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8年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每当我们上海的一些支青回忆起他,总觉得他犹在眼前。
响应号召,报名参加支疆建设
1963年起至1966年,先后有八万五千多名上海青年学生,报名参加支援新疆建设,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意志。他们被俗称为支青。支青有别于上山下乡知青,虽然都属于响应党的号召,但区别在于上海支青发生的年代早,于“文革”前,指到人烟稀少的边疆,支援祖国建设。知青则广义指知识青年,他们主要任务是到广阔天地去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我们方知当时的支青、知青均是为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
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此后开始动员鼓励、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我们作为其中的人员,告别生活安定的大上海,怀着无限憧憬,前往万里之外的天山脚下的戈壁绿洲,成为光荣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垦战士。来到兵团农场连队伊始,我们就感受到老军工言传身教的革命传统和革命大家庭团结关爱的氛围,立志要在兵团这座革命大熔炉中锤炼成长。
鱼姗玲、应奋来到的农一师,其前身就是开垦南泥湾而名扬中外的359旅。鱼姗玲带着她的女生排,一到连队就投入长绒棉条田的种植和管理。为争分夺秒多干一点活,我们天不亮就下地,早晨和中午就在田头吃饭,渴了就在水渠中用手捧点天山雪水喝。晚上收工后,还在玻璃罐头瓶制成的小油灯下听技术员和老军工讲技术课。
那里的人真的很单纯,党叫干啥就干啥,人人勤学苦练,争当植棉能手。喜获丰收获时,我们得到老同志齐声夸奖,个个喜笑颜开。
成长于革命军人家庭的应奋以身作则,起早贪黑,苦干加巧干,成为上海支青中第一个“万斤拾棉突击手”,并带领伙伴们一起创造了棉田单产的新纪录。寒冬来临,应奋不顾天寒地冻,带头挥舞砍土曼破开冻土开渠挖沟,手指虎口破了都钻心痛,却用上海带来的橡皮膏贴一贴继续咬牙挖。应奋被称赞为“红柳姑娘”,不久还当上了连长。
我们青春芳华的上海姑娘,特别爱美,又心灵手巧,随便一打扮便引來团场女孩的争相效仿。我们上海姑娘又是孝顺的,这点非常出名。一到发工资,就不约而同地将第一个月的三元钱津贴,寄给养育我们的父母长辈,获得连队大婶大嫂们的称赞。
冬去春来,我们双手起了层厚厚的老茧,但见到天山雪水灌溉的万顷条田,心情就无比激动。大家认为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之后,我们的事迹被上海《解放日报》的记者采写后刊登出来,作为学习的榜样。我们还先后出席了上海市召开下乡上山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被推选为“十大标兵”代表。
杨永青来到以“农垦第一犁”闻名的农八师石河子总场上海青年连。秋收时杨永青和伙伴们采棉花开展劳动竞赛,顶着星星月亮拾,一天十几个小时,累得腰酸背疼,就蹲在地上采。冬天天寒地冻,青年连进湖打芦苇。零下二三十度,我们睡在冰冻湖面上用芦苇搭成的小棚内,头顶上能看到星星。早上起来胡子眉毛上都是厚厚一层白霜,特别是我们来例假都无法用热水洗,但一想起革命前辈为新中国流血牺牲,就不觉得苦。
等我们打完苇子,又去开荒挖大渠,早上3点半起床,走一个小时到达工地。挖出长长芦苇根,干到手上都起泡,但我们把老军工、从湖南与山东参军的女战士以及先于上海支青来到军垦农场的全国各地优秀青年职工作榜样,就个个都咬紧牙关坚持奋战,仅一个冬季就开出2700亩荒地,修了青年路,种了青年林,开春种上了棉花和优质小麦。正是因为能吃苦耐劳,杨永青被评为总场“五好职工”。
总理接见兵团战士,并勉励大家要好好干
来到边疆,由于环境不适应,我们上海支青十分想家。1965年7月上旬,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回来途经新疆时,决定要到兵团视察,并接见上海支青。
喜讯传来,邻近各师纷纷派出代表赶往石河子。
我们记得7月5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赴石河子军垦新城和农八师垦区视察,并在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以及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的陪同下,于农场接见了杨永青、应志毅、张立勇、卓爱玲、陈雪琴等11名青年连的上海支边青年。
我们那时非常激动,做梦也没想到中央领导会来,而且是总理级的中央领导。
他们和我们亲切握手。场部领导特地给大家介绍了陈毅副总理,说:“这是你们上海的老市长,你们认识吧。他很关心你们,特地来看你们了。”陈毅副总理听到后马上说:“是总理要我陪他特意来看你们的。”并用上海话问:“侬住嘞啥地方?”我们听到亲切的乡音就都笑了,答道:“阿拉都住嘞徐汇区。”
我们围到总理跟前,周总理问我们:“你们稳不稳?”就是安心不安心的意思,我们说:“稳,安心的。”接着总理挨个问每个人的情况。当问到杨永青时,总理听说杨永青的父母都在香港,家里经济条件也比较好,原已高中毕业在上海参加工作,是响应党的号召来新疆参加边疆建设时,总理说:“你的父母在香港,你在这里比香港苦,照样可以独立生活,你是好样的!”
周总理告诉大家:“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我们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嘛!要好好干!”
这时张仲瀚政委递给总理一盘冰糕说:“这是农场自己生产的,请总理尝一尝。”总理亲自把这些冰糕送到围着他的每一个上海支青的手中。可我们怕吃冰糕听不清总理的讲话,就一直拿在手中听总理讲话。直到冰糕化成水滴下来。总理看到后就催我们说:“快吃,快吃。”
听到大家汇报上海支青连去年开了2700多亩荒地,种的棉花和麦子长得很好,丰收在望,总理非常高兴,还特地进到条田亲自察看。那时正好是棉桃开花季节,总理走进棉田后非常注意,把裤腿卷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在棉田里,害怕碰着压着棉桃,还叮嘱大家要小心。看到一望无际的整齐条田和一行行长势喜人的棉花,总理十分满意。 7月6日上午,周总理在兵团石河子招待所门前的小广场上,亲切接见了兵团领导及从邻近各师赶来的师团干部、老军工、劳动模范与上海支青代表。合影前总理来到队列前面特意问道:“上海支青来了没有?”农二师上海支青代表陈中爱、农八师上海支青代表贺宗群等大声答道:“来了。”总理微笑着点头说“好”,并在随即简短的讲话中勉励上海支青要“发扬光荣传统、传承兵团精神”,并嘱咐兵团学大庆学大寨要走在全国前面,还应邀为兵团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给兵团百万军垦战士极大的鼓舞。
按照指示精神,我们前往大庆学习
遵照周总理在视察兵团时所作的指示精神,张仲瀚政委于1965年11月1日率领兵团参观团前往大庆。
参观团由十多个师(局)的领导、兵团劳模(如印在了人民币的女拖拉机手、山东籍女战士金茂芳等)、我们上海支青代表等组成。全团总人数仅30余人,但其中的上海支青代表就多达6人:来自农一师的鱼姗玲和应奋;农二师的高爱珠、农七师的蔡文琪;农八师的杨永青和张立勇。
因东北天气寒冷,在乌鲁木齐集中出发前,上级部门还给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棉军装和棉帽子。兵团参观团途经沈阳及佳木斯与东北农垦总局时作短暂停留,学习交流。我们参观853、852农场后,即前往大庆。
大庆油田负责人向参观团介绍了大庆的概况和“爱国、创业、拼搏、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和大庆人为国分忧、勇挑重担、艰苦奋斗、奋发创新的感人事迹。
我们见到了王进喜。早在1960年3月,已是全国劳动模范的王进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他组织全队职工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被誉为“铁人”。王进喜还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员一起研制成功控制井斜的“填满式钻井法”。
大庆人“为祖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早日把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令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真的。他们干事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对工作精益求精,为革命“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等等口号,不计名利,不计报酬,埋头苦干的“老黄牛”形象给我们上了难忘的一课。
在大庆简陋的大礼堂内,张仲瀚政委就兵团学习大庆的体会作了报告,金茂芳、杨永青、鱼姗玲、应奋也代表兵团军垦战士作了汇报发言。然后参观团又分组深入大庆一线井队进行交流,从每一个细处学习大庆人“三老四严”的革命加拼命精神。特别令我们高兴的是,我们同大庆青年工人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大家聚在一起,要说的话很多,因为艰苦奋斗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最大理想。交流后我们依依不舍,惜别前留下了风华正茂的合影。
学习途中,鱼姗玲突发高烧不退。大家都要她休息养病,但鱼姗玲坚持跟团,不肯落下。于是我们用一床棉被裹住鱼姗玲,放到张仲瀚政委小车后座上,跟随全团前往油田井队。
结束参观返回兵团途经北京时,传来周总理要接见兵团参观团的喜讯。大家又都喜不自禁,人人争着想向总理汇报学大庆精神的心得。不料因周总理工作太忙,临接见前突然接到通知,说实在抽不出时间。我们在感到遗憾的同时,也下决心一定要遵照总理的指示精神,将学大庆精神的心得带回去。
在北京期间,杨永青和鱼姗玲还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农机学院,与大学生们进行了汇报交流,与大学生互勉,要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兵团在乌鲁木齐和平剧场召开干部大会。为了能尽早一点听到大庆大寨精神的传达,时任兵团党委候补委员的塔里木农垦大学(系王震倡议设立)上海籍学生、后曾任兵团副政委的曹国琴,从农一师师部所在的阿克苏乘坐小飞机直飞乌市,又从机场直接赶到会场,听取了张仲瀚政委作的动员报告。我们几个上海支青也在分组会上作了心得交流,接着将出发时发给的那套棉军装棉帽交还后,还分别回到自己所在的师团作了汇报。那时的我们是一腔热血的青年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后更加奋发努力,为兵团农垦事业奉献青春和理想。上海市政府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远在万里之外的子女,也数次派出慰问团前来看望,给我们带来了亲切的问候和浓浓的乡情。慰问团团长宋日昌副市长、团市委书记张浩波等顶着烈日,深入鱼姗玲排播种的棉田中察看。宋日昌指着条田中一望无际、探头探脑含苞待放的棉桃开心地说:“戈壁绿洲、胜似江南;上海支青、茁壮成长。”
我们还见到了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支青作为一个整体,在原地投身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为兵团开拓创做出新的贡献,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中国支青史留下可贵的一页。
杨永青作为石河子总场的副场长,致力用科技创新推进农场改革;鱼姗玲来到兵团外办,投身兵团的对外开放;应奋则作为阿克苏地区最年轻的团委书记,带领当地各族青年立志奋进。
1980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来到石河子。在高高耸立的周总理纪念碑前,杨永青向敬爱的邓妈妈汇报了上海支青遵照周总理嘱咐稳在新疆,为兵团农垦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理想。邓颖超慈祥地频频微笑点头,并激动地走上前,一把抱住了杨永青。
新疆和兵团是我们这些上海支青第二个故乡。更有不少上海支青在新疆和兵团“稳”了一辈子。据上海支青、曾任兵团统计局局长的沈炜珍提供数据表明,有三万二千多名上海支青扎根在新疆,奉献了一生。我们将芳华和梦想永留在了祖国边疆,留在我们可爱的建设兵团。
上海市政府记挂着为农垦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上海支青。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间,举办新疆专场,特别邀请部分代表出席观摩,犒劳我们所做出的奉献。虽我们已年逾古稀,但曾经在边疆建设中度过的岁月又怎能忘却呢?
响应号召,报名参加支疆建设
1963年起至1966年,先后有八万五千多名上海青年学生,报名参加支援新疆建设,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意志。他们被俗称为支青。支青有别于上山下乡知青,虽然都属于响应党的号召,但区别在于上海支青发生的年代早,于“文革”前,指到人烟稀少的边疆,支援祖国建设。知青则广义指知识青年,他们主要任务是到广阔天地去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我们方知当时的支青、知青均是为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
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此后开始动员鼓励、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我们作为其中的人员,告别生活安定的大上海,怀着无限憧憬,前往万里之外的天山脚下的戈壁绿洲,成为光荣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垦战士。来到兵团农场连队伊始,我们就感受到老军工言传身教的革命传统和革命大家庭团结关爱的氛围,立志要在兵团这座革命大熔炉中锤炼成长。
鱼姗玲、应奋来到的农一师,其前身就是开垦南泥湾而名扬中外的359旅。鱼姗玲带着她的女生排,一到连队就投入长绒棉条田的种植和管理。为争分夺秒多干一点活,我们天不亮就下地,早晨和中午就在田头吃饭,渴了就在水渠中用手捧点天山雪水喝。晚上收工后,还在玻璃罐头瓶制成的小油灯下听技术员和老军工讲技术课。
那里的人真的很单纯,党叫干啥就干啥,人人勤学苦练,争当植棉能手。喜获丰收获时,我们得到老同志齐声夸奖,个个喜笑颜开。
成长于革命军人家庭的应奋以身作则,起早贪黑,苦干加巧干,成为上海支青中第一个“万斤拾棉突击手”,并带领伙伴们一起创造了棉田单产的新纪录。寒冬来临,应奋不顾天寒地冻,带头挥舞砍土曼破开冻土开渠挖沟,手指虎口破了都钻心痛,却用上海带来的橡皮膏贴一贴继续咬牙挖。应奋被称赞为“红柳姑娘”,不久还当上了连长。
我们青春芳华的上海姑娘,特别爱美,又心灵手巧,随便一打扮便引來团场女孩的争相效仿。我们上海姑娘又是孝顺的,这点非常出名。一到发工资,就不约而同地将第一个月的三元钱津贴,寄给养育我们的父母长辈,获得连队大婶大嫂们的称赞。
冬去春来,我们双手起了层厚厚的老茧,但见到天山雪水灌溉的万顷条田,心情就无比激动。大家认为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之后,我们的事迹被上海《解放日报》的记者采写后刊登出来,作为学习的榜样。我们还先后出席了上海市召开下乡上山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被推选为“十大标兵”代表。
杨永青来到以“农垦第一犁”闻名的农八师石河子总场上海青年连。秋收时杨永青和伙伴们采棉花开展劳动竞赛,顶着星星月亮拾,一天十几个小时,累得腰酸背疼,就蹲在地上采。冬天天寒地冻,青年连进湖打芦苇。零下二三十度,我们睡在冰冻湖面上用芦苇搭成的小棚内,头顶上能看到星星。早上起来胡子眉毛上都是厚厚一层白霜,特别是我们来例假都无法用热水洗,但一想起革命前辈为新中国流血牺牲,就不觉得苦。
等我们打完苇子,又去开荒挖大渠,早上3点半起床,走一个小时到达工地。挖出长长芦苇根,干到手上都起泡,但我们把老军工、从湖南与山东参军的女战士以及先于上海支青来到军垦农场的全国各地优秀青年职工作榜样,就个个都咬紧牙关坚持奋战,仅一个冬季就开出2700亩荒地,修了青年路,种了青年林,开春种上了棉花和优质小麦。正是因为能吃苦耐劳,杨永青被评为总场“五好职工”。
总理接见兵团战士,并勉励大家要好好干
来到边疆,由于环境不适应,我们上海支青十分想家。1965年7月上旬,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回来途经新疆时,决定要到兵团视察,并接见上海支青。
喜讯传来,邻近各师纷纷派出代表赶往石河子。
我们记得7月5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赴石河子军垦新城和农八师垦区视察,并在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以及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的陪同下,于农场接见了杨永青、应志毅、张立勇、卓爱玲、陈雪琴等11名青年连的上海支边青年。
我们那时非常激动,做梦也没想到中央领导会来,而且是总理级的中央领导。
他们和我们亲切握手。场部领导特地给大家介绍了陈毅副总理,说:“这是你们上海的老市长,你们认识吧。他很关心你们,特地来看你们了。”陈毅副总理听到后马上说:“是总理要我陪他特意来看你们的。”并用上海话问:“侬住嘞啥地方?”我们听到亲切的乡音就都笑了,答道:“阿拉都住嘞徐汇区。”
我们围到总理跟前,周总理问我们:“你们稳不稳?”就是安心不安心的意思,我们说:“稳,安心的。”接着总理挨个问每个人的情况。当问到杨永青时,总理听说杨永青的父母都在香港,家里经济条件也比较好,原已高中毕业在上海参加工作,是响应党的号召来新疆参加边疆建设时,总理说:“你的父母在香港,你在这里比香港苦,照样可以独立生活,你是好样的!”
周总理告诉大家:“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我们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嘛!要好好干!”
这时张仲瀚政委递给总理一盘冰糕说:“这是农场自己生产的,请总理尝一尝。”总理亲自把这些冰糕送到围着他的每一个上海支青的手中。可我们怕吃冰糕听不清总理的讲话,就一直拿在手中听总理讲话。直到冰糕化成水滴下来。总理看到后就催我们说:“快吃,快吃。”
听到大家汇报上海支青连去年开了2700多亩荒地,种的棉花和麦子长得很好,丰收在望,总理非常高兴,还特地进到条田亲自察看。那时正好是棉桃开花季节,总理走进棉田后非常注意,把裤腿卷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在棉田里,害怕碰着压着棉桃,还叮嘱大家要小心。看到一望无际的整齐条田和一行行长势喜人的棉花,总理十分满意。 7月6日上午,周总理在兵团石河子招待所门前的小广场上,亲切接见了兵团领导及从邻近各师赶来的师团干部、老军工、劳动模范与上海支青代表。合影前总理来到队列前面特意问道:“上海支青来了没有?”农二师上海支青代表陈中爱、农八师上海支青代表贺宗群等大声答道:“来了。”总理微笑着点头说“好”,并在随即简短的讲话中勉励上海支青要“发扬光荣传统、传承兵团精神”,并嘱咐兵团学大庆学大寨要走在全国前面,还应邀为兵团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给兵团百万军垦战士极大的鼓舞。
按照指示精神,我们前往大庆学习
遵照周总理在视察兵团时所作的指示精神,张仲瀚政委于1965年11月1日率领兵团参观团前往大庆。
参观团由十多个师(局)的领导、兵团劳模(如印在了人民币的女拖拉机手、山东籍女战士金茂芳等)、我们上海支青代表等组成。全团总人数仅30余人,但其中的上海支青代表就多达6人:来自农一师的鱼姗玲和应奋;农二师的高爱珠、农七师的蔡文琪;农八师的杨永青和张立勇。
因东北天气寒冷,在乌鲁木齐集中出发前,上级部门还给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棉军装和棉帽子。兵团参观团途经沈阳及佳木斯与东北农垦总局时作短暂停留,学习交流。我们参观853、852农场后,即前往大庆。
大庆油田负责人向参观团介绍了大庆的概况和“爱国、创业、拼搏、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和大庆人为国分忧、勇挑重担、艰苦奋斗、奋发创新的感人事迹。
我们见到了王进喜。早在1960年3月,已是全国劳动模范的王进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他组织全队职工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被誉为“铁人”。王进喜还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员一起研制成功控制井斜的“填满式钻井法”。
大庆人“为祖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早日把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令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真的。他们干事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对工作精益求精,为革命“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等等口号,不计名利,不计报酬,埋头苦干的“老黄牛”形象给我们上了难忘的一课。
在大庆简陋的大礼堂内,张仲瀚政委就兵团学习大庆的体会作了报告,金茂芳、杨永青、鱼姗玲、应奋也代表兵团军垦战士作了汇报发言。然后参观团又分组深入大庆一线井队进行交流,从每一个细处学习大庆人“三老四严”的革命加拼命精神。特别令我们高兴的是,我们同大庆青年工人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大家聚在一起,要说的话很多,因为艰苦奋斗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最大理想。交流后我们依依不舍,惜别前留下了风华正茂的合影。
学习途中,鱼姗玲突发高烧不退。大家都要她休息养病,但鱼姗玲坚持跟团,不肯落下。于是我们用一床棉被裹住鱼姗玲,放到张仲瀚政委小车后座上,跟随全团前往油田井队。
结束参观返回兵团途经北京时,传来周总理要接见兵团参观团的喜讯。大家又都喜不自禁,人人争着想向总理汇报学大庆精神的心得。不料因周总理工作太忙,临接见前突然接到通知,说实在抽不出时间。我们在感到遗憾的同时,也下决心一定要遵照总理的指示精神,将学大庆精神的心得带回去。
在北京期间,杨永青和鱼姗玲还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农机学院,与大学生们进行了汇报交流,与大学生互勉,要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兵团在乌鲁木齐和平剧场召开干部大会。为了能尽早一点听到大庆大寨精神的传达,时任兵团党委候补委员的塔里木农垦大学(系王震倡议设立)上海籍学生、后曾任兵团副政委的曹国琴,从农一师师部所在的阿克苏乘坐小飞机直飞乌市,又从机场直接赶到会场,听取了张仲瀚政委作的动员报告。我们几个上海支青也在分组会上作了心得交流,接着将出发时发给的那套棉军装棉帽交还后,还分别回到自己所在的师团作了汇报。那时的我们是一腔热血的青年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后更加奋发努力,为兵团农垦事业奉献青春和理想。上海市政府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远在万里之外的子女,也数次派出慰问团前来看望,给我们带来了亲切的问候和浓浓的乡情。慰问团团长宋日昌副市长、团市委书记张浩波等顶着烈日,深入鱼姗玲排播种的棉田中察看。宋日昌指着条田中一望无际、探头探脑含苞待放的棉桃开心地说:“戈壁绿洲、胜似江南;上海支青、茁壮成长。”
我们还见到了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支青作为一个整体,在原地投身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为兵团开拓创做出新的贡献,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中国支青史留下可贵的一页。
杨永青作为石河子总场的副场长,致力用科技创新推进农场改革;鱼姗玲来到兵团外办,投身兵团的对外开放;应奋则作为阿克苏地区最年轻的团委书记,带领当地各族青年立志奋进。
1980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来到石河子。在高高耸立的周总理纪念碑前,杨永青向敬爱的邓妈妈汇报了上海支青遵照周总理嘱咐稳在新疆,为兵团农垦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理想。邓颖超慈祥地频频微笑点头,并激动地走上前,一把抱住了杨永青。
新疆和兵团是我们这些上海支青第二个故乡。更有不少上海支青在新疆和兵团“稳”了一辈子。据上海支青、曾任兵团统计局局长的沈炜珍提供数据表明,有三万二千多名上海支青扎根在新疆,奉献了一生。我们将芳华和梦想永留在了祖国边疆,留在我们可爱的建设兵团。
上海市政府记挂着为农垦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上海支青。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间,举办新疆专场,特别邀请部分代表出席观摩,犒劳我们所做出的奉献。虽我们已年逾古稀,但曾经在边疆建设中度过的岁月又怎能忘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