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毛泽东曾三上庐山，主持中央会议，第一次打倒了彭德怀及其“军事俱乐部”，第二次着重讨论经济问题；第三次打倒了陈伯达，并重重敲打了林彪及其同伙。作为第三次庐山会议保卫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邬吉成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回顾这次不寻常的会议。
　　林彪批准在庐山修建飞机场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召开，这就是在中共历史上意义非凡的第三次庐山会议。当确定了会期和地点后，汪东兴即召集中央办公厅的有关部门开会，布置会务事项，主要是两大块：一是秘书工作；二是警卫和服务工作。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汪东兴为党委书记、处长，邬吉成是警卫处的副处长。会务工作部署完毕，汪东兴就随毛泽东先期离开北京前往南方。
　　汪东兴曾在会前上了一趟庐山，检查打前站的工作情况。在准备安排毛泽东入住的庐林一号，他发现上边的山顶正轰隆轰隆地炸石头。汪东兴问和他一起上山的江西省军区政委、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
　　程世清说是在修飞机场。“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汪东兴感到意外。“这块地方大，飞机起降比较安全。”“你们在这里修飞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汪东兴觉得，这么大的事，他不该事先一点消息都没得到。
　　“是军委批准的。”程世清答。汪东兴马上追问：“你是什么时间接到的命令？”“前天刚收到。”
　　汪东兴对程世清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的住所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
　　汪东兴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问修机场的命令是谁下的，汪东兴说他也不清楚。“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毛泽东吩咐。
　　周恩来也是在接到汪东兴的询问时，才知道修机场一事。总理马上追问总参谋长黄永胜。黄永胜说到庐山开会有许多老同志，坐汽车走那么长时间盘山公路不行，乘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所以要修个小停机坪，并说这件事报告了林彪。问明情况，周恩来打电话告诉汪东兴，修飞机场一事，是林彪批准的。汪东兴随即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九·一三事件”后，有把修庐山飞机场和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相联系的说法。对此，邬吉成颇不以为然：“开九届二中全会时，我到那个机场看过，就那么一点点大。修了以后谁都知道，也不是什么秘密工程。我推想修机场大概有两个作用：一个是为了传送个紧急文件；一个是为防备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如老同志突发病症，需要抢救什么的。”
　　陈伯达倒台前的异常气氛
　　在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林彪突然抢先发言，为设国家主席造势；在当晚周恩来主持的各大区召集人会议上，吴法宪的各组听林彪讲话录音、展开讨论提议得到附和，改变了会议的议程；24日，陈伯达要求打印和分发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论天才的语录；部分上当受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联名给毛泽东、林彪写信，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25日，产生更为严重影响的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二号简报）印发，毛泽东开始反击，制止对林彪讲话的讨论，停发六号简报，要求吴法宪等作检查，写出《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
　　上述后来众所周知的会议内情，在当时，甚至是邬吉成这样负责核心警卫的人，都未能及时知晓。然而作为一个多次参与党的会议保卫的干部，邬吉成还是可以凭借蛛丝马迹，感觉到几分反常。
　　他记得开幕的那天下午，会议进行的时间不长。因为林彪的突然发言，占去了一个半小时，打乱了原定的议程，使毛泽东不悦。原来的两位主要报告人周恩来、康生，都以有材料下发，大家可以看材料的寥寥数语，把报告给省略了。五常委从南侧小门出来时，守候在那里的邬吉成看见毛泽东拉着脸，好像不高兴的样子。
　　接着，是在毛泽东宣布停止开会期间，周恩来寓所分外“热闹”。
　　在那两天的下午和晚上，周恩来都在自己住的别墅小会议室召开政治局会议。每次都开得时间挺长，严格要求警卫，谁也不让进，显得有点紧张。邬吉成后来才知道，那是在小范围批评陈伯达。而每当会议结束，周恩来必去庐林一号毛泽东的住所。
　　在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发表之后，对陈伯达的批评转成批判。再开大会时，原先主席台上常委的席位，从5位变成了4位。这个明显的变化，在会场负责警卫的干部们一下子就发现了。而就在邬吉成内心感觉惊异并揣度因由之际，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王良恩向他打招呼说：“让你们的警卫，多注意一下陈伯达，别出什么事情。他的情况要多汇报。”
　　从王良恩这个看似没有超出一般警卫的嘱咐中，邬吉成已能体味出陈伯达肯定是有点问题了。但当时的他还想象不到，陈伯达已经从政治顶点一跌到底。
　　他随即和负责陈伯达警卫的孙凤山打了招呼：“对陈伯达跟紧点，别出同题。”而他自己有时看见陈伯达独自一人转悠时，也要随之跟着走一段。
　　此时此刻，邬吉成发现陈伯达和刚上山时有很大差异，隐隐约约地露出几分消沉和颓丧。
　　有一次，陈伯达散步去了含鄱口，孙凤山在他身边跟随。走到含鄱亭，孙凤山听陈伯达长叹一声，像是对他，也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上庐山，我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喽。”当时孙凤山还没听出他话中有话，直到会议后期陈伯达挨批在庐山已经不是秘密，大家才想到陈伯达那天的叹息，并非即兴为之，而是含有更深意味。
　　汪东兴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
　　更让邬吉成惊异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的老上级汪东兴也因“受蒙蔽”而犯了错误。
　　汪东兴参加华北小组讨论时，陈伯达正好也来到这个小组，他做了极富煽动性的发言，配合林彪集团鼓吹“天才论”，以实现在修宪中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目标。
　　


　　陈伯达的蛊惑发言，把小组里绝大多数人的激愤挑了起来。特别是他“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一语，加上他手舞足蹈的表演，使汪东兴的热血也沸腾了起来。
　　汪东兴随之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早在第三次庐山会议准备时期，毛泽东就多次谈到，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当这个主席。有些相关的谈话，还是让汪东兴向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传达的。
　　可林彪的讲话，陈伯达的煽动，用汪东兴自己的话说，是“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动起来了”。
　　偏偏这些话都被编进了全会的第六号简报，这份简报毛泽东马上就看到了，他立即把汪东兴召了去。“看到六号简报了吗？”毛泽东见面就问。“刚看到。”汪东兴还没想到问题的严重性。
　　紧接着，毛泽东的口吻严厉了起来：“你汪主任是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当毛泽东用你的职务称呼你的时候，你的情况就有些不妙了，这一点汪东兴早有体会。
　　汪东兴解释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毛泽东立即反问道：“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毛泽东的批评，使汪东兴的心里非常难受，他感觉自己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
　　九届二中全会是9月6日结束的，大概是7日或8日晚上8时，在会议办公驻地的邬吉成，看见叶群带领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四员大将，到美庐探访江青。
　　邬吉成后来分析，这种政治性的拜访，和庐山会议出现的较量有关；也表明林家和江青的关系非比寻常。会议期间出现的较量，以毛泽东把陈伯达先分割出来，进行批判而告一段落。林彪集团对设立国家主席，以使林彪有所“安排”的诉求失败。因为多数人在当时还不曾认识到这后一点，所以会议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9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庐山礼堂，应全会服务人员的请求，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也一起照了相。照完相，毛泽东遂乘车离开庐山。
　　（摘自《新闻信息报》）2011.7.18）B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