（3）：354-359.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R/OL].[2020-06-08].http：//www.gov.cn/xinwen/2020-06/10/content_5518391.htm.
[6]马国胜，沈文忠，李玲，等.江苏太湖流域畜禽养殖及农业氮磷污染防治示范区构建技术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6，14（12）：144-148.
[7]金苗，任泽，史建鹏，等.太湖水体富营养化中农业面污染源的影响研究[J].环境科学与技术，2010，33（10）：106-109，119.
[8]陆轶峰，李宗逊，雷宝坤.滇池流域农田氮、磷肥施用现状与评价[J].云南环境科学，2003，22（1）：34-37.
[9]王彩绒，吕家珑，胡正义，等.太湖流域典型蔬菜地土壤氮及pH空间变异特征[J].水土保持学报，2005，19（3）：17-20.
[10]段亮，段增强，夏四清.太湖旱地非点源污染定量化研究[J].水土保持通报，2006，26（6）：40-43.
[11]高超，朱继业，朱建国，等.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地表径流磷输出及其季节性分布特征[J].环境科学学报，2005，25（11）：543-1549.
[12]杨林章，王德建，夏立忠.太湖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特征及控制途径[J].中国水利，2004，205：29-30.
[13]刘永德，何品晶，邵立明.太湖流域农村生活垃圾面源污染贡献值估算[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08，27（4）：1442-1445.
[14]张利民，王水，韩敏，等.太湖流域望虞河西岸地区氮磷污染来源解析及控制对策[J].湖泊科学，2010，22（3）：315-320.
[15]沈月娣.论太湖流域水资源环境的法律保护[J].浙江林学院学报，2001，18（4）：428-432.
[16]张智慧.鼋头渚风景区旅游环境[D].无锡：江南大学，2010.
[17]李平.关于太湖东西山风景旅游区分道通航制的可行性分析[C]?中国航海学会内河海事专业委员会2010年度海事管理学术交流论文集2010.
[18]刘胜吉，王建，尹必峰.单缸直喷柴油机燃烧LPG的改装设计及燃烧过程研究[J].农业工程学报，2004，20（4）：79-83.
[19]赵洪涛，李叙勇，王为东，等.城镇街尘污染与平原河网水体的源-汇效应研究[J].环境科学学报，2010，30（6）：1295-1301.
[20]Jie C.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A real challenge to soil protection and food security[J].Catena，2007，69（1）：1-15.
[21]王鑫.环太湖地区土地利用与水质响应关系的研究——以太湖西北地区为例[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9.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太湖流域管理条例[Z].[2011-09-07].
[23]胡冠九，陈素兰，穆肃，等.江苏省某市典型饮用水水源中抗生素质量浓度特征[J].水资源保护，2016，32（3）：84-88.
[24]武旭跃，邹华，朱荣，等.太湖贡湖湾水域抗生素污染特征分析与生态风险评价[J].环境科学，2016，37（12）：4596-4604.
[25]秦伯强.太湖水环境演化过程与机理[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26]刘聚涛，杨永生，高俊峰，等.太湖蓝藻水华分级及其时空变化[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1（2）：156-160.
[27]朱梦圆，朱广伟，王永平.太湖蓝藻水华衰亡对沉积物氮、磷释放的影响[J].环境科学，2011，32（2）：409-415.
[28]胡欣欣.太湖“化工之乡”变形记[J/OL].[2012-04-21].http：//finance.ifeng.com/news/region/20120421/5974190.shtml.
[29]Carnes SA，Schweitzer M，Peelle EB，Wolfe AK，Munro JF.Measuring the succ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on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and waste management activities in the U.S.Department of Energy[J].Technology in Society，1998，20（4）：385-406.
[30]L.Graham S.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making：the state-of-the-art in Canada[J].Geoforum，1984，15（2）：253-259.
（責编：张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