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哲学系教授哈里斯说过：“建筑是如何体现其本质的呢？它必须把那些人们容易想当然或忽略的自然成分彰显出来，这样才能体现其本质。”在中国，最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建筑莫过于天安门广场建筑群。建国以来，经历了三次大的整修扩建，占地44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现今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广场周围组成了包括天安门城楼、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在内的公共建筑群，其布局庄重谨严。
　　在中国，天安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已经为多数人所公认，有着很强的政治色彩，“天安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象征，已经充分地被肯定，并位于国徽之中心，政治意义是十分明显的。”进一步来讲，这个建筑群也有著深厚的历史积淀，承载着社会变迁中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同时也将历史的长时段扩展到当下和将来。“庄严的天安门城楼，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象征。故宫、正阳门与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等交相辉映，显示着伟大中国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
　　一些具有特定社会含义的建筑仍在发挥着其政治象征的作用。例如，保留的4万多斤重的华表可能是由于技术条件的问题，更大程度上可能由于华表本身的含义。华表过去叫华表木或恒表，即是标的意思，除了指示道路，还有诽谤木即刻写意见的作用，议论是非指责过失，以便补差时政、泄导民情。天安门华表承露盘上的望天犼相对蹲坐，内侧的两个面向北方，表示望君出，外侧的两个面向南方，表示望君归，都在提示皇上积极统治。 这也许让人体味出，等级差别、君民职责似乎并没有随着历史变迁有太大变化。天安门城楼原封不动被保留下来不仅因为城楼上东西五间、南北九间的格局在叙述着“九五之尊”的荣耀，它最重要的一项功能是“金凤颁诏”，是“定于一”的中央集权的象征，是国家人事权、司法权和君民关系的表征。
　　任何一个政权的建立都要一个“道统”，组成“我为什么要统治，你为什么要被统治”的合法性论说的历史基础，阐明自己的革命是“替天行道”还是“替人行道”。在这一点上，旧建筑的保留是一种“露天博物馆”，展示的是前朝历史，在继承其神圣性的基础上要竭力显示出旧政权的“无道”。
　　再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建筑，之所以“新”，是因为其在一片皇家广场上高唱人民的赞歌，形成了与旧政权完全相对的表现方式，这场“对台戏”是新政权的话语表达，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新“政统”所代表的合法性。
　　首先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出现。 哈里斯认为一个民族之所以会在最重要的地点为死者留出空间，主要是要提醒人们寻找自己的认同感，通过思考英雄这种看不见的实在来思忖自己生命的意义。这也许提示了我们，毛泽东本人不仅是儒雅风流的文学家、纵横捭阖的政治家，而且还是戎马倥偬、印证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事统帅。纪念碑前的军事操练正显示了这种获得政权的途径和手段，而如果仅仅如此便会堕入“成者王败者寇”的强盗逻辑，所以必须进一步阐明革命途径的合法性，这就必须把“小我”与“大我”联结起来。这也似乎证明了，先烈们的死只有从他们所捍卫的生存方式中才能获得永恒的意义。纪念碑以物化的方式封存了“革命”的历史，提示人们从此便可以天下太平，而这些殉道者和英雄们的无私与高贵得到了“人民”的奖赏，他们忠实地践行了一个伟大而又崇高的信念。人民英雄纪念碑说明了我们今天政权来源的途径是人民革命，革命对象和革命手段都具有合法性；
　　最有代表性、规模最大、要求最高的建筑是大会堂，占地15公顷，总建筑面积17万多平方米，比明清两代经营了数百年的皇宫总建筑面积还大。光是观众部分所占的体积就足以装得下整个天安门城楼。每年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人民有了自己参政议政的空间，开始当家作主，掌握自己的命运。新的政治表达就是要竭力突破“家天下”的传统叙事，让人民的统治理所当然，具有程序上和法理上的合法性。所有权力同出一源，则印证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至理名言。
　　参考文献：
　　[1][美]卡斯腾 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申嘉、陈朝晖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 吴良镛：《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
　　[3]张敬淦：《北京规划建设五十年》，[M]北京：中国书店，2001
　　[4]树军：《天安门广场备忘录》，[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5
　　[5]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教学思想讨论文集（一）》，1965年1月
　　[6][美]卡斯腾 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申嘉、陈朝晖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