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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位居地球生物食物链的最高级，最终会在体内聚集我们排放出去的污染物质。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人类自己种下的还要归人类自己。
——题记
事件肇始
美国科学家几百年如一日地关注着他们的水环境，并获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比如用作杀虫剂的化学物质，单个来看没有多少不良影响，在水体中浓度只有几百亿分之一，但一旦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160至1600倍的激素作用。实践已经证明低水平污染一样会危害生命健康，而且灾害一经发生便会产生无法遏制的连锁反应。
2008年6月，一名美国垂钓爱好者在内华达州的米德湖水库钓上一条十多公斤的雄性鲤鱼。就在鱼被分解准备烤制时，鱼的肚子里发现了橙黄色的鱼籽……
新闻披露后，立刻引起了美国著名的水生物和环境毒理学家卡拉·威尔瑟的注意。威尔瑟一直在研究美国水域中变性鱼的情况，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发现华盛顿附近的波托马克河流域中有42％的雄性小口黑鲈鱼长出了雌鱼的性器官，成为两性鱼。
检测发现，米德湖鱼的血液内含有类似止痛药、镇静剂甚至抗生素等至少13种人类常用的药物成分，正是这些药物成分对鱼类产生类激素的作用，促使它们发生变性现象。
难道是湖水被恐怖分子破坏了，还是有坏人有意往水中投放药物，搞恶作剧呢?
威尔瑟决心弄个水落石出，对公众也好有个明确的交代。
小疏忽带来大污染
经过几天的明察暗访，卡拉·威尔瑟不但一无所获，还变得心力交瘁。他不得不变换角度思考，展开地图，米德湖水库附近三座污水处理厂的标志让他眼前一亮。
这三座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污水处理厂主要负责50公里外著名赌城拉斯维加斯的生活污水处理，每天需处理生活污水近万吨，污水经常规处理后便排放进米德湖。公众本以为这些污水处理厂会严格检测，并按国家要求达标排放，岂料，当威尔瑟驾船接近污水处理厂的排放口时，他嗅到了交叉水流两种不同的气味，感到自己即将揭开问题的谜底。
威尔瑟边接近排水口边取水样，一直取到排水口下方。检测数据让他既惊讶，又觉得一切都在情理之中：越是靠近排水口的水样所含激素就越高……
难道美国政府对污水处理排放，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其中一家污水处理厂的负责人却讲，联邦政府从未要求对处理后的污水进行药物残留检测，也没有设定所谓的安全标准。除了有害细菌、重金属及有机物检测外，他们从未接到进行药物残留方面的检测。进一步的调查结果显示，连美国的自来水厂对出厂水药物残留的检测执行也十分混乱。被调查的62家水厂中只有28家声称对出厂水的药物残留进行了严格检测，但检测数量只有两三种，而目前在全世界发现的水体药物残留已经超过了100种。
美国媒体通过近半年的追踪调查发现，全美24个大城市、波及4000多万人的饮用水系统富含各类激素药物：加利福尼亚的自来水里有抗癫痫药和抗焦虑药；在新泽西一家水处理厂的原水中发现了镇静剂和心绞痛药物；在费城的饮用水中居然检测出56种药物。调查结果一出，全美净化水装置和瓶装水很快脱销。
人们使用的药物又是怎样跑到水中去的呢?原来为了避免服用过期药物和避免儿童误食药物，美国人几乎都有及时处理过期或不用的药物的习惯。扔垃圾桶担心被宠物误食或污染环境，所以，73％的美国人有将废弃药物倒入排水系统的习惯。若干年里，这被视为文明自觉的良好习惯，因为它基本杜绝了儿童误食药物的中毒事件的发生。实际上，处理废弃药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即使是焚烧，也不能完全消除药品的污染，雨水会把散布在空气中的残留物带回地面的水体。
谁来承担后果
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是可怕的，却不是偶然个别的。科学家在全球的湖泊、河流和水库中业已发现100多种人类常用的药物残留，其中甚至包括以水质清洁闻名的瑞士的湖泊。在欧洲的塞纳河、卢瓦尔河和吉伦特河，无一例外地都发现了感冒药、心脑血管药物、癫痫药物、避孕药甚至是新研制的抗癌药物成分，而且含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鱼类雌性化的事例多有报道。
美国科学家发现蚯蚓体内已经积累了人类药物成分，而一些地区的小麦、玉米和马铃薯则富含抗生素。环境中的激素污染使欧美等国男性的生殖能力下降。中国男性平均精子数量还不及60年前的1／3，精子的活力锐减，每8对夫妻就有一对罹患不育症。
难怪有科学家无奈地感叹，人们常说，破坏环境的恶果要让人类的后代来承担，但如果照目前的情形发展下去，我们恐怕连可以承担恶果的后代都不会有了。
中国的情况也令人担忧
中国每年排放污水564亿吨，占总水体的2％，而且多数是直接排放进作为饮用水源头的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广东省的调查结果显示：1／2以上的耕地受到镉等重金属的污染，20％左右的灌溉用水被汞污染……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北京主要的饮用水来源官厅和密云两座水库的水质逐年下降，特别是官厅水库的上游污染严重，农药厂、造纸厂和冶炼厂的各种有害物质直接排入水体，导致官厅水库原水的高锰酸盐和氨氮含量过高，1997年停止作为北京的饮用水源。密云水库的上游水质相对较好，加之对周边环境的强化治理，才恢复了饮用水质标准。可是逾千万人的特大城市只靠一座水库供水，显然是不够的，于是北京市的供水机构又在城南凿建深水泵站，抽取地下水，藉以弥补水源缺口。
黄浦江的严重污染使上海不得不放弃沿用了百年的黄浦江取水口，花巨资铺设管道取水长江。而浙江嘉兴欲从钱塘江和新安江调水的计划，因财力不济，不得不暂缓实施。中国环保专家认为，在整个水环境恶化不可逆转的趋势下，饮用水源的枯竭难以遏制。要想改变饮用水水质危机，最保守估计也需要30年。
另据业内人士披露，除北京、青岛等几个城市外，中国的绝大多数水厂依然沿袭着沉淀——过滤——消毒——再沉淀的老一套做法，几乎是用100年前的技术来处理100年后的水，致使我们的饮用水水质与国际标准差距较大。因为即使消毒得再彻底，也只是对水中的细菌和微生物起作用，而对日渐增多的有机物、化学物质、重金属却无法有效杀灭，更不要说药物残留了，我们所有的水厂根本没有这项检测要求。水源中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三致物质”共有114种，中国水源中一般能检出一百余种，它们无不对健康的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
在各方人士积极努力推动下，中国在2008年7月1日通过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政府规定除非有特殊困难的城市，原则上应在2012年前全国一律实施生活饮用水新标准。
从饮用水新国标看，考核指标由原来的35项猛增了71项，达到106项。这百余项指标要达标，需要国家和地方的巨额资金投入。政府应加大饮用水安全领域的投入，比如加大对居民饮用水水源的治理、维修供水管道等等，这不仅符合民意，更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当然，要想使我们的饮用水水质得到根本改变，前提是遏制总体环境的污染，没有这个大前提做保证，修修补补的小打小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题记
事件肇始
美国科学家几百年如一日地关注着他们的水环境，并获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比如用作杀虫剂的化学物质，单个来看没有多少不良影响，在水体中浓度只有几百亿分之一，但一旦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160至1600倍的激素作用。实践已经证明低水平污染一样会危害生命健康，而且灾害一经发生便会产生无法遏制的连锁反应。
2008年6月，一名美国垂钓爱好者在内华达州的米德湖水库钓上一条十多公斤的雄性鲤鱼。就在鱼被分解准备烤制时，鱼的肚子里发现了橙黄色的鱼籽……
新闻披露后，立刻引起了美国著名的水生物和环境毒理学家卡拉·威尔瑟的注意。威尔瑟一直在研究美国水域中变性鱼的情况，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发现华盛顿附近的波托马克河流域中有42％的雄性小口黑鲈鱼长出了雌鱼的性器官，成为两性鱼。
检测发现，米德湖鱼的血液内含有类似止痛药、镇静剂甚至抗生素等至少13种人类常用的药物成分，正是这些药物成分对鱼类产生类激素的作用，促使它们发生变性现象。
难道是湖水被恐怖分子破坏了，还是有坏人有意往水中投放药物，搞恶作剧呢?
威尔瑟决心弄个水落石出，对公众也好有个明确的交代。
小疏忽带来大污染
经过几天的明察暗访，卡拉·威尔瑟不但一无所获，还变得心力交瘁。他不得不变换角度思考，展开地图，米德湖水库附近三座污水处理厂的标志让他眼前一亮。
这三座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污水处理厂主要负责50公里外著名赌城拉斯维加斯的生活污水处理，每天需处理生活污水近万吨，污水经常规处理后便排放进米德湖。公众本以为这些污水处理厂会严格检测，并按国家要求达标排放，岂料，当威尔瑟驾船接近污水处理厂的排放口时，他嗅到了交叉水流两种不同的气味，感到自己即将揭开问题的谜底。
威尔瑟边接近排水口边取水样，一直取到排水口下方。检测数据让他既惊讶，又觉得一切都在情理之中：越是靠近排水口的水样所含激素就越高……
难道美国政府对污水处理排放，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其中一家污水处理厂的负责人却讲，联邦政府从未要求对处理后的污水进行药物残留检测，也没有设定所谓的安全标准。除了有害细菌、重金属及有机物检测外，他们从未接到进行药物残留方面的检测。进一步的调查结果显示，连美国的自来水厂对出厂水药物残留的检测执行也十分混乱。被调查的62家水厂中只有28家声称对出厂水的药物残留进行了严格检测，但检测数量只有两三种，而目前在全世界发现的水体药物残留已经超过了100种。
美国媒体通过近半年的追踪调查发现，全美24个大城市、波及4000多万人的饮用水系统富含各类激素药物：加利福尼亚的自来水里有抗癫痫药和抗焦虑药；在新泽西一家水处理厂的原水中发现了镇静剂和心绞痛药物；在费城的饮用水中居然检测出56种药物。调查结果一出，全美净化水装置和瓶装水很快脱销。
人们使用的药物又是怎样跑到水中去的呢?原来为了避免服用过期药物和避免儿童误食药物，美国人几乎都有及时处理过期或不用的药物的习惯。扔垃圾桶担心被宠物误食或污染环境，所以，73％的美国人有将废弃药物倒入排水系统的习惯。若干年里，这被视为文明自觉的良好习惯，因为它基本杜绝了儿童误食药物的中毒事件的发生。实际上，处理废弃药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即使是焚烧，也不能完全消除药品的污染，雨水会把散布在空气中的残留物带回地面的水体。
谁来承担后果
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是可怕的，却不是偶然个别的。科学家在全球的湖泊、河流和水库中业已发现100多种人类常用的药物残留，其中甚至包括以水质清洁闻名的瑞士的湖泊。在欧洲的塞纳河、卢瓦尔河和吉伦特河，无一例外地都发现了感冒药、心脑血管药物、癫痫药物、避孕药甚至是新研制的抗癌药物成分，而且含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鱼类雌性化的事例多有报道。
美国科学家发现蚯蚓体内已经积累了人类药物成分，而一些地区的小麦、玉米和马铃薯则富含抗生素。环境中的激素污染使欧美等国男性的生殖能力下降。中国男性平均精子数量还不及60年前的1／3，精子的活力锐减，每8对夫妻就有一对罹患不育症。
难怪有科学家无奈地感叹，人们常说，破坏环境的恶果要让人类的后代来承担，但如果照目前的情形发展下去，我们恐怕连可以承担恶果的后代都不会有了。
中国的情况也令人担忧
中国每年排放污水564亿吨，占总水体的2％，而且多数是直接排放进作为饮用水源头的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广东省的调查结果显示：1／2以上的耕地受到镉等重金属的污染，20％左右的灌溉用水被汞污染……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北京主要的饮用水来源官厅和密云两座水库的水质逐年下降，特别是官厅水库的上游污染严重，农药厂、造纸厂和冶炼厂的各种有害物质直接排入水体，导致官厅水库原水的高锰酸盐和氨氮含量过高，1997年停止作为北京的饮用水源。密云水库的上游水质相对较好，加之对周边环境的强化治理，才恢复了饮用水质标准。可是逾千万人的特大城市只靠一座水库供水，显然是不够的，于是北京市的供水机构又在城南凿建深水泵站，抽取地下水，藉以弥补水源缺口。
黄浦江的严重污染使上海不得不放弃沿用了百年的黄浦江取水口，花巨资铺设管道取水长江。而浙江嘉兴欲从钱塘江和新安江调水的计划，因财力不济，不得不暂缓实施。中国环保专家认为，在整个水环境恶化不可逆转的趋势下，饮用水源的枯竭难以遏制。要想改变饮用水水质危机，最保守估计也需要30年。
另据业内人士披露，除北京、青岛等几个城市外，中国的绝大多数水厂依然沿袭着沉淀——过滤——消毒——再沉淀的老一套做法，几乎是用100年前的技术来处理100年后的水，致使我们的饮用水水质与国际标准差距较大。因为即使消毒得再彻底，也只是对水中的细菌和微生物起作用，而对日渐增多的有机物、化学物质、重金属却无法有效杀灭，更不要说药物残留了，我们所有的水厂根本没有这项检测要求。水源中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三致物质”共有114种，中国水源中一般能检出一百余种，它们无不对健康的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
在各方人士积极努力推动下，中国在2008年7月1日通过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政府规定除非有特殊困难的城市，原则上应在2012年前全国一律实施生活饮用水新标准。
从饮用水新国标看，考核指标由原来的35项猛增了71项，达到106项。这百余项指标要达标，需要国家和地方的巨额资金投入。政府应加大饮用水安全领域的投入，比如加大对居民饮用水水源的治理、维修供水管道等等，这不仅符合民意，更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当然，要想使我们的饮用水水质得到根本改变，前提是遏制总体环境的污染，没有这个大前提做保证，修修补补的小打小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