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从决定离开北京到正式离开，恰好用了三个月时间。
　　通常三个月的时间是公司给员工设定的试用期。看起来是试用期刚满，老刘就把北京炒了，但其实老刘在北京待了15年，是北京辞退了他。
　　第一个月，他决定离开，是因为上班的公司倒闭了。“公司是做P2P理财的，你懂的。”
　　第二个月，他准备离开，是因为房东不租给他房子。可这个房子他租了12年了。房东老太太70多岁了，实诚地说：“真不是钱的问题，是和居委会有关。”末了，补上一句：“你懂的。”
　　老刘对我说，他其实真的不懂，只是石化了一样站在那里。
　　第三个月，他终于离开了。恰好女儿所在的幼儿园被勒令停办了。“没多花一分钱”，他笑着对我说他终于“我懂了”。
　　作为他的中年北漂老友，他走后我满是顾影自怜和唇亡齿寒的感觉。
　　18年前，我拖着行李箱来到北京西站。当时初雪刚化，我坐在出租车里，湛蓝的天空里射来阳光，车窗上全是这个城市的浮光掠影和我深沉的梦想。
　　可惜18年后我并没有成为一条好汉。泯然众漂矣！
　　曾经有一千个理由要离开北京，最终又有一千零一个理由留下。而那些离开的“骆驼”，压死他们的绝对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是三根，也可能是五根。
　　北京这座城市，有个神奇的功能，就是能解决就业。大部分离乡背井的人，除了想看看繁华的世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在北京找到工作。我想起在打印店打印一摞简历，穿梭在人才市场的经历。尽管起初月薪只有1500元，已经带上了梦想破灭的气氛，但是三年后，我把月薪变成了6000元。我相信大部分人和我的经历一样。在那个21世纪的初期，北京还是留给你无数的遐想甚至无限可能的期待。
　　真正考验北漂的是房子和子女的教育问题。我在来北京前，刚毕业，同宿舍的说，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我不以为然地飘然而至。然后发现北京邮电大学南门单间的房租，就是我过去城市一个月的工资。我记得刚交完600元房租时，整个身心被掏空，懒懒地靠在床边。我终于意识到，原来过去一个月的工资，只够我在北京靠在这个冷冷的床边。
　　后来还有无数个事实告诉我，“北京大，居不易”。比如在报社上班时，有个大胡子摄影师看我心浮气躁，在北京待得不踏实，正告我：“在国内，北京就到头了。”
　　但我当时从不觉得，我的生活已经到头了。到头，意味着可能撞墙、反彈甚至倒退。但事实却证明，其后的十几年，我不过是在维持着这种到头而已。
　　老刘也是在维持。
　　我送他去北京南站的那天，他把我的车的后备厢塞得满满的，说是特意留给我的，然后冷笑着对我说：“嘿嘿，案有琴书家必贫。”
　　后来，我在这一堆破烂书里，发现了他年轻时的暂住证，还有一张奥运会的唱片。
　　最终压垮老刘的，不是失业，不是住房，而是和户籍捆绑的小孩教育的“稻草”，别名“大杀器”。
　　老刘走后，没半年，我就从四环搬到了河北和北京交界处。在这个疑似北京的地方，过了小半年，突然接到一个河南号码的电话。原来是老刘。他对我说，社保还在北京，所以这次要来北京看病，他的老婆作陪。脸色苍白的他见到我后，还是尽量地挤出了一点笑容，但我能感到他的虚弱和他老婆的忧心忡忡。在医院的间歇，我试着向他老婆询问他的病情。他老婆拿出老家医院拍的片子，告诉我，医生说他的肺上有个阴影。
　　走的时候他对我说，有空来玩。
　　一年后，我带着老婆孩子回到了甘肃老家，在一家民办学校当代课老师。我没有主动联系过他，他也没主动联系过我。只是这两天，大家在朋友圈里风传“立霾”的图片时，我才想起了他。他离开北京时送给我的一堆破烂，只剩那张唱片了，我从来没有听过，因为也没有唱片机。但是今天我却鬼使神差地打开它，在内页上看到用蓝色记号笔写的一句话，刚劲的笔迹似乎在顽强地向世人昭示他曾经来过。
　　这句话是：大胡，北京的故事，就搁在北京。
　　（吕明仪荐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