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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块弥散着旧式贵族气的土地，二战后历经社会重建、政权跌宕、民族变迁等事件，眼下又遭遇欧元低迷、难民潮和恐怖袭击。这些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安，使原本安逸宁和的旧大陆，陡然成为剑拔弩张的高危敏感地带。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欧洲文学在反馈着哪些现象？小说家们面对有目共睹的复杂局势，都在提笔写些什么？关注一下德奥出版社新近发行的几本书，似乎不难发现，欧洲的中青年作家群里不乏借助儿童视角，发出人类苦难信号的作品。通过描述儿童命运，他们努力捕捉当代欧洲上空的异样气息，并在字里行间抚昔思今，表达悲天悯人之情。他们往往不再闭门造车，而是离开象牙塔，深入生活，走访人物。他们或在穷乡僻壤感受惨淡图景，或去陌生人家史海钩沉。待到奋笔疾书时，一个个孩子的鲜活面貌，从历史和现实里走来，带着痛彻人心的生动。
出生于摩尔多瓦的女作家丽丽安娜？科罗波卡是个70后。她通过德国Hanser出版社发行的新作《我生命中第一个地平线》，描述了摩尔多瓦触目惊心的留守儿童世界。摩尔多瓦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如今已然成为欧洲最贫穷的角落之一。那儿的年轻人大量失业，毫无前途，只有背井离乡，去欧洲邻国寻求打工机会，把他们挣来的微乎其微的“长钱”（远距离的钱）寄回往往只见老人和小孩的乡村，希望维持家人的生活。小说里的女主角，即12岁的女孩克莉丝汀，与分别6岁和3岁的两个弟弟一起，作为留守儿童被父母搁在村子里单独生活。克莉丝汀俨然一个小大人，里里外外一把手，为弟弟们煮饭洗衣，接送学校，还照料老祖母，并喂养家里的鸡鸭猪狗。她无法用心读书，虽然她的班主任说过，她完全可以成为出类拔萃的学习尖子。
克莉丝汀的父亲去了俄罗斯，在一处有毒采石场工作，渐渐地，他的一口好牙一颗颗掉落；母亲去了意大利，在一个有钱人家照看孩子。她一年回来两次，有时也能捎回一些旧衣物和旧玩具。母亲对克莉丝汀说，有朝一日，她会把他们都接到意大利去生活，如别人那样，生活在一个像模像样、完整无缺的家里。但现实里的克莉丝汀知道，他们别无去处。
后来，克莉丝汀的老祖母越发耳聋眼花，老年痴呆，她和弟弟们越发无依无靠。邻居可怜他们，时而送些煎饼或糕点给他们吃。夜里，他们紧紧地挤在一处入眠，时刻担心有人撬门而入。这并非天方夜谭，因为村里人穷到了偷沙子的境地：那些沙子是父亲带回来给小弟弟们玩的。克莉丝汀唯一的自我安慰是，她和弟弟们没人欺负，因为同村的女孩吉尔吉塔整天被酗酒的父亲打得体无完肤，而维罗妮卡更是不时地被她的叔叔强暴。然而，孤独无助还是让克莉丝汀和弟弟们每日抹泪。后来，她规定每晚8点钟，姐弟三人可以一起嚎啕大哭。周六是个令人期盼的日子，因为母亲会来电话。每逢这个日子，孩子们便不时地彼此呼唤着：妈妈、妈妈、妈妈！当妈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与一位弟弟说上话时，克莉丝汀便会拉着另一位弟弟离开，因为电话的两头都会泣不成声……
丽丽安娜？科罗波卡在这本书里，以细腻而敏锐的笔触，白描出21世纪欧洲一隅的悲惨人生。孩子们的孤独绝望，迫使他们走进臆想的奇幻世界，在虚幻的时光里极速老去，正如作者借克莉丝汀所言：“我们是希望早已干涸的孩子，在漫长的等待里老化，直到妈妈出现，我们才重归童年。”但妈妈没有出现时，老祖母离开了人世。这一次，克莉丝汀放声大哭时，不知自己是悲还是喜，因为老祖母离世了，爸妈就回来了！整本书在这种情绪中嘎然而止，令读者唏嘘。
另一位70后作家用一本新书，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二战刚刚结束后的欧洲。当时，有一批超过几十万的私生子大军滞留在德国和奥地利，其中的辛酸苦辣一言难尽。奥地利女作家芭芭拉？施德尔泽-马科斯在B？hlau出版社发行的新作《占领区儿童》，讲述了这批孩子的命运。1945至1956年间，这些私生子在德国约有40万，在奥地利约有3万。他们的隐身父亲，是当年纳粹投降后占领德奥两国的盟军军官或士兵。当他们呱呱坠地时，命运已经决定了他们将是没有生父的孩子，是靠单亲妈妈、继父或领养者抚养成人的半个孤儿。
爸爸是谁？他长得何样？来自何方？做过什么？他怎么认识妈妈的？这些问题终生困扰着几十万战后私生子。与那些隐身军人相关的女人，要么有过一段浪漫爱情，要么玩了一场游戏，她们当中，除了良家妇女，也有不少娼妓，更有大量被强奸的案例，尤其在苏军占领区。当年，隐身父亲们作为军人，一旦被人找上门来，便被勒令回避，并停止与相关女人和孩子交往。此外，军令如山，绝不允许资助孤儿寡母。还有，想做亲子鉴定？没门儿！苏军占领区更是对之全面禁止。
盟军撤离德奥两国几年后，有些单亲妈妈得以“战争新娘”的身份，带着孩子前往隐身父亲所在国与之团圆，但这是个案，为数寥寥。大多数单亲妈妈迫于生计，只能自己外出打工，让孩子留守在家，或为孩子找个继父，不行的话，便干脆将孩子送去孤儿院。几十万战后的私生子，就在不知父亲是何人的谜团中渐渐长大。他们询问生父情况时，母亲往往如临大敌，三缄其口。这个话题，总是母亲永远的创伤。“战争、爱情和暴力”，一位单亲妈妈说，“我所经历过的那些，根本无法用言语讲述！”
许多私生子似曾相识的一个场景，发生在母亲后来成立的家中。当一张被遗忘的老照片突然闯入视线，而母亲默认那是生父时，继父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姊妹们便会大发雷霆，甚至将照片撕个粉碎。有些私生子独自展开寻父之旅，想象父子或父女相会时的幸福激动。然而现实绝不浪漫，往往是生父已经谢世，其家人或子女又冷眼相待，将“不速之客”拒之千里之外。
孩子，人性纯洁的写照。孩子的无辜，凸显出成人世界的罪恶。当过去还在阵痛，今日已然老去，那么往后的日子，会有怎样的图景？奥地利60后作家马丁？阿曼斯豪瑟今年在Zsolnay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火柴盒中的鱼》，以一家四口在加勒比海一艘豪华游轮上度过的12天生活，浓缩出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必须彼此面对时，那种捉襟见肘、局促不安、不知所措、无处可逃般的巨大心理障碍。
原本想象的浪漫轻松之旅，在登上游轮以90分钟的时间浏览完各项令人兴奋的服务和设施后，变得枯燥乏味。正值青春期的女孩马尔维在激动的心情转瞬即逝后，百无聊懒，每天憎恶地看着船上扎堆的退休老头老太，聚在一起慢悠悠地、不死不活地、倒人胃口地大吃特吃那些免费的山珍海味。她的父亲百无聊赖，一头钻进“商务中心”玩电脑，母亲则茫然而冷漠地闲逛，除了吃喝，就是去甲板上吹风发呆，仿佛脑死亡。在女孩的心目中，这貌似天堂般的豪华游轮，好比漂泊在一望无垠大海上的一只火柴盒，船上的人们就像无水的鱼儿，渐渐显出干涸的灵魂。
直到一艘来自1730年的海盗船穿越时空，与游轮相遇。海盗一上游轮，便被那些他们从未见识过的电子产品十足吸引住。抢掠行为不复，替之而起的，是因惊奇而起的艳羡和敬佩。海盗变得友好起来，像朋友一般，与游轮上的人们大话今昔不同。这无疑让马尔维打了剂强心针，她为当代科技深感自豪。但好景不长，很快，海盗发现所有那些令之眩目的产品都是用“钱”买来的，如果没有钞票，那些东西就会荡然无存。海盗兴致突减，感觉无趣：实实在在的东西怎么会与几张纸票子产生关系？！于是，紧张气氛顿起，海盗回归海盗，游轮不复游轮，女孩儿看到了人类的末日……
人类的末日，在前途渺茫，甚至命悬一线的小难民身上，更是令人心寒。两位年轻记者卡里姆？加瓦利和马蒂尔德？施瓦伯纳德共同撰著的作品《逃亡路上》，以及80后作家维罗纳？默默尔的《屋顶上的声音》，讲述了地中海和前苏联等地区的难民故事。21世纪的欧洲文学，似在见证太平盛世的渐行渐远，见证失乐园，以及失乐园里那些睁着惊恐双眼的无辜孩童。
出生于摩尔多瓦的女作家丽丽安娜？科罗波卡是个70后。她通过德国Hanser出版社发行的新作《我生命中第一个地平线》，描述了摩尔多瓦触目惊心的留守儿童世界。摩尔多瓦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如今已然成为欧洲最贫穷的角落之一。那儿的年轻人大量失业，毫无前途，只有背井离乡，去欧洲邻国寻求打工机会，把他们挣来的微乎其微的“长钱”（远距离的钱）寄回往往只见老人和小孩的乡村，希望维持家人的生活。小说里的女主角，即12岁的女孩克莉丝汀，与分别6岁和3岁的两个弟弟一起，作为留守儿童被父母搁在村子里单独生活。克莉丝汀俨然一个小大人，里里外外一把手，为弟弟们煮饭洗衣，接送学校，还照料老祖母，并喂养家里的鸡鸭猪狗。她无法用心读书，虽然她的班主任说过，她完全可以成为出类拔萃的学习尖子。
克莉丝汀的父亲去了俄罗斯，在一处有毒采石场工作，渐渐地，他的一口好牙一颗颗掉落；母亲去了意大利，在一个有钱人家照看孩子。她一年回来两次，有时也能捎回一些旧衣物和旧玩具。母亲对克莉丝汀说，有朝一日，她会把他们都接到意大利去生活，如别人那样，生活在一个像模像样、完整无缺的家里。但现实里的克莉丝汀知道，他们别无去处。
后来，克莉丝汀的老祖母越发耳聋眼花，老年痴呆，她和弟弟们越发无依无靠。邻居可怜他们，时而送些煎饼或糕点给他们吃。夜里，他们紧紧地挤在一处入眠，时刻担心有人撬门而入。这并非天方夜谭，因为村里人穷到了偷沙子的境地：那些沙子是父亲带回来给小弟弟们玩的。克莉丝汀唯一的自我安慰是，她和弟弟们没人欺负，因为同村的女孩吉尔吉塔整天被酗酒的父亲打得体无完肤，而维罗妮卡更是不时地被她的叔叔强暴。然而，孤独无助还是让克莉丝汀和弟弟们每日抹泪。后来，她规定每晚8点钟，姐弟三人可以一起嚎啕大哭。周六是个令人期盼的日子，因为母亲会来电话。每逢这个日子，孩子们便不时地彼此呼唤着：妈妈、妈妈、妈妈！当妈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与一位弟弟说上话时，克莉丝汀便会拉着另一位弟弟离开，因为电话的两头都会泣不成声……
丽丽安娜？科罗波卡在这本书里，以细腻而敏锐的笔触，白描出21世纪欧洲一隅的悲惨人生。孩子们的孤独绝望，迫使他们走进臆想的奇幻世界，在虚幻的时光里极速老去，正如作者借克莉丝汀所言：“我们是希望早已干涸的孩子，在漫长的等待里老化，直到妈妈出现，我们才重归童年。”但妈妈没有出现时，老祖母离开了人世。这一次，克莉丝汀放声大哭时，不知自己是悲还是喜，因为老祖母离世了，爸妈就回来了！整本书在这种情绪中嘎然而止，令读者唏嘘。
另一位70后作家用一本新书，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二战刚刚结束后的欧洲。当时，有一批超过几十万的私生子大军滞留在德国和奥地利，其中的辛酸苦辣一言难尽。奥地利女作家芭芭拉？施德尔泽-马科斯在B？hlau出版社发行的新作《占领区儿童》，讲述了这批孩子的命运。1945至1956年间，这些私生子在德国约有40万，在奥地利约有3万。他们的隐身父亲，是当年纳粹投降后占领德奥两国的盟军军官或士兵。当他们呱呱坠地时，命运已经决定了他们将是没有生父的孩子，是靠单亲妈妈、继父或领养者抚养成人的半个孤儿。
爸爸是谁？他长得何样？来自何方？做过什么？他怎么认识妈妈的？这些问题终生困扰着几十万战后私生子。与那些隐身军人相关的女人，要么有过一段浪漫爱情，要么玩了一场游戏，她们当中，除了良家妇女，也有不少娼妓，更有大量被强奸的案例，尤其在苏军占领区。当年，隐身父亲们作为军人，一旦被人找上门来，便被勒令回避，并停止与相关女人和孩子交往。此外，军令如山，绝不允许资助孤儿寡母。还有，想做亲子鉴定？没门儿！苏军占领区更是对之全面禁止。
盟军撤离德奥两国几年后，有些单亲妈妈得以“战争新娘”的身份，带着孩子前往隐身父亲所在国与之团圆，但这是个案，为数寥寥。大多数单亲妈妈迫于生计，只能自己外出打工，让孩子留守在家，或为孩子找个继父，不行的话，便干脆将孩子送去孤儿院。几十万战后的私生子，就在不知父亲是何人的谜团中渐渐长大。他们询问生父情况时，母亲往往如临大敌，三缄其口。这个话题，总是母亲永远的创伤。“战争、爱情和暴力”，一位单亲妈妈说，“我所经历过的那些，根本无法用言语讲述！”
许多私生子似曾相识的一个场景，发生在母亲后来成立的家中。当一张被遗忘的老照片突然闯入视线，而母亲默认那是生父时，继父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姊妹们便会大发雷霆，甚至将照片撕个粉碎。有些私生子独自展开寻父之旅，想象父子或父女相会时的幸福激动。然而现实绝不浪漫，往往是生父已经谢世，其家人或子女又冷眼相待，将“不速之客”拒之千里之外。
孩子，人性纯洁的写照。孩子的无辜，凸显出成人世界的罪恶。当过去还在阵痛，今日已然老去，那么往后的日子，会有怎样的图景？奥地利60后作家马丁？阿曼斯豪瑟今年在Zsolnay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火柴盒中的鱼》，以一家四口在加勒比海一艘豪华游轮上度过的12天生活，浓缩出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必须彼此面对时，那种捉襟见肘、局促不安、不知所措、无处可逃般的巨大心理障碍。
原本想象的浪漫轻松之旅，在登上游轮以90分钟的时间浏览完各项令人兴奋的服务和设施后，变得枯燥乏味。正值青春期的女孩马尔维在激动的心情转瞬即逝后，百无聊懒，每天憎恶地看着船上扎堆的退休老头老太，聚在一起慢悠悠地、不死不活地、倒人胃口地大吃特吃那些免费的山珍海味。她的父亲百无聊赖，一头钻进“商务中心”玩电脑，母亲则茫然而冷漠地闲逛，除了吃喝，就是去甲板上吹风发呆，仿佛脑死亡。在女孩的心目中，这貌似天堂般的豪华游轮，好比漂泊在一望无垠大海上的一只火柴盒，船上的人们就像无水的鱼儿，渐渐显出干涸的灵魂。
直到一艘来自1730年的海盗船穿越时空，与游轮相遇。海盗一上游轮，便被那些他们从未见识过的电子产品十足吸引住。抢掠行为不复，替之而起的，是因惊奇而起的艳羡和敬佩。海盗变得友好起来，像朋友一般，与游轮上的人们大话今昔不同。这无疑让马尔维打了剂强心针，她为当代科技深感自豪。但好景不长，很快，海盗发现所有那些令之眩目的产品都是用“钱”买来的，如果没有钞票，那些东西就会荡然无存。海盗兴致突减，感觉无趣：实实在在的东西怎么会与几张纸票子产生关系？！于是，紧张气氛顿起，海盗回归海盗，游轮不复游轮，女孩儿看到了人类的末日……
人类的末日，在前途渺茫，甚至命悬一线的小难民身上，更是令人心寒。两位年轻记者卡里姆？加瓦利和马蒂尔德？施瓦伯纳德共同撰著的作品《逃亡路上》，以及80后作家维罗纳？默默尔的《屋顶上的声音》，讲述了地中海和前苏联等地区的难民故事。21世纪的欧洲文学，似在见证太平盛世的渐行渐远，见证失乐园，以及失乐园里那些睁着惊恐双眼的无辜孩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