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為探索城乡融合背景下都市边缘区农村高质量发展思路，丰富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基于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以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东兰坨村为研究对象，以2000—2020年为研究期，利用GIS技术解译遥感影像获取国土空间变化状况，并随机选取研究区171户农民进行调查访问，探究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然后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建立国土空间变化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与2000年相比较，2020年研究区耕地比重下降10.29个百分点，而工业用地和林地比重分别增加7.41和7.37个百分点。调研结果显示，农民在生产方式、居住方式、社交方式、消费方式、休闲娱乐方式及观念意识等方面均有较大变化;根据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可知，国土空间变化对农民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居住方式、观念意识均为正向显著影响，数值分别为0.779，0.628，0.556，0.333。此外，研究过程中发现存在工业用地大量废弃、农民住房意愿难以满足等问题亟需解决，故笔者就促进集体建设用地再利用、增强土地对生产生活的服务功能以及编制乡村规划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城乡融合;国土空间变化;生产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21.06.013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rritorial Space Changes of Metropolitan Fringe Area and Changes of Farmer's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Taking Donglantuo Village，Wangwenzhuang Town， Xiqing District， Tianjin as an Example
XU Xiaochun， YOU Dan， CAO Yuhan， LI Yuanqiao， FENG Jiali， GAO Sihan， LI Xuemei
（Tianjin Chengjia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fringe area rural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nrich th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heory，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basing on the backgroun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period of 2000-2020 was as the period， and Donglantuo Village， Wangwenzhuang Town， Xiqing District in Tianjin province was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GIS technology was used to interpret remote sensing images to obtain the spatial changes of the country.In addition， 171 households in the study area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farmers'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 of land space and the change of farmers'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2000， the propor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2020 was decreased by 10.29 percentage points，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industrial land and forest land was increased by 7.41 and 7.37 percentage points respectively. The surve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great changes in the production mode， living mode， social communication mode， consumption mode，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mode， and concept consciousness of farmers. According to the normalized path coefficient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spatial change of land ha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production mode， consumption mode， living mode， and concept consciousness， with values of 0.779， 0.628， 0.556 and 0.333，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ere some other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such as the large number of abandoned industrial land， the farmers' housing will difficult to meet， etc.， so the author put forward practical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the reuse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enhancing the service function of land for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the compilation of rural planning.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erritorial space changes;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1]。解决三农问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重点，大都市边缘区的农村受城市扩张、产业外迁等中心城区辐射作用强烈，导致其国土空间结构及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落实农村地区高质量发展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对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然而，近年来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城乡发展失衡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瓶颈，国土空间变化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之间的矛盾凸显，如何协调二者关系、实现都市边缘区农村与城市互促互进、共生共存成为一项新的难题。
天津市作为北方经济中心，城市化率从2000年的55.38%上升到2019年的83.48%，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农村国土空间和农民生活的巨大改变。本文以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东兰坨村为例，针对都市边缘区国土空间变化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旨在探索城乡融合背景下都市边缘区农村高质量发展思路，丰富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为都市边缘区农村的发展建言献策。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东兰坨村隶属于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位于紧邻市区的西青区东南部，王稳庄镇南部，村域面积562.35 hm2，全村总人口3 396人。东靠津港河，南邻独流减河，与杨科庄村、三八桥、李港线相邻，津淄公路沿村边穿过，交通十分便捷。
1.2 数据来源
1.2.1 遥感影像 本文数据为天津市2000年、2020年Landsat TM影像，遥感影像已经过辐射校正和几何校正，数据整体质量较好，各年份影像清晰、地物信息丰富，为获取研究区国土空间数据提供了充足的信息来源[2]。在此基础上，通过监督分类、目视解译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获取国土空间数据。最终结合《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GB/T21010—2017）与研究区的国土空间特点，将研究区国土空间划分为耕地、林地、农村道路、坑塘水面、沟渠、农村宅基地、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科教文卫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空闲地等12种类型。
1.2.2 调研访问及问卷调查 首先与村委工作人员进行交谈，了解研究区的发展历史及发展现状，并在村里两位老党员的帮助下确定了王稳庄镇东兰坨村的边界。隔日在研究区内随机抽取农民进行调查，最终得到完整问卷171份，并通过与农民进行交谈访问，深入了解农民的需求及困难，为数据分析和报告撰写提供依据。
1.3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1.3.1 文獻研究 通过书籍、期刊、中国知网查找和整理与本文核心问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发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的国土空间变化引发了农民劳动、消费、休闲娱乐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1.3.2 实地访问与问卷调查 采用与村委会工作人员交谈以及对农民面访调查的方法，选取紧邻市内六区的天津市西青区中城乡融合政策示范镇王稳庄镇东兰坨村，对当地农民进行实地调查与走访，获取大量一手调研数据。
1.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从生产方式、居住方式、消费方式、社交方式、休闲娱乐方式、观念意识6种不同维度描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1.3.4 结构方程模型 利用SEM模型建立国土空间变化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之间的关系模型，探究国土空间变化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的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国土空间变化情况
2.1.1 国土空间分布特征 东兰坨村总面积 562.35 hm2，
2020年研究区33.28%的面积为耕地，20.44%为林地，工业用地73.09 hm2，占比13.00%，坑塘水面64.20 hm2占比11.42%，其余地类面积较小。
通过与村委工作人员面访调研，得知东兰坨村现存耕地100%流转至农村生产合作社，由村集体统一种植当地品牌作物小站稻，实行大型机械化耕种模式，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林地由村集体承包统一种植经济林，选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槐树，速生性较强，是防风固沙及经济性兼具的树种。2017年实行《天津市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东兰坨村12家企业已搬迁清空，92家工厂全部关停。因此，存在大量工业废弃地和工业拆迁地，且多数渔塘因换水污染问题被关闭。该村宅基地面积较小，与周边村相比，楼房数量较少，仅18栋。
2.1.2 国土空间变化 采用天津市2000年、2020年Landsat TM影像进行遥感解译，将研究区划分为耕地、林地、农村道路、坑塘水面、沟渠、农村宅基地等12种类型，得到2000年及2020年国土空间现状图（图1）。
从2000年与2020年研究区国土空间现状图结合土地利用结构（表1）可以看出，相较于2000年，2020年耕地、空闲地面积减少，林地、工业用地增加，部分耕地转换为林地，大面积空闲地转换为工业用地，零散的小面积坑塘水面变为工业用地、空闲地等，新增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科教文卫用地等，整体国土空间布局变化较大。
由土地利用结构（表1）还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20年，研究区内地类变化主要为耕地面积减少、林地面积增加，科教文卫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增加，研究区耕地由2000年的245.05 hm2减少到2020年的187.17 hm2，减少57.88 hm2，相比于基期耕地面积，2020年耕地面积比重下降10.29个百分点，前后面积变化最大;林地由2000年的73.50 hm2增加到2020年的114.68 hm2，增加41.45 hm2，比重上升7.37个百分点;工业用地由2000年的31.43 hm2增加到2020年的73.09 hm2，增加41.66 hm2，比重上升7.41个百分点;空闲地由2000年的57.26 hm2减少到2020年的21.05 hm2，减少36.21 hm2，比重下降6.44个百分点;其余地类面积变化较小。结合实地调研发现，研究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完善，工业用地面积增加但全部处于抛荒状态，没有得到合理利用。宅基地面积减少，村内楼房数量不能满足农民需求，“村民上楼”问题得不到解决。 2.2 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
2.2.1 问卷设计及发放 问卷设计包括基本状况、背景资料以及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三部分，利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等指标对农民的基本信息进行调查[3]。设计生产方式、居住方式、社交方式、消费方式、休闲娱乐方式以及观念意识6个潜变量，通过选项与李克特量表调查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在预调查后对问卷进行调整，正式調查采用一对一访问代填式方法，在研究区内随机抽取农民进行调查，最终调查农民178人次，得到完整问卷171份。
2.2.2 样本基本情况 在本次问卷调查的171位受访者中，有79位为男性，92位为女性;在年龄分布上，20～40岁、40～60岁和60～80岁年龄段的受访者分别有40，82，49位;在文化水平方面，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学专科及本科分别有75，54，32，10位，即文化水平在高中或中专以下的占94%;家庭人口数量1～8人分别有2，19，
56，48，30，11，3，2位，即集中在2～6口人，三口之家占比最大;每户均有外出打工人口，打工人口数量1～4人的分别有34，51，69，17位;农民家庭年收入在2万以下、2～4万、4～6万、6～8万、8～10万、10万以上分别有38，67，29，16，13，8位，在2～4万的占比（36%）最大。
2.2.3 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主要变化 （1）生产方式方面，土地耕种方式由人力畜力向机械化转变，现存耕地12.48 hm2100%流转到农村生产合作社。研究区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为水稻，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实行大型机械化的耕种模式。2020年调研结果显示，在土地耕种方式更加机械化、技术化方面，持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十分不赞同观点的样本个数分别为36，104，29，2，0个，占比分别为21.05%，60.82%，16.96%，1.17%，0;在土地耕种带来的年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有所增加方面，持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十分不赞同观点的样本个数分别为4，9，53，93，
12个，占比分别为2.34%，5.26%，30.99%，54.39%，7.02%;在主要收入来源中，务农农产品收入、养殖业、家庭副业、本地乡村企业收入、外出打工、外出经商、投资、政府补助、其他的样本数分别为32，0，29，6，145，13，0，26，39个，占比分别为18.71%，0，16.96%，3.51%，84.8%，7.6%，0，15.2%，22.81%，其中外出打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占比最高，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研究区的生产方式已经趋于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农业生产之外，大部分人员开始从事非农业生产，比如工业、建筑业、商业等[4]。
（2）居住方式方面，2020年调研结果显示，住房结构变化非常明显、较明显、有变化、无明显变化的样本个数分别为9，12，36，114个，占比分别为5.26%，7.02%，21.05%，66.67%;对于村内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表示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和十分不赞同的样本数分别为26，78，54，13，0个，占比分别为15.20%，45.62%，31.58%，7.60%，0;对于出行的交通工具更加多样、交通更加便捷表示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和十分不赞同的样本数分别为28，44，88，11，0个，占比分别为16.37%，51.47%，25.73%，6.43%。
（3）社交方式方面，2020年调研结果显示，对于村子与市区的沟通越来越多持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十分不赞同的样本数分别为36，104，29，2，0个，占比分别为21.05%，60.82%，16.96%，1.17%，0;对于村内各家各户联系的更加紧密持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十分不赞同的样本数分别为4，9，53，93，12个，占比分别为2.34%，5.26%，30.99%，54.39%，7.02%;出行方式中选择公共汽车、私家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步行的样本数分别为131，47，14，66，56，77个，占比分别为76.61%，27.49%，8.19%，38.60%，32.75%，45.03%。
（4）消费方式方面，2020年调研结果显示，对于收入来源的渠道更加多样持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十分不赞同的样本数分别为9，55，81，23，3个，占比分别为5.26%，32.16%，47.37%，13.45%，1.76%;家庭支出中占比较大方面，日常生活必需品、儿女教育、文化娱乐、医疗费用、通信费用、其他的样本数分别为135，80，22，95，10，8个，占比分别为78.95%，46.78%，12.87%，55.56%，5.85%，4.68%;家庭储蓄金主要用途方面，存入银行、购置房产、赡养父母、保险证券、婚丧嫁娶、无储蓄金的样本数分别为104，4，8，0，0，55个，占比分别为60.82%，2.34%，4.68%，0，0，32.16%。说明随着经济收入的提升，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农民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加[5]。
（5）休闲娱乐方式方面，2020年调研结果显示，对于休闲娱乐时间增多、娱乐方式更加多样持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十分不赞同的样本数分别为15，30，39，86，1个，占比分别为8.77%，17.54%，22.81%，50.29%，0.59%;对于休闲娱乐所涉及的地域更加广泛持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十分不赞同的样本数分别为12，34，22，86，17个，占比分别为7.02%，19.88%，12.87%，50.29%，9.94%;休闲娱乐方式方面，聊天、收音机、手机电脑、电视、棋牌类游戏、广场舞的样本数分别为93，34，99，96，37，34个，占比分别为54.39%，19.88%，57.89%，56.14%，21.64%，19.88%。 （6）在观念意识方面，2020年调研结果显示，对于倾向将储蓄金购买养老保险之类的保障投资产品持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十分不赞同的样本数分别为7，31，57，54，22个，占比分别为4.09%，18.13%，33.33%，31.58%，12.87%;对于休闲娱乐跟工作同等重要持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十分不赞同的样本数分别为12，7，18，107，27個，占比分别为7.02%，4.09%，10.53%，62.57%，15.79%;城乡发展差距方面，与城市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逐步向城市化发展、与市区有一定差距但仍在不断发展和不确定的样本数分别为45，14，52，60个，占比分别为26.31%，8.19%，30.41%，35.09%。
2.3 基于SEM模型的实证分析
2.3.1 模型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系模型的方法。模型中既包含有可观测的显在变量，也可能包含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在变量。通过模型可以清晰分析单项指标对总体的作用和单项指标间的相互关系。因此，结构方程模型非常适用于对本文国土空间变化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之间关系的研究。
（1）基本假设。目前，农业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忽视农业、淡漠农民[6]。实现农业要强，农民要富，农村要美，应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7]。学者吕聪[8]认为城乡建设用地的利用变化，是改善农民生产与生活条件的主要原因。学者刘昌[9]认为土地利用特征对于居民居住出行方式的影响十分显著。学者刘志伟等[10]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特征对居民选择非机动化的交通方式通勤具有影响。学者杨凤[11]认为土地利用强度、结构、投入产出、效益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综合以上观点，不难看出土地利用类型空间特征与人们生产、生活、出勤等方面息息相关，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国土空间的变化正向作用于生产方式;
H2：国土空间的变化正向作用于居住方式;
H3：国土空间的变化正向作用于社交方式;
H4：国土空间的变化正向作用于消费方式;
H5：国土空间的变化正向作用于休闲娱乐方式;
H6：国土空间的变化正向作用于观念意识。
（2）变量选取。基于假设，进一步构建国土空间变化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根据研究目的，将国土空间变化和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作为潜在变量，在生产生活方式下分别以土地耕种方式、土地耕种收入占比、收入结构、住房环境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时间、城乡联系、邻里联系、出行方式、收入来源、消费方面、消费结构、休闲娱乐方式、休闲娱乐时间、休闲娱乐场所、休闲与工作的重要程度、养老意识、预期城乡差距作为显在变量，在国土空间变化下以耕地、林地、道路、沟渠、工业用地和空闲用地等变化较大的土地类型作为显在变量。基于以上假设及变量，本文成功构建关于国土空间变化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
2.3.2 模型结果 通过修正得到最终的拟合指数，结果如下：RMSEA为0.064，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为2.287，均符合评判标准，且相对拟合指数（GFI、AGFI、TLI、CFI）均大于0.9，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因此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表明所构建的模型可以准确描述实际观测的变量关系。由此得到如图2所示的最终拟合图。
2.3.3 实证分析 最终的模型系数经过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路径系数表，如表2所示。
利用SEM模型探究国土空间变化对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通过标准化路径系数表可知，在该模型中，国土空间变化对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居住方式、观念意识均为正向显著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直接效应值）依次为0.779，0.628，0.556，0.333。
农村国土空间变化对农民生产方式影响系数高达0.779，表明国土空间的变化对农民生产方式的改变影响最大。近年来，东兰坨村伴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调整，农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也相应减少，切实说明了土地利用对农业生产影响重大，也表明农业生产是与土地利用最直接相关的人类活动;国土空间变化对消费方式的影响系数为0.628，仅次于生产方式，结合实地考察，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东兰坨村农民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消费结构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国土空间变化对居住方式的影响系数为0.556，表明土地利用对农民居住方式有一定影响，但相比于对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带来的影响要小，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城镇化发展使东兰坨村在居住条件、交通条件、村内基础设施建设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宅基地数量有限，村中仅有小部分农民搬进本村楼房;国土空间变化对观念意识的影响系数为0.333，表明土地利用的变化对农民观念意识影响较小，问卷数据显示，东兰坨村农民在近年来对财务管理、养老意识、新农村发展建设上有所改观。以上四者的总效应值都在0.333及以上，地位同样重要。社交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在模型中显著性不明显，所以国土空间变化对社交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 研究区国土空间布局变化显著 从2000年到2020年，研究区内耕地林地面积分别增加57.88，41.45 hm2，工业用地增加到73.09 hm2，但目前大量处于闲置状态，空闲地部分被合理利用，其面积减少36.21 hm2，宅基地面积减少，但楼房数量难以满足农民的住房意愿。
3.1.2 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显著 都市边缘区对城市发展的反应直接、敏感，其土地利用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研究发现，2000—2020年间农民生产方式变化显著，现存耕地全部流转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实行大型机械化的耕种模式。除传统的农业生产之外，53.8%的农民开始从事非农业生产如工业、建筑业。经济收入的提升，农民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3.1.3 国土空间变化对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影响显著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分析，研究区内国土空间变化对农民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居住方式、观念意识影响显著，且国土空间变化对生产方式的影响最大，其路径系数达到0.779，对观念意识影响最小，路径系数为0.333。
3.2 建议
3.2.1 促进集体建设用地再利用 开展农村闲置建设用地清查工作，详细统计都市边缘区闲置用地的位置、面积等信息，并对存量闲置建设用地进行逐项登记、调查梳理、详细分类，最终建立地块的综合信息档案。在此基础上明确土地整治重点方向并评价整治潜力，制定废弃工业地的整治标准，严格落实整治责任，开展针对性的土地整治工作。
针对东兰坨村这样的都市边缘区闲置建设用地，相关部门要尽快引导村集体借助政府搭建的信息服务平台开展招商引资，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建立健全公平合理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制度，鼓励多渠道投资和农民企业融合投资的模式，并提供政策支持[12]，切实提高大片工业废弃地的再利用率，让闲置建设用地进入乡村振兴中的要素再配置过程。
3.2.2 增强土地对生产生活方式的服务功能 乡村生活空间是以农村居民点为主体、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的国土空间[13]。调查显示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在规划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这既是当下乡村发展的一个缺陷，也是可发展的重要方向。公共服務设施的配置应结合西青区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上级国土空间规划对村庄的刚性指导作用[12]，在原有2个卫生室的基础上，适当扩大规模，为农民的健康提供一定的保障，增强都市边缘区农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合理性，强化空间利用的人性化、多样化，让农民过上更舒适的生活[13]。与此同时，基层组织应定期开展培训，向农民宣传上级下发的政策或规划，提升农民对上位规划以及区域发展建设理念的认知，丰富农民对村庄和城市的认知。
3.2.3 城乡融合视角下村庄规划的编制 当下的农村发展过程中，缺乏对乡村规划的综合考虑，乡村规划和农田、水利脱节，没有形成配合，造成先经济发展，后关停治理形成大片抛荒地的现象层出不穷。土地资源管理和规划要科学合理，才能保证持续发展，相关部门进行土地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土地资源规划与其他资源规划的对接，发展经济并建立互融共生的发展模式[14]，真正构建农业、农村、农民三者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产业规划方面，发展乡村产业要立足于种养业，但又不能局限于种养业，必须推动其向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全面拓展[15]。在高效绿色的生态模式下，给予乡村振兴稳定的发展动力，稳步提升农民收入，即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16]。此外，应注重产业发展与生态的协调关系，在规划产业前对村庄及周边区域可能出现的污染状况进行有效的评估，避免后期大量工厂因环境整治被迫停业，造成类似于研究区目前大面积土地废弃的情况出现。
参考文献：
[1] 张晓山. 解决“三农”问题的行动纲领[J]. 中国合作经济， 2017（10）： 14-16.
[2] 张周威， 余涛， 孟庆岩， 等. HJ-1A/B卫星数据几何校正与辐射校正顺序研究[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 2013， 37（4）： 680-684.
[3] 刘同山， 陈晓萱. 农村闲置宅基地及房屋退出意愿计量分析[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19（5）： 50-59.
[4] 李凤婷， 郝建新， 辛丽峰.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预期研究[J]. 理论观察， 2019（1）： 87-89.
[5] 崔会芳， 纪小美， 殷伟.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时空变迁及贫困预警[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0， 39（6）： 127-132， 159.
[6] 王晶.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新农村路径探索[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0， 31（20）： 272-273.
[7] 包维林. 对我国城乡统筹就业问题的思考[J]. 特区经济， 2020（12）： 149-151.
[8] 吕聪. 城乡增减挂钩政策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以泰安市为例[D]. 泰安：山东农业大学， 2016.
[9] 刘昌. 成都市土地利用特征对居民出行方式的影响研究[D].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10] 刘志伟，张荣堂，刘建荣.城市土地利用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 ， 2020， 44（6） ： 989-993.
[11] 杨凤.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
[12] 肖金成， 欧阳慧. 优化我国空间开发格局的设想[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2（3）： 64-75.
[13] 张瑞娟， 惠超. 全面解读《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J]. 农村金融研究， 2018（10）： 9-11.
[14] 阮达飞. 土地资源管理与土地规划研究[J]. 科技创新与应用， 2020（30）： 187-188.
[15] 王丽萍. 加快校办产业发展 促进农村教育振兴[J]. 教学与管理， 2004（7）： 14-16.
[16] 赵艳. 《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解读——拓展乡村特色产业[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0， 31（24）： 245-246.
收稿日期：2021-02-07
作者简介：徐晓春（2000—），女，山东济南人，在读本科生，主要从事土地资源管理方面研究。
通讯作者简介：李雪梅（1976—），女，吉林蛟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业与农村发展方面研究。
关键词：城乡融合;国土空间变化;生产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21.06.013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rritorial Space Changes of Metropolitan Fringe Area and Changes of Farmer's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Taking Donglantuo Village，Wangwenzhuang Town， Xiqing District， Tianjin as an Example
XU Xiaochun， YOU Dan， CAO Yuhan， LI Yuanqiao， FENG Jiali， GAO Sihan， LI Xuemei
（Tianjin Chengjia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fringe area rural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nrich th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heory，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basing on the backgroun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period of 2000-2020 was as the period， and Donglantuo Village， Wangwenzhuang Town， Xiqing District in Tianjin province was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GIS technology was used to interpret remote sensing images to obtain the spatial changes of the country.In addition， 171 households in the study area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farmers'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 of land space and the change of farmers'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2000， the propor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2020 was decreased by 10.29 percentage points，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industrial land and forest land was increased by 7.41 and 7.37 percentage points respectively. The surve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great changes in the production mode， living mode， social communication mode， consumption mode，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mode， and concept consciousness of farmers. According to the normalized path coefficient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spatial change of land ha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production mode， consumption mode， living mode， and concept consciousness， with values of 0.779， 0.628， 0.556 and 0.333，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ere some other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such as the large number of abandoned industrial land， the farmers' housing will difficult to meet， etc.， so the author put forward practical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the reuse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enhancing the service function of land for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the compilation of rural planning.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erritorial space changes;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1]。解决三农问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重点，大都市边缘区的农村受城市扩张、产业外迁等中心城区辐射作用强烈，导致其国土空间结构及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落实农村地区高质量发展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对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然而，近年来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城乡发展失衡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瓶颈，国土空间变化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之间的矛盾凸显，如何协调二者关系、实现都市边缘区农村与城市互促互进、共生共存成为一项新的难题。
天津市作为北方经济中心，城市化率从2000年的55.38%上升到2019年的83.48%，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农村国土空间和农民生活的巨大改变。本文以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东兰坨村为例，针对都市边缘区国土空间变化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旨在探索城乡融合背景下都市边缘区农村高质量发展思路，丰富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为都市边缘区农村的发展建言献策。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东兰坨村隶属于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位于紧邻市区的西青区东南部，王稳庄镇南部，村域面积562.35 hm2，全村总人口3 396人。东靠津港河，南邻独流减河，与杨科庄村、三八桥、李港线相邻，津淄公路沿村边穿过，交通十分便捷。
1.2 数据来源
1.2.1 遥感影像 本文数据为天津市2000年、2020年Landsat TM影像，遥感影像已经过辐射校正和几何校正，数据整体质量较好，各年份影像清晰、地物信息丰富，为获取研究区国土空间数据提供了充足的信息来源[2]。在此基础上，通过监督分类、目视解译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获取国土空间数据。最终结合《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GB/T21010—2017）与研究区的国土空间特点，将研究区国土空间划分为耕地、林地、农村道路、坑塘水面、沟渠、农村宅基地、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科教文卫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空闲地等12种类型。
1.2.2 调研访问及问卷调查 首先与村委工作人员进行交谈，了解研究区的发展历史及发展现状，并在村里两位老党员的帮助下确定了王稳庄镇东兰坨村的边界。隔日在研究区内随机抽取农民进行调查，最终得到完整问卷171份，并通过与农民进行交谈访问，深入了解农民的需求及困难，为数据分析和报告撰写提供依据。
1.3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1.3.1 文獻研究 通过书籍、期刊、中国知网查找和整理与本文核心问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发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的国土空间变化引发了农民劳动、消费、休闲娱乐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1.3.2 实地访问与问卷调查 采用与村委会工作人员交谈以及对农民面访调查的方法，选取紧邻市内六区的天津市西青区中城乡融合政策示范镇王稳庄镇东兰坨村，对当地农民进行实地调查与走访，获取大量一手调研数据。
1.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从生产方式、居住方式、消费方式、社交方式、休闲娱乐方式、观念意识6种不同维度描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1.3.4 结构方程模型 利用SEM模型建立国土空间变化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之间的关系模型，探究国土空间变化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的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国土空间变化情况
2.1.1 国土空间分布特征 东兰坨村总面积 562.35 hm2，
2020年研究区33.28%的面积为耕地，20.44%为林地，工业用地73.09 hm2，占比13.00%，坑塘水面64.20 hm2占比11.42%，其余地类面积较小。
通过与村委工作人员面访调研，得知东兰坨村现存耕地100%流转至农村生产合作社，由村集体统一种植当地品牌作物小站稻，实行大型机械化耕种模式，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林地由村集体承包统一种植经济林，选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槐树，速生性较强，是防风固沙及经济性兼具的树种。2017年实行《天津市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东兰坨村12家企业已搬迁清空，92家工厂全部关停。因此，存在大量工业废弃地和工业拆迁地，且多数渔塘因换水污染问题被关闭。该村宅基地面积较小，与周边村相比，楼房数量较少，仅18栋。
2.1.2 国土空间变化 采用天津市2000年、2020年Landsat TM影像进行遥感解译，将研究区划分为耕地、林地、农村道路、坑塘水面、沟渠、农村宅基地等12种类型，得到2000年及2020年国土空间现状图（图1）。
从2000年与2020年研究区国土空间现状图结合土地利用结构（表1）可以看出，相较于2000年，2020年耕地、空闲地面积减少，林地、工业用地增加，部分耕地转换为林地，大面积空闲地转换为工业用地，零散的小面积坑塘水面变为工业用地、空闲地等，新增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科教文卫用地等，整体国土空间布局变化较大。
由土地利用结构（表1）还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20年，研究区内地类变化主要为耕地面积减少、林地面积增加，科教文卫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增加，研究区耕地由2000年的245.05 hm2减少到2020年的187.17 hm2，减少57.88 hm2，相比于基期耕地面积，2020年耕地面积比重下降10.29个百分点，前后面积变化最大;林地由2000年的73.50 hm2增加到2020年的114.68 hm2，增加41.45 hm2，比重上升7.37个百分点;工业用地由2000年的31.43 hm2增加到2020年的73.09 hm2，增加41.66 hm2，比重上升7.41个百分点;空闲地由2000年的57.26 hm2减少到2020年的21.05 hm2，减少36.21 hm2，比重下降6.44个百分点;其余地类面积变化较小。结合实地调研发现，研究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完善，工业用地面积增加但全部处于抛荒状态，没有得到合理利用。宅基地面积减少，村内楼房数量不能满足农民需求，“村民上楼”问题得不到解决。 2.2 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
2.2.1 问卷设计及发放 问卷设计包括基本状况、背景资料以及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三部分，利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等指标对农民的基本信息进行调查[3]。设计生产方式、居住方式、社交方式、消费方式、休闲娱乐方式以及观念意识6个潜变量，通过选项与李克特量表调查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在预调查后对问卷进行调整，正式調查采用一对一访问代填式方法，在研究区内随机抽取农民进行调查，最终调查农民178人次，得到完整问卷171份。
2.2.2 样本基本情况 在本次问卷调查的171位受访者中，有79位为男性，92位为女性;在年龄分布上，20～40岁、40～60岁和60～80岁年龄段的受访者分别有40，82，49位;在文化水平方面，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学专科及本科分别有75，54，32，10位，即文化水平在高中或中专以下的占94%;家庭人口数量1～8人分别有2，19，
56，48，30，11，3，2位，即集中在2～6口人，三口之家占比最大;每户均有外出打工人口，打工人口数量1～4人的分别有34，51，69，17位;农民家庭年收入在2万以下、2～4万、4～6万、6～8万、8～10万、10万以上分别有38，67，29，16，13，8位，在2～4万的占比（36%）最大。
2.2.3 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主要变化 （1）生产方式方面，土地耕种方式由人力畜力向机械化转变，现存耕地12.48 hm2100%流转到农村生产合作社。研究区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为水稻，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实行大型机械化的耕种模式。2020年调研结果显示，在土地耕种方式更加机械化、技术化方面，持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十分不赞同观点的样本个数分别为36，104，29，2，0个，占比分别为21.05%，60.82%，16.96%，1.17%，0;在土地耕种带来的年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有所增加方面，持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十分不赞同观点的样本个数分别为4，9，53，93，
12个，占比分别为2.34%，5.26%，30.99%，54.39%，7.02%;在主要收入来源中，务农农产品收入、养殖业、家庭副业、本地乡村企业收入、外出打工、外出经商、投资、政府补助、其他的样本数分别为32，0，29，6，145，13，0，26，39个，占比分别为18.71%，0，16.96%，3.51%，84.8%，7.6%，0，15.2%，22.81%，其中外出打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占比最高，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研究区的生产方式已经趋于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农业生产之外，大部分人员开始从事非农业生产，比如工业、建筑业、商业等[4]。
（2）居住方式方面，2020年调研结果显示，住房结构变化非常明显、较明显、有变化、无明显变化的样本个数分别为9，12，36，114个，占比分别为5.26%，7.02%，21.05%，66.67%;对于村内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表示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和十分不赞同的样本数分别为26，78，54，13，0个，占比分别为15.20%，45.62%，31.58%，7.60%，0;对于出行的交通工具更加多样、交通更加便捷表示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和十分不赞同的样本数分别为28，44，88，11，0个，占比分别为16.37%，51.47%，25.73%，6.43%。
（3）社交方式方面，2020年调研结果显示，对于村子与市区的沟通越来越多持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十分不赞同的样本数分别为36，104，29，2，0个，占比分别为21.05%，60.82%，16.96%，1.17%，0;对于村内各家各户联系的更加紧密持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十分不赞同的样本数分别为4，9，53，93，12个，占比分别为2.34%，5.26%，30.99%，54.39%，7.02%;出行方式中选择公共汽车、私家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步行的样本数分别为131，47，14，66，56，77个，占比分别为76.61%，27.49%，8.19%，38.60%，32.75%，45.03%。
（4）消费方式方面，2020年调研结果显示，对于收入来源的渠道更加多样持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十分不赞同的样本数分别为9，55，81，23，3个，占比分别为5.26%，32.16%，47.37%，13.45%，1.76%;家庭支出中占比较大方面，日常生活必需品、儿女教育、文化娱乐、医疗费用、通信费用、其他的样本数分别为135，80，22，95，10，8个，占比分别为78.95%，46.78%，12.87%，55.56%，5.85%，4.68%;家庭储蓄金主要用途方面，存入银行、购置房产、赡养父母、保险证券、婚丧嫁娶、无储蓄金的样本数分别为104，4，8，0，0，55个，占比分别为60.82%，2.34%，4.68%，0，0，32.16%。说明随着经济收入的提升，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农民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加[5]。
（5）休闲娱乐方式方面，2020年调研结果显示，对于休闲娱乐时间增多、娱乐方式更加多样持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十分不赞同的样本数分别为15，30，39，86，1个，占比分别为8.77%，17.54%，22.81%，50.29%，0.59%;对于休闲娱乐所涉及的地域更加广泛持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十分不赞同的样本数分别为12，34，22，86，17个，占比分别为7.02%，19.88%，12.87%，50.29%，9.94%;休闲娱乐方式方面，聊天、收音机、手机电脑、电视、棋牌类游戏、广场舞的样本数分别为93，34，99，96，37，34个，占比分别为54.39%，19.88%，57.89%，56.14%，21.64%，19.88%。 （6）在观念意识方面，2020年调研结果显示，对于倾向将储蓄金购买养老保险之类的保障投资产品持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十分不赞同的样本数分别为7，31，57，54，22个，占比分别为4.09%，18.13%，33.33%，31.58%，12.87%;对于休闲娱乐跟工作同等重要持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保持中立、比较不赞同、十分不赞同的样本数分别为12，7，18，107，27個，占比分别为7.02%，4.09%，10.53%，62.57%，15.79%;城乡发展差距方面，与城市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逐步向城市化发展、与市区有一定差距但仍在不断发展和不确定的样本数分别为45，14，52，60个，占比分别为26.31%，8.19%，30.41%，35.09%。
2.3 基于SEM模型的实证分析
2.3.1 模型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系模型的方法。模型中既包含有可观测的显在变量，也可能包含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在变量。通过模型可以清晰分析单项指标对总体的作用和单项指标间的相互关系。因此，结构方程模型非常适用于对本文国土空间变化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之间关系的研究。
（1）基本假设。目前，农业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忽视农业、淡漠农民[6]。实现农业要强，农民要富，农村要美，应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7]。学者吕聪[8]认为城乡建设用地的利用变化，是改善农民生产与生活条件的主要原因。学者刘昌[9]认为土地利用特征对于居民居住出行方式的影响十分显著。学者刘志伟等[10]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特征对居民选择非机动化的交通方式通勤具有影响。学者杨凤[11]认为土地利用强度、结构、投入产出、效益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综合以上观点，不难看出土地利用类型空间特征与人们生产、生活、出勤等方面息息相关，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国土空间的变化正向作用于生产方式;
H2：国土空间的变化正向作用于居住方式;
H3：国土空间的变化正向作用于社交方式;
H4：国土空间的变化正向作用于消费方式;
H5：国土空间的变化正向作用于休闲娱乐方式;
H6：国土空间的变化正向作用于观念意识。
（2）变量选取。基于假设，进一步构建国土空间变化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根据研究目的，将国土空间变化和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作为潜在变量，在生产生活方式下分别以土地耕种方式、土地耕种收入占比、收入结构、住房环境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时间、城乡联系、邻里联系、出行方式、收入来源、消费方面、消费结构、休闲娱乐方式、休闲娱乐时间、休闲娱乐场所、休闲与工作的重要程度、养老意识、预期城乡差距作为显在变量，在国土空间变化下以耕地、林地、道路、沟渠、工业用地和空闲用地等变化较大的土地类型作为显在变量。基于以上假设及变量，本文成功构建关于国土空间变化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
2.3.2 模型结果 通过修正得到最终的拟合指数，结果如下：RMSEA为0.064，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为2.287，均符合评判标准，且相对拟合指数（GFI、AGFI、TLI、CFI）均大于0.9，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因此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表明所构建的模型可以准确描述实际观测的变量关系。由此得到如图2所示的最终拟合图。
2.3.3 实证分析 最终的模型系数经过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路径系数表，如表2所示。
利用SEM模型探究国土空间变化对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通过标准化路径系数表可知，在该模型中，国土空间变化对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居住方式、观念意识均为正向显著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直接效应值）依次为0.779，0.628，0.556，0.333。
农村国土空间变化对农民生产方式影响系数高达0.779，表明国土空间的变化对农民生产方式的改变影响最大。近年来，东兰坨村伴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调整，农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也相应减少，切实说明了土地利用对农业生产影响重大，也表明农业生产是与土地利用最直接相关的人类活动;国土空间变化对消费方式的影响系数为0.628，仅次于生产方式，结合实地考察，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东兰坨村农民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消费结构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国土空间变化对居住方式的影响系数为0.556，表明土地利用对农民居住方式有一定影响，但相比于对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带来的影响要小，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城镇化发展使东兰坨村在居住条件、交通条件、村内基础设施建设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宅基地数量有限，村中仅有小部分农民搬进本村楼房;国土空间变化对观念意识的影响系数为0.333，表明土地利用的变化对农民观念意识影响较小，问卷数据显示，东兰坨村农民在近年来对财务管理、养老意识、新农村发展建设上有所改观。以上四者的总效应值都在0.333及以上，地位同样重要。社交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在模型中显著性不明显，所以国土空间变化对社交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 研究区国土空间布局变化显著 从2000年到2020年，研究区内耕地林地面积分别增加57.88，41.45 hm2，工业用地增加到73.09 hm2，但目前大量处于闲置状态，空闲地部分被合理利用，其面积减少36.21 hm2，宅基地面积减少，但楼房数量难以满足农民的住房意愿。
3.1.2 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显著 都市边缘区对城市发展的反应直接、敏感，其土地利用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研究发现，2000—2020年间农民生产方式变化显著，现存耕地全部流转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实行大型机械化的耕种模式。除传统的农业生产之外，53.8%的农民开始从事非农业生产如工业、建筑业。经济收入的提升，农民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3.1.3 国土空间变化对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影响显著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分析，研究区内国土空间变化对农民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居住方式、观念意识影响显著，且国土空间变化对生产方式的影响最大，其路径系数达到0.779，对观念意识影响最小，路径系数为0.333。
3.2 建议
3.2.1 促进集体建设用地再利用 开展农村闲置建设用地清查工作，详细统计都市边缘区闲置用地的位置、面积等信息，并对存量闲置建设用地进行逐项登记、调查梳理、详细分类，最终建立地块的综合信息档案。在此基础上明确土地整治重点方向并评价整治潜力，制定废弃工业地的整治标准，严格落实整治责任，开展针对性的土地整治工作。
针对东兰坨村这样的都市边缘区闲置建设用地，相关部门要尽快引导村集体借助政府搭建的信息服务平台开展招商引资，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建立健全公平合理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制度，鼓励多渠道投资和农民企业融合投资的模式，并提供政策支持[12]，切实提高大片工业废弃地的再利用率，让闲置建设用地进入乡村振兴中的要素再配置过程。
3.2.2 增强土地对生产生活方式的服务功能 乡村生活空间是以农村居民点为主体、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的国土空间[13]。调查显示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在规划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这既是当下乡村发展的一个缺陷，也是可发展的重要方向。公共服務设施的配置应结合西青区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上级国土空间规划对村庄的刚性指导作用[12]，在原有2个卫生室的基础上，适当扩大规模，为农民的健康提供一定的保障，增强都市边缘区农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合理性，强化空间利用的人性化、多样化，让农民过上更舒适的生活[13]。与此同时，基层组织应定期开展培训，向农民宣传上级下发的政策或规划，提升农民对上位规划以及区域发展建设理念的认知，丰富农民对村庄和城市的认知。
3.2.3 城乡融合视角下村庄规划的编制 当下的农村发展过程中，缺乏对乡村规划的综合考虑，乡村规划和农田、水利脱节，没有形成配合，造成先经济发展，后关停治理形成大片抛荒地的现象层出不穷。土地资源管理和规划要科学合理，才能保证持续发展，相关部门进行土地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土地资源规划与其他资源规划的对接，发展经济并建立互融共生的发展模式[14]，真正构建农业、农村、农民三者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产业规划方面，发展乡村产业要立足于种养业，但又不能局限于种养业，必须推动其向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全面拓展[15]。在高效绿色的生态模式下，给予乡村振兴稳定的发展动力，稳步提升农民收入，即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16]。此外，应注重产业发展与生态的协调关系，在规划产业前对村庄及周边区域可能出现的污染状况进行有效的评估，避免后期大量工厂因环境整治被迫停业，造成类似于研究区目前大面积土地废弃的情况出现。
参考文献：
[1] 张晓山. 解决“三农”问题的行动纲领[J]. 中国合作经济， 2017（10）： 14-16.
[2] 张周威， 余涛， 孟庆岩， 等. HJ-1A/B卫星数据几何校正与辐射校正顺序研究[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 2013， 37（4）： 680-684.
[3] 刘同山， 陈晓萱. 农村闲置宅基地及房屋退出意愿计量分析[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19（5）： 50-59.
[4] 李凤婷， 郝建新， 辛丽峰.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预期研究[J]. 理论观察， 2019（1）： 87-89.
[5] 崔会芳， 纪小美， 殷伟.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时空变迁及贫困预警[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0， 39（6）： 127-132， 159.
[6] 王晶.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新农村路径探索[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0， 31（20）： 272-273.
[7] 包维林. 对我国城乡统筹就业问题的思考[J]. 特区经济， 2020（12）： 149-151.
[8] 吕聪. 城乡增减挂钩政策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以泰安市为例[D]. 泰安：山东农业大学， 2016.
[9] 刘昌. 成都市土地利用特征对居民出行方式的影响研究[D].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10] 刘志伟，张荣堂，刘建荣.城市土地利用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 ， 2020， 44（6） ： 989-993.
[11] 杨凤.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
[12] 肖金成， 欧阳慧. 优化我国空间开发格局的设想[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2（3）： 64-75.
[13] 张瑞娟， 惠超. 全面解读《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J]. 农村金融研究， 2018（10）： 9-11.
[14] 阮达飞. 土地资源管理与土地规划研究[J]. 科技创新与应用， 2020（30）： 187-188.
[15] 王丽萍. 加快校办产业发展 促进农村教育振兴[J]. 教学与管理， 2004（7）： 14-16.
[16] 赵艳. 《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解读——拓展乡村特色产业[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0， 31（24）： 245-246.
收稿日期：2021-02-07
作者简介：徐晓春（2000—），女，山东济南人，在读本科生，主要从事土地资源管理方面研究。
通讯作者简介：李雪梅（1976—），女，吉林蛟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业与农村发展方面研究。