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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读书人狂喜,让印书人跳楼”的广告语,据说曾被某媒体“拒载”,后改为“让印书人失眠”,才得以成行。
“以前上班可以跟同事合谋‘代打卡’。后来改指纹考勤了,好在‘指纹膜’应运而生。刚刚看到曙光,你们又推人脸识别……”今年5月,北京各大写字楼的分众液晶屏,开始播放汉王第二代“人脸识别考勤机”的广告,随后,汉王的多位员工都收到了朋友这样的“投诉”。
2008年7月,汉王第一款电纸书上市时,内部人员苦思冥想,最后憋出了一句相当生猛的“让读书人狂喜,让印书人跳楼”。本人好诙谐,顺手将此“山寨”为:“让CEO狂喜,让上班族跳楼”,性格豪爽的汉王董事长刘迎建闻之大笑。
最后一公里
周五晚9点的采访要求有点不近人情,尽管刚刚出差归来有些疲惫,刘迎建还是欣然接受了。
曾有打油诗曰“无君不识‘汉王笔’,少有人知刘迎建。”2007年以前,他惯于低调行事。如今已近花甲,却从幕后高调走向台前。一言以蔽之:用户变了。汉王从前是B2B,如今重兵驻扎“电纸书”,要为如何让广大从“从3岁到80岁”的老百姓改变几千年来的阅读方式而上下求索。
曾有业界评论,是亚马逊Kindle的神话,让汉王亦步亦趋推出了“电纸书”,充分尝到了跟随者的甜头。刘迎建反驳说:“实际上我和亚马逊差不多是同时,它2008年2月份推,我们9月份推,但我们从2005年就开始研发了,只是当初没有想卖书,而是想做‘本’。”
汉王一直做手写,梦寐以求的是用电子记事本来代替普通的纸张记事本,一直以来找不到实现的条件。“无论是手写板还是液晶屏,材料都比较贵,一关电源字迹就没有了。2006年我在美国消费电子展上看到E-ink的电子墨水技术,可读性几乎和纸张一样。不由大喜过望:我找了20年,终于找到了这个东西!”
当“笔”遇上“纸”,岂能不激动。“我跟E-ink的副总裁聊了一下午。他们当时也很苦闷,这么多年一直亏损,找不到知音,我们两个难兄难弟正好对上了。”
刘迎建回国后,电纸本事业部迅速成立。公司内部一位创新能力很强的“常败将军”就任总经理。
就在汉王的电纸本即将上市之时,名称、广告词,甚至包装盒都已印好了,kindle的燎原之火,却促使汉王重新思考产品定位:我们到底是卖“书”,还是卖“本”?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引起了内部的激烈讨论。
索尼早于2006年就正式推出了采用电子墨水技术的电子阅读器Reader,一直没能火。关窍就在于,人家亚马逊本来就是做书的,索尼,显然和汉王一样,在这个领域缺乏说服力。所以当刘迎建2007年在纽约机场看到索尼Reader的广告时,也曾感慨万千。
“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公司内部都不看好。有人说,我有电脑,不需要电纸书。爱看小说的说,手机就上可以看txt,电纸书这么贵,谁会买?但当时我们有位市场总监坚持认为本不如书。书一年的产值高达600亿,本只有几个亿,空间太小。”
辩论了一晚上,最后还是刘迎建拍板:迎接挑战,卖书!
“要敢于进入主流行业。反正这是一块空白,谁先圈地谁是老大。谁都看得很清楚,IT界的大趋势就是移动互联,人们随身携带的终端最终只有一个,所不同的是,大家都从各自的领域,向这个中心靠拢,最后看哪个企业占有量大。我肯定会把电话功能加进电纸书。而且我个人认为,终端的屏幕应该会大一点,相对手机厂商而言,汉王的机会更多。”
从电子书,到电纸书,同样一字之差。
“这也是我们一个重大考虑,电子没有震撼力,电纸则是一场革命,而且可以更准确地描述出电纸书于传统出版物的差别。我现在提的就是书报刊数字化。”
刘迎建有一个传播甚广的“漩涡理论”。“大的方向就是替代,每个人都会被卷入这个漩涡。对一个企业来说,首先是你有没有看到,其次是你离漩涡到底有多远。这个漩涡,我看到了,我离得很近,而且在中国,没有人比我离得更近。亚马逊是做书的,它更早悟出了这个道理。我是想做记事本,看到了技术突破,殊途同归。”
数码相机取代传统胶片相机、MP3淘汰CD、液晶显示器淘汰CIT,都只用了6年左右的时间。刘迎建认为,这一历程十年内将在电纸书市场重演。
刘迎建爱好旅游,曾在胶片相机上投入数万元,一开始对数码相机绝对抵制。然而他非常清楚,如果数码相机能达到胶片相机的2000万像素,就再无任何争议。对电纸书而言,现在就是最后一公里。
“数字化内容并不难,难就难在你怎么显示出来,最重要的就是显示技术的突破。”据说刘迎建已经在实验室看到了可以折叠、拉伸的电纸书,几与报纸乱真。
刘迎建自信已经实现了彻底的“无纸化办公”。每天汉王有400多人向他递交工作通报,虽然每人只需写几条,但汇集在一起打印出来也有厚厚一沓。刘迎建把这些工作通报,连同直营店管理、企业计划等等,一股脑儿都收进了他的电纸书。有些渠道的销售总不见起色,究竟是策略错了,还是个人没做好?他就可以把这些天的工作日志都调出来。忙里偷闲,还能调出喜欢的书读上两段。
“它就像个U盘,在电脑上即插即用,还可以无线上网,我们还准备增设微博。唯一遗憾的是现在的屏幕还太小。等A4纸那么大的出来之后,我相信对纸张的需求会大幅度减小。”
因工作关系,我曾需要找几本80年代出版的老书。但寻遍当当、卓越,均显示无货。
一位出版界人士直言相告:“出版社的库房里肯定有这本书,但绝对不会给你一个人单独调货,因为无法形成规模效益。”
据他所言,一方面是读者想要买不到,另一方面是大量书籍出版后卖不掉,积压现象非常严重,为了节约仓储空间不得不拉去打成纸浆。许多国有出版社不敢打折处理,只能堆在那里,以便国有资产“保值”。“如果书报刊都数字化了,这些资源浪费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该人士认为。
为了抢占市场,汉王第一代电纸书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手写识别技术,因为开发周期太长。
“我们当时每个礼拜必开一次会,晚上12点之前不会下班。一大帮人在那里研究,如何把这个市场拉起来,真是费大劲了。”
对于一家资金实力还不是太雄厚的企业而言,最怕的是一石激不起千层浪。“一个属于空白的新产品,巨额广告投下去,到底能不能听到响?现在看很清楚,当时做判断很困难,还不如语不惊人死不休。”
于是一向技术气息浓厚的汉王,便屡现“出位”之举。“让读书人狂喜,让印书人跳楼”的广告语,据说曾被某媒体“拒载”,后改为“让印书人失眠”,才得以成行。
该领域竞争残酷。美国的亚马逊、ap-ple、google、微软都往里扎堆,国内更是一支浩浩荡荡的洪流,足有80多家,数得着的如汉王、创维、方正、爱国者、纽曼、金科……还有强大的山寨、准山寨们,甚至连《读者》、《辞海》、中国出版集团都不甘作壁上观。
就像两个人被老虎追逐,命运决定于对手的速度。
刘迎建说,因为做得早,2009年汉王已经占有了市场90%以上的份额。当其他企业看到机会再加入,周期就会比较长。
谁都羡慕作为引领者的IBM和apple。
刘迎建说:“Ipad就是电子产品在设计和技术上的革命,电纸书则是书报刊的数字化革命。这件事跟每个人都相关,会将所有人卷入漩涡。我认为这是成功与否的关键。最重要是你的方向对不对,如果你真是代表了先进,小公司就会变成大公司。”
作为革命者,谁都看得到明天很美好,谁都怕死在今天的沙滩上。
给用户洗脑是个烧钱的活儿。刘迎建去年花了1个亿打广告,2010年预算更是达到了1.5亿元。据说甚至在河南一个小县城火车站的卫生间,都能看到电纸书的广告。今年,刘迎建根据自己的市场判断,提出了未来十年国内数字出版的十大预言,被誉为“布道者”。
“前两年人们还将信将疑:这玩意能取代书?还早吧?但kindle成功了,apple也不是傻子,把icard停下来做iPad。反过头来不得不承认,中国汉王的道路是对的。”
汉王屡败屡战的“常败将军”很多,包括刘迎建自己。据说开庆功会的时候,众人一起唱歌,都流眼泪了。“他们以前一直没创造过效益,都灰溜溜的在公司,但最后成功了。这就是汉王的企业文化。”
从总参到中科院
常言道:3岁看大,7岁看老。
刘迎建告诉记者:“我这个人,从小就有野心。”
刘迎建的父亲是位老政委。“不能有私心杂念”、“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日日耳提面命,刘迎建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他从小就调皮捣蛋,满脑子想法。看过伽利略传记,便想当科学家。后来又期望从医,解决癌症难题,将来拿个诺贝尔奖。但初中只上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是下乡当知青,还是参军?军人家庭出身的刘迎建,选择了后者。那一年,他15岁。曾“历任”猪倌、炊事员、话务兵。
“在那段时间,不管训练多紧张,我都特别想学习。每年部队推荐工农兵大学生,都是我最难受的时候。”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刘迎建因为爱看书,成了“问题青年”。当时给他扣的帽子是“走白专道路”、“不务正业”、“有野心”。总而言之,就是不推荐。
1978年,中国高考制度改革,部队院校第一次向全军招生。刘迎建考到了西北地区第一名,97分。当时截止报名的年龄是25岁,刘迎建如果再大一岁,就将和大学失之交臂。
作为通讯兵,他只能上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当时有三个方向,有线、无线,以及新兴学科计算机。一辈子都有点“边缘”气质的刘迎建,作何选择不言而喻。
部队间的通讯都以密码的方式进行,背密码是一件苦差事。大三的时候,刘迎建想为部队做一些贡献,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编了一个“见字识码”方案,自动加密,自动识码。
当时全国有共二十多个方案。编完他还挺高兴,但没两天就发现,这个方案门槛并不高,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知识。而且任何一套方案,总有15%的规则需要死记硬背。“我后来就想,绝对不能再做编码方案了,我是第一届计算机科班出身,坚信计算机手写识别肯定是一个大方向,关键是谁来做。那时候计算机刚刚进入中国,日本已经有人在做,但国内还是一片空白。我当时就想,终身想做的事业找到了,汉字识别我来做。”
大学毕业后,刘迎建被分配到总参通信部第三团程控站担任助理工程师。
“我分在连队,一开始说汉字识别谁也不相信我有这个能力。但我这个人闲不住,总要找点事做,我就混进了革新组。虽然没有编制,我也不要什么名分,就是帮忙。当时已经有单板机了。有个工农兵大学生程序编了一摞,从来没调通过,我用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可以给大家‘表演’。两年时间我一共做了7个项目,每一个项目都获奖,立了一个二等功,一个三等功。50个人的一个班,校正敲的电传对不对是一个难题。我们有一个参谋提出,最好用计算机校正。刚开始提出这个项目的时候,承担者怎么都想不出该怎么做。那时候已经有apple2计算机,我说我可以用这个做出来。那个小伙子当着很多人打赌说:‘你要是能做出来,我一头撞死。’没想到最后我居然真的做出来了。立了一个二等功,通讯兵全都服了。”
1984年,有位战友抱怨说:“五笔字型的字根太难背,敲打电脑键盘也别扭。”一句闲聊,让听者有心的刘迎建重拾大学时的志向。
“我给总参通讯部科技处打报告,希望进行‘联机手写汉字识别装置’研究。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将键盘变成可以在上面写字的写字板。本来这事根本轮不到我来做,毕竟不是武器、装备,真正需要的还是地方上。但当时我已经小有名气,上级认为这个课题刘迎建能做出来,最后居然批了。给了我两万元的研发经费,还借给我两台计算机。”
寻找轨迹输入的手写板,让刘迎建绞尽脑汁。“北京我都找遍了,没有,专门请了假到南方。深圳有电脑一条街,我一个店一个店地看,七转八转找到了中南大学的校办工厂。对方从书柜下面拿出两个盒子,说他们有一个苹果的游戏设备,在黑色的板子上可以拿坐标画图,一问价格才二十多美元。”
刘迎建回北京后,把这个“玩具”的游戏接口改掉,连在PC机上。又编写出了手写识别程序。在整个调试阶段,部队甚至抽调了一个排的战士,帮刘迎建进行汉字写法收集、汉字写法分类和识别率测试工作。
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软件、硬件都解决了。我国1985年建立专利制度,1986年1月,刘迎建发明的全球第一台联机手写汉字识别在线装置便获得了发明专利。在北京地区信息展上引起了轰动,连时任总理李鹏都被吸引住了,在那儿看了半天。
这次展会给刘迎建带来了一个新机遇。“中科院自动化所也想做汉字识别,很惊奇地发现我已经做出来了,就想把我招去做研究生。”中科院计算所所长两次亲自写信给总参,刘迎建终于免试破格成为了中科院的研究生,很快他就被任命为“863”项目的负责人。
刘迎建回想起来,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我最感谢就是这个社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想读书,给我扣白专道路,那时候多痛苦。而改革开放了,我想做事,中科院和部队两边都给我机会。现在我要是做不好,不要怨社会,只能怨自己。机会都给我了,而且很公平。”
读研期间,刘迎建已经在尝试汉字识别的商业推广。一位来大陆寻找项目的台湾商人成了他的合作伙伴。刘迎建得到了第一桶金——8万美元。
1991年,刘迎建跟随中科院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软件展览。他的手写输入技术吸引了一个年轻人,名人公司的老板佘德发。后来名人靠手写输入,PDA一炮而红。
刘迎建的产品,本来在台湾、香港销售得不错。但就在1993年他专心准备博士论文、无暇分心的时候,一家成立于1991年的台湾公司蒙恬,却不声不响地“接手”了他的“大半江山”。“我当时意识到,要是还在科学院读书,整个市场就要全丢掉了,而且一定要以公司的方式来进行运作。”
刘迎建放弃了博士学位,成立了汉王。当时中科院有“带着技术办公司”的号召,仅自动化所就成立了十几家公司,汉王就是其中的一个,戴着“红帽子”,直到1998年才实现产权明晰。
那一年,他45岁。这似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每隔10年,刘迎建就会迎来一个生命中的关键转折。
刘迎建算是“豪华创业”。公司刚成立,从前的合作伙伴便给他打了一个30万美元的合同。
国内市场不大,他们主要接日本、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等地项目,中文、日文、韩文的手写识别都做过。员工们什么国家的钱都拿过,“八国联军币”的说法不胫而走。“汉字识别这条路特别苦。首先是技术上有难度。大家都想用,但当年技术上并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给日立做日文识别,几个假名跟阿拉伯数字老是混淆。这个项目,做了一年多。研发周期太长,带来了第二个问题:资金周转周期太长。”
那段时光,是汉王的“夫妻店”时代。汉王每年出1版新产品,虽然有员工,但核心程序都是刘迎建自己编,直到第9版之后才彻底“放权”。
“我们当初获得了一家台湾公司15万美元的大单,要求在短时间内开发一套手写识别系统。没想到不久我爱人徐冬青就怀孕了。当时数据都是她做,没有人能代替。为了赶时间,徐冬青挺个大肚子和我一起搞开发。为了防止电脑辐射,我只好找了一个垫火锅的铜盘,扣在她肚子上。因此小孩的小名就叫‘铜铜’。”
项目完成,徐冬青下楼买菜,没想到走到路上就见红了。孩子早产,医生说有先天畸形、小侏儒症。虽然最终确定是误诊,虚惊一场,但刘迎建对儿子,总怀有一份愧疚之心。
无心插柳
汉字识别领域的竞争也很激烈,蒙恬、摩托罗拉、apple,都是汉王曾经的对手。“做这个项目,实际上周期很长,门槛也比较高,要耐得住寂寞。很多人都做不下去,半途退出。只有汉王做得最早,扛过了竞争的高峰,一直坚持下来了。”
“我有这个理想,非要解决,别的机会都没去关注。真的是下了大功夫,一天到晚做研究、编程序,经常一个礼拜都不出门。现在很多汉王公司的老员工,当年都是大学毕业分到研究所我的实验室,我又把他们带进了我的公司。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每一个活儿都排得满满的。基本上把这个领域相关的各种方法全部看过、并且试过,穷尽了。这个文章不错,这个专利不错,就拿去让他们试。行,我就拿过来用。不行,我也知道了,这条路走不通。”
很多人对刘迎建花了这么长时间坚守的事业持怀疑态度,其实质则是“键盘”与“手写”谁是主流之争。刘迎建说自己立场坚定:“键盘更适合西方人,但在中文识别领域,手写绝对是今后的主流。高科技就是为了解放人类。谁能将用户从键盘上解放出来,谁就能获得成功。”
2010年3月3日,汉王“登录”中小企业板。像是一个蓄势多年的冷火山,终于来了一个总爆发。
“房子、汽车我都有,生活已经非常好,财富对我来说一点意义没有。但对企业来说,我们这么多年做了很多研发,积累了很多技术,总因资金不够,市场打不透。上市之后,资金瓶颈就解决了,营业额一下子暴增。”
汉王目前的产业,大致分为三块:电纸书、传统的识别,以及和电纸书几乎同时上马的人脸识别。
这似乎又是一个酷酷的新革命。人类为了守护财产,几千年来都在使用的钥匙,似乎有一天,也要面临着全面“下岗”的“危机”。
了解汉王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家中关村的老牌企业这么多年走得不容易。从边缘到主流溯洄从之,道阻且长。革命者的角色,能赶上一次都是幸事,而刘迎建无心插柳,却赶上了两次。有些人对此赞誉有加,也有人,内心打着问号。比较中肯的评论是:“汉王这些年的储备,仿佛都是在为了这个目标做储备,只是自己当时浑然不知。”
这句话让刘迎建击掌:“对,我也是同感。
“以前上班可以跟同事合谋‘代打卡’。后来改指纹考勤了,好在‘指纹膜’应运而生。刚刚看到曙光,你们又推人脸识别……”今年5月,北京各大写字楼的分众液晶屏,开始播放汉王第二代“人脸识别考勤机”的广告,随后,汉王的多位员工都收到了朋友这样的“投诉”。
2008年7月,汉王第一款电纸书上市时,内部人员苦思冥想,最后憋出了一句相当生猛的“让读书人狂喜,让印书人跳楼”。本人好诙谐,顺手将此“山寨”为:“让CEO狂喜,让上班族跳楼”,性格豪爽的汉王董事长刘迎建闻之大笑。
最后一公里
周五晚9点的采访要求有点不近人情,尽管刚刚出差归来有些疲惫,刘迎建还是欣然接受了。
曾有打油诗曰“无君不识‘汉王笔’,少有人知刘迎建。”2007年以前,他惯于低调行事。如今已近花甲,却从幕后高调走向台前。一言以蔽之:用户变了。汉王从前是B2B,如今重兵驻扎“电纸书”,要为如何让广大从“从3岁到80岁”的老百姓改变几千年来的阅读方式而上下求索。
曾有业界评论,是亚马逊Kindle的神话,让汉王亦步亦趋推出了“电纸书”,充分尝到了跟随者的甜头。刘迎建反驳说:“实际上我和亚马逊差不多是同时,它2008年2月份推,我们9月份推,但我们从2005年就开始研发了,只是当初没有想卖书,而是想做‘本’。”
汉王一直做手写,梦寐以求的是用电子记事本来代替普通的纸张记事本,一直以来找不到实现的条件。“无论是手写板还是液晶屏,材料都比较贵,一关电源字迹就没有了。2006年我在美国消费电子展上看到E-ink的电子墨水技术,可读性几乎和纸张一样。不由大喜过望:我找了20年,终于找到了这个东西!”
当“笔”遇上“纸”,岂能不激动。“我跟E-ink的副总裁聊了一下午。他们当时也很苦闷,这么多年一直亏损,找不到知音,我们两个难兄难弟正好对上了。”
刘迎建回国后,电纸本事业部迅速成立。公司内部一位创新能力很强的“常败将军”就任总经理。
就在汉王的电纸本即将上市之时,名称、广告词,甚至包装盒都已印好了,kindle的燎原之火,却促使汉王重新思考产品定位:我们到底是卖“书”,还是卖“本”?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引起了内部的激烈讨论。
索尼早于2006年就正式推出了采用电子墨水技术的电子阅读器Reader,一直没能火。关窍就在于,人家亚马逊本来就是做书的,索尼,显然和汉王一样,在这个领域缺乏说服力。所以当刘迎建2007年在纽约机场看到索尼Reader的广告时,也曾感慨万千。
“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公司内部都不看好。有人说,我有电脑,不需要电纸书。爱看小说的说,手机就上可以看txt,电纸书这么贵,谁会买?但当时我们有位市场总监坚持认为本不如书。书一年的产值高达600亿,本只有几个亿,空间太小。”
辩论了一晚上,最后还是刘迎建拍板:迎接挑战,卖书!
“要敢于进入主流行业。反正这是一块空白,谁先圈地谁是老大。谁都看得很清楚,IT界的大趋势就是移动互联,人们随身携带的终端最终只有一个,所不同的是,大家都从各自的领域,向这个中心靠拢,最后看哪个企业占有量大。我肯定会把电话功能加进电纸书。而且我个人认为,终端的屏幕应该会大一点,相对手机厂商而言,汉王的机会更多。”
从电子书,到电纸书,同样一字之差。
“这也是我们一个重大考虑,电子没有震撼力,电纸则是一场革命,而且可以更准确地描述出电纸书于传统出版物的差别。我现在提的就是书报刊数字化。”
刘迎建有一个传播甚广的“漩涡理论”。“大的方向就是替代,每个人都会被卷入这个漩涡。对一个企业来说,首先是你有没有看到,其次是你离漩涡到底有多远。这个漩涡,我看到了,我离得很近,而且在中国,没有人比我离得更近。亚马逊是做书的,它更早悟出了这个道理。我是想做记事本,看到了技术突破,殊途同归。”
数码相机取代传统胶片相机、MP3淘汰CD、液晶显示器淘汰CIT,都只用了6年左右的时间。刘迎建认为,这一历程十年内将在电纸书市场重演。
刘迎建爱好旅游,曾在胶片相机上投入数万元,一开始对数码相机绝对抵制。然而他非常清楚,如果数码相机能达到胶片相机的2000万像素,就再无任何争议。对电纸书而言,现在就是最后一公里。
“数字化内容并不难,难就难在你怎么显示出来,最重要的就是显示技术的突破。”据说刘迎建已经在实验室看到了可以折叠、拉伸的电纸书,几与报纸乱真。
刘迎建自信已经实现了彻底的“无纸化办公”。每天汉王有400多人向他递交工作通报,虽然每人只需写几条,但汇集在一起打印出来也有厚厚一沓。刘迎建把这些工作通报,连同直营店管理、企业计划等等,一股脑儿都收进了他的电纸书。有些渠道的销售总不见起色,究竟是策略错了,还是个人没做好?他就可以把这些天的工作日志都调出来。忙里偷闲,还能调出喜欢的书读上两段。
“它就像个U盘,在电脑上即插即用,还可以无线上网,我们还准备增设微博。唯一遗憾的是现在的屏幕还太小。等A4纸那么大的出来之后,我相信对纸张的需求会大幅度减小。”
因工作关系,我曾需要找几本80年代出版的老书。但寻遍当当、卓越,均显示无货。
一位出版界人士直言相告:“出版社的库房里肯定有这本书,但绝对不会给你一个人单独调货,因为无法形成规模效益。”
据他所言,一方面是读者想要买不到,另一方面是大量书籍出版后卖不掉,积压现象非常严重,为了节约仓储空间不得不拉去打成纸浆。许多国有出版社不敢打折处理,只能堆在那里,以便国有资产“保值”。“如果书报刊都数字化了,这些资源浪费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该人士认为。
为了抢占市场,汉王第一代电纸书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手写识别技术,因为开发周期太长。
“我们当时每个礼拜必开一次会,晚上12点之前不会下班。一大帮人在那里研究,如何把这个市场拉起来,真是费大劲了。”
对于一家资金实力还不是太雄厚的企业而言,最怕的是一石激不起千层浪。“一个属于空白的新产品,巨额广告投下去,到底能不能听到响?现在看很清楚,当时做判断很困难,还不如语不惊人死不休。”
于是一向技术气息浓厚的汉王,便屡现“出位”之举。“让读书人狂喜,让印书人跳楼”的广告语,据说曾被某媒体“拒载”,后改为“让印书人失眠”,才得以成行。
该领域竞争残酷。美国的亚马逊、ap-ple、google、微软都往里扎堆,国内更是一支浩浩荡荡的洪流,足有80多家,数得着的如汉王、创维、方正、爱国者、纽曼、金科……还有强大的山寨、准山寨们,甚至连《读者》、《辞海》、中国出版集团都不甘作壁上观。
就像两个人被老虎追逐,命运决定于对手的速度。
刘迎建说,因为做得早,2009年汉王已经占有了市场90%以上的份额。当其他企业看到机会再加入,周期就会比较长。
谁都羡慕作为引领者的IBM和apple。
刘迎建说:“Ipad就是电子产品在设计和技术上的革命,电纸书则是书报刊的数字化革命。这件事跟每个人都相关,会将所有人卷入漩涡。我认为这是成功与否的关键。最重要是你的方向对不对,如果你真是代表了先进,小公司就会变成大公司。”
作为革命者,谁都看得到明天很美好,谁都怕死在今天的沙滩上。
给用户洗脑是个烧钱的活儿。刘迎建去年花了1个亿打广告,2010年预算更是达到了1.5亿元。据说甚至在河南一个小县城火车站的卫生间,都能看到电纸书的广告。今年,刘迎建根据自己的市场判断,提出了未来十年国内数字出版的十大预言,被誉为“布道者”。
“前两年人们还将信将疑:这玩意能取代书?还早吧?但kindle成功了,apple也不是傻子,把icard停下来做iPad。反过头来不得不承认,中国汉王的道路是对的。”
汉王屡败屡战的“常败将军”很多,包括刘迎建自己。据说开庆功会的时候,众人一起唱歌,都流眼泪了。“他们以前一直没创造过效益,都灰溜溜的在公司,但最后成功了。这就是汉王的企业文化。”
从总参到中科院
常言道:3岁看大,7岁看老。
刘迎建告诉记者:“我这个人,从小就有野心。”
刘迎建的父亲是位老政委。“不能有私心杂念”、“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日日耳提面命,刘迎建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他从小就调皮捣蛋,满脑子想法。看过伽利略传记,便想当科学家。后来又期望从医,解决癌症难题,将来拿个诺贝尔奖。但初中只上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是下乡当知青,还是参军?军人家庭出身的刘迎建,选择了后者。那一年,他15岁。曾“历任”猪倌、炊事员、话务兵。
“在那段时间,不管训练多紧张,我都特别想学习。每年部队推荐工农兵大学生,都是我最难受的时候。”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刘迎建因为爱看书,成了“问题青年”。当时给他扣的帽子是“走白专道路”、“不务正业”、“有野心”。总而言之,就是不推荐。
1978年,中国高考制度改革,部队院校第一次向全军招生。刘迎建考到了西北地区第一名,97分。当时截止报名的年龄是25岁,刘迎建如果再大一岁,就将和大学失之交臂。
作为通讯兵,他只能上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当时有三个方向,有线、无线,以及新兴学科计算机。一辈子都有点“边缘”气质的刘迎建,作何选择不言而喻。
部队间的通讯都以密码的方式进行,背密码是一件苦差事。大三的时候,刘迎建想为部队做一些贡献,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编了一个“见字识码”方案,自动加密,自动识码。
当时全国有共二十多个方案。编完他还挺高兴,但没两天就发现,这个方案门槛并不高,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知识。而且任何一套方案,总有15%的规则需要死记硬背。“我后来就想,绝对不能再做编码方案了,我是第一届计算机科班出身,坚信计算机手写识别肯定是一个大方向,关键是谁来做。那时候计算机刚刚进入中国,日本已经有人在做,但国内还是一片空白。我当时就想,终身想做的事业找到了,汉字识别我来做。”
大学毕业后,刘迎建被分配到总参通信部第三团程控站担任助理工程师。
“我分在连队,一开始说汉字识别谁也不相信我有这个能力。但我这个人闲不住,总要找点事做,我就混进了革新组。虽然没有编制,我也不要什么名分,就是帮忙。当时已经有单板机了。有个工农兵大学生程序编了一摞,从来没调通过,我用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可以给大家‘表演’。两年时间我一共做了7个项目,每一个项目都获奖,立了一个二等功,一个三等功。50个人的一个班,校正敲的电传对不对是一个难题。我们有一个参谋提出,最好用计算机校正。刚开始提出这个项目的时候,承担者怎么都想不出该怎么做。那时候已经有apple2计算机,我说我可以用这个做出来。那个小伙子当着很多人打赌说:‘你要是能做出来,我一头撞死。’没想到最后我居然真的做出来了。立了一个二等功,通讯兵全都服了。”
1984年,有位战友抱怨说:“五笔字型的字根太难背,敲打电脑键盘也别扭。”一句闲聊,让听者有心的刘迎建重拾大学时的志向。
“我给总参通讯部科技处打报告,希望进行‘联机手写汉字识别装置’研究。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将键盘变成可以在上面写字的写字板。本来这事根本轮不到我来做,毕竟不是武器、装备,真正需要的还是地方上。但当时我已经小有名气,上级认为这个课题刘迎建能做出来,最后居然批了。给了我两万元的研发经费,还借给我两台计算机。”
寻找轨迹输入的手写板,让刘迎建绞尽脑汁。“北京我都找遍了,没有,专门请了假到南方。深圳有电脑一条街,我一个店一个店地看,七转八转找到了中南大学的校办工厂。对方从书柜下面拿出两个盒子,说他们有一个苹果的游戏设备,在黑色的板子上可以拿坐标画图,一问价格才二十多美元。”
刘迎建回北京后,把这个“玩具”的游戏接口改掉,连在PC机上。又编写出了手写识别程序。在整个调试阶段,部队甚至抽调了一个排的战士,帮刘迎建进行汉字写法收集、汉字写法分类和识别率测试工作。
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软件、硬件都解决了。我国1985年建立专利制度,1986年1月,刘迎建发明的全球第一台联机手写汉字识别在线装置便获得了发明专利。在北京地区信息展上引起了轰动,连时任总理李鹏都被吸引住了,在那儿看了半天。
这次展会给刘迎建带来了一个新机遇。“中科院自动化所也想做汉字识别,很惊奇地发现我已经做出来了,就想把我招去做研究生。”中科院计算所所长两次亲自写信给总参,刘迎建终于免试破格成为了中科院的研究生,很快他就被任命为“863”项目的负责人。
刘迎建回想起来,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我最感谢就是这个社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想读书,给我扣白专道路,那时候多痛苦。而改革开放了,我想做事,中科院和部队两边都给我机会。现在我要是做不好,不要怨社会,只能怨自己。机会都给我了,而且很公平。”
读研期间,刘迎建已经在尝试汉字识别的商业推广。一位来大陆寻找项目的台湾商人成了他的合作伙伴。刘迎建得到了第一桶金——8万美元。
1991年,刘迎建跟随中科院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软件展览。他的手写输入技术吸引了一个年轻人,名人公司的老板佘德发。后来名人靠手写输入,PDA一炮而红。
刘迎建的产品,本来在台湾、香港销售得不错。但就在1993年他专心准备博士论文、无暇分心的时候,一家成立于1991年的台湾公司蒙恬,却不声不响地“接手”了他的“大半江山”。“我当时意识到,要是还在科学院读书,整个市场就要全丢掉了,而且一定要以公司的方式来进行运作。”
刘迎建放弃了博士学位,成立了汉王。当时中科院有“带着技术办公司”的号召,仅自动化所就成立了十几家公司,汉王就是其中的一个,戴着“红帽子”,直到1998年才实现产权明晰。
那一年,他45岁。这似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每隔10年,刘迎建就会迎来一个生命中的关键转折。
刘迎建算是“豪华创业”。公司刚成立,从前的合作伙伴便给他打了一个30万美元的合同。
国内市场不大,他们主要接日本、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等地项目,中文、日文、韩文的手写识别都做过。员工们什么国家的钱都拿过,“八国联军币”的说法不胫而走。“汉字识别这条路特别苦。首先是技术上有难度。大家都想用,但当年技术上并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给日立做日文识别,几个假名跟阿拉伯数字老是混淆。这个项目,做了一年多。研发周期太长,带来了第二个问题:资金周转周期太长。”
那段时光,是汉王的“夫妻店”时代。汉王每年出1版新产品,虽然有员工,但核心程序都是刘迎建自己编,直到第9版之后才彻底“放权”。
“我们当初获得了一家台湾公司15万美元的大单,要求在短时间内开发一套手写识别系统。没想到不久我爱人徐冬青就怀孕了。当时数据都是她做,没有人能代替。为了赶时间,徐冬青挺个大肚子和我一起搞开发。为了防止电脑辐射,我只好找了一个垫火锅的铜盘,扣在她肚子上。因此小孩的小名就叫‘铜铜’。”
项目完成,徐冬青下楼买菜,没想到走到路上就见红了。孩子早产,医生说有先天畸形、小侏儒症。虽然最终确定是误诊,虚惊一场,但刘迎建对儿子,总怀有一份愧疚之心。
无心插柳
汉字识别领域的竞争也很激烈,蒙恬、摩托罗拉、apple,都是汉王曾经的对手。“做这个项目,实际上周期很长,门槛也比较高,要耐得住寂寞。很多人都做不下去,半途退出。只有汉王做得最早,扛过了竞争的高峰,一直坚持下来了。”
“我有这个理想,非要解决,别的机会都没去关注。真的是下了大功夫,一天到晚做研究、编程序,经常一个礼拜都不出门。现在很多汉王公司的老员工,当年都是大学毕业分到研究所我的实验室,我又把他们带进了我的公司。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每一个活儿都排得满满的。基本上把这个领域相关的各种方法全部看过、并且试过,穷尽了。这个文章不错,这个专利不错,就拿去让他们试。行,我就拿过来用。不行,我也知道了,这条路走不通。”
很多人对刘迎建花了这么长时间坚守的事业持怀疑态度,其实质则是“键盘”与“手写”谁是主流之争。刘迎建说自己立场坚定:“键盘更适合西方人,但在中文识别领域,手写绝对是今后的主流。高科技就是为了解放人类。谁能将用户从键盘上解放出来,谁就能获得成功。”
2010年3月3日,汉王“登录”中小企业板。像是一个蓄势多年的冷火山,终于来了一个总爆发。
“房子、汽车我都有,生活已经非常好,财富对我来说一点意义没有。但对企业来说,我们这么多年做了很多研发,积累了很多技术,总因资金不够,市场打不透。上市之后,资金瓶颈就解决了,营业额一下子暴增。”
汉王目前的产业,大致分为三块:电纸书、传统的识别,以及和电纸书几乎同时上马的人脸识别。
这似乎又是一个酷酷的新革命。人类为了守护财产,几千年来都在使用的钥匙,似乎有一天,也要面临着全面“下岗”的“危机”。
了解汉王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家中关村的老牌企业这么多年走得不容易。从边缘到主流溯洄从之,道阻且长。革命者的角色,能赶上一次都是幸事,而刘迎建无心插柳,却赶上了两次。有些人对此赞誉有加,也有人,内心打着问号。比较中肯的评论是:“汉王这些年的储备,仿佛都是在为了这个目标做储备,只是自己当时浑然不知。”
这句话让刘迎建击掌:“对,我也是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